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伍德沃德和費塞爾規則
伍德沃德Woodward和費塞爾規則化合物溶劑波長乙烯氣態庚烷171乙炔氣態173乙醛蒸汽289,182丙酮環己烷190,279乙酸水204乙醯氯庚烷240乙酸乙酯水204乙醯胺甲醇295多烯類與a,b-不飽和酮類紫外吸收的計算規則 母體+環內雙鍵數*36+環外雙鍵數*5+延伸雙鍵數*30+其餘得生色基數*對應值（見上表）推薦幾本書《有機波譜學》之f62.html紫外光譜λmax 的經驗計算：一,共軛烯烴λmax的計算規則(Woodward-Fieser規則)，二,共軛烯酮λmax的計算規則(Woodward-Fieser規則)，三,芳香羰基化合物λmax的計算規則(Scott規則)
其他書籍：
a、范康年:《譜學導論》(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
b、,薛松:《有機結構分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
c、寧永成:《有機化合物結構鑒定與有機波譜學》,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
d、王光輝:《有機質譜解析》,化學工業出版社,2005年10月
e、武越寰:《有機結構分析》,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
f、趙瑤興:《有機分子結構光譜鑒定》,科學出版社,2003年3月
㈡ 伍德沃德(Robert Burns Woodward)的有趣事跡
伍德沃德1917年「月10日生於美國馬薩路塞州的波士頓。從小喜讀書，善思考，學習成績優異。1933年夏，只有16歲的伍德沃德就以優異的成績，考人美國的著名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在全班學生中，他是年齡最小的一個，素有「神童」之稱，學校為了培養他，為他一人單獨安排了許多課程。他聰穎過人，只用了3年時間就學完了大學的全部課程，並以出色的成績獲得了學上學位。
伍德沃德獲學士學位後，直接攻取博士學位，只用了一年的時間，學完了博士生的所有課程，通過論文答辯獲博士學位。從學士到博士，普通人往往需要6年左右的時間，而伍德沃德只用了一年，這在他同齡人中是最快的。獲博士學位以後，伍德沃德在哈佛大學執教，1950年被聘為教授。他教學極為嚴謹，且有根強的吸引力，特別重視化學演示實驗，著重訓練學生的實驗技巧，他培養的學生，許多人成了化學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獲得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的美國化學家霍夫曼（R.Hoffmann）。伍德沃德在化學上的出色成就，使他名揚全球。1963年，瑞士人集資，辦了一所化學研究所，此研究所就以伍德沃德的名字命名，並聘請他擔任了第一任所長。
伍德沃德是本世紀在有機合成化學實驗和理論上，取得劃時代成果的罕見的有機化學家，他以極其情巧的技術，合成了膽固醇、皮質酮、馬錢子鹼、利血平、葉綠素等多種復雜有機化合物。據不完全統計，他合成的各種極難合成的復雜有機化合物達24種以上，所以他被稱為「現代有機合成之父」。
伍德沃德還探明了金黴素、土黴素、河豚素等復雜有機物的結構與功能，探索了核酸與蛋自質的合成問題、發現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伍德沃德有機反應和伍德沃德有機試劑。他在有機化學合成、結構分析、理論說明等多個領域都有獨到的見解和傑出的貢獻，他還獨立地提出二茂鐵的夾心結構，這一結構與英國化學家威爾金森（G.Wilkinscn）、菲舍爾（E.O.Fischer）的研究結果完全一致。
1965年，伍德沃德因在有機合成方面的傑出貢獻而榮獲諾貝爾化學獎。獲獎後，他並沒有因為功成名就而停止工作。而是向著更艱巨復雜的化學合成方向前進「。他組織了14個國家的110位化學家，協同攻關，探索維生素B12的人工合成問題。在他以前，這種極為重要的葯物，只能從動物的內臟中經人工提煉，所以價格極為昂貴，且供不應求。
維生素B12，的結構極為復雜，伍德沃德經研究發現，它有181個原子，在空間呈魔氈狀分布，性質極為脆弱，受強酸、強鹼、高溫的作用都會分解，這就給人工合成造成極大的困難。伍德沃德設計了一個拼接式合成方案，即先合成維生素B12的各個局部，然後再把它們對接起來。這種方法後來成了合成所有有機大分子普遍採用的方法。
合成維生素B12過程中，不僅存在一個創立新的合成技術的問題，還遇到一個傳統化學理論不能解釋的有機理論問題。為此，伍德沃德參照了日本化學家福井謙一提出的「邊界電子論」，和他的學生兼助手霍夫曼一起，提出了分子軌道對稱守恆原理，這一理論用對稱性簡單直觀地解釋了許多有機化學過程，如電環合反應過程、環加成反應過程、σ鍵遷移過程等。該原理指出，反應物分子外層軌道對稱一致時，反應就易進行，這叫「對稱性允許」反應物分子外層軌道對稱性不一致時，反應就不易進行，這叫「對稱性禁阻」。分子軌道理論的創立，使霍夫曼和福井謙一共同獲得了1981年諾貝爾化學獎。因為當時，伍德沃德已去世2年，而諾貝爾獎又不授給已去世的科學家，所以學術界認為，如果伍德沃德還健在的話，他必是獲獎人之一，那樣，他將成為少數兩次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科學家之一。
伍德沃德合成維生素B12時，共做了近千個復雜的有機合成實驗，歷時11年，終於在他謝世前幾年實現了，完成了復雜的維生素B12的合成工作。參加維生素凡之合成的化學家，除了霍夫曼以外，還有瑞士著名化學家埃申莫塞（A.Escheni11oser）等。
在有機合成過程中，伍德沃德以驚人的毅力夜以繼日地工作。例如在合成番木鱉鹼、喹寧鹼等復雜物質時，需要長時間的守護和觀察、記錄，那時，伍德沃德每天只睡4個小時，其他時間均在實驗室工作。
伍德沃德謙虛和善，不計名利，善於與人合作，一旦出了成果，發表論文時，總喜歡把合作者的名字署在前邊，他自己有時乾脆不署名，對他的這一高尚品質，學術界和他共過事的人都眾口稱贊。
伍德沃德對化學教育盡心竭力，他一生共培養研究生、進修生500多人，他的學生已布滿世界各地。伍德沃德在總結他的工作時說：「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績，是因為有幸和世界上眾多能幹又熱心的化學家合作。」
1979年6月8日，伍德沃德國積勞成疾，與世長辭，終年62歲。他在辭世前還面對他的學生和助手，念念不忘許多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復雜有機物的合成工作，他逝世以後，人們經常以各種方式悼念這位有機化學巨星。
資料來源：http://www.ster.cn/kjs/wgkxj/200511/4600.html
㈢ 弗格森欽點安切洛蒂，伍德沃德當年為啥請穆帥呢
安切洛蒂在個人專題中透露了弗格森退休前夕，找到了自己並且表露了「希望卡爾洛能來老特拉福德執教」的態度，只不過當時安帥已經答應了弗洛倫蒂諾接替穆里尼奧執教皇馬，前者就與曼聯擦肩而過了。這與球迷們的認知有些出入——瓜迪奧拉在紀錄片中就談到了自己告別巴薩一線隊歇業在家的期間內，也被老爵爺邀請去紅魔執教，只不過瓜帥當時已經答應了赫內斯接替海因克斯，錯失了夢劇場。於是問題就來了：弗格森決定退休後到底請過多少接班人？
筆者球後覺得這種因果關系的背後，還體現出了英超俱樂部的結構，在短短十幾年內已經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阿布、曼蘇爾等石油王雖然不怎麼懂球，不過他們都是各自俱樂部的老大。在他們這種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下，切爾西與曼城在21世紀創造過輝煌，自然讓三德子看了眼饞。要知道「狂人」執教藍軍時，及時紅魔球迷們的對手，由此可以看出伍德沃德如果按照弗格森的思路，把安胖與加泰羅尼亞名帥請過來「救場」，老特拉福德的老大還是爵爺。還不如將老對手穆里尼奧請過來，沒准能推翻此前的理念。
㈣ 高一學生求賺點錢之路
