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朝洋務運動中創辦的公司有多少活到了現在，發展的怎樣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推開中國大門，太平天國風起雲涌引導百姓造反。清政府搖搖欲墜、土崩瓦解之際，一批封建官僚勢力展開了一場浩浩盪盪的洋務運動，主張創辦新式工業，培育新型人才，造就新式軍隊，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強。這場運動雖然依舊是在維護清王朝統治，但它的確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尤其是它所創辦的一些公司，如今留下來的全都是世界500強。
寶鋼集團
寶鋼集團實力雄勁，曾經連續13年入圍世界500強企業名單，是中國第一家入圍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鋼鐵企業。2016年，武鋼集團和寶鋼集團聯合重組，成立了寶武集團。重組後的寶武集團仍然獨領風騷，繼續入圍世界500強企業。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百年風雨早已褪去。雖然洋務運動已經失敗，但是它的成果卻以另一種方式保留了下來，發光發熱為國奉獻，生生不息直至永遠。
2. 為什麼說張之洞把舊學為體新學為用
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香岩、壺公、無競居士、抱冰。直隸南皮（令河北南皮縣）人。曾祖父張怡熊，官浙江知縣；祖父張廷琛，官福建知縣，父親為貴州道員。張之洞受過很好的傳統文化教育，咸豐二年（1852）直隸鄉試以第一名中舉；同治二年（1863）應利部試，中進士。殿試時，他的文章側重時政，且論述方式不落俗套，某些考官對此不欣賞，但某些考官卻稱贊他的文章。文章交由慈褡太後定奪後，張之洞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編修。
同治六年至光緒三年（1877），張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執掌文職。他在此期間熱心獎掖人才，在四川任學政時的作為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他在成都創辦「首經書院」，並設一書局刊行古代經典和各朝史籍；為學生們撰有一部有關提高學習和寫作的讀本，名為《軒語》二卷，於光緒四年刊行。同時刊行的還有一部中國要籍提要，名《書目答問》四卷。張之洞為《書目答問》作序言，上署日期為光緒元年。這是一部在中國古文獻學上極有價值的著作，該書多次增補、修訂再版。光緒四年，張之洞在四川任期屆滿返京。此後至光緒七年，主編京畿地方誌──《順天府志》全書凡一百三十一卷。
光緒五年，張之洞升國子監司業。他在這一職位上盡職盡力，授道傳業，指斥流弊，因而獲得太後的賞識，其聲名也廣為播揚。光緒五年，中俄伊犁之爭進入高潮，這更是張之洞施展才能的大好機會。光緒六年一月，清廷今廷臣會議使俄大臣崇厚與俄簽訂的伊犁條約等事宜。崇厚在此約中允諾付給俄國一大筆賠款，出讓了所爭議地區的大約三分之二領土。張之洞里上一份措辭強烈的奏摺，力主廢除中俄伊犁條約並處死崇厚。他對中國實力持樂觀態度，為主與俄國開戰。由於這份奏摺的呼籲，光緒六年二月令左宗棠率軍西征，清與沙俄又重新簽訂了於中國較為有利的條約，張之洞因伊犁事件而聲名鵲起，聲望與日俱增，累累升遷，至光緒八年，提升為山西巡撫。
