㈠ 伍德沃德和费塞尔规则
伍德沃德Woodward和费塞尔规则化合物溶剂波长乙烯气态庚烷171乙炔气态173乙醛蒸汽289,182丙酮环己烷190,279乙酸水204乙酰氯庚烷240乙酸乙酯水204乙酰胺甲醇295多烯类与a,b-不饱和酮类紫外吸收的计算规则 母体+环内双键数*36+环外双键数*5+延伸双键数*30+其余得生色基数*对应值（见上表）推荐几本书《有机波谱学》之f62.html紫外光谱λmax 的经验计算：一,共轭烯烃λmax的计算规则(Woodward-Fieser规则)，二,共轭烯酮λmax的计算规则(Woodward-Fieser规则)，三,芳香羰基化合物λmax的计算规则(Scott规则)
其他书籍：
a、范康年:《谱学导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
b、,薛松:《有机结构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c、宁永成:《有机化合物结构鉴定与有机波谱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
d、王光辉:《有机质谱解析》,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年10月
e、武越寰:《有机结构分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
f、赵瑶兴:《有机分子结构光谱鉴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
㈡ 伍德沃德(Robert Burns Woodward)的有趣事迹
伍德沃德1917年“月10日生于美国马萨路塞州的波士顿。从小喜读书，善思考，学习成绩优异。1933年夏，只有16岁的伍德沃德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人美国的著名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在全班学生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素有“神童”之称，学校为了培养他，为他一人单独安排了许多课程。他聪颖过人，只用了3年时间就学完了大学的全部课程，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学上学位。
伍德沃德获学士学位后，直接攻取博士学位，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学完了博士生的所有课程，通过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从学士到博士，普通人往往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而伍德沃德只用了一年，这在他同龄人中是最快的。获博士学位以后，伍德沃德在哈佛大学执教，1950年被聘为教授。他教学极为严谨，且有根强的吸引力，特别重视化学演示实验，着重训练学生的实验技巧，他培养的学生，许多人成了化学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获得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美国化学家霍夫曼（R.Hoffmann）。伍德沃德在化学上的出色成就，使他名扬全球。1963年，瑞士人集资，办了一所化学研究所，此研究所就以伍德沃德的名字命名，并聘请他担任了第一任所长。
伍德沃德是本世纪在有机合成化学实验和理论上，取得划时代成果的罕见的有机化学家，他以极其情巧的技术，合成了胆固醇、皮质酮、马钱子碱、利血平、叶绿素等多种复杂有机化合物。据不完全统计，他合成的各种极难合成的复杂有机化合物达24种以上，所以他被称为“现代有机合成之父”。
伍德沃德还探明了金霉素、土霉素、河豚素等复杂有机物的结构与功能，探索了核酸与蛋自质的合成问题、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伍德沃德有机反应和伍德沃德有机试剂。他在有机化学合成、结构分析、理论说明等多个领域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杰出的贡献，他还独立地提出二茂铁的夹心结构，这一结构与英国化学家威尔金森（G.Wilkinscn）、菲舍尔（E.O.Fischer）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1965年，伍德沃德因在有机合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化学奖。获奖后，他并没有因为功成名就而停止工作。而是向着更艰巨复杂的化学合成方向前进“。他组织了14个国家的110位化学家，协同攻关，探索维生素B12的人工合成问题。在他以前，这种极为重要的药物，只能从动物的内脏中经人工提炼，所以价格极为昂贵，且供不应求。
维生素B12，的结构极为复杂，伍德沃德经研究发现，它有181个原子，在空间呈魔毡状分布，性质极为脆弱，受强酸、强碱、高温的作用都会分解，这就给人工合成造成极大的困难。伍德沃德设计了一个拼接式合成方案，即先合成维生素B12的各个局部，然后再把它们对接起来。这种方法后来成了合成所有有机大分子普遍采用的方法。
合成维生素B12过程中，不仅存在一个创立新的合成技术的问题，还遇到一个传统化学理论不能解释的有机理论问题。为此，伍德沃德参照了日本化学家福井谦一提出的“边界电子论”，和他的学生兼助手霍夫曼一起，提出了分子轨道对称守恒原理，这一理论用对称性简单直观地解释了许多有机化学过程，如电环合反应过程、环加成反应过程、σ键迁移过程等。该原理指出，反应物分子外层轨道对称一致时，反应就易进行，这叫“对称性允许”反应物分子外层轨道对称性不一致时，反应就不易进行，这叫“对称性禁阻”。分子轨道理论的创立，使霍夫曼和福井谦一共同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因为当时，伍德沃德已去世2年，而诺贝尔奖又不授给已去世的科学家，所以学术界认为，如果伍德沃德还健在的话，他必是获奖人之一，那样，他将成为少数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科学家之一。
伍德沃德合成维生素B12时，共做了近千个复杂的有机合成实验，历时11年，终于在他谢世前几年实现了，完成了复杂的维生素B12的合成工作。参加维生素凡之合成的化学家，除了霍夫曼以外，还有瑞士著名化学家埃申莫塞（A.Escheni11oser）等。
在有机合成过程中，伍德沃德以惊人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工作。例如在合成番木鳖碱、喹宁碱等复杂物质时，需要长时间的守护和观察、记录，那时，伍德沃德每天只睡4个小时，其他时间均在实验室工作。
伍德沃德谦虚和善，不计名利，善于与人合作，一旦出了成果，发表论文时，总喜欢把合作者的名字署在前边，他自己有时干脆不署名，对他的这一高尚品质，学术界和他共过事的人都众口称赞。
伍德沃德对化学教育尽心竭力，他一生共培养研究生、进修生500多人，他的学生已布满世界各地。伍德沃德在总结他的工作时说：“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有幸和世界上众多能干又热心的化学家合作。”
1979年6月8日，伍德沃德国积劳成疾，与世长辞，终年62岁。他在辞世前还面对他的学生和助手，念念不忘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复杂有机物的合成工作，他逝世以后，人们经常以各种方式悼念这位有机化学巨星。
资料来源：http://www.ster.cn/kjs/wgkxj/200511/4600.html
㈢ 弗格森钦点安切洛蒂，伍德沃德当年为啥请穆帅呢
安切洛蒂在个人专题中透露了弗格森退休前夕，找到了自己并且表露了“希望卡尔洛能来老特拉福德执教”的态度，只不过当时安帅已经答应了弗洛伦蒂诺接替穆里尼奥执教皇马，前者就与曼联擦肩而过了。这与球迷们的认知有些出入——瓜迪奥拉在纪录片中就谈到了自己告别巴萨一线队歇业在家的期间内，也被老爵爷邀请去红魔执教，只不过瓜帅当时已经答应了赫内斯接替海因克斯，错失了梦剧场。于是问题就来了：弗格森决定退休后到底请过多少接班人？
笔者球后觉得这种因果关系的背后，还体现出了英超俱乐部的结构，在短短十几年内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布、曼苏尔等石油王虽然不怎么懂球，不过他们都是各自俱乐部的老大。在他们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下，切尔西与曼城在21世纪创造过辉煌，自然让三德子看了眼馋。要知道“狂人”执教蓝军时，及时红魔球迷们的对手，由此可以看出伍德沃德如果按照弗格森的思路，把安胖与加泰罗尼亚名帅请过来“救场”，老特拉福德的老大还是爵爷。还不如将老对手穆里尼奥请过来，没准能推翻此前的理念。
㈣ 高一学生求赚点钱之路
巴菲特的真实故事 6岁就通过可口可乐赚钱(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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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11日 19:17 中青在线
国资深金融记者安迪用一个证券投资者的目光，将巴菲特66年的传奇投资生涯，用200多个真实、生动的故事，朴素的语言，寓理于事地娓娓道来，在阅读时令你爱不释手的同时，使你倍感此书投资哲理的可读、可懂、可信、可学。该书深受广大读者的推崇，被美国广大投资者誉为“具有永恒价值的股票投资圣经”。