巴菲特的真實故事 6歲就通過可口可樂賺錢(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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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1月11日 19:17 中青在線
國資深金融記者安迪用一個證券投資者的目光，將巴菲特66年的傳奇投資生涯，用200多個真實、生動的故事，樸素的語言，寓理於事地娓娓道來，在閱讀時令你愛不釋手的同時，使你倍感此書投資哲理的可讀、可懂、可信、可學。該書深受廣大讀者的推崇，被美國廣大投資者譽為「具有永恆價值的股票投資聖經」。
在伯克希爾公司宣布投資可口可樂公司的第二天，巴菲特告訴《華爾街日報》記者邁克爾.麥卡錫(1989年3月16日)，購買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份是「將理論付諸行動的最好表現。」
巴菲特告訴他：「可口可樂公司正是我所喜歡的那種公司，我喜歡我能理解的產品，比如說，我就不知道什麼是晶體管。」他又進一步說：「近年來，我對他們高層的管理決策以及戰略重點越來越了如指掌」。
這個故事表明，分析師們將巴菲特的購買行為看做是為了躲避經濟衰退。巴菲特回答：「從現在開始到我們賣出可口可樂股票這段時期，可能有10次經濟衰退。我們最喜愛的持股期限是永遠持有。」
太陽信託銀行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另一個大股東，持有可口可樂將近8%的股份，但是，這些股份可劃分為這家銀行所擁有的大約2%的股份和這家銀行在財產信託賬戶里持有的大約6%的一部分股份。太陽信託銀行自身擁有大約4800萬股的可口可樂股票。因此，如果它從11萬美元或者說每股不足0.5美分的價格開始長期持有，那又會怎麼樣呢？每股0.5美分這個價格是喬治亞信託公司在1919年幫助可口可樂公司承銷其股票首次發行，以股票而非現金形式所收取的服務費。太陽信託購買了大量的可口可樂股票，順便說一句，太陽信託銀行的保險庫收藏有惟一一份書面的可口可樂配方。
可以說，除非得到可口可樂公司董事會的投票許可，否則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到這份手寫的配方。很顯然，只有少數幾個不曾一起外出的員工才能知道這份秘密配方。
據說這份秘密的可口可樂配方「商品7X」是由橙子、檸檬、桂皮以及其他成分混合而成的。這份配方是通過口頭傳授而流傳下來的，就如同是一種秘密友好次序的儀式隱語一樣。
位於亞特蘭大市的艾莫里大學商學院是依據高澤塔的名字命名的，這所大學擁有可口可樂公司4000萬股份，將其所得的股息已經用於建設校園、設立獎學金和教授職位。
回溯1922年，佛羅里達州昆西市的煙草農場主在當地一位銀行家馬克.門羅的敦促下，購買了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份，獲利豐厚。門羅的女兒朱莉亞.伍德沃德說：「可口可樂現在很流行，我爸爸很喜歡它的味道。而且，他認為可口可樂股票是一份很不錯的財產，因為每個人都買得起一杯可樂。」今天，那些聽從那位銀行家建議的農場主的後裔們，擁有可口可樂公司750萬股股份，這些股票經過分拆調整後成本是每股2美分。可口可樂的25位百萬富翁也非常慷慨地將他們的財產，投資給他們位於塔拉哈西市附近的家鄉。
巴菲特6歲時就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他用25美分為他祖父的「巴菲特父子雜貨店」買了6瓶可口可樂，然後在鄰里間以每袋5美分的價格出售，他發現獲利不菲。
除了作為一名可口可樂銷售員賺點零用錢之外，巴菲特也喝百事可樂，並且將近半個世紀都不願意更換口味，已經到了「可樂狂」的地步。巴菲特曾在1988年夏天說，他的「眼球與大腦相連」，但是在1989年3月，他開始大量購買可口可樂股票。可口可樂公司自身也回購股份，因此,市場上就有兩家大的可口可樂股票買主。
真正讓巴菲特眼前一亮，並對可口可樂感興趣的是可口可樂這一世界最響亮的品牌名稱。在可口可樂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可口可樂的品牌價值未做任何記錄，然而，這家公司擁有國際性的利潤增長潛力和全球性的有效廣告優勢。巴菲特發現了——正如人們看到的——一個在世界范圍內都刀槍不入的品牌。
可口可樂公司主導著美國的軟飲料市場，並且是許多大型快餐連鎖店的首選供應商，如麥當勞、溫迪、伯格金、比薩店以及許多阿比餐館。可以說，哪裡有麥當勞，哪裡就有可口可樂。麥當勞是可口可樂最大的顧客。
德爾塔航空公司、大陸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公司以及特蘭航空公司都提供可口可樂這種飲料。
可口可樂行銷全世界。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遍布歐洲和美國。就連伯克希爾公司下屬的博希姆珠寶店和內布拉斯加州傢具公司都有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
可口可樂公司70%的銷售額和80%的利潤都來自它遍布海外的分支機構。百事可樂公司70%的銷售額和80%的利潤卻是來自美國。
1989年11月柏林牆拆除後，可口可樂公司迅速佔領原東德市場，設立了數千台售貨機，運輸卡車運送幾千罐的可口可樂。到了1991年初，可口可樂公司在德國全境買下了從事瓶裝和分銷運輸的工廠。在柏林牆拆除之前，原東德人是通過電視知道可口可樂的，而可口可樂甚至比原東德自己生產的軟飲料更受人們的歡迎。
在1991年早些時候，可口可樂公司的管理人員宣稱原東德人平均每人一年喝掉30瓶飲料，公司旨在今後的幾年裡讓這一數字趕上西德人的190瓶。可口可樂公司也迅速發展起來在東原德的業務。對於在東歐一些國家擁有很大市場的百事可樂公司和長期活躍在歐洲市場的可口可樂公司來說，兩德合並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口可樂公司還鞏固了它在歐洲的瓶裝可樂銷售網，在法國、比利時和英國設立的特許經營店都有可口可樂公司最大的瓶裝可樂銷售公司——可口可樂實業公司。
由於邊際利潤很大，可口可樂在日本賺的錢比在美國賺的錢還要多。可口可樂200萬台軟飲料機器中的76萬台售貨機在日本市場，使得可口可樂公司軟飲料的市場佔有率為30%。可口可樂公司的喬治亞牌罐裝咖啡也在日本暢銷。(摘自《投資聖經：巴菲特的真實故事》 中國與世界500強企業發展研究基金會籌委會供稿)
㈤ 艾德·伍德沃德的曼聯生涯
2013年的夏天，伍德沃德成為了曼聯的CEO，但是伍德沃德依然沒從體育公司高管過渡到曼聯CEO的角色。他對於球隊陣容的建設不太關心，只是關系球隊的商業運作以及球隊的股票的價格。伍德沃德可以在無法贏得獎杯的情況下仍然在商業領域取得成功，但曼聯球迷對此卻不買賬，對於球迷來說，他們希望球隊的陣容強大，獲得冠軍。
伍德沃德在2013年的夏天與莫耶斯一起來到曼聯，但是在2013年的夏天，伍德沃德卻並沒有為球隊簽下令人矚目的強援，只是在夏季轉會窗末期簽下了莫耶斯的舊將費萊尼，在冬窗雖然簽下了西班牙中場馬塔，但是依舊無法阻止曼聯無緣歐洲賽場。 曼聯的股價在戰績糟糕的情況下逆勢上揚，這也引發了外界有關伍德沃德只關心俱樂部股票狀況的批評。在他接替大衛·吉爾掌管俱樂部之後不久，這位曼聯執行副主席聲稱，球隊可以在無法贏得獎杯的情況下仍然在商業領域取得成功，這使得他並未馬上贏得球迷們的支持。球迷們的不信任和去年夏天在轉會市場上的糟糕表現，給伍德沃德留下了一項艱巨的任務，他必須要平息那些對於曼聯的未來在他手下可能不再那麼成功的擔憂。
伍德沃德作為原紅色體育公司的高管，只要負責商業運作，不熟悉足球市場情有可原。吉爾離開後，曼聯管理層人員變動很大，出現混亂也在所難免。 「在數千焦急球迷等待在卡林頓外的最後一天，我們的CEO居然能夠拋下所有人，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心態。也許伍德沃德依然沒從體育公司高管過渡到曼聯CEO的角色。」很快批評聲就不絕於耳。隨後，曼聯的夏季轉會窗以用2750萬英鎊的過高價格簽下費萊尼告終，伍德沃德這一年背上難以拋開的黑鍋。
