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娜拉走後會怎樣
當涼風與秋雨相伴；當黃葉與晨霜相伴；當冷月共霞光一色，當大雁打點南飛的行裝，當這霜降的時節飄然而至，我暖暖的送上一句，天涼了注意身體，請保重！
❷ 娜拉走後會怎樣
就當時的社會背景而言，當時形成的社會主流意識就是「女人是男人的附屬品，是家庭的附屬品」，因此社會是無法接受娜拉的出走的。而就娜拉個人因素來說，雖然她已經形成了個人的自我意識，愛情對她也不是生命的全部，但是她缺少了最重要的就是經濟基礎，沒有經濟基礎的反抗最終是失敗的，她的結局或許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樣，或許像魯迅所說「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女性個體的自我解放不僅僅是要求社會的發展、自我意識的提高，更要求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
❸ 娜拉走後怎樣
娜拉走後怎樣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講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伊孛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裡面，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ＥｉｎＰｕｐｐｅｎｈｅｉｍ，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Ｐｕｐｐｅ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只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ＤｉｅＦｒａｕｖｏｍＭｅｅｒ，《海的女人》，中國有人譯作《海上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面。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自由。 走與不走 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位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位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不是困頓了一世的么？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准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斗；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斗。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裡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斗。
❹ 「娜拉走後怎麼辦」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出自何處
娜拉走後怎樣》是魯迅先生於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上的一篇演講稿。後來收入他的雜文集《墳》。魯迅在這篇文章中敏銳地撲捉到了「娜拉走後怎樣」這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並揭示出娜拉的命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❺ 娜拉出走後怎麼辦
看了《玩偶之家》，感觸頗多。對於主人公娜拉，我覺得她很偉大，很了不起。別說是十九世紀，就是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女性，能像娜拉那樣做的女性也極少。因此，我認為她是個偉大的女性形象。 娜拉為了找到自我，為了了解那個難以了解的社會，她終於出走了。她要去學習，去思考，究竟什麼是法律，什麼是宗教。娜拉走了，離開自己的丈夫和兒女，孤身一人走到她從前的老家去了。 娜拉為了救身患重病的海爾茂，只好背地裡假冒父親的簽字向銀行職員柯洛克斯泰借了一大筆債，陪同丈夫去義大利住了一年。此後，她又瞞著丈夫掙錢償還債務。可當海爾茂看了柯洛克斯泰的信，知道了真相後大發雷霆，咒罵娜拉做出丟人的事，當事情又發生戲劇性變化後，海爾茂又改變態度，對娜拉說：「你在這兒很安全，我可以保護你，像保護一隻從鷹爪底下救出來的小鴿子一樣。」但是，這時的娜拉腦子已經很清醒，她已看出了海爾茂可憎的面目，不再相信海爾茂，不想再當海爾茂的「玩偶老婆」。 娜拉出走後會扮演什麼角色呢？我認為她會是積極向上的一位女性，她決不會墮落。為了爭取自由、平等地位和獨立人格，她會不顧一切去爭取，去斗爭。憑著她的努力和勤奮，她個人的生活決不會有問題。在她還沒出走前，她為了按時准期還債，瞞著丈夫想盡辦法掙錢，即使累得不得了也毫無怨言，就這樣苦苦熬了七年。在這樣困難的日子裡，她都能憑著自己的努力還清債務，還有什麼困難她不能解決呢？連她丈夫的資助她都不願接受，她還會接受別人的資助嗎？她不會再依賴任何人，她要靠自己的能力去社會里闖盪、去學習、去尋找，了解究竟何為法律，何為宗教，去弄清楚，到底是社會正確，還是她正確。正像她所說的：「從今以後我不能一味相信大多數人說的話，也不能一味相信書本里說的話，什麼事情我都要用自己的腦子想一想，把事情的道理弄明白。」此時的娜拉不再是丈夫的「玩偶」，已由一味依賴別人的女性變成一位敢作敢當，最後要求獨立的女性。 娜拉能有這樣的變化是多麼了不起啊！
❻ 娜拉出走以後怎樣才能不墮落，不回來
魯迅的《娜拉走後會怎樣》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講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伊孛生〔2〕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裡面，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3〕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只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Meer，《海的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面。臨末，她的丈夫說，「現在放你完全。（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唱，所以他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