在伯克希尔公司宣布投资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二天，巴菲特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迈克尔.麦卡锡(1989年3月16日)，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是“将理论付诸行动的最好表现。”
巴菲特告诉他：“可口可乐公司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公司，我喜欢我能理解的产品，比如说，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晶体管。”他又进一步说：“近年来，我对他们高层的管理决策以及战略重点越来越了如指掌”。
这个故事表明，分析师们将巴菲特的购买行为看做是为了躲避经济衰退。巴菲特回答：“从现在开始到我们卖出可口可乐股票这段时期，可能有10次经济衰退。我们最喜爱的持股期限是永远持有。”
太阳信托银行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另一个大股东，持有可口可乐将近8%的股份，但是，这些股份可划分为这家银行所拥有的大约2%的股份和这家银行在财产信托账户里持有的大约6%的一部分股份。太阳信托银行自身拥有大约4800万股的可口可乐股票。因此，如果它从11万美元或者说每股不足0.5美分的价格开始长期持有，那又会怎么样呢？每股0.5美分这个价格是乔治亚信托公司在1919年帮助可口可乐公司承销其股票首次发行，以股票而非现金形式所收取的服务费。太阳信托购买了大量的可口可乐股票，顺便说一句，太阳信托银行的保险库收藏有惟一一份书面的可口可乐配方。
可以说，除非得到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的投票许可，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到这份手写的配方。很显然，只有少数几个不曾一起外出的员工才能知道这份秘密配方。
据说这份秘密的可口可乐配方“商品7X”是由橙子、柠檬、桂皮以及其他成分混合而成的。这份配方是通过口头传授而流传下来的，就如同是一种秘密友好次序的仪式隐语一样。
位于亚特兰大市的艾莫里大学商学院是依据高泽塔的名字命名的，这所大学拥有可口可乐公司4000万股份，将其所得的股息已经用于建设校园、设立奖学金和教授职位。
回溯1922年，佛罗里达州昆西市的烟草农场主在当地一位银行家马克.门罗的敦促下，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获利丰厚。门罗的女儿朱莉亚.伍德沃德说：“可口可乐现在很流行，我爸爸很喜欢它的味道。而且，他认为可口可乐股票是一份很不错的财产，因为每个人都买得起一杯可乐。”今天，那些听从那位银行家建议的农场主的后裔们，拥有可口可乐公司750万股股份，这些股票经过分拆调整后成本是每股2美分。可口可乐的25位百万富翁也非常慷慨地将他们的财产，投资给他们位于塔拉哈西市附近的家乡。
巴菲特6岁时就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用25美分为他祖父的“巴菲特父子杂货店”买了6瓶可口可乐，然后在邻里间以每袋5美分的价格出售，他发现获利不菲。
除了作为一名可口可乐销售员赚点零用钱之外，巴菲特也喝百事可乐，并且将近半个世纪都不愿意更换口味，已经到了“可乐狂”的地步。巴菲特曾在1988年夏天说，他的“眼球与大脑相连”，但是在1989年3月，他开始大量购买可口可乐股票。可口可乐公司自身也回购股份，因此,市场上就有两家大的可口可乐股票买主。
真正让巴菲特眼前一亮，并对可口可乐感兴趣的是可口可乐这一世界最响亮的品牌名称。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未做任何记录，然而，这家公司拥有国际性的利润增长潜力和全球性的有效广告优势。巴菲特发现了——正如人们看到的——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刀枪不入的品牌。
可口可乐公司主导着美国的软饮料市场，并且是许多大型快餐连锁店的首选供应商，如麦当劳、温迪、伯格金、比萨店以及许多阿比餐馆。可以说，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是可口可乐最大的顾客。
德尔塔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以及特兰航空公司都提供可口可乐这种饮料。
可口可乐行销全世界。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遍布欧洲和美国。就连伯克希尔公司下属的博希姆珠宝店和内布拉斯加州家具公司都有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
可口可乐公司70%的销售额和80%的利润都来自它遍布海外的分支机构。百事可乐公司70%的销售额和80%的利润却是来自美国。
1989年11月柏林墙拆除后，可口可乐公司迅速占领原东德市场，设立了数千台售货机，运输卡车运送几千罐的可口可乐。到了1991年初，可口可乐公司在德国全境买下了从事瓶装和分销运输的工厂。在柏林墙拆除之前，原东德人是通过电视知道可口可乐的，而可口可乐甚至比原东德自己生产的软饮料更受人们的欢迎。
在1991年早些时候，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人员宣称原东德人平均每人一年喝掉30瓶饮料，公司旨在今后的几年里让这一数字赶上西德人的190瓶。可口可乐公司也迅速发展起来在东原德的业务。对于在东欧一些国家拥有很大市场的百事可乐公司和长期活跃在欧洲市场的可口可乐公司来说，两德合并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口可乐公司还巩固了它在欧洲的瓶装可乐销售网，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设立的特许经营店都有可口可乐公司最大的瓶装可乐销售公司——可口可乐实业公司。
由于边际利润很大，可口可乐在日本赚的钱比在美国赚的钱还要多。可口可乐200万台软饮料机器中的76万台售货机在日本市场，使得可口可乐公司软饮料的市场占有率为30%。可口可乐公司的乔治亚牌罐装咖啡也在日本畅销。(摘自《投资圣经：巴菲特的真实故事》 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发展研究基金会筹委会供稿)
㈤ 艾德·伍德沃德的曼联生涯
2013年的夏天，伍德沃德成为了曼联的CEO，但是伍德沃德依然没从体育公司高管过渡到曼联CEO的角色。他对于球队阵容的建设不太关心，只是关系球队的商业运作以及球队的股票的价格。伍德沃德可以在无法赢得奖杯的情况下仍然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但曼联球迷对此却不买账，对于球迷来说，他们希望球队的阵容强大，获得冠军。
伍德沃德在2013年的夏天与莫耶斯一起来到曼联，但是在2013年的夏天，伍德沃德却并没有为球队签下令人瞩目的强援，只是在夏季转会窗末期签下了莫耶斯的旧将费莱尼，在冬窗虽然签下了西班牙中场马塔，但是依旧无法阻止曼联无缘欧洲赛场。 曼联的股价在战绩糟糕的情况下逆势上扬，这也引发了外界有关伍德沃德只关心俱乐部股票状况的批评。在他接替大卫·吉尔掌管俱乐部之后不久，这位曼联执行副主席声称，球队可以在无法赢得奖杯的情况下仍然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这使得他并未马上赢得球迷们的支持。球迷们的不信任和去年夏天在转会市场上的糟糕表现，给伍德沃德留下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他必须要平息那些对于曼联的未来在他手下可能不再那么成功的担忧。
伍德沃德作为原红色体育公司的高管，只要负责商业运作，不熟悉足球市场情有可原。吉尔离开后，曼联管理层人员变动很大，出现混乱也在所难免。 “在数千焦急球迷等待在卡林顿外的最后一天，我们的CEO居然能够抛下所有人，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也许伍德沃德依然没从体育公司高管过渡到曼联CEO的角色。”很快批评声就不绝于耳。随后，曼联的夏季转会窗以用2750万英镑的过高价格签下费莱尼告终，伍德沃德这一年背上难以抛开的黑锅。
2014世界杯结束后，范加尔上任，伍德沃德变得积极起来。虽然有所拖沓，但范加尔要得到迪马利亚，他就带来了迪马利亚，要求补强其他位置，卢克·肖、埃雷拉、布林德都是不错的签约。这时候，“三德子”已经慢慢转型成功了。 曼联在2015年夏天的引援市场行动非常迅捷，已经签下了孟菲斯·德佩、达米安、施奈德林与施魏因施泰格四名球员，而且在阻击皇马买购买大卫·德赫亚的交易中显得爷们气十足，已经完全摆脱了前几个赛季“抬价联”的外号。球队的CEO艾德·伍德沃德也人气暴涨，成为了曼联球迷心中的极品男神。
伍德沃德在购买球员中磨磨唧唧、拖泥带水的处事风格让球队错失了多名实力强援，并有了“抬价联”的称号。但是在今夏，三德子却闪电签下四名强援，让球迷们眼前一亮。三德子在曼联球迷心中的无能形象也变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形象。 伍德沃德在上任之前，就已经为俱乐部拉到很多赞助，让俱乐部增收7000万英镑，并超过拜仁慕尼黑成为第一个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足球俱乐部品牌。可球迷并不买账：“如果不能吸引最优秀的球员，那么人们不会觉得同东南亚的糖果公司、印度的轮胎公司抑或是泰国的摩托车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有什么值得自豪的。”
