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金融危机与银行营销的关系
金融危机的三十六个影响
金融危机的三十六个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呈现不断蔓延与加速扩散的趋势，波及欧洲、亚洲等地区并产生了严重影响。只有从理念、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等角度全方位地分析这些影响，才能有助于我们正确面对今天和未来，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
1、新自由主义思想
和市场有效性理论破灭
此次金融危机标志着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金融市场有效性理论的破灭。投行经营模式的消失以及商业银行和房贷机构被政府大规模托管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说明金融机构并不能为了切身利益而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管。其集体非理性行为不仅导致了自身毁灭，也产生了必须由全社会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但监管过严又会窒息创新并阻碍市场所应发挥的功效。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又是万万不能的。如何在自由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干预这只“有形之手”之间取得最优平衡，将是经济学家和监管机构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2、巴塞尔新协议
执行受到影响
作为全球金融机构监管标准的统一框架，巴塞尔新协议(BaselII)在历经十几年的修改和完善，于2005年正式推出，并要求协议成员在2007年底执行。该协议把银行需要计提的风险准备金同银行的信贷风险挂钩。在当前形式下，银行如执行新协议必须提取大量资金以抗风险，但这样银行就必然缩减用于信贷的资金，从而给信用紧缩雪上加霜。因此，金融危机使得巴塞尔新协议得不到有效执行。美国和欧盟已决定推迟执行新协议。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努力不得不又一次搁浅。
3、风险管理制度
和方法重新审视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测算适度的风险准备金，用以弥补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失。一般有两种测算法：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通常采用“内部模型法”，是由公司内部自主开发模型，例如大银行和券商普遍开发“风险值”(valueatRisk)模型来度量市场风险；另一种是适用于中小银行和券商的“标准法”，即由监管机构提出一系列的针对各种风险类别的监控指标，银行和券商按指标要求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危机后，银行和券商的大规模破产将迫使监管当局推出更加严格的监控指标，并重新审视“内部模型法”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4、国际会计制度
和计价准则修订
现行会计准则对金融衍生品在财务报表上的计价采用的是“以市值来计价”(marktomarket)。衍生品市值的计算需运用公司内部开发的复杂数学模型，不同模型甚至同一模型的不同假设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衍生品市值，而金融机构对模型信息的披露仅仅是在财务报表的备注中一带而过。更严重的是，金融机构还会通过金融工程把衍生品搬到账面之外(offbalancesheet)，使得投资者和审计单位难以判断衍生品的真正价值和潜在风险。这些会计准则和制度方面的漏洞急需填补。新的会计准则应强化信息披露和信息透明度。
5、对信用评级机构
监管不断强化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美国三大：穆迪(Moody)、标准普尔(Standard&Poor)、惠誉(Fitch)，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它们本应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对投资品种得信用等级作出独立公正的评价。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被评公司需付高额年费)，这些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误导。如市场出售的抵押债务凭证(CDO)中的高级债券类(SeniorNotes)均被评为无风险的AAA，让投资方遭受了很大损失。鉴于此，政府需对信用评级机构加强监管，使它们真正代表投资者的利益。
6、金融机构
治理结构正在完善
金融危机的爆发提出了很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董事会纵容投行使用如此高的杠杆率(雷曼的杠杆率高达37倍)？董事会在公司风险管理中起到什么作用？董事会的构成、特征、决策过程是怎样的？独立董事是否真正独立？金融高管的丰厚薪酬是怎样决定的？如何避免高管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拿股东利益去赌博？等等。这些问题将敦促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制订和设计更加完善的治理结构。
7、金融市场陷入持续下滑
和巨幅震荡的恶性循环
股票、债券和商品价格泡沫的破裂给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造成巨额亏损。这些基金将在投资人大规模赎回及券商不断要求补充保证金（marginfunction() { var args = arguments; this.each(function(f){ f.apply(this, args) }); }s）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忍痛割肉，进而加剧了市场下行和震荡，形成恶性循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NourielRoubini曾在2006年就准确描述出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序，先是房市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引发持有高杠杆的券商和房贷机构的破产，然后投资者的疯狂出逃造成作为现金主要来源的货币市场资金的枯竭。这些后果都不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一得到了验证。
按照Roubini教授的预测，金融市场的下一个引爆点将集中在靠高杠杆运作的对冲基金，以及由不良消费信贷(如汽车贷款)造成巨额损失的商业银行上，从而引发金融市场的新一轮危机。
8、重新审视金融产品
创新和金融杠杆使用
金融产品创新主要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尔街投行通过金融工程制造出来的各种衍生工具，其本身价值取决于它所依附的标的资产的价值。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如运用得当，它是分散和规避标的资产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它也被用作炒作标的资产的投机工具。由于衍生工具都是伴随着高杠杆使用的，投机风险也被成倍放大。随着华尔街投行的消失，金融产品的无止境创新和高杠杆的无节制使用必将受到限制。
9、金融业态
重组速度加快
作为金融创新的源头和世界精英的代表，华尔街五大投行曾风光无限。2007年底，高盛雇员的平均分红达到了令人咋舌的66万美元，雷曼兄弟紧随其后。仅一年时间，雷曼倒闭，美林和贝尔斯登被兼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将转型为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变化之巨应验了西方一句谚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标志着投行这种“借短放长”(借入短限流动资本通过金融工程打包出售长限非流动性投资品种)、“以小搏大”(以小额经营资本通过高杠杆运作大额投资组合)的极具创新精神的经营模式的破灭。
10、银行收紧信贷
引发信用紧缩
银行因投资和放贷的亏损而收紧信贷，这样就割断了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为缓解信贷紧缩，美联储已对大银行注资超过2500亿，要求银行对企业放贷。其他各国央行也采取相同的措施。但据美国《商业周刊》调查，银行拿到政府资金后只把少部分用于信贷，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危机，却把大部分政府资金用于自保(填补已知亏损并预备将来损失)，政府资金并未有效通过银行流入企业。
11、全球资本
流动性枯竭
在美国，最有力的证据体现在短期货币市场的资金枯竭。这个市场是银行间拆借流动资本和大企业流动资金的生命线。金融危机使得这条生命线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以往央行下调基准利率都会伴随着货币市场利率的应声下调，但过去几个月此利率却节节上升，反应出银行之间和银行对企业的极度不信任。为应对这一问题，美联储一方面大幅降息至零以示决心，另外还向这个生命线注资高达5400亿。但此注资规模相对于更加庞大的资本市场只是杯水车薪，而零利率的效果还要拭目以待。放眼全球，资本流动性枯竭是当前各国央行都面临的棘手问题，相对于仅一年前的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其变化之巨真是触目惊心。
12、企业在资本市场
的融资陷入困境
如果企业不能从银行和短期货币市场借到钱，另外的融资途径只有发行债券或增发股票，但都不乐观。在当前的股市形势下增发股票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企业债券市场也同股市一样大幅跳水，反应在企业债券市场收益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前有些企业债券即使承诺高达20%收益率也还是无人问津，反应了投资者对企业的极度悲观情绪。
13、实体经济
持续萎缩
美国三大汽车巨头正是由于其所有融资渠道(银行、短期资本市场、股市、债市)的关闭而不得不向政府求助。试想如果三大巨头都面临这样的融资困境，中小企业的筹资能力就更加有限了。再发展下去的恶果将表现在不仅劣质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优质企业也面临同样困境而可能濒临倒闭，从而爆发全面的实体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将在信用紧缩、流动性枯竭、企业融资困境的三重压力下持续萎缩。汽车行业作为美国实体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所推动和拉动的工业部门不计其数，因此三大巨头的命运将决定美国实体经济危机蔓延的程度。
14、重估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将以泡沫化的方式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衡量虚拟经济是否达到正常水平以及是否保持稳定的状态，最关键的是要看它能不能为实体经济创造发展的条件，能不能为实体经济的成长源源不断地输送有效的资金。如果出现负面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资源流失，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后劲，甚至掠夺实体经济的资源，这种虚拟经济就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虚拟经济的发展应当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带来的繁荣不会持久。
15、国际油价
和原材料价格暴跌
原油和原材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其价格反映了人们对今后经济增长的预期。国际油价从2008年7月的147美元，经历了巨幅震荡，短短半年时间就跌到了现今的40美元左右。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和跌幅，发出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明确信号。
16、全球经济衰退
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
全球经济衰退的恶果将是失业率大幅攀升。据经济学家估计，美国2009年的失业率乐观估计将到8.5%，而悲观估计的这一数字将达到12%以上。而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力保在8%以上，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人口维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如何解决高失业率已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17、贸易保护主义
有抬头趋势
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国国会最近提出“购买美国货”这样典型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遭到世界各国的猛烈抨击。由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反倾销委员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紧固件、柠檬酸、味精等多种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尽管去年11月20国集团协议表示今年不会设立新的贸易障碍，但从那时起，欧盟出台了更全面的玩具管理规则，印度已对某些钢铁进口提高关税，阿根廷对鞋和汽车零件实施新的贸易壁垒，俄罗斯提高进口汽车、禽类和猪肉的关税，印尼对500余种商品的进口增加限制等。随着危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一定会更猛烈。但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达到“损人不利己”的效果。
18、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重构
金融危机为重新评价各国地位并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契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标志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各国要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各国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充分发挥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19、全球金融机构
监管体制的改革
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欧洲具有强烈的改革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愿望，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也是如此。各国应在加强更广泛的全球监管并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方面达成一致。通过修改现有的监管架构，改善公信力，从而提高政策稳定措施的效果。IMF与新的市场规则和国际规则共同发挥更广泛的监管作用。