張之洞到了山西發現，由於飢荒和普遍存在的官吏貪污腐化，這個地區的情況相當槽糕。他懲辦了作惡多端的禍首，並支持許多振興措施，鼓勵發展地方冶鐵業，扶助書院和學者等等。為培養封建人才，1882年張之洞在山西設令德堂，「選通省高材生肆業其中，專治經史古學」。令德堂不囿於一家之學，而是漢宋學並重。書院聘請的教師中，主講《尚書》的楊深秀精通今文經學，楊秋湄則精通算學、史學、地理學。這些人都是主張變通的。令德堂為山西培養了一大批「通省人才」，其中不乏俊秀之士。如楊之培從其父楊秋湄學地理，從楊深秀、吳錫釗學算學，而「通中西法」成為令德堂楷模。尤其是書院襄校楊深秀後來積極投身於變法事業，直至獻出生命。他還曾經制定了一個開拓內蒙古的方案，他也曾試圖禁種罌粟，並令學者和官員戒掉吸食鴉片之惡習。這一切的努力都證明他是極力想挽救頹敗的局面的。光緒十年他到廣東就任時，面臨的主要問題即是當時越南危急的形勢。他的策略是利用劉永福和他的「黑旗軍」攻擊在越南的法軍，以期牽製法軍對台灣的進攻。他盡心竭力地為這次戰事籌餉，其功勞是有目共睹的，當他的某些部下被劾瀆職時，他並未受嚴罰。光緒十一年初，中法開始議和，三月二十九日馮子材（他是張推薦的）率中國軍隊出其不意獲涼山大捷，但涼山之戰並未對議和條款產生影響。條款仍以《李福協定》為藍本，據此，中國放棄時越南的宗主權。張屢次上疏反對議和條款，他強調指出中國在最後時刻之軍事勝利，但皇帝不採納他的意見。
在任兩廣總督的六年中，張之洞腦中裝滿了改革計劃和方案。他試圖在兩廣省內改革稅收制度；他把增收的款項用在多項事業上。光緒十三年，他建立一座兵工廠，該廠最初造炮彈，後又製造小武器，他為在廣東沿海巡邏的艦隊增添多艘艦只，並於光緒十三年設立一所水陸師學堂，他還招請幾位年輕的留學生做幕賓；光緒十五年，張在廣東開設中國第一家近代錢庄；光緒十三年他創辦「廣雅書院」，這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書院之一。先緒十三年由他本人及幾位官員和商人出資，設立「廣雅書局」。許多學者受聘擔任書局的編輯或校對。該書局在二十年左右的時間內出版了約一百七十六種書。其中大部分為清代學者所撰述。除七種之外，這些著作於1920年均被收入《廣雅書局叢書》再版。
廣雅書院和書局的成就引人注目，而張之洞則因創辦之功經常被稱為張廣雅。由於張之洞的努力，廣東當時的財政情況有了好轉，其後任李鴻章在光緒十五年任廣州總督時，就有了這樣的感受。在此期間，京師政壇上南北黨爭日趨激烈。當時掌管戶部的南黨首領翁同和極力反對屬於北黨的張之洞。但由於張之洞在廣東留下一筆充實的庫銀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張之洞為他的北方同僚多少挽回一些困張佩綸在馬尾戰敗而失掉的聲譽。
光緒十五年，張之洞從廣東調往武昌任湖廣總督，這是他提議修建京漢鐵路的結果。中國的鐵路建設始於李鴻章管轄下的直隸省。光緒十四年，計劃把現有鐵路從天津延至通州。許多御史和官員以為這樣會有利於入侵者和引起村民騷亂並使驛夫失業為理由，堅決反對延伸這條鐵路。當徵求各省督撫們的意見時，張之洞上書大力支持修築內地鐵路干線，他建議在內地修一條大鐵路從北京西南的蘆溝橋至漢口，而且他列舉了御史們無法駁倒的這條鐵路在戰略上和經濟上的好處，他的建議被批准。光緒十五年八月，他被任命為湖廣總督以實現其計劃。據預算，這條鐵路將耗資三千萬元。國庫為此儲備了二百萬元，但第二年，中日兩國因朝鮮問題關系趨於緊張，這筆資金就被挪用來延長天津至唐山鐵路東段的修建。修築蘆漢鐵路的計劃因之被擱置了。
張之洞對發展中國工業和他對修築鐵路一樣有興趣，他任湖廣總督十八年，與他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主要事業之一是漢冶萍鋼鐵廠。漢陽鐵廠是他在湖北興辦的實業建設中最重要的一項。早在撫晉期間，張之洞就認識到進口洋鐵非強國之道，萌生建立近代化鐵廠的意念。督粵之後，提出在廣州城外興建鐵廠的計劃，並電告出使英國大臣劉瑞芬及後任薛福成，向英訂購鐵爐二座。該年底，張調任湖廣總督，隨即將擬建之鐵廠移至湖北。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鐵政局，委派蔡錫勇為總辦，廠址選定漢陽，1890年11月動工興建，1893年9月，煉鐵廠、熟鐵廠、貝色麻爐鋼廠、馬丁爐鋼廠、鋼軌廠、鋼材廠等十個分廠建成，次年6月投產。此為中國乃至亞洲第一家集冶鐵、煉鋼、軋鋼於一廠的現代化鋼鐵聯合企業，比日本1901年投產的八幡制鐵所早七年。一位外國觀察家對當時漢陽鐵廠的描述是：「煙囪凸起，矗立雲霄」「化鐵爐之雄傑，輾軌機之森嚴，汽聲隆隆，錘聲丁丁，觸於眼簾、轟於耳鼓者，是為二十世紀中國之雄廠耶！」