数据显示，2010年，曼联在商业收入、转播收入、比赛日收入三项的比例各占27%、36%和37%，而到2014年，三项比例依次是44%、31%和25%。伍德沃德，将曼联从一支主要靠比赛日收入的球队，转型为靠自身的金字招牌招揽大企业打广告的新模式。预计曼联的年收入将持续每年增长11%，这样到2020年将会达到7个亿，范加尔在转会市场一掷千金的“范掷亿”作风，底气就来自于此。
㈥ 为什么社会因素能影响大学生创业
2013年，经济学家陈志武参与举办了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在讲习班上，著名的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 讲了一个令人有些“震惊”的观点：人类历史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克拉克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近三千年中，世界每年的人均收入都没有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始终没有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力水平上升带来物质产出和收入的增加，但同时也致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又使得人均收入降回原点。
陈志武认为，这种“唯生产率”的文明史观显然是可以质疑的。因为仅以中国的例子来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450美元，而这个数字，与1950年差不多——若依据“唯生产率”这把尺子，得出秦汉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明毫无进步，显然是荒谬的。在新近出版的作品《文明的逻辑》中，他补充了“风险”作为衡量文明发展尺度的一种新视角。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陈志武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
陈志武提出，在评估文明发展的时候，除了“生产力”指标，“风险应对力”的提升也是极为重要的指标。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曾系统梳理过人类暴力的发展史，平克认为，在历史尺度上，人类的暴力呈逐渐下降的状态。在陈志武看来，风险与暴力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平克的研究，也说明了风险作为分析历史视角的意义。规避风险的需求不断着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演化出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金融、国家等创新。
“风险”并非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乌尔里希·贝克、尼克拉斯·卢曼、玛丽·道格拉斯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都曾从不同的角度贡献了自己对风险的理解。或许，这一框架的价值在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会用其挖掘出历史事件不一样的面向。例如，对于部分宗教排斥金融的问题，其中有教义因素的影响，但这一问题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两种不同规避风险方式的竞争：宗教提供教友间的风险共担，但因此也需要强化宗教内的“我们”与宗教外的“他们”的界限，这和金融通过在陌生人群体之间建立跨期交换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抵御风险，有着本质的差异。
宏观历史的角度之外，风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有很多切近的面向：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就业困难，民众的极端情绪，以及其对公共安全带来的威胁。近两年，陈志武曾在多个采访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带来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风险，例如，各个国家推出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上升的民粹主义对全球化过程的高度逆反。陈志武表示，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能成为一个系统反思的契机，我们也应该给予这些情绪以足够的重视。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陈志武的专访。
采写丨刘亚光
陈志武，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宏观经济与经济史。
贝克谈论的“风险社会”，
更多是针对“后现代社会”的担忧
新京报：本书的核心概念——“风险”指向非常广，包括自然风险、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等，似乎它同时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维度。这种丰富的定义，使本书中讲的风险给人感觉几乎等同于“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切危险、困难”，这会不会有概念界定过于宽泛的问题？又是否可能影响到概念的解释力？
陈志武：没有这个问题。就像物质生产力的概念，“物质”的种类很多，粮食、食油、石油、汽车、电脑等等，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用生产力或生产率去度量人类在这个维度上的进步。按照这个维度，我们知道了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的物质生产力出现根本性的跳跃。
虽然风险的类别很多，但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常态”和“非常态”，任何导致人的生活偏离常态的事件都是我们所说的风险。从行为主体看，有自然世界造成的“非常态”即“自然风险”，也有人造的“非常态”即“人造风险”；而在种类上，有消费风险、战争风险、暴力风险、心理风险等。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我们要看到，如果人类自古只有常态生活，没有风险事件发生，那么，人类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正是在人类面对风险造成的“非常态”生活冲击时，人可能面对生与死的挑战，从而使人无法保持理性，无法守规矩或保持行为“文明”。 虽然常态下的生活和非常态下的生活都有挑战，但，常态下的挑战可能只是锦上添花的问题，比如物质产出不够丰富充裕； 可是，非常态下的挑战可能是生与死的挑战。
由此，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社会的关注都聚焦在解决风险挑战上，即忙于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而不是主要在改进生产力上。 就如孔子所言，“不患贫而患不安”，物质产出多少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 在当初，风险更是催生文明化进程的驱动力。 这些是我书里谈到的要点。
新京报：有关风险的现代文献中，不可绕过的就是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贝克提出了很多当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很多抑制风险的手段（比如生物科技、核武器）反倒催生了更大的风险，你在书中有关“文明是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的这一判断是否还成立呢？
陈志武：贝克《风险社会》只是描述了一些现象，但他不是从风险的视角解读人类文明化历程的，而是只关注“后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悲观结论恰恰说明把研究的时间轴往回拉几百年、几千年的重要性。不论是几万年前，还是今天，人类都面对风险挑战，但今天的许多风险跟以前的风险在性质上的确不同，几千年前甚至几十年前，那些旱灾风险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大的瘟疫可以把几千万人致死，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口死掉一半；可是，今天包括金融危机风险、经济危机风险等人造风险，一旦发生，当然会把人类生活打入非常态，但未必置人于死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很多西方人财富缩水、甚至失业，但并没让他们活不下去，甚至连这次的新冠病毒危机也没有带来大规模死亡。