2014世界盃結束後，范加爾上任，伍德沃德變得積極起來。雖然有所拖沓，但范加爾要得到迪馬利亞，他就帶來了迪馬利亞，要求補強其他位置，盧克·肖、埃雷拉、布林德都是不錯的簽約。這時候，「三德子」已經慢慢轉型成功了。 曼聯在2015年夏天的引援市場行動非常迅捷，已經簽下了孟菲斯·德佩、達米安、施奈德林與施魏因施泰格四名球員，而且在阻擊皇馬買購買大衛·德赫亞的交易中顯得爺們氣十足，已經完全擺脫了前幾個賽季「抬價聯」的外號。球隊的CEO艾德·伍德沃德也人氣暴漲，成為了曼聯球迷心中的極品男神。
伍德沃德在購買球員中磨磨唧唧、拖泥帶水的處事風格讓球隊錯失了多名實力強援，並有了「抬價聯」的稱號。但是在今夏，三德子卻閃電簽下四名強援，讓球迷們眼前一亮。三德子在曼聯球迷心中的無能形象也變成了無所不能的超人形象。 伍德沃德在上任之前，就已經為俱樂部拉到很多贊助，讓俱樂部增收7000萬英鎊，並超過拜仁慕尼黑成為第一個價值超過10億美元的足球俱樂部品牌。可球迷並不買賬：「如果不能吸引最優秀的球員，那麼人們不會覺得同東南亞的糖果公司、印度的輪胎公司抑或是泰國的摩托車公司建立合作夥伴關系有什麼值得自豪的。」
數據顯示，2010年，曼聯在商業收入、轉播收入、比賽日收入三項的比例各佔27%、36%和37%，而到2014年，三項比例依次是44%、31%和25%。伍德沃德，將曼聯從一支主要靠比賽日收入的球隊，轉型為靠自身的金字招牌招攬大企業打廣告的新模式。預計曼聯的年收入將持續每年增長11%，這樣到2020年將會達到7個億，范加爾在轉會市場一擲千金的「范擲億」作風，底氣就來自於此。
㈥ 為什麼社會因素能影響大學生創業
2013年，經濟學家陳志武參與舉辦了一屆量化歷史講習班。在講習班上，著名的經濟史學者格里高利·克拉克 （Gregory Clark） 講了一個令人有些「震驚」的觀點：人類歷史其實只發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克拉克認為，從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近三千年中，世界每年的人均收入都沒有變化。在工業革命以前，人類始終沒有走出「馬爾薩斯陷阱」：生產力水平上升帶來物質產出和收入的增加，但同時也致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又使得人均收入降回原點。
陳志武認為，這種「唯生產率」的文明史觀顯然是可以質疑的。因為僅以中國的例子來看，根據安格斯·麥迪森的估算，漢朝時中國的人均收入約為450美元，而這個數字，與1950年差不多——若依據「唯生產率」這把尺子，得出秦漢至20世紀中期的中國文明毫無進步，顯然是荒謬的。在新近出版的作品《文明的邏輯》中，他補充了「風險」作為衡量文明發展尺度的一種新視角。
《文明的邏輯：人類與風險的博弈》，陳志武著，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3月。
陳志武提出，在評估文明發展的時候，除了「生產力」指標，「風險應對力」的提升也是極為重要的指標。美國學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曾系統梳理過人類暴力的發展史，平克認為，在歷史尺度上，人類的暴力呈逐漸下降的狀態。在陳志武看來，風險與暴力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平克的研究，也說明了風險作為分析歷史視角的意義。規避風險的需求不斷著推動人類社會的發展完善，演化出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業、金融、國家等創新。
「風險」並非一個全新的分析框架。烏爾里希·貝克、尼克拉斯·盧曼、瑪麗·道格拉斯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也都曾從不同的角度貢獻了自己對風險的理解。或許，這一框架的價值在於，不同學科背景的學者會用其挖掘出歷史事件不一樣的面向。例如，對於部分宗教排斥金融的問題，其中有教義因素的影響，但這一問題也可以被理解為是兩種不同規避風險方式的競爭：宗教提供教友間的風險共擔，但因此也需要強化宗教內的「我們」與宗教外的「他們」的界限，這和金融通過在陌生人群體之間建立跨期交換的方式來幫助人們抵禦風險，有著本質的差異。
宏觀歷史的角度之外，風險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其實有很多切近的面向：新冠疫情對經濟的沖擊，隨之而來的就業困難，民眾的極端情緒，以及其對公共安全帶來的威脅。近兩年，陳志武曾在多個采訪中不無擔憂地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帶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風險，例如，各個國家推出的大規模量化寬松政策，可能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隨之而來的，是持續上升的民粹主義對全球化過程的高度逆反。陳志武表示，這些情緒在一定程度上能成為一個系統反思的契機，我們也應該給予這些情緒以足夠的重視。
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陳志武的專訪。
采寫丨劉亞光
陳志武，經濟學家，香港大學馮氏基金講席教授，耶魯大學原金融學終身教授。專業領域為金融理論、股票、期貨和期權市場，宏觀經濟與經濟史。
貝克談論的「風險社會」，
更多是針對「後現代社會」的擔憂
新京報：本書的核心概念——「風險」指向非常廣，包括自然風險、消費風險、社會風險、心理風險等，似乎它同時包含了主觀和客觀的維度。這種豐富的定義，使本書中講的風險給人感覺幾乎等同於「人類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切危險、困難」，這會不會有概念界定過於寬泛的問題？又是否可能影響到概念的解釋力？
陳志武：沒有這個問題。就像物質生產力的概念，「物質」的種類很多，糧食、食油、石油、汽車、電腦等等，但這並沒有妨礙我們用生產力或生產率去度量人類在這個維度上的進步。按照這個維度，我們知道了1780年開始的工業革命使人的物質生產力出現根本性的跳躍。
雖然風險的類別很多，但它們的共同性在於「常態」和「非常態」，任何導致人的生活偏離常態的事件都是我們所說的風險。從行為主體看，有自然世界造成的「非常態」即「自然風險」，也有人造的「非常態」即「人造風險」；而在種類上，有消費風險、戰爭風險、暴力風險、心理風險等。
電影《敦刻爾克》劇照。
我們要看到，如果人類自古只有常態生活，沒有風險事件發生，那麼，人類就不會有苦難、暴力和戰爭；正是在人類面對風險造成的「非常態」生活沖擊時，人可能面對生與死的挑戰，從而使人無法保持理性，無法守規矩或保持行為「文明」。 雖然常態下的生活和非常態下的生活都有挑戰，但，常態下的挑戰可能只是錦上添花的問題，比如物質產出不夠豐富充裕； 可是，非常態下的挑戰可能是生與死的挑戰。
由此，在工業革命之前，幾乎所有社會的關注都聚焦在解決風險挑戰上，即忙於提升風險應對能力，而不是主要在改進生產力上。 就如孔子所言，「不患貧而患不安」，物質產出多少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決未來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帶來的不安； 在當初，風險更是催生文明化進程的驅動力。 這些是我書里談到的要點。
新京報：有關風險的現代文獻中，不可繞過的就是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的《風險社會》，貝克提出了很多當代社會的發展帶來的新的「系統性風險」。如果很多抑制風險的手段（比如生物科技、核武器）反倒催生了更大的風險，你在書中有關「文明是抗風險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的這一判斷是否還成立呢？