漢陽鐵廠的建成，聳動中外視聽。然而，由於專制官辦體制的腐敗無能，鐵廠從投產之始便財經虧損，張之洞為此心力交困，只得於1896年「招商承辦」，委「亦官亦商」的盛宣懷督辦鐵廠，走上「官督商辦」道路，由譯員出身的李維格任總稽查。離開廣東之前，他訂購了一套鑄鐵工廠的機器，光緒十六年他到武昌後不久，鑄鐵廠即在漢陽開工。光緒二十年，與漢陽鐵廠配套的大冶鐵礦開工，兩年後，因資金不足，鐵廠賣給私人股東，由大實業家盛宣懷經營。光緒三十四年，江西萍鄉煤礦將上述兩廠合並為漢冶萍公司，張之洞興辦了另一些企業，如棉紡廠，絲廠，製革廠，他還主持了一項精心設計的築壩工程，為大批人提供就業機會。湖北還組建一支新式的由德國教官訓練的小型模範軍隊。他創辦多所各種類型的學校，並送學生出國留學，主要前往日本。他的財政改革使湖北的歲人由光緒十五年的大約七百萬兩銀增加到光緒三十三年他離開武昌時的一千五百萬兩，這使朝廷對他更為賞識。
中日甲午戰爭期間，原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北方指揮軍隊，張調往南京署理兩江總督，他努力向北方發送給養和新兵。力主抗戰，反對李鴻章的議和；和約締結之後，他再一次極力敦促修築京漢鐵路。計劃獲准後，奉命回到武昌去監督計劃的實施。他打算向中國投資者發行股票但沒有成功；光緒二十二年末，盛宣懷獲准借外資修築鐵路。光緒二十四年，蘆保段建成，光緒二十六年延至北京，光緒三十二年京漢的鐵路全線完工。
中國在甲午海戰中敗於日本，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強烈反響。至光緒二十四年，外國列強對中國勢力范圍的爭奪使許多學者猛醒。張之洞所是時代的前驅，對於當時及後世，影響較大者有二事：一是重視教育事業。二是他在中、西文化沖突之中，著《勸學篇》，提出「舊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光緒最終聽從康有為的主張，開始「百日維新」。原先張之洞的態度是同情維新的，他向皇帝推薦一批思想開明的青年，其中就包括梁啟超。在維新運動中期，他寫下著名《勸學篇》二卷，光緒二十四年刊行，皇帝下令將它分發給所有官員和學者，這篇著作的真正目的是鼓吹一個先從教育著手、逐漸改良的方案，而不是皇帝和康有為正在嘗試的大刀闊步的變革。文章大意是：中國的出路在於復興儒家學說，並採用西方的科學技術，但不採用它的哲學，這就是所謂「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百日維新」失敗，慈禧太後重掌大權，張之洞致電慈禧，竭力主張懲辦維新黨人，盡管他與維新黨中多人頗有來往。此外，他拒絕同劉坤一一同上書反對廢黜皇帝。光緒二十四年之後，張之洞受到朝廷的懷疑，同時又為維新黨人所憎恨，他們認為他膽小怕事而且背信棄義。他與維新派的最後決裂是在光緒二十六年八月。當時一些維新黨人聚集在漢口，准備在義和團起事的掩護下，秘密舉行武裝起義以推翻慈禧政權，使光緒皇帝重新掌權，但計劃為張之洞所得知，他下令逮捕並處死其領導人唐才常及他的十九名同謀。