电影《大空头》剧照。
所以，贝克从绝对意义上指出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这没错，因为任何社会在各时期都面对风险挑战。但是，他没有从长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到人类过去几万年所作的避险创举的正面贡献，没有看到人类面对的风险在性质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弱，不像以前的风险那么致命。
我在《文明的逻辑》中谈到，的确，科技创新、金融市场、福利国家、财政国家等这些创举大大强化了人类的风险应对力，至少使我们不再需要为基本生存而担忧。但在解决自然风险挑战的同时，这些发明也带来新的人造风险，也就是，为了克服自然风险挑战，结果制造了人造风险。虽然这些人造风险的发生率不一定高，但它们的杀伤力照样可以很大，所以，人类今后需要继续创新，把文明化进程继续往前推。
新京报：你全书的一个基调，就是看待风险时我们应该立足于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视角。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拉大，和不同历史时期做对比，会觉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否和你对量化历史方法的重视有关？书中有大量量化历史研究的引用。
陈志武：我的本科和硕士念的都是工科，加上金融经济学和量化方法的训练，我很自然会用数据、用量化方法去研究历史话题，量化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当然，基于历史大数据做研究的弊端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些具体个案的细节，显得不够有血有肉。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的逻辑》不仅引用大量的量化历史研究，也引用了许多历史和当代的具体案例。我认为，尽管每个学者对历史研究的路径有偏好，但是做传统个案分析的历史学者应该也要一些统计训练，要有统计意识；如果只聚焦个案，很可能会以点带面。我常常跟学生们说，看到阿炳二胡拉得好，同时他又是盲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二胡拉得好主要是因为他是盲人，然后要学二胡的人先把眼睛弄瞎。
宗教面临转型，
但会越来越定位于“信仰”的角色上
新京报：宗教被你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避险”手段。在书中论述里，你引用了伍德沃德的话，他认为宗教之于信众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在于“上帝的确在帮你做成事”。这是否说明，你也认为宗教之于人们的“世俗”价值（或者说经济价值）是最主要的，而精神性作用往往是次要的？或者说只要世俗价值能被满足，精神价值就只是暂时性的？
陈志武：宗教信仰当然不只是为了资源共享风险分摊这些世俗的物质利益，它有很重要的抚慰心灵的精神价值，特别是关于人的后世的各种虚构故事，让信徒能更加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终结。这点和婚姻类似，婚姻既是为了情感需要，可以是为了爱情，但也是为了在抵御风险上能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当今社会，人们对婚姻的避险价值的依赖度在加速衰退，比如世界范围内的离婚率和单身生活人数占比都在上升，同时，“情感”“浪漫”元素在婚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信教的人有的是出于宗教组织提供的风险互助功能，有的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也有一些是两者兼顾。
我在书中谈到，宗教在西方面临很大转型，很多基督教教堂都被关停或被改造为舞厅、图书馆、餐厅、健身房等。主要原因是那些因宗教提供的避险救急功能而信教的人，在有了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福利国家之后，他们不再需要教会提供的避险，就越来越淡出教堂。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之前的美国，农业产出波动性 （风险） 越高的地区，其经济收入风险就越大，那里信教的人数占比就越高；每次灾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信教的人数也会大增。但是，在北欧、德国、荷兰等推出福利国家之后，信教人数就快速下滑，这个趋势后来在加拿大、美国也得到重复，验证了风险挑战曾经是信教决定的重要驱动力，一旦风险需求有了更好的解决方式，信教人数就会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宗教虽然没有提升生产力，但改善了信徒的风险应对力，这也是对文明化进程的积极贡献。当然，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是市场和国家难以替代的，所以，宗教会越来越定位在信仰和社会化的角色上。
电视剧《年轻的教宗》剧照。
新京报：关于加尔文新教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包括韦伯等学者的专著有过非常系统的论述。你在书中提及了它的“先决论”对政府消极减贫的影响。桑德尔等哲学家近年来指出，加尔文新教中的这种强调个人责任的理念逐渐发展为现代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它一方面极大推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也是近些年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似乎加尔文新教这类宗教一方面推动着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增加着“风险”，你会怎么评价这些宗教的遗产？
陈志武：是的，韦伯对加尔文新教的贡献评价很高，但他主要基于“先决论”，而就加尔文对解放金融 （具体说，解放用钱赚钱的金融行为） 的讨论较少，特别是没有谈到金融市场和教会在解决风险挑战上的相互竞争关系，没有从风险分摊角度解释为什么教会对商业、对金融的总体敌意。我在书中谈到，加尔文新教一方面阐明了用钱赚钱的道德正当性，因此解放了金融，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解放了商业，借助上帝的“先决”为商人追求利润找到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儒家至今还没从道德上解放商业和金融，伊斯兰教虽然一开始就对商业无敌意 （因为先知穆罕默德从事过贸易） ，但至今也未放松对用钱赚钱的敌意，加尔文新教是最早解放商业和金融的教派，也因此让系统接受加尔文宗的荷兰、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美国等最早发展出现代金融市场，最快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加尔文新教释放了金融与资本主义潜力，包括优绩主义文化，但也带来金融危机风险、产业危机风险等，就如前面谈到的，这些创举大大提升了人们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却也引导出一些人造风险，包括放大了财富差距、收入差距。这一方面表明人类与风险的博弈是一个逐渐改善的动态过程，很难做到一劳永逸，另一方面，文明化进程还远未结束，需要继续努力。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几种“避险”主体，包括家庭、宗族、宗教、市场、国家等。对于未来人类可能面对的更为复杂的风险，基于你的判断，我们有什么新的应该探索的避险主体？
陈志武：人类到目前为止发明的风险应对手段分成以下几大类：基于婚约的婚姻，基于血缘的家庭与宗族，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组织，基于行政权力的国家，基于货币交换的市场。鉴于这些机制是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的，我还想不出短期内会有新类别的避险主体出现。当然，这不是说不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创新出现，比如，在市场化避险工具方面、政府应急手段方面、消除战争风险的国际组织与协调机制方面等，都可以有很多创新的空间。
逆全球化情绪的增强，
不失为一次反思的机会
新京报：你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公司力量的增长，这些年甚至有学者如丽贝卡·麦金农等给脸书这样的超大型平台企业取名为“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形容其运作逻辑和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企业”二分框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庞大的、尤其是跨国的企业也生产了诸多新的风险，你会如何看待公司在未来扮演的角色？