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而
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4〕，不是困頓了一世的么？而他臨死的時候，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
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5〕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固不是錢所能到的，但能夠為錢而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准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斗；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更要用劇烈的戰斗。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6〕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裡說要參，是不至於大遭反
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斗。
戰斗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沖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亨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
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系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一本note－book〔7〕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
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面有一條道，「我想到公園去」，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8〕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幹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❼ 娜拉出走以後怎樣 這是什麼意思
1962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之後，由於他的老友孫冶方的安排，回到經濟研究所，分配在政治經濟學組工作。這時顧準的思想已經變得很成熟。他後來說過，1952年在上海被免職時，思想還是相當正統的，只認為是被個別人挾嫌報復，並沒有想到在制度上有什麼問題。後來當了「右派」下放勞動，接觸了農民，看到他們與城裡官員過的天差地別的生活，聯繫到黨內生活中出現的種種不正常的現象，才有了認真的反思，逐漸意識到奪取政權、黨成為執政黨以後存在一個「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
❽ 當今社會「娜拉走後會怎樣」的問題是否依然存在
你社會羅拉走後會怎樣的問題？是否依然存在當今社會？好很好的，我們的我們的生活都很好，應該沒有這些問題存在的。我們已經是國泰民安吶！
❾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的全文是什麼
娜拉走後怎樣〔1〕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
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講
我今天要講的是「娜拉走後怎樣？」
伊孛生〔2〕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幾十首詩之外，其餘
都是劇本。這些劇本裡面，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世間也稱作「社會劇」，其中
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國譯作《傀儡家庭》。但Puppe
不單是牽線的傀儡，孩子抱著玩的人形〔3〕也是；引申開去，別人怎麼指揮，他便怎麼做
的人也是。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覺悟了：自己是丈夫的
傀儡，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她於是走了，只聽得關門聲，接著就是閉幕。這想來大家都知
道，不必細說了。
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一
日突然尋來，叫她一同去。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來人會面。臨末，她的丈夫說，「
現在放你完全自由。（走與不走）你能夠自己選擇，並且還要自己負責任。」於是什麼事全
都改變，她就不走了。這樣看來，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
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就如黃
鶯一樣，因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有益。伊孛生是很不
通世故的，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傀儡家庭》，
將女性的自覺，解放這些事，給人心以新的啟示的時候，他卻答道，「我寫那篇卻並不是這
意思，我不過是做詩。」
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
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
么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
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
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里固然不自由，而
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
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
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