光緒二十六年義和團起義對張之洞的政治才能是一次考驗。張之洞忠於慈禧太後，身為總督，他的職責要求他服從朝廷的命令，但他意識到一場排外運動的危險性。他和劉坤一所採取的做法，使他們在義和團起義中得以同時受到慈禧和外國人的信任。他一方面奉北京朝廷之命向北方調撥軍隊，但這些調出的軍隊是強征而來未經訓練的，最精銳的軍隊他卻留在身邊。一方面他又向外國人表明他不完全排外的立場，上海外國領事團被告知，只要列強不派軍隊侵入長江流域，張和劉將保證長江流域外國人生命和財產的安全。這項建議被列強基本上接受了，並且為其他督撫所採納；它使中南地區外國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張之洞的政治才能應變能力使他在義和團起義之後，在朝中頗受寵信，加封太子太保。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下諭召詢有關最需改革之事項，他和劉坤一合遞了三份奏摺。這三份奏摺有兩方面的重要內容：首先建議設立現代學校，改革科舉制度並鼓勵學生去國外留學；第二，提倡依照西方國家行政和軍事改革。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劉坤一去世，張之洞再次在南京署理兩江總督。他任職五個月，大部分時間致力於教育事業。在北京舉行的有關教育問題的朝議之後，他受命參與制訂全國學制。有關學校體制的建議書於光緒三十年一月送呈御覽。上奏中的學校體制顯然以日本模式為基礎。為了推行新學制，張支持廢除由來已久的科舉考試，科舉考試於光緒三十一年終於被明令廢除。
光緒三十三年，張之洞奉召進京授大學士、軍機大臣。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逝世，此時，張已是衰落的滿清王朝僅存的著名人物，漫長而緊張的官僚生涯使他精疲力盡，他於宣統元年（1909）十月四日去世，謚「文襄」。
3. 求關於漢陽鐵廠的論文
給個郵箱唄
給你發不了啊
漢陽鐵廠———湮沒的鋼鐵巨龍
摘要百年漢冶萍公司承載了一個國家富國強兵的夢想以及中華民族近代化的決心，同時也被西方視為中國覺醒
的標志。但是，經過了58 年的曲折發展，它卻最終湮沒在歷史的塵煙之中。可謂其興也勃，其衰也忽。
關鍵詞張之洞盛宣懷漢陽鐵廠漢冶萍公司富國強兵
「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在雄偉的武漢長江大橋之下，
孤獨地矗立著一座長須老者的塑像，熟知武漢歷史的人知道，那
就是張之洞。在他的身後，是中國近代工業史最早的官辦鋼鐵企
業舊址———漢陽鐵廠（即漢冶萍公司前身）。
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封建國家裡，現代鋼鐵工業的產生和發
展，往往被認為是這個國家向資本主義近代化過渡的具有重要
意義的標志。1890 年漢陽鐵廠的創立乃至後來漢冶萍煤鐵廠礦
公司的成立，均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托拉斯，它的創立被西方
視作中國要自強的標志。可最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它
卻走向了衰落。
一、漢陽鐵廠時代
1889 年，張之洞因督辦蘆漢鐵路（京漢鐵路），調任湖廣總
督，開始了他一系列的近代化改革。張之洞督鄂的「湖北新政」，
使湖北經歷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縱觀張之洞在湖北興辦的眾
多實業，漢陽鐵廠無疑是最重要、最有影響的一個。1891 年元
月，張主持在湖北大別山下動工興建漢陽鐵廠，1893 年10 月建
成投產。全廠包括生鐵廠、貝色麻鋼廠、西門士鋼廠、鋼軌廠、鐵
貨廠、熟鐵廠等6 個大廠和機器廠、鑄鐵廠、打鐵廠、造魚片鉤釘
廠等4 個小廠。此外還有大冶鐵山開礦機器、運礦鐵路通至黃石
港、漢陽水陸碼頭，以及馬鞍山、王三石煤井工程等，規模宏偉。
它的預期產量為日產生鐵100 余噸，精鋼、熟鐵100 余噸，年可
產3 萬余噸[1]。
辦廠伊始，舉步維艱，僅廠址的選定就頗費周折。按照當時
的慣例，但凡大型的鋼鐵企業的選址都靠近原料產地，要麼近煤