陳志武：貝克《風險社會》只是描述了一些現象，但他不是從風險的視角解讀人類文明化歷程的，而是只關注「後現代社會」的問題。他的悲觀結論恰恰說明把研究的時間軸往回拉幾百年、幾千年的重要性。不論是幾萬年前，還是今天，人類都面對風險挑戰，但今天的許多風險跟以前的風險在性質上的確不同，幾千年前甚至幾十年前，那些旱災風險可以把人置於死地，大的瘟疫可以把幾千萬人致死，14世紀的黑死病使歐洲人口死掉一半；可是，今天包括金融危機風險、經濟危機風險等人造風險，一旦發生，當然會把人類生活打入非常態，但未必置人於死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很多西方人財富縮水、甚至失業，但並沒讓他們活不下去，甚至連這次的新冠病毒危機也沒有帶來大規模死亡。
電影《大空頭》劇照。
所以，貝克從絕對意義上指出了「後現代社會」的各種風險，這沒錯，因為任何社會在各時期都面對風險挑戰。但是，他沒有從長歷史演變的角度看到人類過去幾萬年所作的避險創舉的正面貢獻，沒有看到人類面對的風險在性質上正在變得越來越弱，不像以前的風險那麼致命。
我在《文明的邏輯》中談到，的確，科技創新、金融市場、福利國家、財政國家等這些創舉大大強化了人類的風險應對力，至少使我們不再需要為基本生存而擔憂。但在解決自然風險挑戰的同時，這些發明也帶來新的人造風險，也就是，為了克服自然風險挑戰，結果製造了人造風險。雖然這些人造風險的發生率不一定高，但它們的殺傷力照樣可以很大，所以，人類今後需要繼續創新，把文明化進程繼續往前推。
新京報：你全書的一個基調，就是看待風險時我們應該立足於一個比較宏觀的歷史視角。很多問題如果我們把時間尺度拉大，和不同歷史時期做對比，會覺得並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是否和你對量化歷史方法的重視有關？書中有大量量化歷史研究的引用。
陳志武：我的本科和碩士念的都是工科，加上金融經濟學和量化方法的訓練，我很自然會用數據、用量化方法去研究歷史話題，量化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更有說服力。當然，基於歷史大數據做研究的弊端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些具體個案的細節，顯得不夠有血有肉。這就是為什麼《文明的邏輯》不僅引用大量的量化歷史研究，也引用了許多歷史和當代的具體案例。我認為，盡管每個學者對歷史研究的路徑有偏好，但是做傳統個案分析的歷史學者應該也要一些統計訓練，要有統計意識；如果只聚焦個案，很可能會以點帶面。我常常跟學生們說，看到阿炳二胡拉得好，同時他又是盲人，但不能因此就說他二胡拉得好主要是因為他是盲人，然後要學二胡的人先把眼睛弄瞎。
宗教面臨轉型，
但會越來越定位於「信仰」的角色上
新京報：宗教被你視為現代社會的一種重要「避險」手段。在書中論述里，你引用了伍德沃德的話，他認為宗教之於信眾來說最有說服力的一點在於「上帝的確在幫你做成事」。這是否說明，你也認為宗教之於人們的「世俗」價值（或者說經濟價值）是最主要的，而精神性作用往往是次要的？或者說只要世俗價值能被滿足，精神價值就只是暫時性的？
陳志武：宗教信仰當然不只是為了資源共享風險分攤這些世俗的物質利益，它有很重要的撫慰心靈的精神價值，特別是關於人的後世的各種虛構故事，讓信徒能更加坦然地面對生命的終結。這點和婚姻類似，婚姻既是為了情感需要，可以是為了愛情，但也是為了在抵禦風險上能實現「1+1大於2」的效果。當今社會，人們對婚姻的避險價值的依賴度在加速衰退，比如世界范圍內的離婚率和單身生活人數佔比都在上升，同時，「情感」「浪漫」元素在婚姻中的分量越來越重。信教的人有的是出於宗教組織提供的風險互助功能，有的是基於宗教信仰的精神價值，也有一些是兩者兼顧。
我在書中談到，宗教在西方面臨很大轉型，很多基督教教堂都被關停或被改造為舞廳、圖書館、餐廳、健身房等。主要原因是那些因宗教提供的避險救急功能而信教的人，在有了發達的金融市場和福利國家之後，他們不再需要教會提供的避險，就越來越淡出教堂。許多研究表明，在20世紀之前的美國，農業產出波動性 （風險） 越高的地區，其經濟收入風險就越大，那裡信教的人數佔比就越高；每次災害、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之後，信教的人數也會大增。但是，在北歐、德國、荷蘭等推出福利國家之後，信教人數就快速下滑，這個趨勢後來在加拿大、美國也得到重復，驗證了風險挑戰曾經是信教決定的重要驅動力，一旦風險需求有了更好的解決方式，信教人數就會減少。
這也是為什麼我說宗教雖然沒有提升生產力，但改善了信徒的風險應對力，這也是對文明化進程的積極貢獻。當然，宗教信仰的精神價值是市場和國家難以替代的，所以，宗教會越來越定位在信仰和社會化的角色上。
電視劇《年輕的教宗》劇照。
新京報：關於加爾文新教對現代文明的影響，包括韋伯等學者的專著有過非常系統的論述。你在書中提及了它的「先決論」對政府消極減貧的影響。桑德爾等哲學家近年來指出，加爾文新教中的這種強調個人責任的理念逐漸發展為現代的「優績主義」（Meritocracy），它一方面極大推動了資本主義文明的發展，一方面也是近些年諸多社會問題的根源。似乎加爾文新教這類宗教一方面推動著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增加著「風險」，你會怎麼評價這些宗教的遺產？
陳志武：是的，韋伯對加爾文新教的貢獻評價很高，但他主要基於「先決論」，而就加爾文對解放金融 （具體說，解放用錢賺錢的金融行為） 的討論較少，特別是沒有談到金融市場和教會在解決風險挑戰上的相互競爭關系，沒有從風險分攤角度解釋為什麼教會對商業、對金融的總體敵意。我在書中談到，加爾文新教一方面闡明了用錢賺錢的道德正當性，因此解放了金融，另一方面從根本上解放了商業，藉助上帝的「先決」為商人追求利潤找到正當性。在這個意義上，由於儒家至今還沒從道德上解放商業和金融，伊斯蘭教雖然一開始就對商業無敵意 （因為先知穆罕默德從事過貿易） ，但至今也未放鬆對用錢賺錢的敵意，加爾文新教是最早解放商業和金融的教派，也因此讓系統接受加爾文宗的荷蘭、英國及其前殖民地美國等最早發展出現代金融市場，最快發展出資本主義經濟。
當然，天下沒有免費午餐，加爾文新教釋放了金融與資本主義潛力，包括優績主義文化，但也帶來金融危機風險、產業危機風險等，就如前面談到的，這些創舉大大提升了人們應對自然風險的能力，卻也引導出一些人造風險，包括放大了財富差距、收入差距。這一方面表明人類與風險的博弈是一個逐漸改善的動態過程，很難做到一勞永逸，另一方面，文明化進程還遠未結束，需要繼續努力。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德]馬克斯·韋伯著，閻克文譯，世紀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3月。
新京報：你在書里提到促進人類文明發展的幾種「避險」主體，包括家庭、宗族、宗教、市場、國家等。對於未來人類可能面對的更為復雜的風險，基於你的判斷，我們有什麼新的應該探索的避險主體？
陳志武：人類到目前為止發明的風險應對手段分成以下幾大類：基於婚約的婚姻，基於血緣的家庭與宗族，基於共同信仰的宗教組織，基於行政權力的國家，基於貨幣交換的市場。鑒於這些機制是人類發展了幾千年的，我還想不出短期內會有新類別的避險主體出現。當然，這不是說不會有應對風險挑戰的創新出現，比如，在市場化避險工具方面、政府應急手段方面、消除戰爭風險的國際組織與協調機制方面等，都可以有很多創新的空間。
逆全球化情緒的增強，
不失為一次反思的機會
新京報：你在書中特別提到了公司力量的增長，這些年甚至有學者如麗貝卡·麥金農等給臉書這樣的超大型平台企業取名為「臉書斯坦」（Facebookistan），形容其運作邏輯和在經濟、政治方面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企業」二分框架。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了這樣龐大的、尤其是跨國的企業也生產了諸多新的風險，你會如何看待公司在未來扮演的角色？