2009-2-25 8:08:54 顶楼 [方案]美国邦纳-空瓶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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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元国际储备货币
地位开始动摇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三十年，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体，是国际信贷和计价结算的标准，是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63.9%。虽然，美国的皮特·凯尔教授认为中国因为储备有大量美元，多年获得很少的回报而受到批评，现在是得到报偿的时候了，美元的走强使中国获益。但是，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元独大的弊病，暴露了美国的不负责任，使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大打折扣，使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开始动摇。美元的走强具有临时性，从分散风险的角度考虑，中国应实施国际储备多元化战略，不断降低美元在外汇储备结构中的比重。
21、国际金融秩序
和货币体系的改进
美国无监控的货币发行权、美元铸币税的独享权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是这一问题的总爆发，也扰乱了国际金融的正常秩序。美元的特权使其发行缺乏基本的制约，美国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发行纸币（百元美钞的印制成本仅6美分）。美国向世界征收了“铸币税”，又时常向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因而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现在是改进国际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的时候了。要改变美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格局，就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有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在维护国际和地区金融稳定等方面的作用。
22、美国巨额债务偿还
将引发争执
据经济学家统计，美国自2000年起向外举债超过3万亿美元，用以支撑美国超前消费的模式。外债的很大部分进入了次贷市场而血本无回。谁来偿还这笔巨债关系到美国债务人(次贷借主)、美国纳税人(美国政府)、和国际债权人(如中国政府)的重大切身利益。一般认为，债务损失只能由三方共同承担。各方承担的比例将成为今后国际政治角逐的焦点。
23、欧盟体制
有效性受到考验
欧盟的持续扩容使其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加剧。欧盟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不仅有大国与小国、老成员与新成员的矛盾，还有三大机构的权力大小以及成员国在其中的权力分配的争夺的矛盾。新旧成员国的心态和预期各不相同，新老欧洲间的分歧在欧盟扩大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欧盟现有的运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扩大后的新形势。东扩使三大机构——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面临瘫痪的危险。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各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他们在农业补贴、贸易、投资、人口流动与就业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从而更难达成共识。
24、打击了投资者
和消费者的信心
金融危机已严重打击了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信心受挫导致恐惧心理的产生，投资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进而使危机更加深重。最近公布的两个信心指数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1月份公布的全球CEO信心指数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CEO信心急剧下降，从第三季度的40下降到了24，这是自1976年第二季度开始这项调研以来的最低水平。CEO信心指数的下降折射了2008年最后几个月恶劣的经济状况。展望未来，CEO们对2009年上半年的投资前景仍然保持悲观态度。另一个广泛应用的指标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它综合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并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从最新公布的2008年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美国、欧元区、英国、韩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指数均创历史新低，折射出民众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极度悲观情绪。
25、美国人的自信
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的文化就是自信与乐观，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地球上最优秀的。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给美国人以沉重的打击，让自信和乐观大打折扣，甚至普遍产生了悲观和绝望的情绪。许多让美国人引以为荣的理念、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在残酷的经济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并且不再具有示范意义。
26、美国梦
正在开始破灭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是全世界的榜样，在投资银行、金融创新、企业运作等方面，人们往往是言必称美国。投行界的偶像级公司雷曼兄弟已经轰然倒塌，汽车界的偶像级公司通用也已摇摇欲坠。实际上，最让一些国家气愤的是美国经常兜售自己并不信奉的理念。美国曾先后向遭遇经济危机的日本、拉丁美洲、俄罗斯、东南亚等国推销休克疗法，但美国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采取积极干预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梦”在亚非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迅速下降。
27、发达国家
消费模式变化
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是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中国的储蓄率是所有大国里最高的，而美国的储蓄率恰恰相反是所有大国里最低的。几十年来，中国与美国储蓄率的差异不断扩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现在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大约是50％，只占国内产值的约10％，中国是美国的5倍。美国是一个超前消费型国家，现实的消费力量和超前的消费力量共同拉动了美国近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的消费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动力。但事实表明，这种远远超过支付能力的过度消费模式是难以持久的，金融危机将会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消费方式。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过度消费模式会有所收敛。
28、各国社会矛盾
不断加剧
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使人类生存容量急剧缩小，因而导致各国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具体表现就是各国的抗议活动、群体性事件发生频次增加。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个地方出现了示威游行活动。俄一家调查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意率已经达到39%。最近在法国巴黎爆发了250万民众参加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对金融危机应对不力。同时，买卖合同纠纷、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证券权益纠纷等民商事案件在各国都将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
29、对国有企业
评价发生改变
西方一些国家根据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等标准，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以中国国有企业较多为由，认为国有企业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但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某些西方国家理念与行动的不一致。在运用利率手段调节经济的方式基本失效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动用国有化手段。美国政府已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了国有化，并有可能对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实施国有化。英国政府向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BankofScotland，RBS)、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和劳埃德TSB银行(LloydsTSB)这三家大银行注资370亿英镑，此举直接导致英国政府成了这几家大银行的控股股东。在英国公布注资方案的当天，欧元区各主要成员国均纷纷仿效，以各种方式向银行业提供救助。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挪威等欧盟国家全线加入，使欧洲国家的救助资金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亿欧元。中国的国有企业模式为国外企业国有化进程提供了榜样和经验。
30、中国更加重视
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刚刚公布的海关统计2月份数字，中国外贸进出口额确实是比1月份和去年同期有所下降。2月份进出口总额是1662亿美元，和去年相比增长18．4％，其中出口874亿美元，只增长6．5％，增幅比较小，已经到了个位数，比去年同期的增幅要回落45％，比1月份也要回落20％。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收缩，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出口的贡献度大幅下降。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有利条件，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31、为中国能源战略
实施创造了机遇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能源生产大国和第二消费大国，但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能源的供给仍然存在缺口。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避免受原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影响，我国提出了实施石油储备战略的构想。现在是加速实施石油储备战略的绝佳时机，也是利用一些国家能源企业资金匮乏的机会，购买采油权和采矿权，或参股控股这些能源企业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最大的煤业公司神华能源出资2.999亿澳元取得了澳大利亚煤矿开采执照，兖州煤业洽购澳洲煤矿企业菲利克斯能源公司(FelixResources)，中石化集团斥资130多亿元人民币收购加拿大Tangfunction(iterator) 石油公司，这些案例都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
32、中国出口市场
向多元化发展
对于曾经以其产品百分之百销往美国为荣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场危机的教训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多元化已经提了很多年，可有些企业就是没有感觉，满足于单一的出口市场带来的收益，而没有考虑风险的过度集中。中国大陆对美欧实际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在50%左右，令中国出口过度依赖美欧市场。这场危机并没有彻底改变美欧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但在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33、对企业经营战略
影响加深
国内一些企业一直奉行“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基础的经营战略，这些从事完全贴牌生产的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最为严重。这将促使部分企业调整经营战略，开始重视品牌建设的意义。
34、中国外汇储备
结构发生变化
弗里德曼在分析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时曾经说道，美中战略经济依存的基础堪比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美中之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有毒资产”。中国的财富被美国套牢。截至去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外汇储备主要投资方向是美国国债，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人，截至去年11月末，累计持有美国国债6819亿美元。在美国“零利率”的政策背景下，美元存在长期贬值的趋势，我国应该适时地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包括在资产结构上增持欧元和日元资产；在持有美国国债的期限结构上，增持短期国债，减持长期国债。