礦，要麼近鐵礦，這樣取材便利，能夠節省開支，當時清廷中的很
多大臣也是這樣建議的。比如李鴻章當時就建議近煤礦設廠，然
而湖北並無大煤礦。另外一名清廷大員盛宣懷則建議設廠於黃
石，靠近大冶鐵礦，但是這樣督察卻不便。最後張之洞經過斟酌，
決定煤鐵兩不靠，將廠址選定於漢陽大別山（即龜山）。
在廠址選定以後，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資金困難，尤其在經
濟上並沒有獲得清政府更多的支持。張之洞無奈之下，不得不東
挪西湊，四處借貸，甚至截留軍費和應繳部款，以應付辦廠支出。
從1892 年元月，鐵廠正式動工起，兩年之間，他幾乎每周都要聽
取鐵廠進度的匯報，還委派親信進場督辦。從正式投產以後，焦
炭供應問題就一直困擾著鐵廠的正常運轉。鐵廠在投產之前，不
曾為自己找到可靠的燃料基地。盡管張之洞在設廠之前派官員
先後到湖南、湖北、四川和江西各省廣泛查勘煤礦，發現萍鄉煤
礦蘊藏量豐富，質地優良，但由於離漢陽遙遠，運輸困難，再加上
湖南、湖北、四川所探測到的煤礦多以煤質不佳，或儲量淺少而
不合用，這導致鐵廠很快被迫停爐。
漢陽鐵廠的建成投產，比日本第一家鋼鐵企業八幡制鐵所
早7 年，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聯合企業，規模僅次於德國費爾
克林根鋼鐵廠，居世界第二位，故被當時的輿論稱之為「東方雄
廠」[2]。但是它實際上中看不中用，漢陽鐵廠從興建、投產至1895
年，總計投資白銀達588 萬兩以上，生產的鋼鐵賣出後獲銀
24825 兩，占投產兩年開支的1.55%。鐵廠要繼續辦下去還需大
量的資金，而當時，清政府甲午戰爭新敗，2.3 億兩白銀的賠款已
經讓清政府難以為繼，再為鐵廠撥款就更加困難，因此鐵廠另尋
出路也就成了必然的選擇。1895 年，清政府頒發「招商承辦」的
指示正好為鐵廠的發展提供了出路。
1896 年4 月11 日，漢陽鐵廠正式改為官督商辦，承辦人是
堪稱晚清最有實干能力的洋務大臣盛宣懷。此時的盛宣懷因在
甲午戰爭中貪污采購軍糧的公款為御史參劾，為了逃避責任，他
趁機投向張之洞，加之此時張之洞寄望洋商承辦的想法遭到了
全國上下一致反對，萬般無奈只好交由盛宣懷承辦。
二、漢冶萍公司成立
盛宣懷接手漢陽鐵廠以後，為解決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一
方面充分發動民間資本，制定招商章程，提供各種優惠措施。章
程申述：「擬先招商股銀一百萬兩，仍以一百兩為一股。自入本之
日起，第一年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此為
本廠老商，必須永遠格外優待。辦無成效，額息必不短欠，辦有成
效，餘利加倍多派。嗣後氣局豐盛，股票增價，其時推廣加股，必
先盡老商承認，有舊票呈驗，方准其納入新股，以示鼓勵舊商而
杜新商趨巧之習。」[3]另一方面，利用個人關系調動他所控制的輪
船招商局、電報局等企業資金，作為辦廠的初期資本。
官督商辦以後，鐵廠最大的問題就是缺焦缺煤。由於萍鄉煤
焦因技術不過關，質量不穩定，所以當時漢廠所用焦炭主要來自
開平煤礦和英國來貨，成本奇重。於是張之洞和盛宣懷聯合上奏
清政府對萍鄉煤礦進行整頓，並禁止另設公司，各小煤廠所產煤
由萍鄉煤礦總局統一收購。在萍鄉煤礦的開發期間，盛宣懷廣泛
吸收民間資本，基本上解決了資金問題。經過一系列整頓和開
發，引進多種新式採掘機械，萍鄉煤礦的規模逐漸擴大，到1907
年，萍鄉煤礦的基建工程完成，晝夜可出煤1300 噸，出焦煤780
噸，基本解決了漢陽鐵廠燃料供應問題。
然而在積貧積弱的晚清時期創辦現代化企業，資本不足的
問題往往是貫穿始終的，暫時地解決並不能扭轉這個趨勢。並且
漢廠、萍礦自官督商辦以來，十年都未發放股息。有著多年經營
現代企業經驗的盛宣懷知道「附股衰旺，只問（企業） 有利無
利」[4]，到1907 年，廠礦的經營實況表明，漢廠虧本，萍礦見盈，社