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你看，唐朝的詩人李賀〔4〕，不是困頓了一世的么？而他臨死的時候
，卻對他的母親說，「阿媽，上帝造成了白玉樓，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這豈非明明是一
個誑，一個夢？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死的高興地死去，活的放
心地活著。說誑和做夢，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
是夢。
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5〕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
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
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
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
自己的腐爛的屍骸。惟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出路，我
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
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
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
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
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
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
按他的胃，那裡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
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准
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
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
仍然要戰斗；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斗。
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
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譬如現在似的冬天，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
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6〕
去。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然而倘叫我挑選，我就立刻到菩提樹
下去坐著，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所以在家裡說要參政權，是不至於大遭反
對的，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斗。
戰斗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
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
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沖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
，或者為自己去亨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雖然也是
頗遠的夢，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記性。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
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也因為能忘卻，所以
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兒媳；嫌惡學生的官吏，每
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現在壓迫子女的，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這也許與年齡
和地位都有關系罷，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
book〔7〕來，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
考。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取來一翻，看見上面有一條道，「我想到中央公園去
」，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別的事也一樣。
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8〕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
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
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而那
韌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
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
其實，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
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幹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
，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
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還是傀儡。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而
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因為在現在的社會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
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
濟權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正如涸轍之鮒〔
9〕，急謀升斗之水一樣，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一面再想別的法。
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
然而上文，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假使她很特別，自己情願闖出去做
犧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況且世上也
盡有樂於犧牲，樂於受苦的人物。歐洲有一個傳說，耶穌去釘十字架時，休息在Ahasv
ar〔10〕的檐下，Ahasvar不準他，於是被了咒詛，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
日裁判的時候。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現在還在走。走是苦的，安息是樂
的，他何以不安息呢？雖說背著咒詛，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所以始終狂走
的罷。
只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與志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群眾，——尤其是中
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
觫〔11〕，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
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而況事後走不幾步，他們並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
了。
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不
如深沉的韌性的戰斗。
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
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
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
確切地知道。
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
〔1〕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文藝會刊》第六期。同年
八月一日上海《婦女雜志》第十卷第八號轉載時，篇末有該雜志的編者附記：「這篇是魯迅
先生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講演稿，曾經刊載該校出版《文藝會刊》的第六期。新近因
為我們向先生討文章，承他把原文重加訂正，給本志發表。」
〔2〕 伊孛生 通譯易卜生。參看本卷第60頁注〔35〕。
〔3〕 人形 日語，即人形的玩具。
〔4〕 李賀（790—816） 字長吉，昌谷（今河南宜陽）人，唐代詩人。一生
官職卑微，鬱郁不得志。著有《李長吉歌詩》四卷。關於他「玉樓赴召」的故事，唐代詩人
李商隱《李賀小傳》說：「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
霹靂石文者，雲：『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焱欠]下榻叩頭言：『阿彌女老且病，賀
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
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
〔5〕 阿爾志跋綏夫（1878—1927） 俄國小說家。他的作品主要描寫精神
頹廢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統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後逃亡國外，死於華沙。下文所述
是他的小說《工人綏惠略夫》中綏惠略夫對亞拉借夫所說的話，見該書第九章。
〔6〕 這是借用關於釋迦牟尼的傳說。相傳佛教始祖釋迦牟尼（約前565—前48
6）有感於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惱，在二十九歲時立志出家修行，遍歷各地，苦行六年，仍
未能悟道，後坐在菩提樹下發誓說：「若不成正覺，雖骨碎肉腐，亦不起此座。」靜思七日
，就克服了各種煩惱，頓成「正覺」。
〔7〕 Note－book 英語：筆記簿。
〔8〕 拳匪 一九○○年（庚子）爆發了義和團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斗爭，參加這次
斗爭的有中國北部的農民、手工業者、水陸運輸工人、士兵等廣大群眾。他們採取了落後迷
信的組織方式和斗爭方式，設立拳會，練習拳棒，因而被稱為「拳民」，當時統治階級和帝
國主義者則誣蔑他們為「拳匪」。
〔9〕 「涸轍之鮒」 戰國時莊周的一個寓言，見《莊子·外物》：「莊周家貧，故
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
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
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10〕 Ahasvar 阿哈斯瓦爾，歐洲傳說中的一個補鞋匠，被稱為「流浪的
猶太人」。
〔11〕 觳觫，恐懼顫抖的樣子。《孟子·梁惠王》：「吾不忍其觳觫」。
❿ 幫忙分析以下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
娜拉走後怎樣？
作者: 金德萬
娜拉Nora是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的名劇《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角，體現了婦女解放的先聲the embodiment of the emancipation of women。該劇寫成於1889年。易卜生1828-1906，挪威著名文學家。