陈志武：公司的力量的确在过去两百年上升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前经济系主任瑟里克曼教授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过去一千年最重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它，可能连蒸汽机和电气时代都不会出现”。从历史上看，人类发明出的能长期存活的社会化组织包括基于血缘的宗族、基于信仰的宗教组织、基于专政工具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基于商业利润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愿结盟的商业组织。
在这几种社会化组织中，由于全球化时期的人口高度流动以及价值观快速趋同，宗族与宗教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总体是逐渐式微的，同时，全球化也在削弱主权国家的边界的意义，这些都造成商业公司的力量的不断崛起。实际上，像亚马逊、谷歌、苹果这样的公司所掌握的资源和收入，都远超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未来人的生活会更加依赖股份有限公司。但，我也要强调，商业公司跟现代政府不同，政府垄断了立法权、执法权和行政权，而公司不具有任何这些。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剧照。
新京报：在此前的采访中，你提到疫情加剧两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一个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另一个就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抬头。这两个因素都非常影响人们对全球化过程的预期，这两年，讲逆全球化趋势的书也多了起来。你对近未来的全球化过程持什么样的态度？
陈志武：可能未来10年、20年内逆全球化的势头很难扭转。当然，从更长的历史看，这不奇怪，因为人类历史从来是向前走三步、然后倒退两步。人性就是如此，走顺时间太久，我们的非理性就会膨胀，会对现实充满错觉，误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致，而忽视外部环境、外来机遇的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逆全球化情绪在增强，也不失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速发展了40年，这也让很多人的心态变得不健康，开始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上的放缓或许能迫使我们回归理性。
1980年后，全球化和电脑革命给许多国家带来大增长，但由于所带来的红利多被政治、经济精英攫取，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上升，导致了大范围的怨气，包括你说的民粹主义上升、英国脱欧、选特朗普做总统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客观讲，那些怨气需要以某种方式发泄。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各国内的怨气有增无减。
纪录片《欧洲：他们还是我们》剧照。
新京报：回到中国的语境，在提及“金融大分流”时，你指出中国重视宗族关系而漠视陌生人社会的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而儒家文化在其中又发挥了不少作用。过去有一个充满争议的讨论，即“儒家文化”对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国家的经济腾飞是否有促进作用。现在看来，你会如何评价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当下的社会中，儒家传统是否还会发挥对经济的影响？
陈志武：“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和近年的消沉，充分证明基于儒家血缘网络的经济体之局限性。四小龙经济基本都以家族企业为主，当初创立是依靠亲戚融资，即使做成功了在股市上市了，也是依附于某个血缘家族，资本和管理主要控制在血亲之手。
由此，一方面这些家族企业照样难以解决跨代传承的问题，不愿也不能超越血缘雇佣最有天赋的职业经理人接手，血缘网络仍然是唯一信得过的圈子，大大制约这些企业的长久生命力；另一方面，风险只能在小范围内分散，融资量和公司规模终究有限，因为血缘网络再大，在一夫一妻制下，一般也就几百族人。儒家基于血缘建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结构，其局限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得到凸显。
儒家传统的优势在小规模商业企业，小范围融资，小范围招聘管理团队，小范围传承。这也是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沿海商业文化的特点。有人会说，今天中国不是有那么多万亿市值、千亿市值的公司吗？可是，这些公司都还在创始人掌控之下，还没经历过传承和时间的挑战，它们会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成为百年老店、千年大业？按理说，香港是最好的结合了中西的地方，但你看看香港的各主要公司，每个的背后都是一个家族把控，去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走一下，你会发现，哪怕是公司里的高管，一见到控股家族的血亲就点头哈腰，根本不是你想象的现代公司场景；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太多有前景的公司。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
如何抵抗疫情下的社会风险？
新京报：随着疫情的继续，这段时间中文媒体上讨论最多的可能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学生就业难，今年可能真的是史上最难的一年。第二个是社会老龄化的担忧，而与之相关的就有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问题。国家希望鼓励年轻人生育，但社会的结构性风险摆在这里，效果很可能就会事与愿违。不知道在你的判断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哪些方面？
陈志武：就业的问题永远是大家最关注的。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民营企业、个人创业有更大的支持与保护。很多事情如果违背了市场的原则，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积极性。一句话，我们应该顺应人性。
现在年轻人恐婚恐育，其实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如我们前面讲的，婚姻起初是为了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现在这些需要更多靠市场和政府解决了，外部避险手段丰富了，那么，结婚的需求、为“养儿防老”的生育必要性当然会下降。你刚刚也提到，政策诉求很多时候和个人诉求不一致； 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每个普通人都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每个个体思考最多、也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具体的需要与偏好。所谓政策的人性化也体现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思维中。
新京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金融危机史的学者亚当·图兹认为，当下全球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为新冠疫情的反复对医疗系统的持续冲击。面对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现实，在你看来，最近几年，有哪些具体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风险”？
陈志武：主要风险包括经济脱钩、地缘政治、各国政府继续大量放水和发放救济钱、小微企业倒闭、失业危机。接下来，各国都要面对这些挑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避险准备，保住自己的财富，增加生活韧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青青子；校对：贾宁。题图出自纪录片《转折点：911与反恐战争》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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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什么是伍德沃德霍夫曼规则