陳志武：公司的力量的確在過去兩百年上升很多，這也是為什麼哥倫比亞大學前經濟系主任瑟里克曼教授說，「股份有限責任公司是過去一千年最重大的發明；如果沒有它，可能連蒸汽機和電氣時代都不會出現」。從歷史上看，人類發明出的能長期存活的社會化組織包括基於血緣的宗族、基於信仰的宗教組織、基於專政工具的國家，到近代才有基於商業利潤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種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自願結盟的商業組織。
在這幾種社會化組織中，由於全球化時期的人口高度流動以及價值觀快速趨同，宗族與宗教的影響力和凝聚力總體是逐漸式微的，同時，全球化也在削弱主權國家的邊界的意義，這些都造成商業公司的力量的不斷崛起。實際上，像亞馬遜、谷歌、蘋果這樣的公司所掌握的資源和收入，都遠超世界上大多數主權國家，未來人的生活會更加依賴股份有限公司。但，我也要強調，商業公司跟現代政府不同，政府壟斷了立法權、執法權和行政權，而公司不具有任何這些。
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劇照。
新京報：在此前的采訪中，你提到疫情加劇兩個值得警惕的問題，一個是美國的寬松貨幣政策反而導致了貧富差距擴大，另一個就是全球范圍內民粹主義的抬頭。這兩個因素都非常影響人們對全球化過程的預期，這兩年，講逆全球化趨勢的書也多了起來。你對近未來的全球化過程持什麼樣的態度？
陳志武：可能未來10年、20年內逆全球化的勢頭很難扭轉。當然，從更長的歷史看，這不奇怪，因為人類歷史從來是向前走三步、然後倒退兩步。人性就是如此，走順時間太久，我們的非理性就會膨脹，會對現實充滿錯覺，誤以為一切都是自己所致，而忽視外部環境、外來機遇的重要作用。
從這個角度看，逆全球化情緒在增強，也不失為一個反思的機會。就像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高速發展了40年，這也讓很多人的心態變得不健康，開始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所以，經濟上的放緩或許能迫使我們回歸理性。
1980年後，全球化和電腦革命給許多國家帶來大增長，但由於所帶來的紅利多被政治、經濟精英攫取，各國國內的貧富差距上升，導致了大范圍的怨氣，包括你說的民粹主義上升、英國脫歐、選特朗普做總統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案例。客觀講，那些怨氣需要以某種方式發泄。很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各國內的怨氣有增無減。
紀錄片《歐洲：他們還是我們》劇照。
新京報：回到中國的語境，在提及「金融大分流」時，你指出中國重視宗族關系而漠視陌生人社會的互信，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中國金融文化的發展，而儒家文化在其中又發揮了不少作用。過去有一個充滿爭議的討論，即「儒家文化」對當時的「亞洲四小龍」國家的經濟騰飛是否有促進作用。現在看來，你會如何評價儒家文化對東亞國家經濟發展的作用？在當下的社會中，儒家傳統是否還會發揮對經濟的影響？
陳志武：「亞洲四小龍」的興起和近年的消沉，充分證明基於儒家血緣網路的經濟體之局限性。四小龍經濟基本都以家族企業為主，當初創立是依靠親戚融資，即使做成功了在股市上市了，也是依附於某個血緣家族，資本和管理主要控制在血親之手。
由此，一方面這些家族企業照樣難以解決跨代傳承的問題，不願也不能超越血緣僱傭最有天賦的職業經理人接手，血緣網路仍然是唯一信得過的圈子，大大制約這些企業的長久生命力；另一方面，風險只能在小范圍內分散，融資量和公司規模終究有限，因為血緣網路再大，在一夫一妻制下，一般也就幾百族人。儒家基於血緣建構人與人的關系和社會結構，其局限性在全球化的時代尤其得到凸顯。
儒家傳統的優勢在小規模商業企業，小范圍融資，小范圍招聘管理團隊，小范圍傳承。這也是浙江、江蘇、福建、廣東等沿海商業文化的特點。有人會說，今天中國不是有那麼多萬億市值、千億市值的公司嗎？可是，這些公司都還在創始人掌控之下，還沒經歷過傳承和時間的挑戰，它們會是曇花一現，還是會成為百年老店、千年大業？按理說，香港是最好的結合了中西的地方，但你看看香港的各主要公司，每個的背後都是一個家族把控，去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走一下，你會發現，哪怕是公司里的高管，一見到控股家族的血親就點頭哈腰，根本不是你想像的現代公司場景；這也是為什麼香港沒有太多有前景的公司。
紀錄片《美國工廠》劇照。
如何抵抗疫情下的社會風險？
新京報：隨著疫情的繼續，這段時間中文媒體上討論最多的可能就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大學生就業難，今年可能真的是史上最難的一年。第二個是社會老齡化的擔憂，而與之相關的就有年輕人生育意願的問題。國家希望鼓勵年輕人生育，但社會的結構性風險擺在這里，效果很可能就會事與願違。不知道在你的判斷里，現在的年輕人可能面臨的風險主要有哪些方面？
陳志武：就業的問題永遠是大家最關注的。如果要從根本上解決，就必須回到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上，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尤其是對民營企業、個人創業有更大的支持與保護。很多事情如果違背了市場的原則，會極大地降低人們的積極性。一句話，我們應該順應人性。
現在年輕人恐婚恐育，其實世界范圍內都是如此。如我們前面講的，婚姻起初是為了風險互助、資源共享，現在這些需要更多靠市場和政府解決了，外部避險手段豐富了，那麼，結婚的需求、為「養兒防老」的生育必要性當然會下降。你剛剛也提到，政策訴求很多時候和個人訴求不一致； 這個時候，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不能一廂情願地要求每個普通人都從國家領導人的角度思考問題，因為每個個體思考最多、也最關注的永遠是自己具體的需要與偏好。所謂政策的人性化也體現在這種自下而上的思維中。
新京報：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金融危機史的學者亞當·圖茲認為，當下全球面臨的最大的經濟風險為新冠疫情的反復對醫療系統的持續沖擊。面對新冠疫情依舊肆虐的現實，在你看來，最近幾年，有哪些具體的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風險」？
陳志武：主要風險包括經濟脫鉤、地緣政治、各國政府繼續大量放水和發放救濟錢、小微企業倒閉、失業危機。接下來，各國都要面對這些挑戰，所以，我們每個人都要做好避險准備，保住自己的財富，增加生活韌性。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采寫：劉亞光；編輯：青青子；校對：賈寧。題圖出自紀錄片《轉折點：911與反恐戰爭》劇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查看專題《十字路口的歐羅巴》文章
㈦ 什麼是伍德沃德霍夫曼規則
將簡單分子軌道理論引入化學反應領域，用反應分子和產物分子軌道的對稱性來論證同時發生反應分子鍵斷裂與產物分子鍵生成的協同反應的對稱性允許(發生)和對稱性禁阻(不發生)的性質，此稱伍德沃德-霍夫曼規則。
簡介：
20世紀60年代，美國有機化學家R．B．伍德沃德與R．霍夫曼同時提出的「分子對稱軌道守恆」這一些念歸公式化，使舉世公認。將簡單分子軌道理論引入化學反應領域，用反應分子和產物分子軌道的對稱性來論證同時發生反應分子鍵斷裂與產物分子鍵生成的協同反應的對稱性允許(發生)和對稱性禁阻(不發生)的性質，此稱伍德沃德-霍夫曼規則。凡是可協同反應，所有反應物的被占軌道必須和其相關生成物的軌道對稱方式一樣，否則反應不能發生。在四級銨鹽與鹼作用時所發生的脫去一分子胺的消除反應中，所生成的烯烴主要來自帶有較少取代基的烷基。
㈧ 伍德沃德oh2和oh6區別
你好
伍德沃德天然氣發動機
分為OH1.2 和 OH2.0
