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紅色金融第一股的發行機構是
第一家紅色金融機構
紅色金融史是百年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紅色金融的發軔、發展過程中，可以清晰看到我們黨在抵制經濟封鎖和金融掠奪、發展根據地經濟和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方面的自覺追求與不懈奮斗。
一、第一隻「紅色股票」
1920年，李漢俊翻譯的《馬格斯資本論入門》在上海出版。全書分為「勞動者將什麼東西賣給資本家」「商品的價值」「物價」「利潤是怎麼獲得的」「便宜的物價與多的利潤」等章節。
這本譯著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澤東在經營長沙文化書社時，第一次讀到這本書，就多次向讀者推薦，並在以後的論著中多次引用《資本論》的經典論斷。一手拿筆桿子，一手抓錢袋子，紅色金融就這樣開始起步。黨的一大召開後，毛澤東多次來到安源煤礦實地考察，並在1922年2月指導成立了中共安源路礦支部。震驚全國的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取得勝利後，中共安源路礦支部很快意識到：要鞏固和擴大罷工斗爭的勝利成果，就必須辦好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減輕工人的生活負擔。隨著消費合作社規模與經營范圍的擴大，流轉資金開始面臨不足。為解決困局，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決定以發行股票的形式向群眾招股。這可視為我們黨發行的第一隻「紅色股票」。為了讓工人一同分享紅利，股票背面還印有《招股簡章》註明：利潤的40%用於分紅，10%用於支付店員酬勞，30%用於消費合作社擴大經營，20%上交給工人俱樂部。2006年7月，職校學生參觀安源煤礦總平巷。新華社發
二、第一家紅色金融機構
1915年6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開業，資本總額僅10萬元。在強者林立的上海金融界，這樣的小銀行簡直可以忽略不計。但這家銀行隨即推出的「一元開戶」項目，卻著實轟動了當時的上海灘。幾年後，在浙江蕭山衙前，我們黨成立了第一個農民協會。之後，還設立了第一家紅色金融機構——衙前信用合作社。每戶農民只要存入一元錢作為入會的借貸基金，遇到婚喪嫁娶、修房子、買糧食、買種子時就可以得到免息借貸。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一元開戶」與衙前信用合作社的「一元入會」，或許只是理念上的巧合，但都傳承了「誠信義利」「以民為本」的傳統。在此後的農民運動中，湖南衡山、瀏陽、醴陵與湖北黃岡、麻城等地的農民協會紛紛開辦紅色金融機構，以活躍農村經濟、方便農民借貸。
三、「扁擔銀行」
1932年2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江西瑞金成立。同年7月，第一批蘇幣印製發行。1935年初，紅軍攻下遵義城。但當地集市上食鹽價格奇高，且大多掌控在軍閥和不法商賈手中，許多百姓因缺鹽得了粗脖子病。蘇維埃銀行行長毛澤民想出一個妙招：將紅軍繳獲的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低價投放市場銷售，但規定必須使用蘇幣，可用銀圓一比一兌換。曾擔任毛澤民助手的曹菊如回憶：「銀行工作人員用現洋兌紙幣，兌到將近天亮才結束。雖然大家熬了一個通宵沒有休息，還是心情振奮地離開遵義，趕上隊伍繼續向前進發。」身為「紅色大管家」，毛澤民的理念是「我們是為工農管錢，為紅軍理財的」，不能亂花一個銅板。在長征途中，蘇維埃銀行把資產打包成100多副擔子，包括兩擔黃金、幾十擔銀圓，還有印鈔的石印機和油墨、紙張等，由200名運輸員挑在肩上。1935年10月，這個「扁擔銀行」到達陝北吳起鎮核對賬目後發現，除了長征路上的正常開支，沒有損失一塊銀圓！解放戰爭期間，在籌建中央銀行時，面對「解放銀行」「聯合銀行」「人民銀行」等多種提議，我們黨最終決定採用「中國人民銀行」的名稱，貨幣名稱定為「人民幣」。「為人民理財」是中國紅色金融發展壯大的最大底氣。
四、「與魔鬼打交道」