易卜生是上個世紀的著名作家，是現代派文學的開創人之一。置身於世界工業革命大潮洶涌澎湃的歐洲，易卜生洞察世態人心之深切至今仍使人震撼。他在《鴨子》一劇中說過：「你別再用『理想』那個漂亮字眼了，在大白話中我們管那叫『謊言』」。
魯迅先生當年是十分欣賞易卜生的戲劇的。他曾發出「娜拉走後怎樣？」的議論，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以娜拉出走了結，魯迅則寫出了《傷逝》描述涓生與子君的「怎樣」。
娜拉走後怎樣？
魯迅的這一思想命題成為本世紀的世紀命題。
娜拉這個北歐弱女子的經歷，喻示的是人的本質及其在歷史中的處境。
娜拉出走之前正彷彿置身於一個革命前的形勢之中，庸常的、使人窒息的玩偶之家，她出走之後則要面對著組織社會生活的問題，這個社會生活卻難免又是庸常的、使人窒息的，盡管可能在型式上是一種天翻地覆，但生活仍然是柴米油鹽。
這前後兩種情勢以娜拉的出走為界限恰當地體現了人類現代史中最為典型的兩種形勢。以追求革命、實施革命，革命之後。比之於娜拉則是要出走，出走，出走以後。
如果說人之本性決定了人的需求與現實永遠處於矛盾之中，人們的生活則註定了永遠是追求，達到目標，再追求，這樣的一種循環，以至反映人類生活的本質，用現在時新的話來說就是人們對精神和物質的需要與生產力發展的現實之矛盾，那麼我們則可以看到，追求、目標是最令人迷戀的，因此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極盡能事地敘述這一追求的心理與生活過程，最後達到革命的爆發，娜拉出走，這是戲劇的高潮，也是令千萬人為之慶幸，為之熱血沸騰的場面。就這個意義來說，革命就是重新安排人的生活環境，革命是最令人追求，最令人為之神往，最令人迷戀的了。
革命的合法性源自於對人的本性的觀念。如果以為人性等同於獸性（或者說人所想像的獸性），那麼就不會有推翻奴隸制的革命了。同樣，正是因為人人生來平等這個觀念成為不言而喻的真理，街壘才會在巴黎壘起以對抗封建特權。自然，觀念的終極本原是個大可辯論的題目，這里只談觀念本身的源流。
西方思想史上對人的本性的兩種觀念都源遠流長。
柏拉圖認為世界是歸結於一個完善的理性本質。如果說這個理性的本質可以為人甚至為奴隸所理解（或說回憶起來），無疑，人在其本性上必定有與這個終極理性的同一性。這就是說，人是理性的，更進一步說，人居於這個本質上是理性的世界裡而又獨具理性，這就意味著人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特殊的地位。人是一種獨特的存在。基督教正統神學以柏拉圖主義為藍本，在整個中世紀中只是上帝取代了先驗的觀念，人與世界的這個理性的姻緣始終不變。
文藝復興，將神復歸於人。但並沒有動搖這個理性主義的軸心觀念；恰恰相反，世界觀的世俗化將神性的性狀歸還於人。人這個萬物的靈長以其天賦的理性駕馭著宇宙。磅礴於全歐洲的文藝復興人文主義思潮掃除了中世紀的舊神學而展示了以人為中心的新宗教。其根據就是對人的輝煌理性的崇揚。這一種人的本性之觀念的牢固可以從這樣一個事實看出：從古希臘以來的理性主義傳統以人的理性思維為根據而將人視為獨特的存在。這種獨特性的物理圖景就是將人視為宇宙中心的地心說。因此理性主義的人文觀與日月拱衛的地心說實際上是互為表裡、上下相依的。然而我們知道，文藝復興以來發生了世界中心的轉移。地球不再是宇宙的軸心了；人類的家園只是渺如恆沙的星體中的一顆行星。近代科學破除了人類中心觀，這給人類思想以極大的沖擊。然而以人類為獨具理性的生靈而以理性為至高至上的理性主義不僅沒有受挫反而更見高揚，啟蒙時代便是理性主義得到完整表述並贏得廣泛信徒的時代。
近代科學經驗引發的另一種關於人的本質的觀念則可以說是更認真地接受了人之中心地位喪失的教誨。就人與客觀世界的關系而言，經驗主義持一種相當低調的理論立場，它排除了有關人的能力和特性的種種不可證實的前提。經驗主義把人的知識小心翼翼地安置在一小塊被認為還算可靠的基地之上。
經驗主義要破除的就是人對自己獨特本性的自負，將人的本性定義在毫無光彩的現實之中。
革命一詞，在20世紀的中國，是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政治名詞。大而言之，民族革命、民權革命、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農民革命、資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平民革命、國民革命、等等；小而言之，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學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文字革命、戲劇界革命、音樂界革命、美術革命、乃至散文革命；此外，還有科技革命、教育革命、宗教革命、家庭革命、道德革命、工業革命、產業革命，如此等等，幾乎涵蓋一切方面。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被鄧小平看作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也是革命的一種。
革命一詞，在中國文獻中，最早見於《易傳》「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及《尚書》之「革殷受命」，指的是改朝換代，易代鼎革。
近代日本，以革命二字譯英語revolution一詞，用以表示「從根底處掀翻之，而製造一新世界」之義，20世紀初葉，革命一詞在中國流行，就是日譯之revolution，而並非《易傳》與《尚書》中革命的原義。
1903年初，梁啟超在《釋革》一文中解釋re的本意說：它的特徵是不主漸變而主頓變，不是局限於部分之變而要求全體之變，不是滿足於累進之比例而堅持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群，有窒於化，非芟荑蘊崇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弦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revolution。」據此，梁氏認為：「易姓者固不足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由此點出革命之與《易傳》《尚書》之革命的差異。《新民叢報》第22號。
鄒容1903年在《革命軍》一書中更為明確：
「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渡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也。」公理、公例說明革命的客觀必然性；去腐敗存良善，由野蠻進文明，除奴隸為主人，確立了革命的目標、使命以及革命本身的工具性地位。
章太炎為《革命軍》作序，說明鄒容以革命作為書名，正是他的目標，「不僅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他說：「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葯。」