将简单分子轨道理论引入化学反应领域，用反应分子和产物分子轨道的对称性来论证同时发生反应分子键断裂与产物分子键生成的协同反应的对称性允许(发生)和对称性禁阻(不发生)的性质，此称伍德沃德-霍夫曼规则。
简介：
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机化学家R．B．伍德沃德与R．霍夫曼同时提出的“分子对称轨道守恒”这一些念归公式化，使举世公认。将简单分子轨道理论引入化学反应领域，用反应分子和产物分子轨道的对称性来论证同时发生反应分子键断裂与产物分子键生成的协同反应的对称性允许(发生)和对称性禁阻(不发生)的性质，此称伍德沃德-霍夫曼规则。凡是可协同反应，所有反应物的被占轨道必须和其相关生成物的轨道对称方式一样，否则反应不能发生。在四级铵盐与碱作用时所发生的脱去一分子胺的消除反应中，所生成的烯烃主要来自带有较少取代基的烷基。
㈧ 伍德沃德oh2和oh6区别
你好
伍德沃德天然气发动机
分为OH1.2 和 OH2.0
一般目前市面上使用的hiOH2.0的，电控车辆如果打不着车一般先看一下故障灯是否是亮的，如果亮则证明存在电控故障，需要使用检测仪去检测一下对应的故障。当然一些基本的常识问题我们也不能忽略：电量、气压等
㈨ 讲述与可口可乐广告相关的故事
从澳大利亚到津巴布韦，从奥马哈到大阪，从中国长城到大暗礁，数百万人一天就喝掉10亿罐的可口可乐。
世界上一半的碳酸饮料都是由可口可乐公司销售的，这一销量是它的劲敌百事可乐公司的3倍。在美国，碳酸饮料销售额一年可达500亿美元，而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就占据了3/4。
在美国，可口可乐占全美液体饮料总销售量的1/10。
可口可乐公司向全球近200个国家约1000家加盟者提供其糖浆和浓缩液，而这200个国家代表了126种语言，同时也销售其他230种品牌的饮料。在大多数国家中，可口可乐很少有对手。
可口可乐股票仍然是伯克希尔公司最大的投资品种。在可口可乐的世界里，太阳永远不会落下。巴菲特投资于可口可乐公司是他的一个重大举措，而在许多国家，可口可乐几乎就是美国的代名词。
巴菲特说：“你的一生能有一个好点子就已经很幸运了，而这基本上就是世界最大的一笔业务。可口可乐拥有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品牌，价格公道，深受欢迎——在各个国家，它的人均销售量每年都在增加，没有哪一种产品能像它这样。”
早在1950年5月15日，可口可乐的广告就上了《时代》杂志(当时每本20美分)的封面，标题为“世界和朋友”，并画了满脸快乐、干渴难***的地球正在狂饮可口可乐。
罗伯托·高泽塔出生于古巴，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从亚特兰大起家，于1997年去世，这位可口可乐公司的前总裁曾说，厨房“饮水机”流的应该是可口可乐而不是凉水。
高泽塔对业务的增长情况十分熟悉，他常说“上帝无处不在”。在古巴卡斯特罗事件发生后(1960年，他和妻子在迈阿密度假时中途变节，再也没有回过古巴)，他惟一持有的财产就是用8000美元买的100股可口可乐股票，买股票的钱还是向他父亲借的。他直到死还坚持持有这些股，那时已经价值300万美元了。
在高泽塔担任公司总裁期间，他把可口可乐公司的市值从40亿美元提升到大约1500亿美元，多么高的流动资产啊！
高泽塔在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可口可乐的亿万富翁了。
可口可乐的低谷
高泽塔去世后，伊维斯特(Ivester)接任总裁，历经了2年半的动荡期。1999年12月6日，伊维斯特说他打算在2000年4月退休，此语一出，华尔街为之震惊。在许多的外国市场，伊维斯特的名声急转直下(由于外国货币纷纷贬值，套期保值失去了作用)。在欧洲因污染而出现大量的产品被召回。1999年6月，出于健康因素的考虑，在卢森堡、法国以及荷兰销售的可口可乐产品被紧急召回，这起事件起源于比利时，一些儿童因为喝了可口可乐生病。可口可乐公司声称，污染是由于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一家工厂所生产的瓶子里装的二氧化碳，以及在法国敦克尔克一家工厂里易拉罐外面的杀菌剂所致。
最后，比利时一位权威人士总结说，疾病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是由于年轻人吸入了不良的气味。
伊维斯特在位时还卷入了美国一宗种族歧视案，后来欲买断法国一家名为“蓬纳德-理查德-欧兰吉娜”的饮料品牌，但却以失败告终，这些使得伊维斯特的名声一败涂地。因此，可口可乐公司不得不缩减其原先准备收购卡德伯里-舒威普公司的计划，以赢得监管部门的许可。利润赤字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大重组，5200人离岗失业，在一些国家如俄罗斯、印度和越南，业务大幅度下滑。
渐渐地，可口可乐公司面临一系列的困扰：饮料口味的转变；瓶装车间的问题；外国政府的抵制以及国际反美***的浪潮。
30岁的道格拉斯·达夫特(Douglas Daft)，从前是一名数学教师，他接手可口可乐公司后，就立即任命杰克·斯达尔(Jack Sthl)为公司总经理。《财富》杂志(2000年1月10日)报道说，可口可乐公司的两位董事巴菲特和赫伯特·阿伦，于1999年12月1日在芝加哥召见伊维斯特，表明他们已经对伊维斯特的领导失去了信心。伊维斯特回到亚特兰大后紧急召开了董事会，宣布辞职。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公司大滑坡之前，1990年的净资产收益率为39%，并且持续增长，到1997年增至61.3%，可是到了1998年降至45.1%，在可口可乐公司混乱无序“最差劲的1999年”又降到了27.1%。
那么，可口可乐公司一直以来销售的是什么呢？伯克希尔公司副总裁查尔斯·芒格引用了基奥的一段话：“可口可乐公司的业务就是创造并维持条件反射。”可口可乐公司就是在销售它的饮料品牌，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食物或能量更重要了，它仅仅是一种饮料。也许你会说它不过是一家糖水饮料公司，沿街叫卖牙齿腐蚀剂而已。但是，我们最好要审视它们制造饮料的理念。多年来，可口可乐公司一直提供新鲜可口的饮料，最终在世界主流饮料品牌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巴菲特首次投资于生产罐装饮品的可口可乐公司就达到10.2392亿美元。用这笔钱，他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2335万股股份，由于1990年的股票分拆为2:1，因此，伯克希尔公司得到了4670万股股份。到了1992年再按照2:1的比例进行股票分拆，它又得到9340万股股份。1994年中期，巴菲特又再次投资购买这家公司股票，使得伯克希尔公司所持有的可口可乐股份愈1亿股。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一数字通过在1996年的2:1比例分股，已经达到2亿股份。
在伯克希尔公司宣布投资可口可乐公司的第二天，巴菲特告诉《华尔街日报》记者迈克尔.麦卡锡(1989年3月16日)，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是“将理论付诸行动的最好表现。”
巴菲特告诉他：“可口可乐公司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公司，我喜欢我能理解的产品，比如说，我就不知道什么是晶体管。”他又进一步说：“近年来，我对他们高层的管理决策以及战略重点越来越了如指掌”。
这个故事表明，分析师们将巴菲特的购买行为看做是为了躲避经济衰退。巴菲特回答：“从现在开始到我们卖出可口可乐股票这段时期，可能有10次经济衰退。我们最喜爱的持股期限是永远持有。”
太阳信托银行是可口可乐公司的另一个大股东，持有可口可乐将近8%的股份，但是，这些股份可划分为这家银行所拥有的大约2%的股份和这家银行在财产信托账户里持有的大约6%的一部分股份。太阳信托银行自身拥有大约4800万股的可口可乐股票。因此，如果它从11万美元或者说每股不足0.5美分的价格开始长期持有，那又会怎么样呢？每股0.5美分这个价格是乔治亚信托公司在1919年帮助可口可乐公司承销其股票首次发行，以股票而非现金形式所收取的服务费。太阳信托购买了大量的可口可乐股票，顺便说一句，太阳信托银行的保险库收藏有惟一一份书面的可口可乐配方。
可以说，除非得到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的投票许可，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到这份手写的配方。很显然，只有少数几个不曾一起外出的员工才能知道这份秘密配方。
据说这份秘密的可口可乐配方“商品7X”是由橙子、柠檬、桂皮以及其他成分混合而成的。这份配方是通过口头传授而流传下来的，就如同是一种秘密友好次序的仪式隐语一样。
位于亚特兰大市的艾莫里大学商学院是依据高泽塔的名字命名的，这所大学拥有可口可乐公司4000万股份，将其所得的股息已经用于建设校园、设立奖学金和教授职位。
回溯1922年，佛罗里达州昆西市的烟草农场主在当地一位银行家马克.门罗的敦促下，购买了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获利丰厚。门罗的女儿朱莉亚.伍德沃德说：“可口可乐现在很流行，我爸爸很喜欢它的味道。而且，他认为可口可乐股票是一份很不错的财产，因为每个人都买得起一杯可乐。”今天，那些听从那位银行家建议的农场主的后裔们，拥有可口可乐公司750万股股份，这些股票经过分拆调整后成本是每股2美分。可口可乐的25位百万富翁也非常慷慨地将他们的财产，投资给他们位于塔拉哈西市附近的家乡。