近代上海是全國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地方黨組織領導建立的「銀聯」（上海市銀錢業同人業余聯誼會），廣泛團結同仁，積極宣傳馬列主義和抗日救亡主張，為上海解放打下堅實基礎，被譽為「黨的白區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爭的一種創造」。曾為湖南代表前往上海參加中共一大籌措旅費的熊瑾玎，「平生營錢物，一塵均不染」。後來，他在上海擔任黨中央機關的會計，開辦酒店和錢庄，負責管理和籌措經費。多年的特殊崗位歷練，讓他獲得了「紅色老闆」之譽。20世紀80年代，有一部風靡一時的影片《與魔鬼打交道的人》，是以廣大華行的「掌門人」楊延修和他的領導盧緒章為主人公原型的。廣大華行是黨中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特殊秘密工作機構，由周恩來親自領導。楊延修等人的堅定信念是，「為黨賺錢，賺錢給黨」。當時，楊延修場面上是闊綽的大老闆，私底下卻克勤克儉，「出淤泥而不染」。1949年6月30日，廣大華行最後一次黨支部會議決定：「拿出40萬美元退還非黨群眾的股份，黨員負責人的股款和紅利酬勞一律上繳。」
2. 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議決議
(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
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統治的區域內是國民經濟總崩潰，與成千百萬工農勞苦群眾的破產，失業，與凍死餓死。但在蘇維埃區域內，不論帝國主義國民黨怎樣殘酷的進攻，怎樣用經濟封鎖政策，企圖來制蘇區千百萬民眾的死命，蘇維埃區域內的經濟建設在第一次全蘇代表大會之後，尤其在去年一年內，在臨時中央政府正確執行第一次全蘇大會關於蘇維埃經濟政策的原則決定之下，得到了極大的成功，保障了前方紅軍四次戰爭中的給養，大大的改善了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
在提高生產方面，由於蘇維埃政府領導了群眾的春耕夏耕以及秋耕冬耕運動，發動了農民群眾的勞動熱忱，使土地生產量得到了極大的增加，在中央蘇區去年穀子的收成比前年增加了一成半，閩浙贛蘇區增加了二成，甚至二成以上。雜糧的收獲，則有了更大的增加。荒田是大大的減少了。即在江西一省，去年開墾的荒田達二十萬擔以上，福建省亦在三萬擔左右。許多手工業的生產如象制鐵，織布，燒石灰，造紙，開煤礦與鎢礦，制鹽，制葯，制油等不但開始恢復，而且有了新的發展。
在組織廣大群眾於合作社中的運動，也有了顯著的成績，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即在中央蘇區吸收的社員，已達五十萬人以上。閩浙贛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數達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在有些區鄉則全體勞苦群眾已經加入了合作社。為了加強對於各種合作社的領導，在中央蘇區，在各省都已經有了總社的組織。這些廣大群眾的組織同蘇維埃政府的對外貿易局糧食調劑局以及蘇維埃商店等正在發生更加密切的關系，而且他們從蘇維埃政府方面得到了人力與財力方面有力的幫助。
在糧食價格的調劑，糧食的貯藏，以及對外貿易的發展上，也得到了不少的成績，糧食調劑局與對外貿易局的建立，和他們同群眾的各種合作社的密切聯系，在保障紅軍給養，改善群眾生活上都起了極大的作用，蘇維埃政府國民經濟部的建立，更使蘇維埃的經濟建設工作，有了集中的與有計劃的領導。
一切這些事實證明蘇維埃政府不但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且也是群眾經濟生活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蘇維埃政府不但能夠破壞舊的經濟制度，而且能夠建設新的。但是第二次全蘇代表大會除批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與人民委員會在這一方面所採取的主要辦法與決定之外，認為：
(一)為了適應日益開展的革命戰爭的需要，為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為了改善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以鞏固工農在經濟上的聯合與保證無產階級在經濟上的領導作用，蘇維埃政府必須更進一步的提高蘇區的生產力，在土地生產方面，必須更有準備的更有計劃的來進行春耕夏耕秋耕與冬耕運動，實際上解決農民在耕牛，種子，肥料，水利，農具，資本，勞動力等的困難，並且應該盡量鼓動農民群眾的互相幫助與合作(如「勞動互助社」「耕牛合作社」「肥料合作社」等)來滿足各自的需要。蘇維埃政府更應創辦農業試驗場，畜牧場，教育農民群眾以消滅害蟲，防止水旱災荒的初步科學知識，以增加農產品的收獲，各種必需品的種植(如棉花等)，山林的保護，應該更有計劃的開始。