一般目前市面上使用的hiOH2.0的，電控車輛如果打不著車一般先看一下故障燈是否是亮的，如果亮則證明存在電控故障，需要使用檢測儀去檢測一下對應的故障。當然一些基本的常識問題我們也不能忽略：電量、氣壓等
㈨ 講述與可口可樂廣告相關的故事
從澳大利亞到辛巴威，從奧馬哈到大阪，從中國長城到大暗礁，數百萬人一天就喝掉10億罐的可口可樂。
世界上一半的碳酸飲料都是由可口可樂公司銷售的，這一銷量是它的勁敵百事可樂公司的3倍。在美國，碳酸飲料銷售額一年可達500億美元，而可口可樂公司和百事可樂公司就占據了3/4。
在美國，可口可樂佔全美液體飲料總銷售量的1/10。
可口可樂公司向全球近200個國家約1000家加盟者提供其糖漿和濃縮液，而這200個國家代表了126種語言，同時也銷售其他230種品牌的飲料。在大多數國家中，可口可樂很少有對手。
可口可樂股票仍然是伯克希爾公司最大的投資品種。在可口可樂的世界裡，太陽永遠不會落下。巴菲特投資於可口可樂公司是他的一個重大舉措，而在許多國家，可口可樂幾乎就是美國的代名詞。
巴菲特說：「你的一生能有一個好點子就已經很幸運了，而這基本上就是世界最大的一筆業務。可口可樂擁有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品牌，價格公道，深受歡迎——在各個國家，它的人均銷售量每年都在增加，沒有哪一種產品能像它這樣。」
早在1950年5月15日，可口可樂的廣告就上了《時代》雜志(當時每本20美分)的封面，標題為「世界和朋友」，並畫了滿臉快樂、乾渴難***的地球正在狂飲可口可樂。
羅伯托·高澤塔出生於古巴，在耶魯大學接受教育，從亞特蘭大起家，於1997年去世，這位可口可樂公司的前總裁曾說，廚房「飲水機」流的應該是可口可樂而不是涼水。
高澤塔對業務的增長情況十分熟悉，他常說「上帝無處不在」。在古巴卡斯特羅事件發生後(1960年，他和妻子在邁阿密度假時中途變節，再也沒有回過古巴)，他惟一持有的財產就是用8000美元買的100股可口可樂股票，買股票的錢還是向他父親借的。他直到死還堅持持有這些股，那時已經價值300萬美元了。
在高澤塔擔任公司總裁期間，他把可口可樂公司的市值從40億美元提升到大約1500億美元，多麼高的流動資產啊！
高澤塔在去世的時候，已經是可口可樂的億萬富翁了。
可口可樂的低谷
高澤塔去世後，伊維斯特(Ivester)接任總裁，歷經了2年半的動盪期。1999年12月6日，伊維斯特說他打算在2000年4月退休，此語一出，華爾街為之震驚。在許多的外國市場，伊維斯特的名聲急轉直下(由於外國貨幣紛紛貶值，套期保值失去了作用)。在歐洲因污染而出現大量的產品被召回。1999年6月，出於健康因素的考慮，在盧森堡、法國以及荷蘭銷售的可口可樂產品被緊急召回，這起事件起源於比利時，一些兒童因為喝了可口可樂生病。可口可樂公司聲稱，污染是由於在比利時安特衛普市一家工廠所生產的瓶子里裝的二氧化碳，以及在法國敦克爾克一家工廠里易拉罐外面的殺菌劑所致。
最後，比利時一位權威人士總結說，疾病是由於心理原因造成的，是由於年輕人吸入了不良的氣味。
伊維斯特在位時還捲入了美國一宗種族歧視案，後來欲買斷法國一家名為「蓬納德-理查德-歐蘭吉娜」的飲料品牌，但卻以失敗告終，這些使得伊維斯特的名聲一敗塗地。因此，可口可樂公司不得不縮減其原先准備收購卡德伯里-舒威普公司的計劃，以贏得監管部門的許可。利潤赤字最終導致了公司的大重組，5200人離崗失業，在一些國家如俄羅斯、印度和越南，業務大幅度下滑。
漸漸地，可口可樂公司面臨一系列的困擾：飲料口味的轉變；瓶裝車間的問題；外國政府的抵制以及國際反美***的浪潮。
30歲的道格拉斯·達夫特(Douglas Daft)，從前是一名數學教師，他接手可口可樂公司後，就立即任命傑克·斯達爾(Jack Sthl)為公司總經理。《財富》雜志(2000年1月10日)報道說，可口可樂公司的兩位董事巴菲特和赫伯特·阿倫，於1999年12月1日在芝加哥召見伊維斯特，表明他們已經對伊維斯特的領導失去了信心。伊維斯特回到亞特蘭大後緊急召開了董事會，宣布辭職。
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可口可樂公司大滑坡之前，1990年的凈資產收益率為39%，並且持續增長，到1997年增至61.3%，可是到了1998年降至45.1%，在可口可樂公司混亂無序「最差勁的1999年」又降到了27.1%。
那麼，可口可樂公司一直以來銷售的是什麼呢？伯克希爾公司副總裁查爾斯·芒格引用了基奧的一段話：「可口可樂公司的業務就是創造並維持條件反射。」可口可樂公司就是在銷售它的飲料品牌，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會比食物或能量更重要了，它僅僅是一種飲料。也許你會說它不過是一家糖水飲料公司，沿街叫賣牙齒腐蝕劑而已。但是，我們最好要審視它們製造飲料的理念。多年來，可口可樂公司一直提供新鮮可口的飲料，最終在世界主流飲料品牌中佔有了一席之地。
巴菲特首次投資於生產罐裝飲品的可口可樂公司就達到10.2392億美元。用這筆錢，他購買了可口可樂公司2335萬股股份，由於1990年的股票分拆為2:1，因此，伯克希爾公司得到了4670萬股股份。到了1992年再按照2:1的比例進行股票分拆，它又得到9340萬股股份。1994年中期，巴菲特又再次投資購買這家公司股票，使得伯克希爾公司所持有的可口可樂股份愈1億股。這是一筆非常可觀的財富。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這一數字通過在1996年的2:1比例分股，已經達到2億股份。
在伯克希爾公司宣布投資可口可樂公司的第二天，巴菲特告訴《華爾街日報》記者邁克爾.麥卡錫(1989年3月16日)，購買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份是「將理論付諸行動的最好表現。」
巴菲特告訴他：「可口可樂公司正是我所喜歡的那種公司，我喜歡我能理解的產品，比如說，我就不知道什麼是晶體管。」他又進一步說：「近年來，我對他們高層的管理決策以及戰略重點越來越了如指掌」。
這個故事表明，分析師們將巴菲特的購買行為看做是為了躲避經濟衰退。巴菲特回答：「從現在開始到我們賣出可口可樂股票這段時期，可能有10次經濟衰退。我們最喜愛的持股期限是永遠持有。」
太陽信託銀行是可口可樂公司的另一個大股東，持有可口可樂將近8%的股份，但是，這些股份可劃分為這家銀行所擁有的大約2%的股份和這家銀行在財產信託賬戶里持有的大約6%的一部分股份。太陽信託銀行自身擁有大約4800萬股的可口可樂股票。因此，如果它從11萬美元或者說每股不足0.5美分的價格開始長期持有，那又會怎麼樣呢？每股0.5美分這個價格是喬治亞信託公司在1919年幫助可口可樂公司承銷其股票首次發行，以股票而非現金形式所收取的服務費。太陽信託購買了大量的可口可樂股票，順便說一句，太陽信託銀行的保險庫收藏有惟一一份書面的可口可樂配方。
可以說，除非得到可口可樂公司董事會的投票許可，否則任何人都不可能拿到這份手寫的配方。很顯然，只有少數幾個不曾一起外出的員工才能知道這份秘密配方。
據說這份秘密的可口可樂配方「商品7X」是由橙子、檸檬、桂皮以及其他成分混合而成的。這份配方是通過口頭傳授而流傳下來的，就如同是一種秘密友好次序的儀式隱語一樣。
位於亞特蘭大市的艾莫里大學商學院是依據高澤塔的名字命名的，這所大學擁有可口可樂公司4000萬股份，將其所得的股息已經用於建設校園、設立獎學金和教授職位。
回溯1922年，佛羅里達州昆西市的煙草農場主在當地一位銀行家馬克.門羅的敦促下，購買了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份，獲利豐厚。門羅的女兒朱莉亞.伍德沃德說：「可口可樂現在很流行，我爸爸很喜歡它的味道。而且，他認為可口可樂股票是一份很不錯的財產，因為每個人都買得起一杯可樂。」今天，那些聽從那位銀行家建議的農場主的後裔們，擁有可口可樂公司750萬股股份，這些股票經過分拆調整後成本是每股2美分。可口可樂的25位百萬富翁也非常慷慨地將他們的財產，投資給他們位於塔拉哈西市附近的家鄉。
巴菲特6歲時就開始了他的經商生涯，他用25美分為他祖父的「巴菲特父子雜貨店」買了6瓶可口可樂，然後在鄰里間以每袋5美分的價格出售，他發現獲利不菲。
除了作為一名可口可樂銷售員賺點零用錢之外，巴菲特也喝百事可樂，並且將近半個世紀都不願意更換口味，已經到了「可樂狂」的地步。巴菲特曾在1988年夏天說，他的「眼球與大腦相連」，但是在1989年3月，他開始大量購買可口可樂股票。可口可樂公司自身也回購股份，因此,市場上就有兩家大的可口可樂股票買主。