巴菲特6岁时就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用25美分为他祖父的“巴菲特父子杂货店”买了6瓶可口可乐，然后在邻里间以每袋5美分的价格出售，他发现获利不菲。
除了作为一名可口可乐销售员赚点零用钱之外，巴菲特也喝百事可乐，并且将近半个世纪都不愿意更换口味，已经到了“可乐狂”的地步。巴菲特曾在1988年夏天说，他的“眼球与大脑相连”，但是在1989年3月，他开始大量购买可口可乐股票。可口可乐公司自身也回购股份，因此,市场上就有两家大的可口可乐股票买主。
真正让巴菲特眼前一亮，并对可口可乐感兴趣的是可口可乐这一世界最响亮的品牌名称。在可口可乐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可口可乐的品牌价值未做任何记录，然而，这家公司拥有国际性的利润增长潜力和全球性的有效广告优势。巴菲特发现了——正如人们看到的——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刀枪不入的品牌。
可口可乐公司主导着美国的软饮料市场，并且是许多大型快餐连锁店的首选供应商，如麦当劳、温迪、伯格金、比萨店以及许多阿比餐馆。可以说，哪里有麦当劳，哪里就有可口可乐。麦当劳是可口可乐最大的顾客。
德尔塔航空公司、大陆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以及特兰航空公司都提供可口可乐这种饮料。
可口可乐行销全世界。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遍布欧洲和美国。就连伯克希尔公司下属的博希姆珠宝店和内布拉斯加州家具公司都有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
可口可乐公司70%的销售额和80%的利润都来自它遍布海外的分支机构。百事可乐公司70%的销售额和80%的利润却是来自美国。
1989年11月柏林墙拆除后，可口可乐公司迅速占领原东德市场，设立了数千台售货机，运输卡车运送几千罐的可口可乐。到了1991年初，可口可乐公司在德国全境买下了从事瓶装和分销运输的工厂。在柏林墙拆除之前，原东德人是通过电视知道可口可乐的，而可口可乐甚至比原东德自己生产的软饮料更受人们的欢迎。
在1991年早些时候，可口可乐公司的管理人员宣称原东德人平均每人一年喝掉30瓶饮料，公司旨在今后的几年里让这一数字赶上西德人的190瓶。可口可乐公司也迅速发展起来在东原德的业务。对于在东欧一些国家拥有很大市场的百事可乐公司和长期活跃在欧洲市场的可口可乐公司来说，两德合并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口可乐公司还巩固了它在欧洲的瓶装可乐销售网，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设立的特许经营店都有可口可乐公司最大的瓶装可乐销售公司——可口可乐实业公司。
由于边际利润很大，可口可乐在日本赚的钱比在美国赚的钱还要多。可口可乐200万台软饮料机器中的76万台售货机在日本市场，使得可口可乐公司软饮料的市场占有率为30%。可口可乐公司的乔治亚牌罐装咖啡也在日本畅销。
可口可乐公司1989年的年度报告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国际机遇是显而易见的。随着市场开发，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喝软饮料。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我们开发市场的时间也在渐渐缩短。”
可口可乐公司在国外的发展机会是巨大的，因为外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只喝少量的苏打水。尽管在已经成熟的美国市场上，可乐的人均年消费量为395瓶，而在世界范围内每个人平均消费只有64瓶。美国的人均消费量是世界平均消费量的几倍，而这一差距对可口可乐公司和伯克希尔公司来说都是极为有利的。
可口可乐公司已经在世界各地的瓶装厂投入了巨大资金。尤其在欧洲，可口可乐公司正加大它的许多瓶装生产线的投资，并期望在欧共体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能够解除这个行业管制。
由于瓶装生产线的固定成本很高，在少数几个工厂生产和销售产品，将会使可口可乐公司能够分享很大的规模经济，并且巩固它作为低成本软饮料生产商的地位。可口可乐公司的金融人士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国际货币风险开展谨慎的套期保值，并很好地利用了它们为数不多的债务。
《商业周刊》(1990年11月12日)如是这般地描述了可口可乐公司运用债务的一个方面：
可口可乐公司充分展示了如何像演奏乐器一样运用财务杠杆。在1986年，一度反对借债的可口可乐公司借了25亿美元买下它的瓶装厂。然后，它把一个新的瓶装部门51%的股份出售给社会公众。可口可乐公司将这笔收购债务转移至这个新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通过销售收入抵还债款。结果是：可口可乐公司获得了一家资产为39亿美元的公司49%的股份——并且通过合并一些独立的瓶装厂获得了市场营销力量。
这里还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资料，依旧是记载于1989年可口可乐公司的年度报告中：
“在20世纪2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开始转型，变成了一家全球性的企业。60多年来，我们已经建立起很多的商业关系，投入了大量资金，今天，我们公司的重置成本高达1000多亿美元。
1000多亿美元呀！
假设你想进军软饮料行业，同可口可乐公司抗衡，你绝对不会挣到1000多亿美元的。巴菲特也不能。
谈到1000多亿美元，巴菲特说：“如果你想出1000亿美元让我买下可口可乐公司在全球的领导权，我会把钱还给你，告诉你说这不行。”
可口可乐公司1995年的年度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的公司彻底倒闭，我们只需依据我们产品商标的力量毫不犹豫地借钱重建它。”
任何一个品牌都会受到竞争的影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也是如此。曾有一小撮的日本公司狠狠地将了美国通用公司一军，也有数不清的公司在破坏着国际商用机器公司。20世纪9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业绩虽然增长缓慢。但是，如果世界上还有一家强盛不衰的企业，那它一定是可口可乐公司。在伯克希尔公司1990年的年度报告中，巴菲特说，他视可口可乐公司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号”，这一点你不会感到奇怪。
巴菲特看到的是一个长盛不衰的国际品牌，它有着很大的赢利空间，在美国有固定的消费群体。可口可乐还成功地利用了1996年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举办的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从此使可口可乐在亚特兰大深入人心。
巴菲特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时，它的市场价格只是其每股收益的12倍。
巴菲特给出了一些购买可口可乐公司股份的理由，其他人又做了一些补充，归结起来大概会有一大堆的理由。
他说：“这就像是娶一个姑娘，是因为她的眼睛，或者是她的气质，还是其他一些不可分开的特质？”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认识到，真正的爱情考验是“我是否介意在经济上被这个人打垮？”(洛尼·沙克斯)
巴菲特追求可口可乐时，他就是这样不声不响、默默无闻地去做。几个月来，他一直和电话另一端的三位经纪人保持电话联系，而他们正在收购所有能找到的可口可乐股票。
1989年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后，《亚特兰大宪章》商业记者梅莉沙·特娜在巴菲特奥马哈的办公室采访了他。她问巴菲特为什么没有早点买可口可乐的股票。他回答说：“你是想问我的购买动机，是吗？我只是想到要买它而已。”
巴菲特还告诉她：“假设你要退到10年前，你想做一项投资，并且你已经掌握了你现在所掌握的一切信息。但是，一旦你做出决定，一切都不能改变了。你会怎样想呢？”
“如果我非常确切地有某个想法，我也知道市场依然会增长，领导仍然还是那个领导——我的意思是说世界范围内的——我也知道还会有很大的增长，我只是不明白像可口可乐这样的事情。”
喝了一口樱桃可乐后，他继续说：“我能够确信的是，我再回来时，他们的业务一定会比现在做得更大。”
他告诉她，荷希食品公司也会加入进来，但是，它不会像可口可乐公司那样提升对荷希酒吧的投入。
“但是，人们在一天内会喝掉8瓶饮料，历史表明，如果他们面前正好放着它[可口可乐]，他们一定会喝掉它。我就是一个很鲜活的例子。”
特娜的文章说，巴菲特办公室的轻便冰箱里塞得满满的，台子上还有36瓶待冷藏的可口可乐。
“我每天喝掉5瓶，相当于750卡路里，5天就是1磅，一年就是70磅。”他告诉特娜。后来在伯克希尔公司1992年股东年会中，他又换了一种说法：“我每天喝掉5瓶，相当于750卡路里，如果我不喝的话，一年就会损失70磅。真的，可口可乐就是我的救生圈。”
一天5瓶？说谎吧？来自“能说会道先生”的白色谎言？他真的一天喝5瓶？“他一天喝掉8瓶-10瓶，”每天都跟巴菲特见面的弟普·斯洛特这样说.
