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年人心目中的毛澤東形象
胡木英的父親胡喬木曾長期擔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在延安時期，她就得以接近毛澤東。
她現在的身份是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會長，即使是電話里，記者也能感受到她對毛澤東的崇敬之情。 「主席對孩子非常和藹，是絕對能夠容忍的。孩子們很鬧騰，有時候江青受不了，這時候，主席會說，算了吧，小孩嘛！」
在胡木英眼裡，毛澤東也是一個偉大的領袖，她說主席的很多思想和精神，比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讓工農群眾過上好日子，堅決反對腐敗，艱苦樸素等等，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有價值。
30年前的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30年間，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期間對於毛澤東的認識也漸漸趨於理性，很多神話的成分逐漸消退。與此同時，誠如胡木英所說的，雖然歷經了30年的時光磨洗，在當下的中國也仍然能真切感受到毛澤東的存在。
每天有近兩萬人來瞻仰遺容
9月6日上午紀念堂外，前來瞻仰毛主席遺容的人們排成了千米的長龍。
在這條默默前行的長龍中，藏族小夥子達瓦格外引人注目。達瓦剛從家鄉四川阿壩藏族自治州來北京上學，他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家鄉人都很羨慕他能來北京看天安門和毛主席。對於他來說，毛澤東就是一個傳說。在他和家鄉人的眼中，毛澤東是一位庇佑平安的神明，需要虔誠地敬拜。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平均每天有近兩萬人來紀念堂瞻仰遺容。
主席像前的鮮花，幾乎每天都會堆放不下。記者在現場看到，前來瞻仰的人各個年齡段的都有，年輕人也為數不少。
從浙江農村來北京探望兒子的姜大爺這一次終於圓了瞻仰毛主席的願望，之前春節期間他來過一次北京，那一次他就要求兒子帶他來瞻仰主席遺容，但由於沒有查清楚開放時間，白跑了一趟。「這一次，我專門摸清了時間。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沒有毛主席，不可能翻身，兒子也不可能念大學，還來北京工作。」
也有不少外國人前來瞻仰。23歲的小崔，穿一身「文革」 時期的藍色中山裝，黑色布鞋，靠給外國人帶路，掙一點小費。 「很多外國人都來看毛主席，因為毛主席就是中國的象徵。他們不知道方向，我就給他們帶路。每天能帶幾十個呢。」談及毛澤東的時候，小崔露出燦爛的笑，對著記者搖搖大拇指，用夾雜著母語味道的英語說：「Chairman Mao，good！」
有關毛澤東的書都好賣
「毛澤東對當下中國的影響是多層次、多方面的，從平面媒體到網路，從北京到邊陲，影響無處不在。」毛澤東研究專家、中央黨校教授胡為雄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胡教授說這種影響是具體而微的：全國各地都能看見汽車司機掛毛澤東像以辟邪；湘菜館掛毛澤東像作為招牌。同時這種影響也是宏大而神秘的，在西藏，毛澤東被視為「大活佛」。「在一些人眼裡，毛澤東不說完全是神，也還是半人半神的形象。」
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毛澤東「火」到了網路上。「現在已經有好幾個專門的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網站。」在網路中輸入「毛澤東」，得到的條目為14700000條，輸入「毛澤東思想」，得到的條目為2010000條。在「毛澤東紀念館」網站(mzd.chinaspirit.net.cn/)，每天的留言都達到七八頁，每頁留言條數為三四十條，即使與門戶網站熱點新聞的跟帖量相比也毫不遜色。
學術界的毛澤東研究同樣很「火」。胡為雄說，一些大學的刊物開了毛澤東思想研究專欄，「辦不起名刊，就開個名欄」。
今年關於毛澤東的研討會格外多：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不久前召開了第十次研討會。9月9日，在湘潭，中央文獻研究室和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基金會將召開一個規模宏大的研討會，「全國研究毛澤東的專家都去」。胡為雄本人也忙碌著，應《中央黨校學報》編輯之約，他剛撰寫了一篇關於毛澤東的論文。
毛澤東也「熱」在書店。北京西單圖書大廈一層，與毛澤東有關的傳記類書籍就擺放了四個書架，不時有讀者前來翻閱，選購。書店銷售部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書店中涉及毛澤東的書籍有四五百種之多，內容涉及人物傳記、領袖文獻著作，以及毛澤東詩詞、書法等各方面。
「毛澤東還影響著現在的國家建設，我們的確往前走了，但很難說完全走出了毛澤東時代。比如現在說建立服務型政府，毛澤東在革命時代就強調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堅決反對貪官污吏，這也為現在的反腐提供了精神支柱。」胡為雄說。
毛澤東化身管理學大師
電視劇《長征》讓周大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他從中領悟到毛澤東的征戰指揮藝術中蘊涵著高超的商業管理之道。從此，他開始潛心研究毛澤東以及黨史。9月3日，在與記者見面時，他遞過來一本紅色封面的厚書---《黨史商鑒》，「這是我5年鑽研的成果。」
周說，毛澤東的幾乎所有徵戰理論和指揮經驗都可以借鑒於商業管理，兩者的對應可謂「絲絲入扣」。
周在書中舉例，史玉柱正是運用了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才使得「腦 白金」得以起步。「當時的史玉柱手裡只有50萬元啟動資金，自然是無法直接『攻打』大城市的，於是他制定了一個從小鎮江陰起步，用3年時間進入大上海的目標。」此後，史玉柱再一次運用了毛澤東的戰略---「放手發動群眾」，從而使得「腦 白金」風靡中國。
在《黨史商鑒》中，毛澤東成了一位管理學大師。這並非是周大江一個人的臆想，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里，這本書就重印了數次供不應求。在西單圖書大廈關於毛澤東的幾百種書籍中有一本書的名字乾脆就叫《毛澤東教我們學管理》。