真正讓巴菲特眼前一亮，並對可口可樂感興趣的是可口可樂這一世界最響亮的品牌名稱。在可口可樂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上，可口可樂的品牌價值未做任何記錄，然而，這家公司擁有國際性的利潤增長潛力和全球性的有效廣告優勢。巴菲特發現了——正如人們看到的——一個在世界范圍內都刀槍不入的品牌。
可口可樂公司主導著美國的軟飲料市場，並且是許多大型快餐連鎖店的首選供應商，如麥當勞、溫迪、伯格金、比薩店以及許多阿比餐館。可以說，哪裡有麥當勞，哪裡就有可口可樂。麥當勞是可口可樂最大的顧客。
德爾塔航空公司、大陸航空公司、美國航空公司以及特蘭航空公司都提供可口可樂這種飲料。
可口可樂行銷全世界。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遍布歐洲和美國。就連伯克希爾公司下屬的博希姆珠寶店和內布拉斯加州傢具公司都有可口可樂自動售貨機。
可口可樂公司70%的銷售額和80%的利潤都來自它遍布海外的分支機構。百事可樂公司70%的銷售額和80%的利潤卻是來自美國。
1989年11月柏林牆拆除後，可口可樂公司迅速佔領原東德市場，設立了數千台售貨機，運輸卡車運送幾千罐的可口可樂。到了1991年初，可口可樂公司在德國全境買下了從事瓶裝和分銷運輸的工廠。在柏林牆拆除之前，原東德人是通過電視知道可口可樂的，而可口可樂甚至比原東德自己生產的軟飲料更受人們的歡迎。
在1991年早些時候，可口可樂公司的管理人員宣稱原東德人平均每人一年喝掉30瓶飲料，公司旨在今後的幾年裡讓這一數字趕上西德人的190瓶。可口可樂公司也迅速發展起來在東原德的業務。對於在東歐一些國家擁有很大市場的百事可樂公司和長期活躍在歐洲市場的可口可樂公司來說，兩德合並真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可口可樂公司還鞏固了它在歐洲的瓶裝可樂銷售網，在法國、比利時和英國設立的特許經營店都有可口可樂公司最大的瓶裝可樂銷售公司——可口可樂實業公司。
由於邊際利潤很大，可口可樂在日本賺的錢比在美國賺的錢還要多。可口可樂200萬台軟飲料機器中的76萬台售貨機在日本市場，使得可口可樂公司軟飲料的市場佔有率為30%。可口可樂公司的喬治亞牌罐裝咖啡也在日本暢銷。
可口可樂公司1989年的年度報告是這樣說的：「我們的國際機遇是顯而易見的。隨著市場開發，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喝軟飲料。這只是個時間問題而已，我們開發市場的時間也在漸漸縮短。」
可口可樂公司在國外的發展機會是巨大的，因為外國人和美國人一樣只喝少量的蘇打水。盡管在已經成熟的美國市場上，可樂的人均年消費量為395瓶，而在世界范圍內每個人平均消費只有64瓶。美國的人均消費量是世界平均消費量的幾倍，而這一差距對可口可樂公司和伯克希爾公司來說都是極為有利的。
可口可樂公司已經在世界各地的瓶裝廠投入了巨大資金。尤其在歐洲，可口可樂公司正加大它的許多瓶裝生產線的投資，並期望在歐共體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能夠解除這個行業管制。
由於瓶裝生產線的固定成本很高，在少數幾個工廠生產和銷售產品，將會使可口可樂公司能夠分享很大的規模經濟，並且鞏固它作為低成本軟飲料生產商的地位。可口可樂公司的金融人士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國際貨幣風險開展謹慎的套期保值，並很好地利用了它們為數不多的債務。
《商業周刊》(1990年11月12日)如是這般地描述了可口可樂公司運用債務的一個方面：
可口可樂公司充分展示了如何像演奏樂器一樣運用財務杠桿。在1986年，一度反對借債的可口可樂公司借了25億美元買下它的瓶裝廠。然後，它把一個新的瓶裝部門51%的股份出售給社會公眾。可口可樂公司將這筆收購債務轉移至這個新部門的資產負債表，通過銷售收入抵還債款。結果是：可口可樂公司獲得了一家資產為39億美元的公司49%的股份——並且通過合並一些獨立的瓶裝廠獲得了市場營銷力量。
這里還有一些令人震驚的數據資料，依舊是記載於1989年可口可樂公司的年度報告中：
「在20世紀20年代，可口可樂公司開始轉型，變成了一家全球性的企業。60多年來，我們已經建立起很多的商業關系，投入了大量資金，今天，我們公司的重置成本高達1000多億美元。
1000多億美元呀！
假設你想進軍軟飲料行業，同可口可樂公司抗衡，你絕對不會掙到1000多億美元的。巴菲特也不能。
談到1000多億美元，巴菲特說：「如果你想出1000億美元讓我買下可口可樂公司在全球的領導權，我會把錢還給你，告訴你說這不行。」
可口可樂公司1995年的年度報告中有這樣一句話：「如果你的公司徹底倒閉，我們只需依據我們產品商標的力量毫不猶豫地借錢重建它。」
任何一個品牌都會受到競爭的影響。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和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也是如此。曾有一小撮的日本公司狠狠地將了美國通用公司一軍，也有數不清的公司在破壞著國際商用機器公司。20世紀90年代，可口可樂公司業績雖然增長緩慢。但是，如果世界上還有一家強盛不衰的企業，那它一定是可口可樂公司。在伯克希爾公司1990年的年度報告中，巴菲特說，他視可口可樂公司為「世界上最有價值的商號」，這一點你不會感到奇怪。
巴菲特看到的是一個長盛不衰的國際品牌，它有著很大的贏利空間，在美國有固定的消費群體。可口可樂還成功地利用了1996年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舉辦的奧林匹克夏季運動會，從此使可口可樂在亞特蘭大深入人心。
巴菲特購買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份時，它的市場價格只是其每股收益的12倍。
巴菲特給出了一些購買可口可樂公司股份的理由，其他人又做了一些補充，歸結起來大概會有一大堆的理由。
他說：「這就像是娶一個姑娘，是因為她的眼睛，或者是她的氣質，還是其他一些不可分開的特質？」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們會認識到，真正的愛情考驗是「我是否介意在經濟上被這個人打垮？」(洛尼·沙克斯)
巴菲特追求可口可樂時，他就是這樣不聲不響、默默無聞地去做。幾個月來，他一直和電話另一端的三位經紀人保持電話聯系，而他們正在收購所有能找到的可口可樂股票。
1989年3月份的第一個星期後，《亞特蘭大憲章》商業記者梅莉沙·特娜在巴菲特奧馬哈的辦公室采訪了他。她問巴菲特為什麼沒有早點買可口可樂的股票。他回答說：「你是想問我的購買動機，是嗎？我只是想到要買它而已。」
巴菲特還告訴她：「假設你要退到10年前，你想做一項投資，並且你已經掌握了你現在所掌握的一切信息。但是，一旦你做出決定，一切都不能改變了。你會怎樣想呢？」
「如果我非常確切地有某個想法，我也知道市場依然會增長，領導仍然還是那個領導——我的意思是說世界范圍內的——我也知道還會有很大的增長，我只是不明白像可口可樂這樣的事情。」
喝了一口櫻桃可樂後，他繼續說：「我能夠確信的是，我再回來時，他們的業務一定會比現在做得更大。」
他告訴她，荷希食品公司也會加入進來，但是，它不會像可口可樂公司那樣提升對荷希酒吧的投入。
「但是，人們在一天內會喝掉8瓶飲料，歷史表明，如果他們面前正好放著它[可口可樂]，他們一定會喝掉它。我就是一個很鮮活的例子。」
特娜的文章說，巴菲特辦公室的輕便冰箱里塞得滿滿的，檯子上還有36瓶待冷藏的可口可樂。
「我每天喝掉5瓶，相當於750卡路里，5天就是1磅，一年就是70磅。」他告訴特娜。後來在伯克希爾公司1992年股東年會中，他又換了一種說法：「我每天喝掉5瓶，相當於750卡路里，如果我不喝的話，一年就會損失70磅。真的，可口可樂就是我的救生圈。」
一天5瓶？說謊吧？來自「能說會道先生」的白色謊言？他真的一天喝5瓶？「他一天喝掉8瓶-10瓶，」每天都跟巴菲特見面的弟普·斯洛特這樣說.