35、人民币区域国际化
步伐展开
国际化是人民币的发展方向，但人们一直就时机是否成熟、条件是否具备而争论不已。我们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首要任务是区域国际化，确切地说是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成为贸易结算货币甚至是储备货币。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民币在港澳地区被普遍接受，在周边其它国家和地区开始流通。2008年1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就加快促进两国在贸易中改用本国货币结算进行了磋商，此前中俄已经进行了5年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尝试。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12日宣布签署一个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双方的金融体系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并推动双边贸易发展。随后，中国又与包括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在内的周边8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已从中国周边地区展开。
36、中国时代
加速来临
有英国媒体认为，除非中国有朝一日能真正按其大国分量行事，否则不妨把它作为350个阿尔巴尼亚而不是一个美国来看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时代正在加速来临。中国并非新兴经济体，确切地说，中国是“复兴”经济体。麦迪森曾组织专家运用购买力评价方法进行过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1820年中国GDP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量的28.7%，印度、法国、英国加起来才占世界总量的26.5%。2007年中国GDP现价总量为257306亿元，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总体而言，金融危机对欧美的影响要大于中国，如果应对得当，无疑将会加速中国复兴的进程。
⑵ 为什么社会因素能影响大学生创业
2013年，经济学家陈志武参与举办了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在讲习班上，著名的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 讲了一个令人有些“震惊”的观点：人类历史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克拉克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近三千年中，世界每年的人均收入都没有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始终没有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力水平上升带来物质产出和收入的增加，但同时也致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又使得人均收入降回原点。
陈志武认为，这种“唯生产率”的文明史观显然是可以质疑的。因为仅以中国的例子来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450美元，而这个数字，与1950年差不多——若依据“唯生产率”这把尺子，得出秦汉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明毫无进步，显然是荒谬的。在新近出版的作品《文明的逻辑》中，他补充了“风险”作为衡量文明发展尺度的一种新视角。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陈志武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
陈志武提出，在评估文明发展的时候，除了“生产力”指标，“风险应对力”的提升也是极为重要的指标。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曾系统梳理过人类暴力的发展史，平克认为，在历史尺度上，人类的暴力呈逐渐下降的状态。在陈志武看来，风险与暴力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平克的研究，也说明了风险作为分析历史视角的意义。规避风险的需求不断着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演化出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金融、国家等创新。
“风险”并非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乌尔里希·贝克、尼克拉斯·卢曼、玛丽·道格拉斯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都曾从不同的角度贡献了自己对风险的理解。或许，这一框架的价值在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会用其挖掘出历史事件不一样的面向。例如，对于部分宗教排斥金融的问题，其中有教义因素的影响，但这一问题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两种不同规避风险方式的竞争：宗教提供教友间的风险共担，但因此也需要强化宗教内的“我们”与宗教外的“他们”的界限，这和金融通过在陌生人群体之间建立跨期交换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抵御风险，有着本质的差异。
宏观历史的角度之外，风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有很多切近的面向：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就业困难，民众的极端情绪，以及其对公共安全带来的威胁。近两年，陈志武曾在多个采访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带来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风险，例如，各个国家推出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上升的民粹主义对全球化过程的高度逆反。陈志武表示，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能成为一个系统反思的契机，我们也应该给予这些情绪以足够的重视。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陈志武的专访。
采写丨刘亚光
陈志武，经济学家，香港大学冯氏基金讲席教授，耶鲁大学原金融学终身教授。专业领域为金融理论、股票、期货和期权市场，宏观经济与经济史。
贝克谈论的“风险社会”，
更多是针对“后现代社会”的担忧
新京报：本书的核心概念——“风险”指向非常广，包括自然风险、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等，似乎它同时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维度。这种丰富的定义，使本书中讲的风险给人感觉几乎等同于“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切危险、困难”，这会不会有概念界定过于宽泛的问题？又是否可能影响到概念的解释力？
陈志武：没有这个问题。就像物质生产力的概念，“物质”的种类很多，粮食、食油、石油、汽车、电脑等等，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用生产力或生产率去度量人类在这个维度上的进步。按照这个维度，我们知道了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的物质生产力出现根本性的跳跃。
虽然风险的类别很多，但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常态”和“非常态”，任何导致人的生活偏离常态的事件都是我们所说的风险。从行为主体看，有自然世界造成的“非常态”即“自然风险”，也有人造的“非常态”即“人造风险”；而在种类上，有消费风险、战争风险、暴力风险、心理风险等。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我们要看到，如果人类自古只有常态生活，没有风险事件发生，那么，人类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正是在人类面对风险造成的“非常态”生活冲击时，人可能面对生与死的挑战，从而使人无法保持理性，无法守规矩或保持行为“文明”。 虽然常态下的生活和非常态下的生活都有挑战，但，常态下的挑战可能只是锦上添花的问题，比如物质产出不够丰富充裕； 可是，非常态下的挑战可能是生与死的挑战。
由此，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社会的关注都聚焦在解决风险挑战上，即忙于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而不是主要在改进生产力上。 就如孔子所言，“不患贫而患不安”，物质产出多少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 在当初，风险更是催生文明化进程的驱动力。 这些是我书里谈到的要点。
新京报：有关风险的现代文献中，不可绕过的就是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贝克提出了很多当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很多抑制风险的手段（比如生物科技、核武器）反倒催生了更大的风险，你在书中有关“文明是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的这一判断是否还成立呢？
陈志武：贝克《风险社会》只是描述了一些现象，但他不是从风险的视角解读人类文明化历程的，而是只关注“后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悲观结论恰恰说明把研究的时间轴往回拉几百年、几千年的重要性。不论是几万年前，还是今天，人类都面对风险挑战，但今天的许多风险跟以前的风险在性质上的确不同，几千年前甚至几十年前，那些旱灾风险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大的瘟疫可以把几千万人致死，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口死掉一半；可是，今天包括金融危机风险、经济危机风险等人造风险，一旦发生，当然会把人类生活打入非常态，但未必置人于死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很多西方人财富缩水、甚至失业，但并没让他们活不下去，甚至连这次的新冠病毒危机也没有带来大规模死亡。
电影《大空头》剧照。
所以，贝克从绝对意义上指出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这没错，因为任何社会在各时期都面对风险挑战。但是，他没有从长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到人类过去几万年所作的避险创举的正面贡献，没有看到人类面对的风险在性质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弱，不像以前的风险那么致命。
我在《文明的逻辑》中谈到，的确，科技创新、金融市场、福利国家、财政国家等这些创举大大强化了人类的风险应对力，至少使我们不再需要为基本生存而担忧。但在解决自然风险挑战的同时，这些发明也带来新的人造风险，也就是，为了克服自然风险挑战，结果制造了人造风险。虽然这些人造风险的发生率不一定高，但它们的杀伤力照样可以很大，所以，人类今后需要继续创新，把文明化进程继续往前推。
新京报：你全书的一个基调，就是看待风险时我们应该立足于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视角。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拉大，和不同历史时期做对比，会觉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否和你对量化历史方法的重视有关？书中有大量量化历史研究的引用。
陈志武：我的本科和硕士念的都是工科，加上金融经济学和量化方法的训练，我很自然会用数据、用量化方法去研究历史话题，量化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当然，基于历史大数据做研究的弊端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些具体个案的细节，显得不够有血有肉。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的逻辑》不仅引用大量的量化历史研究，也引用了许多历史和当代的具体案例。我认为，尽管每个学者对历史研究的路径有偏好，但是做传统个案分析的历史学者应该也要一些统计训练，要有统计意识；如果只聚焦个案，很可能会以点带面。我常常跟学生们说，看到阿炳二胡拉得好，同时他又是盲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二胡拉得好主要是因为他是盲人，然后要学二胡的人先把眼睛弄瞎。
宗教面临转型，
但会越来越定位于“信仰”的角色上
新京报：宗教被你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避险”手段。在书中论述里，你引用了伍德沃德的话，他认为宗教之于信众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在于“上帝的确在帮你做成事”。这是否说明，你也认为宗教之于人们的“世俗”价值（或者说经济价值）是最主要的，而精神性作用往往是次要的？或者说只要世俗价值能被满足，精神价值就只是暂时性的？
陈志武：宗教信仰当然不只是为了资源共享风险分摊这些世俗的物质利益，它有很重要的抚慰心灵的精神价值，特别是关于人的后世的各种虚构故事，让信徒能更加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终结。这点和婚姻类似，婚姻既是为了情感需要，可以是为了爱情，但也是为了在抵御风险上能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当今社会，人们对婚姻的避险价值的依赖度在加速衰退，比如世界范围内的离婚率和单身生活人数占比都在上升，同时，“情感”“浪漫”元素在婚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信教的人有的是出于宗教组织提供的风险互助功能，有的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也有一些是两者兼顾。
我在书中谈到，宗教在西方面临很大转型，很多基督教教堂都被关停或被改造为舞厅、图书馆、餐厅、健身房等。主要原因是那些因宗教提供的避险救急功能而信教的人，在有了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福利国家之后，他们不再需要教会提供的避险，就越来越淡出教堂。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之前的美国，农业产出波动性 （风险） 越高的地区，其经济收入风险就越大，那里信教的人数占比就越高；每次灾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信教的人数也会大增。但是，在北欧、德国、荷兰等推出福利国家之后，信教人数就快速下滑，这个趋势后来在加拿大、美国也得到重复，验证了风险挑战曾经是信教决定的重要驱动力，一旦风险需求有了更好的解决方式，信教人数就会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宗教虽然没有提升生产力，但改善了信徒的风险应对力，这也是对文明化进程的积极贡献。当然，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是市场和国家难以替代的，所以，宗教会越来越定位在信仰和社会化的角色上。
