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中國股市的前景。
從下文看來，中國股市前景應該是很樂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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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的20多年，充滿了締造繁榮的玫瑰色氛圍。1978～200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達到9.5%，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國家，這個速度是同期世界經濟年均增速的3倍。高速的經濟增長使中國的生產力水平和國家實力獲得極大提高。中國已經超過義大利成為世界第六經濟大國，中國將在未來5年內超越法國和英國，成為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城鎮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344元增加到2000年的6280元，提高了17倍。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加到2000年的2253元，增加了16倍。按可比價格計算，則分別是當年的4.77倍和3.49倍。其間各種改革，暗合了「聖人常無心，而以百姓之心為心」的策略，百姓在追求富裕和快樂時，遇到不和諧的政策，那麼執政者很快就會順應民意，調整相應的政策，但漸進改革也悄悄孳生著種種問題。
中國今後20年會如何？人們充滿著樂觀情緒。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其《世界經濟：歷史與未來》中這樣描述：在整體作為現代化的遲到者的亞洲，日本作為第一航班已飛上雲霄；亞洲「四小龍」作為第二航班緊隨其後；中國則已經登上了21世紀的新航班，它將開辟新的航線，並且一飛沖天。中國也有不少經濟學家在盤算何時我們算是邁進了「現代化」的門檻，據說東南沿海6-7年就足夠了。甚至有人還預測中國何時能夠趕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據說按購買力評價計算，1987年中國GDP相當於美國的23%，到1995年上升為52%，2000年為60.6%，進而在2015年左右超過美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報告更認為目前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經濟規模達到6萬億美元，按此推論，中國GDP在20年內將超過美國。即使按名義GDP計算，假定目前中國和美國的GDP分別為1萬億美元和9萬億美元，增速分別為8%和3%，則中國GDP大約在47年後趕上並超過美國。中國真在將在21世紀初期或至遲到中葉重新回到鼎盛的巔峰嗎？
且慢！以上假設的前提無疑是中國經濟將保持8%左右的增長，這個增速意味著每九年中國經濟規模就將翻一番。這隱含著中國享有持久的繁榮，但，繁榮會棄我們而去嗎？中國最令人憂慮的事情，莫過於漸進改革20年來，當初登高一呼、迎者雲集的不少改革精英，已經漸漸蛻變成既得利益階層，對深化改革心懷恐懼。如果在送別計劃經濟的同時不能迎來市場經濟；如果在埋葬個人崇拜的時候不敢提及憲政體制，那麼既得利益階層又怎能付出艱巨的努力去深化改革呢？繁榮背後的各種不穩定因素也在浮現。
其一是即使承認公有制是神聖的，是否一定意味著必須影射私有制是邪惡的？中國私營經濟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零起點開始，在傳統體制的縫隙中和遠離主流社會的沉寂中頑強地生長起來。目前中國經濟已形成了國有、三資和私營經濟三足鼎立的態勢。私營經濟產值過萬億，近年來下崗工人中的一半為私營企業所吸收，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推動和社會穩定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但私有財產的合法性是否已經釐清了呢？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明確提出「私營經濟」的概念，確立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私營經濟取得合法地位；1997年黨的「十五大」將非公有經濟由補充地位提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追根溯源，公有產權是神聖的，私有產權是否是不可侵犯的尚未明示，從《物權法》和《民法典》遲遲不能出台就不難體會到，所有制崇拜仍然是百足之蟲。此外，「三資企業」也在中國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中國製造業已經形成相當大的規模，位居世界第4位。據日本產業經濟省的調查，中國摩托車佔世界產量的43%，電腦鍵盤佔39%，家用空調佔32%，洗衣機佔26%，彩電佔23%，化纖佔21%，冰箱佔19%。同時，以「珠江三角」、「長江三角」為代表的地區已成為中國承接世界製造業向外轉移的重要基地，依次承接香港、台灣、日本、韓國以及歐美的製造業轉移。但在繁榮的中國製造景象背後是一個嚴峻的事實，缺乏核心技術。從總體上看，我國產業技術主要依靠進口，國民經濟和高技術產業所需裝備已形成進口依賴。近幾年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設備投資的2/3依賴進口，光纖製造裝備的100%，集成電路晶元製造設備的85%，石油化工裝備的80%，轎車工業設備、數控機床、紡織機械、膠印設備的70%被進口產品佔領。如果佔中國經濟總量1/3的私營企業部門因產權保護薄弱而飄忽不定；而同樣佔中國經濟總量1/3的外資企業部門因依附發展而不由自主。則這對中國經濟繁榮無疑不是樁好事。