會上普遍認為「制鐵不如採煤得利之速」[5]。在處理這個矛盾上，
盛宣懷的對策是「將萍鄉有利之煤礦，並入漢陽虧本之鐵廠，方
可多招商股」[6]。在取得清中央重臣張之洞和時任湖廣總督趙爾
巽的支持後，盛宣懷便於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向清政府奏准設立
商辦漢冶萍煤鐵公司。自此公司由官督商辦轉為完全商辦。雖然
問題嚴重，但是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擁有員工7000 多人，年
產鋼近7 萬噸、鐵礦50 萬噸、煤60 萬噸，占清政府全年鋼產量
90%以上。
三、巨龍的湮沒
上文提到了盛宣懷在接辦漢陽鐵廠後遇到的招集資本的困
難，除了廣泛吸收民間資本，再加上向錢庄和商號借貸資金以
外，盛宣懷還被迫求助於外國貸款。從1898 年向德國華泰銀行
代理商禮和洋行借款400 萬馬克（約合銀132.9 萬余兩）開始，
盛宣懷大量向外國銀行借款，其中對公司影響最大的要數日本
資本了。公司之所以爐倒火熄，日本以債務為手段的侵奪是最重
要的原因。可以說在盛開始向外國借款辦廠起就為以後的公司
破產種下了禍根。
1904 年，日本興業銀行開始提供300 萬日元貸款。可是日
方與公司聯系、商洽的並不是一般商人，而是日本駐上海總領事
小田切萬壽之助。而小田切的所有行動又是嚴格聽命於日本外
務省的指示。不僅止此，據有關揭示日本對漢廠的重大借款活
動，都是經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由內閣總理大臣作出裁決。日本
對華貸款的絕大部分來源，特別是這次對漢廠貸款，都是出自日
本大藏省的資金，日本興業銀行不過是名義上的經手人而已[7]。
從這里我們不難理解，日本提供的300 萬日元的貸款，其主要目
的是長期控制大冶鐵礦，以保證其本國的新興鋼鐵工業所需要
原料的可靠供應。
1905 年日俄戰爭以後，日本對軍需工業相關的鋼鐵工業的
需求進一步加大。自身原料不足的日本加緊了對中國的掠奪。日
本政府於1910 年1 月派制鐵所長官中村雄次郎來華與盛宣懷
進行密商[8]，其主要內容就是更有效地由公司供應質優而價廉的
生鐵和礦石。到1911 年3 月底正式簽訂《預借生鐵價值正合
同》。通過這次貸款合同，漢冶萍公司將每年向日方售出大約十
萬噸生鐵[9]，價格方面議定「每噸生鐵價日本金二十六元」。至此
日本勢力對漢冶萍公司的約束進一步加強了。它使公司在安排
主要產品、生鐵和鐵礦石的生產時，首先要考慮到日本的需要，
下余才能供應本公司生產單位在原料上的要求。低廉的礦石和
生鐵的售價，嚴重損害了公司的利益。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
發，鋼鐵消耗劇增，市場供不應求，價格高漲。但受借款合同價格
的約束，日方的低價收購並沒有改變，雖經公司多次交涉，最終
變動不大。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市場鋼鐵價格跌落，這
使得漢冶萍公司短暫的戰時繁榮景象迅速一掃而空。公司日債
愈積愈巨，利息也越滾越大。至此，以煉鋼制鐵為專業的漢冶萍
公司已經奄奄一息，淪為單純為日本開采鐵礦石的殖民地性質
的企業了。到1948 年2 月16 日，漢冶萍公司資產清算移交結
束，自此在世界工業界享有「東方雄廠」的鋼鐵巨龍走到了生命
的盡頭。
回顧漢冶萍的悲劇歷史，我們也不能僅僅歸罪於日本帝國
主義的經濟掠奪，試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下，在一個貧弱
的沒有獨立自主地位的國家裡，在動盪而沒有獨立自主市場環
境的歲月中，商辦企業的生存發展和民族工業的振興發達也就
無從談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