电视剧《年轻的教宗》剧照。
新京报：关于加尔文新教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包括韦伯等学者的专著有过非常系统的论述。你在书中提及了它的“先决论”对政府消极减贫的影响。桑德尔等哲学家近年来指出，加尔文新教中的这种强调个人责任的理念逐渐发展为现代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它一方面极大推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也是近些年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似乎加尔文新教这类宗教一方面推动着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增加着“风险”，你会怎么评价这些宗教的遗产？
陈志武：是的，韦伯对加尔文新教的贡献评价很高，但他主要基于“先决论”，而就加尔文对解放金融 （具体说，解放用钱赚钱的金融行为） 的讨论较少，特别是没有谈到金融市场和教会在解决风险挑战上的相互竞争关系，没有从风险分摊角度解释为什么教会对商业、对金融的总体敌意。我在书中谈到，加尔文新教一方面阐明了用钱赚钱的道德正当性，因此解放了金融，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解放了商业，借助上帝的“先决”为商人追求利润找到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儒家至今还没从道德上解放商业和金融，伊斯兰教虽然一开始就对商业无敌意 （因为先知穆罕默德从事过贸易） ，但至今也未放松对用钱赚钱的敌意，加尔文新教是最早解放商业和金融的教派，也因此让系统接受加尔文宗的荷兰、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美国等最早发展出现代金融市场，最快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加尔文新教释放了金融与资本主义潜力，包括优绩主义文化，但也带来金融危机风险、产业危机风险等，就如前面谈到的，这些创举大大提升了人们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却也引导出一些人造风险，包括放大了财富差距、收入差距。这一方面表明人类与风险的博弈是一个逐渐改善的动态过程，很难做到一劳永逸，另一方面，文明化进程还远未结束，需要继续努力。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几种“避险”主体，包括家庭、宗族、宗教、市场、国家等。对于未来人类可能面对的更为复杂的风险，基于你的判断，我们有什么新的应该探索的避险主体？
陈志武：人类到目前为止发明的风险应对手段分成以下几大类：基于婚约的婚姻，基于血缘的家庭与宗族，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组织，基于行政权力的国家，基于货币交换的市场。鉴于这些机制是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的，我还想不出短期内会有新类别的避险主体出现。当然，这不是说不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创新出现，比如，在市场化避险工具方面、政府应急手段方面、消除战争风险的国际组织与协调机制方面等，都可以有很多创新的空间。
逆全球化情绪的增强，
不失为一次反思的机会
新京报：你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公司力量的增长，这些年甚至有学者如丽贝卡·麦金农等给脸书这样的超大型平台企业取名为“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形容其运作逻辑和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企业”二分框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庞大的、尤其是跨国的企业也生产了诸多新的风险，你会如何看待公司在未来扮演的角色？
陈志武：公司的力量的确在过去两百年上升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前经济系主任瑟里克曼教授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过去一千年最重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它，可能连蒸汽机和电气时代都不会出现”。从历史上看，人类发明出的能长期存活的社会化组织包括基于血缘的宗族、基于信仰的宗教组织、基于专政工具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基于商业利润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愿结盟的商业组织。
在这几种社会化组织中，由于全球化时期的人口高度流动以及价值观快速趋同，宗族与宗教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总体是逐渐式微的，同时，全球化也在削弱主权国家的边界的意义，这些都造成商业公司的力量的不断崛起。实际上，像亚马逊、谷歌、苹果这样的公司所掌握的资源和收入，都远超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未来人的生活会更加依赖股份有限公司。但，我也要强调，商业公司跟现代政府不同，政府垄断了立法权、执法权和行政权，而公司不具有任何这些。
纪录片《监视资本主义》剧照。
新京报：在此前的采访中，你提到疫情加剧两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一个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另一个就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抬头。这两个因素都非常影响人们对全球化过程的预期，这两年，讲逆全球化趋势的书也多了起来。你对近未来的全球化过程持什么样的态度？
陈志武：可能未来10年、20年内逆全球化的势头很难扭转。当然，从更长的历史看，这不奇怪，因为人类历史从来是向前走三步、然后倒退两步。人性就是如此，走顺时间太久，我们的非理性就会膨胀，会对现实充满错觉，误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致，而忽视外部环境、外来机遇的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逆全球化情绪在增强，也不失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速发展了40年，这也让很多人的心态变得不健康，开始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上的放缓或许能迫使我们回归理性。
1980年后，全球化和电脑革命给许多国家带来大增长，但由于所带来的红利多被政治、经济精英攫取，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上升，导致了大范围的怨气，包括你说的民粹主义上升、英国脱欧、选特朗普做总统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客观讲，那些怨气需要以某种方式发泄。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各国内的怨气有增无减。
纪录片《欧洲：他们还是我们》剧照。
新京报：回到中国的语境，在提及“金融大分流”时，你指出中国重视宗族关系而漠视陌生人社会的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而儒家文化在其中又发挥了不少作用。过去有一个充满争议的讨论，即“儒家文化”对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国家的经济腾飞是否有促进作用。现在看来，你会如何评价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当下的社会中，儒家传统是否还会发挥对经济的影响？
陈志武：“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和近年的消沉，充分证明基于儒家血缘网络的经济体之局限性。四小龙经济基本都以家族企业为主，当初创立是依靠亲戚融资，即使做成功了在股市上市了，也是依附于某个血缘家族，资本和管理主要控制在血亲之手。
由此，一方面这些家族企业照样难以解决跨代传承的问题，不愿也不能超越血缘雇佣最有天赋的职业经理人接手，血缘网络仍然是唯一信得过的圈子，大大制约这些企业的长久生命力；另一方面，风险只能在小范围内分散，融资量和公司规模终究有限，因为血缘网络再大，在一夫一妻制下，一般也就几百族人。儒家基于血缘建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结构，其局限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得到凸显。
儒家传统的优势在小规模商业企业，小范围融资，小范围招聘管理团队，小范围传承。这也是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沿海商业文化的特点。有人会说，今天中国不是有那么多万亿市值、千亿市值的公司吗？可是，这些公司都还在创始人掌控之下，还没经历过传承和时间的挑战，它们会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成为百年老店、千年大业？按理说，香港是最好的结合了中西的地方，但你看看香港的各主要公司，每个的背后都是一个家族把控，去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走一下，你会发现，哪怕是公司里的高管，一见到控股家族的血亲就点头哈腰，根本不是你想象的现代公司场景；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太多有前景的公司。
纪录片《美国工厂》剧照。
如何抵抗疫情下的社会风险？
新京报：随着疫情的继续，这段时间中文媒体上讨论最多的可能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学生就业难，今年可能真的是史上最难的一年。第二个是社会老龄化的担忧，而与之相关的就有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问题。国家希望鼓励年轻人生育，但社会的结构性风险摆在这里，效果很可能就会事与愿违。不知道在你的判断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哪些方面？
陈志武：就业的问题永远是大家最关注的。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民营企业、个人创业有更大的支持与保护。很多事情如果违背了市场的原则，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积极性。一句话，我们应该顺应人性。
现在年轻人恐婚恐育，其实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如我们前面讲的，婚姻起初是为了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现在这些需要更多靠市场和政府解决了，外部避险手段丰富了，那么，结婚的需求、为“养儿防老”的生育必要性当然会下降。你刚刚也提到，政策诉求很多时候和个人诉求不一致； 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每个普通人都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每个个体思考最多、也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具体的需要与偏好。所谓政策的人性化也体现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思维中。
新京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金融危机史的学者亚当·图兹认为，当下全球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为新冠疫情的反复对医疗系统的持续冲击。面对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现实，在你看来，最近几年，有哪些具体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风险”？
陈志武：主要风险包括经济脱钩、地缘政治、各国政府继续大量放水和发放救济钱、小微企业倒闭、失业危机。接下来，各国都要面对这些挑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避险准备，保住自己的财富，增加生活韧性。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编辑：青青子；校对：贾宁。题图出自纪录片《转折点：911与反恐战争》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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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如何提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有效性