現代革命的一個基本特徵，是以合眾共和Republic結人心，開民智，事成之後，必為民主。這是20世紀初革命黨人對革命的普遍共識。無論革命得怎麼樣，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護國戰爭、護法戰爭，無不是在這個革命的方向上作出的努力。
自此以及，革命的詞義有了些許分歧。大歸不外三個問題：
一、革命與階級
二、革命與暴力
三、革命與步驟
以革命與階級為例：
自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開始傳播後，革命便同階級對立、階級斗爭結合為一。階級之對立，階級之斗爭被宣布為革命的直接原因，革命被解釋為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統治，與此相應，一些階級被確定為革命的動力，一些階級被確定為革命的對象。這一思想走向極端，就是不斷地搜尋敵對階級，不斷地進行客觀存在乃至人為地設置對立面，製造階級斗爭視為對革命的堅持，視為革命堅定性與徹底性的表徵。
但也有持異議者。
如孫中山，但在民生主義中斷言：
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斗爭是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他認為，階級斗爭是現實的存在，但是社會之所以有進化，乃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相互調合，而不是由於大多數的利益相互沖突。其中，社會與工業之改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征稅與分配之社會化，都屬「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的革命，皆是通過資本家和工人利益相調和而實現。
18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了人類思想史的新紀元。19世紀初葉，1831年，22歲的達爾文踏上了到南極探險的歷程，這一年黑格爾因霍亂逝世。年輕的達爾文懷揣著賴爾遵循培根的經驗方法所撰的《地質學原理》，信奉由笛卡爾、培根和黑格爾所樹立的理性思想，在經驗和探索中創立了進化論了。
牛頓力學與達爾文的進化論共同構成了十九世紀思想的支配性因素。牛頓的宇宙圖景和達爾文的生物世界完備了十九世紀世界觀的基礎。按照這一世界觀的說法：世界就像一架機器一樣是由運動中的物質實體所組成、服從於質量和引力定律，人類同樣是自然力的一個產物，其發生、發展及特性均受制於淘汰與競爭的規律。
由西方的這兩種不同的關於人的觀念生發出西方的兩場大革命。
1789年法國革命要打碎一切舊傳統而創造一個新世界：新的歷法代替舊的日月；新的度量代替舊的斤尺；新的省份代替舊的領區；新的語言代替舊的方言；新的公民代替舊的臣民。策動這一破舊立新的熱情的正是對理性的信心。革命就是要以理性來審判以往的一切，要以理性精神來立定一個新的世界，在那裡理性的人與理性的世界最終達到了和諧。毫無疑問，法國大革命是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思想的邏輯結果，是理性主義思想在歷史上的實現。
與此相映對照的是英國革命。
在整個英國革命中從來沒有重造一個新世界的企圖。在領導這場革命的人的口中我們也聽不到法國革命中那慣有的宏大輝煌的言詞。法國的革命國會通過了《人權宣言》，而英國的革命國會最重要的立法是《航海法》，它只有一個功利性的目的，就是保護本國的海運業主。然而英國革命的這種平淡瑣細特徵並不是說這場革命是一次缺乏哲學和思想指導的僅僅由目光如豆的市民發動的事變，英國革命實際上是在深厚的英國哲學思想傳統的背景下展開的。雖然作為一種成熟的經驗主義哲學在當時還有待發展，但英國革命無疑是在經驗主義精神的指導下進行的。它謹慎而實際地對具體問題作出反應，目的只是求得一個局部上得到切合實際利益的改進。
十七世紀以來，實際上存在著兩股革命潮流，一種是效法英國革命，一種是演化於法國革命。近兩百年來的無數革命，大體可從上述意義上劃為兩類。
屬於前者的有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1949年中國革命。屬於後者的則有美國革命。
這兩種革命潮流之不同非僅在程度之劇烈與否上，他們的基本取向，對新社會的規劃以及指導哲學上都有本質的不同。
英法兩種革命可以說是現代人類的兩種改造社會的規劃。
法國類型顯得更加吸引人，它展現的是一個令人熱血沸騰意氣風發的前景。1789年之後，又有1871年、1917年等嘗試。然而這些嘗試的後果似乎並非妙不可言，每每墮入專制獨裁的深淵，導致出與首義者的理想截然相反的結果來。
掃盪一切的理性精神似乎總不能達到理想境地。
而英國革命，在經驗主義的小心規劃下，它的政治成果要牢靠得多。英國沒有一部規劃一切的憲法，其政治制度卻能經受種種驚濤駭浪的沖擊而愈加牢靠。繼承英國傳統的美國革命，其確立的憲政制度運行二百餘年而仍有效，這與法國革命改制多變恰成對照。
理性主義的大革命為什麼行不通呢？問題出在「娜拉走後怎樣？」當我們從戰歌嘹亮旌旗飛舞的革命形勢轉入到革命後的平淡生活時，有兩點是理性主義思想所始料未及的。
一、人類社會生活是建立在無數個人利益交織而成的錯綜復雜的習俗慣例上的。沒有什麼人的理性可以從頭到尾設計一套新的制度來代替它而不出紕漏。如果以為理性的設計可以預見一切，那隻不過是如同哈耶克所說的乃是人的致命的自負而已。而唯一能防止這種自負致命後果的，是給各種思想各種觀念各種選擇以自由競爭的權力。
二、理性主義所忽視的第二點，是我們的社會從根本上就是由庸人芸芸眾生所組成的事實。平庸的生活，平庸的人，革命的熾熱誰都喜歡，理想年代的壯麗風光總是令人神往。但是革命烈火一停息，新社會里生活的還是庸人。娜拉出走後，生活仍然如常。魯迅設計的子君，有決然與舊家庭分手決裂的勇氣，卻無法抵擋生活平庸的侵蝕。事實上一切革命理論家都知道，他們得到的通明燦爛的新世界一定要由高尚無瑕的人來居住才好。而且所有的導師都厭惡庸人。
造就新人就是理想主義對娜拉走後怎樣的回答。
蒲松齡講過一個很有意味的故事。
有個死囚在臨刑時特地找到一個有寶刀的劊子手就刑，那個劊子手慷然應諾，到了大限時刻刀起頭落，只聽見那頭顱滾出丈遠還在不絕口地叫「好刀！好刀！」
這恐怕是中國古典小說中最具黑色幽默的一個故事，卻很明朗很深刻地揭示了現代社會知識分子靈魂扭曲的表相。
押解上宗教審判所的刑架上的殉難者千方百計地要證明自己比法官更虔誠，是真正的信徒。
文革前康生曾公開講，中國知識分子一是賤一是懶，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為懶，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這是賤。
魯迅言：真正的猛士方敢正視慘淡的人生。
在知性上確定了社會生活的世俗性後保持了自己心靈的高貴。
對人類社會生活的組織發展抱著濃厚興趣地翻撿一切歷史事實以核對一切學術傳統從而求探真理。
愛智求知，正是人文精神的真諦
philosoph
考鏡源流 辯章學術
原作於一九八七年，改定於二OO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