(二)同時必須發展小手工業的生產；尤其是對於軍事，對於出口，對於群眾特別需要的生產，如象鎢礦，煤鐵，石灰，紙，硝鹽，布匹，樟腦，葯材，煙，油，糖，木材，農具等。蘇維埃政府應該盡量幫助失業工人，獨立勞動者，小手工業者與農民，組織生產合作社，盡量吸收群眾的資本到這一方面來。蘇維埃政府容許並鼓勵私人資本家在這些生產上的投資與擴大生產。甚至蘇維埃可將沒收來的企業出租或出賣給他們。在可能的條件之下，蘇維埃政府應創辦與擴大特別需要與特別有利的國有企業(如鎢礦公司，織布廠，造紙廠，及各種軍事工業等)；但必須堅決反對在目前由國家壟斷一切生產事業的企圖。在經濟上，在人力上幫助生產合作社的發展，並加強對於他們的領導，管理與監督，這是目前我們的中心工作。
(三)必須更進一步來發揚與提高蘇區工農群眾的勞動熱忱。鄉村中由農民自己所組織的生產突擊隊，沖鋒勞動隊以及國家企業中的革命競賽等，應該廣泛的散布出去，以提高生產，蘇維埃政府應該特別獎勵模範的鄉村的農戶，模範的工廠，生產隊以及個別的勞動戰線上的英雄。鼓勵廣大婦女群眾參加農業上與工業上的生產，對於發展蘇區生產是非常必要的。私人資本企業中，在工人自願，改善工人生活，在蘇維埃政府與工會監督的條件之下，亦得增加勞動生產率。必須每個工農群眾了解，蘇維埃政權下生產的發展，是同全體民眾生活的改善不能分離的。共產主義禮拜六必須真正開始。對於勞動的共產主義的態度，首先應該在國家企業內極大的發揚起來，教育工人群眾為蘇維埃政府的勞動，即是為了無產階級自身的最後解放，與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勞動。在蘇維埃企業內的勞動紀律，應該是無產階級紀律的模範。一切提高生產力的發明都應該得到蘇維埃政府的獎勵。熟練勞動力的培養亦是提高生產力的必要條件。
(四)要使生產品的增加真能滿足革命戰爭的需要與改善工農群眾的生活，首先必須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與發展蘇維埃的對外貿易，將蘇區內的許多重要生產品，如鎢砂，紙，木材，米穀等輸出，而將工農日常的必需品如油鹽布匹等輸入。蘇維埃對外貿易局，各種商業公司與采辦處等的設立，在發展對外貿易上是需要的。以後應該特別加強對這些商業機關的領導，與這些機關的組織工作。對外貿易的壟斷在目前是錯誤的。一切蘇維埃的商業機關必須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發生多方面的關系。蘇維埃政府除以關稅政策來調劑各種商品的輸〈出〉入外，保證商業的自由，並鼓勵各種群眾的與私人的商業機關的自動性，去尋找新的商業關系與開辟通商道路。在目前蘇區現金特別困難的情形之下，蘇維埃政府對於蘇區生產品的輸出，維持進出口的平衡應該用更大的注意與努力。
(五)消費合作社的組織，在蘇維埃貿易的發展上，佔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經過消費合作社工農群眾可以更便宜的購買商品，更高價的出賣他們的生產品。經過消費合作社的網，國家對外貿易局，各種商業公司以及消費合作社總社可以最迅速的將他們的商品賣給農民，並從農民那裡買得生產品。蘇維埃政府經過這些組織，就可以同廣大農民群眾的經濟生活發生直接的關系，在經濟上團結他們在蘇維埃政府的周圍。蘇維埃政府除集中消費合作社的組織建立縣的省的與中央的總社以加強對於他們的領導之外，必須盡可能的給他們以人力上財力上的助力。同時我們不但要在數量上吸收每一個工農群眾加入消費合作社，而且必須在質量上改善他們的工作，創造許多模範的合作社，使每一農民在實際經驗上了解到合作社是同奸商富農的投機壟斷做斗爭與改善他們的生活的武器。
(六)大會特別指出在蘇維埃貿易的發展中，糧食問題的解決是蘇維埃經濟建設目前的戰斗任務。過去糧食調劑局雖起了相當調劑糧食及糧食價格的作用，但離開這一問題的解決還是很遠。象去年中區春夏兩季糧食困難的危險，在今年依然威脅著我們。這一時期糧食價格的幾倍的提高對於蘇維埃財政上也是極大的損失。為得以後保證紅軍與蘇維埃政府的給養，保證民眾食糧的調劑，適當的輸出剩餘糧食與調劑糧食價格起見，大會認為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下創立糧食人民委員部專管這一工作，是必要的。糧食部的任務，除調劑糧食價格以外，必須進行糧食〔部〕的調查，收集儲蓄，運輸等一切關於糧食的工作。整個蘇維埃〈政府〉應該用極大力量來加強對於他的領導。但蘇維埃改府壟斷糧食的買賣的企圖在目前是不適當的。在遵守蘇維埃政府法律的條件之下，商人的糧食買賣是不禁止的。糧食困難問題的解決，應該盡量依靠廣大群眾自己組織糧食合作社。糧食合作社應該是糧食部的群眾基礎，必須用極大力量，發展糧食合作社的組織，並加強對於他的領導。