巴菲特告诉特娜，就在采访他的前一天晚上，他家太热了，他在凌晨2点的时候从床上爬起来，冲到楼下的冰箱，拿了一瓶樱桃可乐，一通狂饮后，他感觉舒服多了，然后就又回到床上睡觉。
就在巴菲特结束购买可口可乐公司的股份后，他马上飞抵亚特兰大的可口可乐公司总部，请高泽塔和基奥共进午餐。
那么，巴菲特、高泽塔和基奥是在哪里共进午餐的呢？在瓦西迪餐厅。哪里？瓦西迪餐厅。
位于乔治亚科技大学和可口可乐公司总部之间的瓦西迪餐厅是当地有名而且价廉物美的一家快餐店。在巴菲特的要求下，一行三人来到瓦西迪餐厅。巴菲特的饮食习惯是就着一杯樱桃可乐来吃“可里斯科”食品。瓦西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免下车快餐店在有球赛的周末会接待30多万名顾客，但是不提供“可里斯科”食品。在这家快餐店里少有不含胆固醇的食品，“油的、咸的、脆的、真正的洋葱圈”是极其诱人的。
这家快餐店拥挤、繁忙，里面有许多房间，其中一些房间配有课桌椅，前面摆放着电视，供球迷们观看球赛。巴菲特、高泽塔和基奥并不是仅仅来喝点东西，基奥回忆说：“我是正式来拜访巴菲特的。”
这家餐馆的人力资源经理戈顿.缪依说：“我知道他们来这里……巴菲特进来后，我和他简短地打了个招呼，你看见他，决不会想到他会是个富翁。”
这家餐馆是缪依的父亲在1928年创立的。缪依的母亲，南希.希姆现在是这家餐馆的主人，她与巴菲特、高泽塔以及基奥坐在窗边的圆桌旁，从这里可以看到几个街区以外的可口可乐公司总部。瓦西迪餐馆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连锁店的可口可乐消费商。可口可乐仿佛就是从可口可乐公司总部汩汩流淌到这儿的。
“我们以红色和白色为主色调，因此，我在桌子上铺了红白相间的桌布，在瓦西迪的食品托盘上放了一些红色的秋海棠。”希姆夫人说。“他们都是非常坦诚相见的人……巴菲特点了热狗、洋葱圈和炸薯条，他很喜欢这些食品……我们把这些放在纸盘子上……他们买了6瓶樱桃可乐。那是他最喜欢喝的。
“他们在这里呆了大约1小时或1个半小时。自己谈论自己的众多企业，谈论喜饴糖果公司、内布拉斯加家具公司，他说他喜欢收购那些管理有方的企业，然后放手让他们按照过去的方式继续经营。”
她说：“他的性格表明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独一无二的人。我正希望他能用他最后的10亿美元买下我的快餐店。”
对于巴菲特而言，买下瓦西迪餐厅只是笑谈而已，但他仍然回答道：“她很聪明，不会卖掉它的。”
像吉米.卡特，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这样的人都曾经到过瓦西迪餐厅来拉选票。重量级拳击比赛的前冠军依凡得.霍利费尔德——现在是可口可乐公司的代言人，曾来过这家快餐店，还有伯特.雷诺兹，露西.保尔和亚瑟.高德夫里也来过这儿。尼普斯.罗素也曾一度在这里工作。巴菲特被提名担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之后就来到了亚特兰大。
1989年4月，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年会结束后，巴菲特来到博希姆珠宝店，在这里他见到了他的股东们。他刚买下可口可乐公司10亿美元的股份，有人问他会不会长期持有，因为在年度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点。
巴菲特说：“我还不想这么快就将它列入那份名单。”但是相信时间不会太长，他就会把它称为一个永久持有的投资品种。毫无疑问，对伯克希尔公司来说，它正向着永久持有的方向发展。
100多年来，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一世界知名品牌诞生于1886年5月8日，当时，药剂师约翰.斯迪斯.彭伯顿在亚特兰大玛丽爱特街107号他家后院，用一只三脚铜壶第一次调制出可口可乐糖浆。
他提上一壶新产品来到雅各布药店所在的那条大街，这里有亚特兰大的主要苏打水销售店(与现如今的亚特兰大地铁站相隔不远)。这一新产品一杯卖1分钱。雅各布药店的威尔斯.维那波是第一个卖可口可乐的人。第一年，每天可卖6杯可口可乐。第一年的总销售额为50美元，而这一年的成本费是73.96美元。所以，彭伯顿赔钱了。
再后来，这种饮料就成为了“美味和清爽”的代名词。
彭伯顿于1886年5月29日在《亚特兰大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说，这种饮料美味可口、清新凉爽、令人振奋、激发活力。
传说，1886年11月15日，一个宿醉的人要买一种能减缓头疼的药。彭伯顿于是把他的饮料作为头疼药出售。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巧合，碳化水加入糖浆制成的饮料减轻了这位顾客的头疼症。
格雷厄姆女士写道，自从儿时经历了一场意外事故，从满载的马车上摔了下来，又被车轮碾过了头，亚撒.康德勒就穷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可以医治头疼的药。
彭伯顿研究可口可乐配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研制出一种医治头疼的药。在可口可乐问世的前10年，它都是被当作一种药。康德勒在19世纪90年代登了一则广告，将可口可乐称做是“大脑和神经的神奇药物、疗效显著的治疗药剂。”
1887年，一个名为“可口可乐糖浆浓缩液”的产品申请了专利.
这是个据说股民需要看的关于可口可乐公司的故事
还有一个是可口可乐被百事可乐恶搞的视频网站:http://blog.anyp.cn/diary/07051908364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