巴菲特告訴特娜，就在采訪他的前一天晚上，他家太熱了，他在凌晨2點的時候從床上爬起來，沖到樓下的冰箱，拿了一瓶櫻桃可樂，一通狂飲後，他感覺舒服多了，然後就又回到床上睡覺。
就在巴菲特結束購買可口可樂公司的股份後，他馬上飛抵亞特蘭大的可口可樂公司總部，請高澤塔和基奧共進午餐。
那麼，巴菲特、高澤塔和基奧是在哪裡共進午餐的呢？在瓦西迪餐廳。哪裡？瓦西迪餐廳。
位於喬治亞科技大學和可口可樂公司總部之間的瓦西迪餐廳是當地有名而且價廉物美的一家快餐店。在巴菲特的要求下，一行三人來到瓦西迪餐廳。巴菲特的飲食習慣是就著一杯櫻桃可樂來吃「可里斯科」食品。瓦西迪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免下車快餐店在有球賽的周末會接待30多萬名顧客，但是不提供「可里斯科」食品。在這家快餐店裡少有不含膽固醇的食品，「油的、鹹的、脆的、真正的洋蔥圈」是極其誘人的。
這家快餐店擁擠、繁忙，裡面有許多房間，其中一些房間配有課桌椅，前面擺放著電視，供球迷們觀看球賽。巴菲特、高澤塔和基奧並不是僅僅來喝點東西，基奧回憶說：「我是正式來拜訪巴菲特的。」
這家餐館的人力資源經理戈頓.繆依說：「我知道他們來這里……巴菲特進來後，我和他簡短地打了個招呼，你看見他，決不會想到他會是個富翁。」
這家餐館是繆依的父親在1928年創立的。繆依的母親，南希.希姆現在是這家餐館的主人，她與巴菲特、高澤塔以及基奧坐在窗邊的圓桌旁，從這里可以看到幾個街區以外的可口可樂公司總部。瓦西迪餐館是世界上最大的非連鎖店的可口可樂消費商。可口可樂彷彿就是從可口可樂公司總部汩汩流淌到這兒的。
「我們以紅色和白色為主色調，因此，我在桌子上鋪了紅白相間的桌布，在瓦西迪的食品托盤上放了一些紅色的秋海棠。」希姆夫人說。「他們都是非常坦誠相見的人……巴菲特點了熱狗、洋蔥圈和炸薯條，他很喜歡這些食品……我們把這些放在紙盤子上……他們買了6瓶櫻桃可樂。那是他最喜歡喝的。
「他們在這里呆了大約1小時或1個半小時。自己談論自己的眾多企業，談論喜飴糖果公司、內布拉斯加傢具公司，他說他喜歡收購那些管理有方的企業，然後放手讓他們按照過去的方式繼續經營。」
她說：「他的性格表明他是一個風趣幽默、獨一無二的人。我正希望他能用他最後的10億美元買下我的快餐店。」
對於巴菲特而言，買下瓦西迪餐廳只是笑談而已，但他仍然回答道：「她很聰明，不會賣掉它的。」
像吉米.卡特，喬治.布希和比爾.柯林頓這樣的人都曾經到過瓦西迪餐廳來拉選票。重量級拳擊比賽的前冠軍依凡得.霍利費爾德——現在是可口可樂公司的代言人，曾來過這家快餐店，還有伯特.雷諾茲，露西.保爾和亞瑟.高德夫里也來過這兒。尼普斯.羅素也曾一度在這里工作。巴菲特被提名擔任可口可樂公司董事之後就來到了亞特蘭大。
1989年4月，伯克希爾公司的股東年會結束後，巴菲特來到博希姆珠寶店，在這里他見到了他的股東們。他剛買下可口可樂公司10億美元的股份，有人問他會不會長期持有，因為在年度報告中沒有提到這一點。
巴菲特說：「我還不想這么快就將它列入那份名單。」但是相信時間不會太長，他就會把它稱為一個永久持有的投資品種。毫無疑問，對伯克希爾公司來說，它正向著永久持有的方向發展。
100多年來，可口可樂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這一世界知名品牌誕生於1886年5月8日，當時，葯劑師約翰.斯迪斯.彭伯頓在亞特蘭大瑪麗愛特街107號他家後院，用一隻三腳銅壺第一次調制出可口可樂糖漿。
他提上一壺新產品來到雅各布葯店所在的那條大街，這里有亞特蘭大的主要蘇打水銷售店(與現如今的亞特蘭大地鐵站相隔不遠)。這一新產品一杯賣1分錢。雅各布葯店的威爾斯.維那波是第一個賣可口可樂的人。第一年，每天可賣6杯可口可樂。第一年的總銷售額為50美元，而這一年的成本費是73.96美元。所以，彭伯頓賠錢了。
再後來，這種飲料就成為了「美味和清爽」的代名詞。
彭伯頓於1886年5月29日在《亞特蘭大日報》上登了一則廣告說，這種飲料美味可口、清新涼爽、令人振奮、激發活力。
傳說，1886年11月15日，一個宿醉的人要買一種能減緩頭疼的葯。彭伯頓於是把他的飲料作為頭疼葯出售。不知道是故意還是巧合，碳化水加入糖漿製成的飲料減輕了這位顧客的頭疼症。
格雷厄姆女士寫道，自從兒時經歷了一場意外事故，從滿載的馬車上摔了下來，又被車輪碾過了頭，亞撒.康德勒就窮其一生都在尋找一種可以醫治頭疼的葯。
彭伯頓研究可口可樂配方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研製出一種醫治頭疼的葯。在可口可樂問世的前10年，它都是被當作一種葯。康德勒在19世紀90年代登了一則廣告，將可口可樂稱做是「大腦和神經的神奇葯物、療效顯著的治療葯劑。」
1887年，一個名為「可口可樂糖漿濃縮液」的產品申請了專利.
這是個據說股民需要看的關於可口可樂公司的故事
還有一個是可口可樂被百事可樂惡搞的視頻網站:http://blog.anyp.cn/diary/07051908364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