(七)資本的缺乏，是目前發展蘇維埃經濟的極大困難之一。但大會必須指出蘇維埃政府在利用群眾資本與私人資本上，還是非常不夠。就是我們現有生產與消費合作社的資本的一大部分，還是由於國家的直接幫助，國家資本的運用，由於各機關缺乏聯系，也是異常不經濟，國家銀行除發行銀幣，給財政部保管金庫外，在調劑與流通金融，放款儲蓄等工作方面，還沒有得到應有的成績，糾正一切金融上的這種無計劃件與無組織性，盡量節省各種不能容忍的浪費，是蘇維埃資本積累的必要條件。在群眾中發展信用合作社，是解決群眾缺乏資本的主要辦法，而且也是同城鄉高利貸做斗爭的有力武器。大會認為上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為了開〔發〕展蘇維埃經濟所發行的三百萬經濟建設公債是適當的。
(八)蘇維埃政府對於紙幣的發行應該極端的審慎。紙幣的發行如超過市場所需要的定額之外，必然會使紙幣跌價，會使物價騰貴，使工農生活惡化起來，以致影響到工農的聯合。大會指出在長期國內戰爭的條件之下，增發紙幣常常是彌補財政收支不敷的一個辦法，但蘇維埃政府必須採取一切辦法把革命戰爭的負擔放到剝削階級的身上，盡量在蘇維埃經濟的發展中增加各種稅收的收入。同時為了免去蘇維埃紙幣跌價的危險，蘇維埃政府必須更注意於對外對內貿易的發展，盡量輸入現金與限制現金的輸出，使蘇維埃金融在經濟建設的發展中極大的活潑起來，是增加市場吸收紙幣的容納量與保持紙幣信用的重要辦法。至於更有計劃的來發行紙幣，發展擁護國幣的運動等，亦可在相當限度內維持紙幣的信用。大會責成湘鄂贛省蘇維埃用一切方法收回他們過去濫發的紙幣，維持蘇維埃紙幣的信用，並且告訴湘鄂贛的同志只有湘鄂贛國家銀行省分行，才有發行紙幣的權利。
(九)大會必須指出，帝國主義，中國地主資本家，不但在軍事上向我們舉行絕望的五次「圍剿」，在經濟上封鎖我們蘇區，而且在蘇區內部也必定要利用地主殘余，商人，資本家等來擾亂與破壞我們蘇維埃的經濟，如歇業，停工，經濟上的怠工，破壞國幣的信用，擾亂金融，投機買賣，有意提〔抬〕高物價等，蘇維埃政府對地主商人資本家等這種反革命行動，必須做最堅決的斗爭，從罰款，罰苦工，禁閉，沒收，一直到槍決。同時對於那些鑽在蘇維埃經濟機關與合作社內反革命分子的偷竊搗亂貪污腐化與破壞的活動，蘇維埃政府必須保持高度的無產階級警覺性，給他們以嚴厲的蘇維埃法律的制裁。工人監督生產，必須在資本家的企業內立刻開始，以有系統的防止資本家的反革命活動。但蘇維埃政府對於那些遵守蘇維埃法律進行生產與貿易的商人與資本家，則保護他們生命與財產的安全以及營業與生活上的自由。對於在蘇維埃的經濟機關與合作社內忠實地為蘇維埃與民眾工作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專門家與智識分子，蘇維埃政府則給他們以優待。
(十)大會認為為了發展蘇維埃經濟，完成上述的任務，下屆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與人民委員會，必須加強對於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糧食部以及國家糧行的領導，使各機關間能夠更好的配合與集中的行動，更靈敏的與迅速的來完成一定的具體任務。反對在經濟建設上一切「左」右傾機會主義以及官僚主義的領導，是轉變這些機關的工作的必要前提。必須培養大批新的經濟建設的幹部，把這些幹部來充實這些機關。必須特別加強無產階級在經濟建設上的領導作用，並且提拔大批的勞動婦女負擔國內戰爭時期經濟戰線上的工作。在目前中國革命的階段上我們還不能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但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應該是在創造將來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的前提和優勢。
(十一)最後，大會認為只有國內戰爭的澈底勝利，大的中心城市的奪取，蘇維埃區域的擴大與鞏固才能克服我們前面的許多困難，更順利的來進行蘇維埃的經濟建設。這一建設將不是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將是為了社會主義的勝利。因此，我們目前的經濟建設是同革命戰爭不能分離的，我們的經濟建設應該服從於革命戰爭的需要，並且在革命戰爭的勝利中找到許多困難問題的解決。大會相信中國蘇維埃經濟建設的道路，將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道路，只有這一道路能夠使中國的國民經濟猛烈的向前發展，使全中國的勞苦群眾得到最後的解放。
根據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員會出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