金融危机的三十六个影响金融危机的三十六个影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呈现不断蔓延与加速扩散的趋势，波及欧洲、亚洲等地区并产生了严重影响。只有从理念、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等角度全方位地分析这些影响，才能有助于我们正确面对今天和未来，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1、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有效性理论破灭此次金融危机标志着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金融市场有效性理论的破灭。投行经营模式的消失以及商业银行和房贷机构被政府大规模托管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说明金融机构并不能为了切身利益而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管。其集体非理性行为不仅导致了自身毁灭，也产生了必须由全社会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但监管过严又会窒息创新并阻碍市场所应发挥的功效。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又是万万不能的。如何在自由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干预这只“有形之手”之间取得最优平衡，将是经济学家和监管机构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2、巴塞尔新协议执行受到影响作为全球金融机构监管标准的统一框架，巴塞尔新协议(BaselII)在历经十几年的修改和完善，于2005年正式推出，并要求协议成员在2007年底执行。该协议把银行需要计提的风险准备金同银行的信贷风险挂钩。在当前形式下，银行如执行新协议必须提取大量资金以抗风险，但这样银行就必然缩减用于信贷的资金，从而给信用紧缩雪上加霜。因此，金融危机使得巴塞尔新协议得不到有效执行。美国和欧盟已决定推迟执行新协议。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努力不得不又一次搁浅。3、风险管理制度和方法重新审视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测算适度的风险准备金，用以弥补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失。一般有两种测算法：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通常采用“内部模型法”，是由公司内部自主开发模型，例如大银行和券商普遍开发“风险值”(valueatRisk)模型来度量市场风险；另一种是适用于中小银行和券商的“标准法”，即由监管机构提出一系列的针对各种风险类别的监控指标，银行和券商按指标要求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危机后，银行和券商的大规模破产将迫使监管当局推出更加严格的监控指标，并重新审视“内部模型法”的适用条件和范围。4、国际会计制度和计价准则修订现行会计准则对金融衍生品在财务报表上的计价采用的是“以市值来计价”(marktomarket)。衍生品市值的计算需运用公司内部开发的复杂数学模型，不同模型甚至同一模型的不同假设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衍生品市值，而金融机构对模型信息的披露仅仅是在财务报表的备注中一带而过。更严重的是，金融机构还会通过金融工程把衍生品搬到账面之外(offbalancesheet)，使得投资者和审计单位难以判断衍生品的真正价值和潜在风险。这些会计准则和制度方面的漏洞急需填补。新的会计准则应强化信息披露和信息透明度。5、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不断强化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美国三大：穆迪(Moody)、标准普尔(Standard&Poor)、惠誉(Fitch)，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它们本应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对投资品种得信用等级作出独立公正的评价。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被评公司需付高额年费)，这些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误导。如市场出售的抵押债务凭证(CDO)中的高级债券类(SeniorNotes)均被评为无风险的AAA，让投资方遭受了很大损失。鉴于此，政府需对信用评级机构加强监管，使它们真正代表投资者的利益。6、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正在完善金融危机的爆发提出了很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董事会纵容投行使用如此高的杠杆率(雷曼的杠杆率高达37倍)？董事会在公司风险管理中起到什么作用？董事会的构成、特征、决策过程是怎样的？独立董事是否真正独立？金融高管的丰厚薪酬是怎样决定的？如何避免高管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拿股东利益去赌博？等等。这些问题将敦促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制订和设计更加完善的治理结构。7、金融市场陷入持续下滑和巨幅震荡的恶性循环股票、债券和商品价格泡沫的破裂给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造成巨额亏损。这些基金将在投资人大规模赎回及券商不断要求补充保证金（marginfunction());}s）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忍痛割肉，进而加剧了市场下行和震荡，形成恶性循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NourielRoubini曾在2006年就准确描述出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序，先是房市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引发持有高杠杆的券商和房贷机构的破产，然后投资者的疯狂出逃造成作为现金主要来源的货币市场资金的枯竭。这些后果都不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一得到了验证。按照Roubini教授的预测，金融市场的下一个引爆点将集中在靠高杠杆运作的对冲基金，以及由不良消费信贷(如汽车贷款)造成巨额损失的商业银行上，从而引发金融市场的新一轮危机。8、重新审视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杠杆使用金融产品创新主要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尔街投行通过金融工程制造出来的各种衍生工具，其本身价值取决于它所依附的标的资产的价值。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如运用得当，它是分散和规避标的资产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它也被用作炒作标的资产的投机工具。由于衍生工具都是伴随着高杠杆使用的，投机风险也被成倍放大。随着华尔街投行的消失，金融产品的无止境创新和高杠杆的无节制使用必将受到限制。9、金融业态重组速度加快作为金融创新的源头和世界精英的代表，华尔街五大投行曾风光无限。2007年底，高盛雇员的平均分红达到了令人咋舌的66万美元，雷曼兄弟紧随其后。仅一年时间，雷曼倒闭，美林和贝尔斯登被兼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将转型为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变化之巨应验了西方一句谚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标志着投行这种“借短放长”(借入短限流动资本通过金融工程打包出售长限非流动性投资品种)、“以小搏大”(以小额经营资本通过高杠杆运作大额投资组合)的极具创新精神的经营模式的破灭。10、银行收紧信贷引发信用紧缩银行因投资和放贷的亏损而收紧信贷，这样就割断了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为缓解信贷紧缩，美联储已对大银行注资超过2500亿，要求银行对企业放贷。其他各国央行也采取相同的措施。但据美国《商业周刊》调查，银行拿到政府资金后只把少部分用于信贷，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危机，却把大部分政府资金用于自保(填补已知亏损并预备将来损失)，政府资金并未有效通过银行流入企业。11、全球资本流动性枯竭在美国，最有力的证据体现在短期货币市场的资金枯竭。这个市场是银行间拆借流动资本和大企业流动资金的生命线。金融危机使得这条生命线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以往央行下调基准利率都会伴随着货币市场利率的应声下调，但过去几个月此利率却节节上升，反应出银行之间和银行对企业的极度不信任。为应对这一问题，美联储一方面大幅降息至零以示决心，另外还向这个生命线注资高达5400亿。但此注资规模相对于更加庞大的资本市场只是杯水车薪，而零利率的效果还要拭目以待。放眼全球，资本流动性枯竭是当前各国央行都面临的棘手问题，相对于仅一年前的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其变化之巨真是触目惊心。12、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陷入困境如果企业不能从银行和短期货币市场借到钱，另外的融资途径只有发行债券或增发股票，但都不乐观。在当前的股市形势下增发股票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企业债券市场也同股市一样大幅跳水，反应在企业债券市场收益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前有些企业债券即使承诺高达20%收益率也还是无人问津，反应了投资者对企业的极度悲观情绪。13、实体经济持续萎缩美国三大汽车巨头正是由于其所有融资渠道(银行、短期资本市场、股市、债市)的关闭而不得不向政府求助。试想如果三大巨头都面临这样的融资困境，中小企业的筹资能力就更加有限了。再发展下去的恶果将表现在不仅劣质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优质企业也面临同样困境而可能濒临倒闭，从而爆发全面的实体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将在信用紧缩、流动性枯竭、企业融资困境的三重压力下持续萎缩。汽车行业作为美国实体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所推动和拉动的工业部门不计其数，因此三大巨头的命运将决定美国实体经济危机蔓延的程度。14、重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将以泡沫化的方式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衡量虚拟经济是否达到正常水平以及是否保持稳定的状态，最关键的是要看它能不能为实体经济创造发展的条件，能不能为实体经济的成长源源不断地输送有效的资金。如果出现负面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资源流失，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后劲，甚至掠夺实体经济的资源，这种虚拟经济就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虚拟经济的发展应当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带来的繁荣不会持久。15、国际油价和原材料价格暴跌原油和原材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其价格反映了人们对今后经济增长的预期。国际油价从2008年7月的147美元，经历了巨幅震荡，短短半年时间就跌到了现今的40美元左右。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和跌幅，发出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明确信号。16、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全球经济衰退的恶果将是失业率大幅攀升。据经济学家估计，美国2009年的失业率乐观估计将到8.5%，而悲观估计的这一数字将达到12%以上。而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力保在8%以上，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人口维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如何解决高失业率已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17、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趋势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国国会最近提出“购买美国货”这样典型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遭到世界各国的猛烈抨击。由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反倾销委员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紧固件、柠檬酸、味精等多种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尽管去年11月20国集团协议表示今年不会设立新的贸易障碍，但从那时起，欧盟出台了更全面的玩具管理规则，印度已对某些钢铁进口提高关税，阿根廷对鞋和汽车零件实施新的贸易壁垒，俄罗斯提高进口汽车、禽类和猪肉的关税，印尼对500余种商品的进口增加限制等。随着危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一定会更猛烈。但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达到“损人不利己”的效果。18、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金融危机为重新评价各国地位并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契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标志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各国要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各国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充分发挥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重要作用。19、全球金融机构监管体制的改革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欧洲具有强烈的改革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愿望，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也是如此。各国应在加强更广泛的全球监管并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方面达成一致。通过修改现有的监管架构，改善公信力，从而提高政策稳定措施的效果。IMF与新的市场规则和国际规则共同发挥更广泛的监管作用。2009-2-258:08:54顶楼[方案]美国邦纳-空瓶计数zlx12345文章：2112搜索本坛贴子搜索所有历史贴子历史积分：236新积分：3254给他发消息|加入好友查看详细资料注册：2006-6-9我的工控博客(6)20、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开始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三十年，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体，是国际信贷和计价结算的标准，是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63.9%。虽然，美国的皮特·凯尔教授认为中国因为储备有大量美元，多年获得很少的回报而受到批评，现在是得到报偿的时候了，美元的走强使中国获益。但是，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元独大的弊病，暴露了美国的不负责任，使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大打折扣，使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开始动摇。美元的走强具有临时性，从分散风险的角度考虑，中国应实施国际储备多元化战略，不断降低美元在外汇储备结构中的比重。21、国际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的改进美国无监控的货币发行权、美元铸币税的独享权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是这一问题的总爆发，也扰乱了国际金融的正常秩序。美元的特权使其发行缺乏基本的制约，美国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发行纸币（百元美钞的印制成本仅6美分）。