其二是即使城市「現代化」是必須確保的，是否一定意味著諱言農村的繁榮就可犧牲？我們決不能否認中國的一些區域經濟的繁榮，是勤勞的民眾和富有效率的政府共同「掙」來的，但也有一些城市的「小康」並非如此。早在1997年，國家統計局、勞動部、全國總工會、民政部、衛生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組織了「中國職工生活進步調查」，在這次民意調查中，81%的被調查者表示，近五年來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靠的是「工作單位」發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只有8%的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與兼職收入有關。如果城市居民主要還是由國有部門供養，那麼這些城市中的「小康」就是政府發放的，而不是市場孕育的。在1997年之後，一些缺乏活力的城市之所以能夠繼續維系 其表面的穩定和繁榮，部分原因在於向農村「吸血」。在1978年到1984年之間，農村的改革使得一共約600億資金通過金融、財政渠道從城市凈流入農村；而在1985年到1994年之間，情況則相反，有4000億資金從農村凈流入城市。1997年之後，農村經濟體制出現嚴峻的「復歸」趨勢，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基礎教育體制和社會救濟體制等趨惡，農民負擔日重，農村金融基本乾涸。當資源被從農村「汲取」到城市後，所出現的結果自然就是一個相當繁華的城市和一個相對蕭條的農村。可以說，城市的繁華建立在國有部門的支撐之上，也是以農村的蕭條為條件的。
在這種機制下獲得的「小康」生活水平，非常象蘇聯東歐國家過去由國家供出來的「小康」生活。在中國城市中，我們正在追求的居室裝潢、彩電冰箱、電話汽車等，蘇聯東歐早在二、三十年前就已經在多數城市裡普及了。但蘇東崩潰顯示，這樣的「小康」並非經濟建設成功的里程碑，而只是福利社會主義政策的「廣告秀」。由於這樣的小康生活是國家「發」的，就象「天上掉下的餡餅」，和享受者的工作努力沒有直接關系，所以生活水準提高了，工廠的效益並沒有明顯改善甚至出現倒退。國家發的「小康」生活是靠不住的，來得容易，丟得也快。
其三是就業壓力重不可抑，能否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長轉向追求國民的充分就業已迫在眉睫。根據《中國的勞動和社會保障狀況》白皮書，到2001年底，中國從業人員為7.3億人，其中城鎮為2.40億人，佔32.8%；農村為4.9億人，佔67.2%。 白皮書指出，從1998-2001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累計有2500萬人。應該注意到，這些下崗人數，還只是國有企業的下崗者，並不包含其他所有制企業的下崗者。另據《瞭望》報導，在1996-2000年間，國有及集體企業在職員工共減少了4800萬人。由此推算，包括集體、三資和民營企業等在內的其他所有制企業的下崗員工規模比國有企業還要稍多些。因此目前下崗工人總數保守估計達5000萬人。而農村近5億從業人員中，至少有1.3億處於失業或者半失業狀態。以目前GDP年均7%-8%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量大約是七八千億，一個城鎮人口就業大約需要13萬元左右的資本品，因此政府若要在城市創造出800萬個就業崗位的目標，則GDP起碼需維持在10%以上的增速！而事實則是十五期間每年需要「飯碗」的人口高達2000萬人，因此現在急切需要政府對就業形勢的充分認識和轉變思維，畢竟一個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就業，所需要的資本品投資可能少到只需要幾千元，由於目前城鎮人口比率以年均1. 8個百分點的速度緩慢上升，這就決定了未來15-20年間，就業紅燈警戒難以解除。
繁榮會棄中國而去嗎？「翻兩番」和「不爭論」，保證了中國20年的繁榮，但關鍵性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再滯後，使得目前已經到了反思繁榮會不會棄中國而去的時候了。我對於什麼時候中國能成為全球老大的夢想始終持懷疑態度，畢竟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國已經享有的繁榮不應影響我們對中國目前所處發展階段的清醒認識，從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關鍵指標——人均GDP來看，中國仍處於非常低的水平。1999年中國人均GDP僅為780美元，排在世界第140位，是世界中等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是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的3%，是美國的2.5%。中國經濟僅僅是剛剛擺脫赤貧，其未來之路任重道遠。我曾多次用「懸河中國」來描述我以為的現狀，中國經濟有其「二元結構」，城裡人住在相對的城市，如同生活在高高在上的黃河大堤一樣；而農村人所處則離工業文明的距離遙遠得多，如同生活在大堤之下的低窪之地一樣。也許是缺乏正視關鍵性體制改革的勇氣，黃河堤岸上的一些人抱怨著他們所受的黃河之水的滋潤日見其少；而黃河堤岸下的一些人夢想著走入燈紅酒綠的城市。「懸河中國」是不可維系的，我們需要有象十一屆三中全會那樣的契機對中國的現狀進行深刻反思，避免進退維谷的顧慮，畢竟退路已經沒有了，如果有一天繁榮離我們而去，那一定是我們的不智和畏縮背離了繁榮，而不是繁榮擯棄了我們。
本文引自：
繁榮是否會棄我們而去？ 鍾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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