美国向世界征收了“铸币税”，又时常向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因而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现在是改进国际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的时候了。要改变美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格局，就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要让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有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在维护国际和地区金融稳定等方面的作用。22、美国巨额债务偿还将引发争执据经济学家统计，美国自2000年起向外举债超过3万亿美元，用以支撑美国超前消费的模式。外债的很大部分进入了次贷市场而血本无回。谁来偿还这笔巨债关系到美国债务人(次贷借主)、美国纳税人(美国政府)、和国际债权人(如中国政府)的重大切身利益。一般认为，债务损失只能由三方共同承担。各方承担的比例将成为今后国际政治角逐的焦点。23、欧盟体制有效性受到考验欧盟的持续扩容使其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加剧。欧盟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不仅有大国与小国、老成员与新成员的矛盾，还有三大机构的权力大小以及成员国在其中的权力分配的争夺的矛盾。新旧成员国的心态和预期各不相同，新老欧洲间的分歧在欧盟扩大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欧盟现有的运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扩大后的新形势。东扩使三大机构——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面临瘫痪的危险。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各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他们在农业补贴、贸易、投资、人口流动与就业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从而更难达成共识。24、打击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金融危机已严重打击了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信心受挫导致恐惧心理的产生，投资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进而使危机更加深重。最近公布的两个信心指数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1月份公布的全球CEO信心指数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CEO信心急剧下降，从第三季度的40下降到了24，这是自1976年第二季度开始这项调研以来的最低水平。CEO信心指数的下降折射了2008年最后几个月恶劣的经济状况。展望未来，CEO们对2009年上半年的投资前景仍然保持悲观态度。另一个广泛应用的指标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它综合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并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从最新公布的2008年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美国、欧元区、英国、韩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指数均创历史新低，折射出民众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极度悲观情绪。25、美国人的自信受到沉重打击美国的文化就是自信与乐观，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地球上最优秀的。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给美国人以沉重的打击，让自信和乐观大打折扣，甚至普遍产生了悲观和绝望的情绪。许多让美国人引以为荣的理念、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在残酷的经济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并且不再具有示范意义。26、美国梦正在开始破灭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是全世界的榜样，在投资银行、金融创新、企业运作等方面，人们往往是言必称美国。投行界的偶像级公司雷曼兄弟已经轰然倒塌，汽车界的偶像级公司通用也已摇摇欲坠。实际上，最让一些国家气愤的是美国经常兜售自己并不信奉的理念。美国曾先后向遭遇经济危机的日本、拉丁美洲、俄罗斯、东南亚等国推销休克疗法，但美国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采取积极干预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梦”在亚非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迅速下降。27、发达国家消费模式变化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是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中国的储蓄率是所有大国里最高的，而美国的储蓄率恰恰相反是所有大国里最低的。几十年来，中国与美国储蓄率的差异不断扩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现在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大约是50％，只占国内产值的约10％，中国是美国的5倍。美国是一个超前消费型国家，现实的消费力量和超前的消费力量共同拉动了美国近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的消费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动力。但事实表明，这种远远超过支付能力的过度消费模式是难以持久的，金融危机将会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消费方式。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过度消费模式会有所收敛。28、各国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使人类生存容量急剧缩小，因而导致各国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具体表现就是各国的抗议活动、群体性事件发生频次增加。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个地方出现了示威游行活动。俄一家调查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意率已经达到39%。最近在法国巴黎爆发了250万民众参加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对金融危机应对不力。同时，买卖合同纠纷、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证券权益纠纷等民商事案件在各国都将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29、对国有企业评价发生改变西方一些国家根据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等标准，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以中国国有企业较多为由，认为国有企业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但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某些西方国家理念与行动的不一致。在运用利率手段调节经济的方式基本失效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动用国有化手段。美国政府已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了国有化，并有可能对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实施国有化。英国政府向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BankofScotland，RBS)、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和劳埃德TSB银行(LloydsTSB)这三家大银行注资370亿英镑，此举直接导致英国政府成了这几家大银行的控股股东。在英国公布注资方案的当天，欧元区各主要成员国均纷纷仿效，以各种方式向银行业提供救助。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挪威等欧盟国家全线加入，使欧洲国家的救助资金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亿欧元。中国的国有企业模式为国外企业国有化进程提供了榜样和经验。30、中国更加重视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意义刚刚公布的海关统计2月份数字，中国外贸进出口额确实是比1月份和去年同期有所下降。2月份进出口总额是1662亿美元，和去年相比增长18．4％，其中出口874亿美元，只增长6．5％，增幅比较小，已经到了个位数，比去年同期的增幅要回落45％，比1月份也要回落20％。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收缩，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出口的贡献度大幅下降。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有利条件，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31、为中国能源战略实施创造了机遇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能源生产大国和第二消费大国，但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能源的供给仍然存在缺口。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避免受原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影响，我国提出了实施石油储备战略的构想。现在是加速实施石油储备战略的绝佳时机，也是利用一些国家能源企业资金匮乏的机会，购买采油权和采矿权，或参股控股这些能源企业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最大的煤业公司神华能源出资2.999亿澳元取得了澳大利亚煤矿开采执照，兖州煤业洽购澳洲煤矿企业菲利克斯能源公司(FelixResources)，中石化集团斥资130多亿元人民币收购加拿大Tangfunction(iterator)石油公司，这些案例都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32、中国出口市场向多元化发展对于曾经以其产品百分之百销往美国为荣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场危机的教训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多元化已经提了很多年，可有些企业就是没有感觉，满足于单一的出口市场带来的收益，而没有考虑风险的过度集中。中国大陆对美欧实际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在50%左右，令中国出口过度依赖美欧市场。这场危机并没有彻底改变美欧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但在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下降。33、对企业经营战略影响加深国内一些企业一直奉行“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基础的经营战略，这些从事完全贴牌生产的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最为严重。这将促使部分企业调整经营战略，开始重视品牌建设的意义。34、中国外汇储备结构发生变化弗里德曼在分析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时曾经说道，美中战略经济依存的基础堪比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美中之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有毒资产”。中国的财富被美国套牢。截至去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外汇储备主要投资方向是美国国债，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人，截至去年11月末，累计持有美国国债6819亿美元。在美国“零利率”的政策背景下，美元存在长期贬值的趋势，我国应该适时地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包括在资产结构上增持欧元和日元资产；在持有美国国债的期限结构上，增持短期国债，减持长期国债。35、人民币区域国际化步伐国际化是人民币的发展方向，但人们一直就时机是否成熟、条件是否具备而争论不已。我们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首要任务是区域国际化，确切地说是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成为贸易结算货币甚至是储备货币。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民币在港澳地区被普遍接受，在周边其它国家和地区开始流通。2008年1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就加快促进两国在贸易中改用本国货币结算进行了磋商，此前中俄已经进行了5年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尝试。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12日宣布签署一个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双方的金融体系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并推动双边贸易发展。随后，中国又与包括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在内的周边8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已从中国周边地区。36、中国时代加速来临有英国媒体认为，除非中国有朝一日能真正按其大国分量行事，否则不妨把它作为350个阿尔巴尼亚而不是一个美国来看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时代正在加速来临。中国并非新兴经济体，确切地说，中国是“复兴”经济体。麦迪森曾组织专家运用购买力评价方法进行过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1820年中国GDP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量的28.7%，印度、法国、英国加起来才占世界总量的26.5%。2007年中国GDP现价总量为257306亿元，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总体而言，金融危机对欧美的影响要大于中国，如果应对得当，无疑将会加速中国复兴的进程。
⑷ 面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怎样做到真的营销改革。
金融危机的三十六个影响
金融危机的三十六个影响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呈现不断蔓延与加速扩散的趋势，波及欧洲、亚洲等地区并产生了严重影响。只有从理念、经济、金融、政治、社会等角度全方位地分析这些影响，才能有助于我们正确面对今天和未来，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
1、新自由主义思想
和市场有效性理论破灭
此次金融危机标志着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金融市场有效性理论的破灭。投行经营模式的消失以及商业银行和房贷机构被政府大规模托管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说明金融机构并不能为了切身利益而进行有效的自我监管。其集体非理性行为不仅导致了自身毁灭，也产生了必须由全社会承担的系统性风险。但监管过严又会窒息创新并阻碍市场所应发挥的功效。市场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市场又是万万不能的。如何在自由经济这只“无形之手”和政府干预这只“有形之手”之间取得最优平衡，将是经济学家和监管机构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2、巴塞尔新协议
执行受到影响
作为全球金融机构监管标准的统一框架，巴塞尔新协议(BaselII)在历经十几年的修改和完善，于2005年正式推出，并要求协议成员在2007年底执行。该协议把银行需要计提的风险准备金同银行的信贷风险挂钩。在当前形式下，银行如执行新协议必须提取大量资金以抗风险，但这样银行就必然缩减用于信贷的资金，从而给信用紧缩雪上加霜。因此，金融危机使得巴塞尔新协议得不到有效执行。美国和欧盟已决定推迟执行新协议。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的努力不得不又一次搁浅。
3、风险管理制度
和方法重新审视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是测算适度的风险准备金，用以弥补经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损失。一般有两种测算法：国际大型金融机构通常采用“内部模型法”，是由公司内部自主开发模型，例如大银行和券商普遍开发“风险值”(valueatRisk)模型来度量市场风险；另一种是适用于中小银行和券商的“标准法”，即由监管机构提出一系列的针对各种风险类别的监控指标，银行和券商按指标要求进行风险控制。金融危机后，银行和券商的大规模破产将迫使监管当局推出更加严格的监控指标，并重新审视“内部模型法”的适用条件和范围。
4、国际会计制度
和计价准则修订
现行会计准则对金融衍生品在财务报表上的计价采用的是“以市值来计价”(marktomarket)。衍生品市值的计算需运用公司内部开发的复杂数学模型，不同模型甚至同一模型的不同假设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衍生品市值，而金融机构对模型信息的披露仅仅是在财务报表的备注中一带而过。更严重的是，金融机构还会通过金融工程把衍生品搬到账面之外(offbalancesheet)，使得投资者和审计单位难以判断衍生品的真正价值和潜在风险。这些会计准则和制度方面的漏洞急需填补。新的会计准则应强化信息披露和信息透明度。
5、对信用评级机构
监管不断强化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如美国三大：穆迪(Moody)、标准普尔(Standard&Poor)、惠誉(Fitch)，在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它们本应代表投资者的利益，对投资品种得信用等级作出独立公正的评价。但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被评公司需付高额年费)，这些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给投资者造成了很大的误导。如市场出售的抵押债务凭证(CDO)中的高级债券类(SeniorNotes)均被评为无风险的AAA，让投资方遭受了很大损失。鉴于此，政府需对信用评级机构加强监管，使它们真正代表投资者的利益。
6、金融机构
治理结构正在完善
金融危机的爆发提出了很多金融机构治理结构方面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董事会纵容投行使用如此高的杠杆率(雷曼的杠杆率高达37倍)？董事会在公司风险管理中起到什么作用？董事会的构成、特征、决策过程是怎样的？独立董事是否真正独立？金融高管的丰厚薪酬是怎样决定的？如何避免高管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拿股东利益去赌博？等等。这些问题将敦促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制订和设计更加完善的治理结构。
7、金融市场陷入持续下滑
和巨幅震荡的恶性循环
股票、债券和商品价格泡沫的破裂给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养老基金造成巨额亏损。这些基金将在投资人大规模赎回及券商不断要求补充保证金（marginfunction() ); }s）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忍痛割肉，进而加剧了市场下行和震荡，形成恶性循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NourielRoubini曾在2006年就准确描述出金融危机爆发的次序，先是房市和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引发持有高杠杆的券商和房贷机构的破产，然后投资者的疯狂出逃造成作为现金主要来源的货币市场资金的枯竭。这些后果都不幸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一一得到了验证。
按照Roubini教授的预测，金融市场的下一个引爆点将集中在靠高杠杆运作的对冲基金，以及由不良消费信贷(如汽车贷款)造成巨额损失的商业银行上，从而引发金融市场的新一轮危机。
8、重新审视金融产品
创新和金融杠杆使用
金融产品创新主要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尔街投行通过金融工程制造出来的各种衍生工具，其本身价值取决于它所依附的标的资产的价值。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如运用得当，它是分散和规避标的资产价格波动风险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它也被用作炒作标的资产的投机工具。由于衍生工具都是伴随着高杠杆使用的，投机风险也被成倍放大。随着华尔街投行的消失，金融产品的无止境创新和高杠杆的无节制使用必将受到限制。
9、金融业态
重组速度加快
作为金融创新的源头和世界精英的代表，华尔街五大投行曾风光无限。2007年底，高盛雇员的平均分红达到了令人咋舌的66万美元，雷曼兄弟紧随其后。仅一年时间，雷曼倒闭，美林和贝尔斯登被兼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将转型为传统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变化之巨应验了西方一句谚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这标志着投行这种“借短放长”(借入短限流动资本通过金融工程打包出售长限非流动性投资品种)、“以小搏大”(以小额经营资本通过高杠杆运作大额投资组合)的极具创新精神的经营模式的破灭。
10、银行收紧信贷
引发信用紧缩
银行因投资和放贷的亏损而收紧信贷，这样就割断了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为缓解信贷紧缩，美联储已对大银行注资超过2500亿，要求银行对企业放贷。其他各国央行也采取相同的措施。但据美国《商业周刊》调查，银行拿到政府资金后只把少部分用于信贷，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贷危机，却把大部分政府资金用于自保(填补已知亏损并预备将来损失)，政府资金并未有效通过银行流入企业。
11、全球资本
流动性枯竭
在美国，最有力的证据体现在短期货币市场的资金枯竭。这个市场是银行间拆借流动资本和大企业流动资金的生命线。金融危机使得这条生命线出现了一个反常现象：以往央行下调基准利率都会伴随着货币市场利率的应声下调，但过去几个月此利率却节节上升，反应出银行之间和银行对企业的极度不信任。为应对这一问题，美联储一方面大幅降息至零以示决心，另外还向这个生命线注资高达5400亿。但此注资规模相对于更加庞大的资本市场只是杯水车薪，而零利率的效果还要拭目以待。放眼全球，资本流动性枯竭是当前各国央行都面临的棘手问题，相对于仅一年前的全球资本流动性过剩，其变化之巨真是触目惊心。
12、企业在资本市场
的融资陷入困境
如果企业不能从银行和短期货币市场借到钱，另外的融资途径只有发行债券或增发股票，但都不乐观。在当前的股市形势下增发股票显然不是明智之举，而企业债券市场也同股市一样大幅跳水，反应在企业债券市场收益率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当前有些企业债券即使承诺高达20%收益率也还是无人问津，反应了投资者对企业的极度悲观情绪。
13、实体经济
持续萎缩
美国三大汽车巨头正是由于其所有融资渠道(银行、短期资本市场、股市、债市)的关闭而不得不向政府求助。试想如果三大巨头都面临这样的融资困境，中小企业的筹资能力就更加有限了。再发展下去的恶果将表现在不仅劣质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优质企业也面临同样困境而可能濒临倒闭，从而爆发全面的实体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将在信用紧缩、流动性枯竭、企业融资困境的三重压力下持续萎缩。汽车行业作为美国实体经济的支柱产业，其所推动和拉动的工业部门不计其数，因此三大巨头的命运将决定美国实体经济危机蔓延的程度。
14、重估实体经济
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将以泡沫化的方式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衡量虚拟经济是否达到正常水平以及是否保持稳定的状态，最关键的是要看它能不能为实体经济创造发展的条件，能不能为实体经济的成长源源不断地输送有效的资金。如果出现负面效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资源流失，削弱实体经济的发展后劲，甚至掠夺实体经济的资源，这种虚拟经济就有百害而无一利。因而虚拟经济的发展应当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带来的繁荣不会持久。
15、国际油价
和原材料价格暴跌
原油和原材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其价格反映了人们对今后经济增长的预期。国际油价从2008年7月的147美元，经历了巨幅震荡，短短半年时间就跌到了现今的40美元左右。同时原材料价格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震荡和跌幅，发出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明确信号。
16、全球经济衰退
导致失业率大幅上升
全球经济衰退的恶果将是失业率大幅攀升。据经济学家估计，美国2009年的失业率乐观估计将到8.5%，而悲观估计的这一数字将达到12%以上。而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力保在8%以上，其主要目的就是将失业人口维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如何解决高失业率已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一大难题。
17、贸易保护主义
有抬头趋势
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美国国会最近提出“购买美国货”这样典型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遭到世界各国的猛烈抨击。由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的反倾销委员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钢铁紧固件、柠檬酸、味精等多种产品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尽管去年11月20国集团协议表示今年不会设立新的贸易障碍，但从那时起，欧盟出台了更全面的玩具管理规则，印度已对某些钢铁进口提高关税，阿根廷对鞋和汽车零件实施新的贸易壁垒，俄罗斯提高进口汽车、禽类和猪肉的关税，印尼对500余种商品的进口增加限制等。随着危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一定会更猛烈。但历史经验证明，经济危机下的贸易保护主义只会达到“损人不利己”的效果。
18、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重构
金融危机为重新评价各国地位并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了契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标志是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各国要通过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问题。各国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充分发挥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解决重大国际问题上的重要作用。
19、全球金融机构
监管体制的改革
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市场缺乏有效监管。欧洲具有强烈的改革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愿望，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也是如此。各国应在加强更广泛的全球监管并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作用方面达成一致。通过修改现有的监管架构，改善公信力，从而提高政策稳定措施的效果。IMF与新的市场规则和国际规则共同发挥更广泛的监管作用。
2009-2-25 8:08:54 顶楼 [方案]美国邦纳-空瓶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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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元国际储备货币
地位开始动摇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三十年，美元仍然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主体，是国际信贷和计价结算的标准，是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占比仍达63.9%。虽然，美国的皮特·凯尔教授认为中国因为储备有大量美元，多年获得很少的回报而受到批评，现在是得到报偿的时候了，美元的走强使中国获益。但是，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美元独大的弊病，暴露了美国的不负责任，使世界各国对美元的信任大打折扣，使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开始动摇。美元的走强具有临时性，从分散风险的角度考虑，中国应实施国际储备多元化战略，不断降低美元在外汇储备结构中的比重。
21、国际金融秩序
和货币体系的改进
美国无监控的货币发行权、美元铸币税的独享权以及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权，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次金融危机是这一问题的总爆发，也扰乱了国际金融的正常秩序。美元的特权使其发行缺乏基本的制约，美国政府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发行纸币（百元美钞的印制成本仅6美分）。美国向世界征收了“铸币税”，又时常向世界征收“通货膨胀税”，因而导致经济严重泡沫化并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现在是改进国际金融秩序和货币体系的时候了。要改变美国主导国际金融秩序格局，就要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进程，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有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在维护国际和地区金融稳定等方面的作用。
22、美国巨额债务偿还
将引发争执
据经济学家统计，美国自2000年起向外举债超过3万亿美元，用以支撑美国超前消费的模式。外债的很大部分进入了次贷市场而血本无回。谁来偿还这笔巨债关系到美国债务人(次贷借主)、美国纳税人(美国政府)、和国际债权人(如中国政府)的重大切身利益。一般认为，债务损失只能由三方共同承担。各方承担的比例将成为今后国际政治角逐的焦点。
23、欧盟体制
有效性受到考验
欧盟的持续扩容使其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性加剧。欧盟内部矛盾错综复杂，不仅有大国与小国、老成员与新成员的矛盾，还有三大机构的权力大小以及成员国在其中的权力分配的争夺的矛盾。新旧成员国的心态和预期各不相同，新老欧洲间的分歧在欧盟扩大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欧盟现有的运行机制已经不能适应扩大后的新形势。东扩使三大机构——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面临瘫痪的危险。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面前，各国的经济形势更加严峻，他们在农业补贴、贸易、投资、人口流动与就业等问题上的分歧加大，从而更难达成共识。
24、打击了投资者
和消费者的信心
金融危机已严重打击了各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信心受挫导致恐惧心理的产生，投资者不敢投资，消费者不敢消费，进而使危机更加深重。最近公布的两个信心指数就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1月份公布的全球CEO信心指数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全球CEO信心急剧下降，从第三季度的40下降到了24，这是自1976年第二季度开始这项调研以来的最低水平。CEO信心指数的下降折射了2008年最后几个月恶劣的经济状况。展望未来，CEO们对2009年上半年的投资前景仍然保持悲观态度。另一个广泛应用的指标是消费者信心指数，它综合反映了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并预测经济走势和消费趋向。从最新公布的2008年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来看，美国、欧元区、英国、韩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指数均创历史新低，折射出民众对经济发展前景的极度悲观情绪。
25、美国人的自信
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的文化就是自信与乐观，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地球上最优秀的。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给美国人以沉重的打击，让自信和乐观大打折扣，甚至普遍产生了悲观和绝望的情绪。许多让美国人引以为荣的理念、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在残酷的经济事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并且不再具有示范意义。
26、美国梦
正在开始破灭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是全世界的榜样，在投资银行、金融创新、企业运作等方面，人们往往是言必称美国。投行界的偶像级公司雷曼兄弟已经轰然倒塌，汽车界的偶像级公司通用也已摇摇欲坠。实际上，最让一些国家气愤的是美国经常兜售自己并不信奉的理念。美国曾先后向遭遇经济危机的日本、拉丁美洲、俄罗斯、东南亚等国推销休克疗法，但美国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总是毫不犹豫地采取积极干预的经济刺激计划。“美国梦”在亚非拉的影响力和感召力迅速下降。
27、发达国家
消费模式变化
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是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中国的储蓄率是所有大国里最高的，而美国的储蓄率恰恰相反是所有大国里最低的。几十年来，中国与美国储蓄率的差异不断扩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储蓄率是美国的2倍，现在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大约是50％，只占国内产值的约10％，中国是美国的5倍。美国是一个超前消费型国家，现实的消费力量和超前的消费力量共同拉动了美国近年经济的快速增长，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的消费的升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和动力。但事实表明，这种远远超过支付能力的过度消费模式是难以持久的，金融危机将会使美国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其消费方式。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过度消费模式会有所收敛。
28、各国社会矛盾
不断加剧
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使人类生存容量急剧缩小，因而导致各国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具体表现就是各国的抗议活动、群体性事件发生频次增加。比如俄罗斯的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多个地方出现了示威游行活动。俄一家调查公司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意率已经达到39%。最近在法国巴黎爆发了250万民众参加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对金融危机应对不力。同时，买卖合同纠纷、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证券权益纠纷等民商事案件在各国都将呈现出不断增多的趋势。
29、对国有企业
评价发生改变
西方一些国家根据政府对生产的控制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等标准，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一直以中国国有企业较多为由，认为国有企业违背了自由市场经济理念。但这场金融危机让我们看到了某些西方国家理念与行动的不一致。在运用利率手段调节经济的方式基本失效的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政府开始动用国有化手段。美国政府已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了国有化，并有可能对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实施国有化。英国政府向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BankofScotland，RBS)、苏格兰哈里法克斯银行(HBOS)和劳埃德TSB银行(LloydsTSB)这三家大银行注资370亿英镑，此举直接导致英国政府成了这几家大银行的控股股东。在英国公布注资方案的当天，欧元区各主要成员国均纷纷仿效，以各种方式向银行业提供救助。法国、德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葡萄牙、挪威等欧盟国家全线加入，使欧洲国家的救助资金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亿欧元。中国的国有企业模式为国外企业国有化进程提供了榜样和经验。
30、中国更加重视
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刚刚公布的海关统计2月份数字，中国外贸进出口额确实是比1月份和去年同期有所下降。2月份进出口总额是1662亿美元，和去年相比增长18．4％，其中出口874亿美元，只增长6．5％，增幅比较小，已经到了个位数，比去年同期的增幅要回落45％，比1月份也要回落20％。当前发达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国际需求大幅收缩，使中国经济增长中出口的贡献度大幅下降。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口众多，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有利条件，利用这次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时机，加快形成主要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31、为中国能源战略
实施创造了机遇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能源生产大国和第二消费大国，但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能源的供给仍然存在缺口。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安全，避免受原油突发性供应中断和油价大幅度波动的影响，我国提出了实施石油储备战略的构想。现在是加速实施石油储备战略的绝佳时机，也是利用一些国家能源企业资金匮乏的机会，购买采油权和采矿权，或参股控股这些能源企业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中国最大的煤业公司神华能源出资2.999亿澳元取得了澳大利亚煤矿开采执照，兖州煤业洽购澳洲煤矿企业菲利克斯能源公司(FelixResources)，中石化集团斥资130多亿元人民币收购加拿大Tangfunction(iterator) 石油公司，这些案例都沿着正确的方向在前进。
32、中国出口市场
向多元化发展
对于曾经以其产品百分之百销往美国为荣的中国企业来说，这场危机的教训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多元化已经提了很多年，可有些企业就是没有感觉，满足于单一的出口市场带来的收益，而没有考虑风险的过度集中。中国大陆对美欧实际出口额占出口总额比重在50%左右，令中国出口过度依赖美欧市场。这场危机并没有彻底改变美欧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市场的地位，但在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下降。
33、对企业经营战略
影响加深
国内一些企业一直奉行“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基础的经营战略，这些从事完全贴牌生产的企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最为严重。这将促使部分企业调整经营战略，开始重视品牌建设的意义。
34、中国外汇储备
结构发生变化
弗里德曼在分析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时曾经说道，美中战略经济依存的基础堪比冷战期间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威慑，“美中之间总算找到了真正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有毒资产”。中国的财富被美国套牢。截至去年1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9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7.34%。外汇储备主要投资方向是美国国债，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人，截至去年11月末，累计持有美国国债6819亿美元。在美国“零利率”的政策背景下，美元存在长期贬值的趋势，我国应该适时地调整外汇储备的结构，包括在资产结构上增持欧元和日元资产；在持有美国国债的期限结构上，增持短期国债，减持长期国债。
35、人民币区域国际化
步伐展开
国际化是人民币的发展方向，但人们一直就时机是否成熟、条件是否具备而争论不已。我们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首要任务是区域国际化，确切地说是在中国及周边地区成为贸易结算货币甚至是储备货币。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人民币在港澳地区被普遍接受，在周边其它国家和地区开始流通。2008年12月4日，中国与俄罗斯就加快促进两国在贸易中改用本国货币结算进行了磋商，此前中俄已经进行了5年边境贸易本币结算的尝试。12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12日宣布签署一个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为双方的金融体系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并推动双边贸易发展。随后，中国又与包括俄罗斯、蒙古、越南、缅甸等在内的周边8国签订了自主选择双边货币结算协议。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已从中国周边地区展开。
36、中国时代
加速来临
有英国媒体认为，除非中国有朝一日能真正按其大国分量行事，否则不妨把它作为350个阿尔巴尼亚而不是一个美国来看待。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时代正在加速来临。中国并非新兴经济体，确切地说，中国是“复兴”经济体。麦迪森曾组织专家运用购买力评价方法进行过比较精细和全面的定量测算，1820年中国GDP居世界首位，占世界总量的28.7%，印度、法国、英国加起来才占世界总量的26.5%。2007年中国GDP现价总量为257306亿元，超过了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总体而言，金融危机对欧美的影响要大于中国，如果应对得当，无疑将会加速中国复兴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