毛澤東的「管理大師」身份不僅僅停留在書本。有「紅色億元村」之稱河南臨潁縣南街村，到處可見「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樣的標語。在南街村主幹道、寬闊的潁松大道中央轉盤處，一座高達10.6米的漢白玉毛主席塑像，雕像基座上刻著「毛澤東是人不是神，毛澤東思想賽過神」。村黨委書記王宏斌曾動情地說過：「禾苗生長靠雨露陽光，南街村的興旺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副主任蕭延中總結說，毛澤東走進管理學著作說明了一點，「毛澤東在百姓的心目中不再是一個神化的形象，理性的成分在增加，看法更為多元化，在某種程度上開始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 （舒泰峰 楊龍）
一代偉人毛澤東意志如鋼，平時不輕易流淚。即便愛子毛岸英在朝鮮戰場光榮犧牲，他也未在公開場合落淚。然而，在那漫漫長征路上，毛澤東卻數次流下熱淚。
烏江南岸，毛澤東揮淚送衣給「幹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戰後，中央紅軍主力損失過半。在危急時刻，毛澤東力挽狂瀾，指揮主力紅軍避實擊虛，向敵人兵力空虛的貴州開進。
紅軍進入貴州後發現這里的窮人特別貧困，被形象地稱為「幹人」，因為他們的血汗已被各種苛捐雜稅榨得一干二凈。所以，紅軍所到之處，到處都是向他們求乞的「幹人」。這些「幹人」一個個衣不蔽體，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個紅軍指戰員，許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淚。
在紅軍路過烏江南岸的劍河縣時，人們看到，一位60多歲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孫子寒冬里仍穿著補丁摞補丁的單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紅軍指戰員們立即圍了上來。此時，毛澤東從後面走來，見前面圍著很多人，急忙問發生了什麼事。一位紅軍戰士答道：「老媽媽說，她家一年收的糧食全被地主搶光了，她兒子前幾天也被國民黨抓了壯丁。她沒有活路，只好和小孫子四處討吃的。」聽到這兒，毛澤東已是熱淚盈眶。
他當即脫下身上的毛線衣，又叫警衛員拿了兩袋干糧，連同毛線衣一起送給老婆婆。他蹲下來，親切地對這位絕望的老人說：「老人家，你記住，我們是紅軍，紅軍是『幹人』的隊伍。」穿上毛線衣的老人感動地直點頭，嘴裡連聲念叨：「紅軍，紅軍……」領著她的小孫子，顫巍巍地走了。
雲貴交界，毛澤東險失妻子賀子珍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率紅軍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揮師南渡烏江，威逼貴陽，日夜兼程，很快來到滇黔交界的盤縣境內，再往前走，就將進入雲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紅軍就可以突破敵軍的重重包圍、扭轉被動局面了。就在這時，一場意想不到的災禍降臨到他的妻子賀子珍頭上。
1935年4月23日，紅軍總衛生部休養連來到盤縣一個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時分，天空響起了嗡嗡的飛機聲，警衛員吳吉清急忙讓賀子珍隱蔽，但她不顧個人安危，組織安排傷員隱蔽。就在這時，敵機投下了炸彈。賀子珍頭上、胸脯上、臂膀上，到處鮮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經醫生檢查，發現她身上17處負傷。賀子珍蘇醒後，對大家說：「我負傷的事請你們暫時不要告訴主席。他在前線指揮作戰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請你們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裡，將來革命勝利了再見面……」說完，又昏迷過去。
目睹此狀，大家十分難過，特別是毛澤東專門派來負責照顧賀子珍的警衛員吳吉清焦急地問：「怎麼辦？怎麼辦？」戰友們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賀子珍抬上擔架，一面急派騎兵飛奔紅軍總部，通知毛澤東。
不一會，村外傳來急促的馬蹄聲。身披大衣、一臉風塵的毛澤東一跳下馬，就快步走到賀子珍的身旁，彎下腰仔細端詳著不省人事的妻子，拉著她的手連呼：「子珍！子珍！……」想著妻子在革命中經歷的種種磨難，這位叱吒風雲的紅軍統帥不禁輕輕捧著賀子珍的頭，抽泣起來。
二郎山旁，毛澤東慟哭警衛班長胡昌保
毛澤東在指揮紅軍飛渡天險大渡河後，於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親率軍委縱隊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衛員一起艱難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澤東不時地講故事和笑話，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開闊地時，他說：「歇歇腳吧！」說著，就在一塊光溜溜的石頭上坐了下來，大家也圍著他坐下。
正在說笑之際，忽然，毛澤東的警衛班長胡昌保擺手示意大家停下。這時，大家才聽清頭頂上響起了嗡嗡的馬達聲，抬頭一看，從東南方向來了幾架敵機。毛澤東急忙讓大家隱蔽，可來不及了。人們還沒來得及跑開，敵機便俯沖下來，扔下了幾顆炸彈。呼嘯的炸彈成群落地開花，爆炸聲震耳欲聾。其中一顆炸彈落在離毛澤東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衛班長胡昌保大喊一聲「主席———」，隨即猛地向毛澤東撲去，趁勢將他推向一邊。瞬間，毛澤東剛剛休息的地方騰起了煙柱。大家不顧一切地圍了過來，只見胡昌保雙眼緊閉，渾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澤東沒有受傷。滿身塵土的毛澤東蹲在胡昌保身旁，一邊用手撫摸著他的頭，一邊輕輕地呼喚著：「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澤東的呼喚下，胡昌保緩緩地蘇醒過來。他微微睜開雙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邊，忙問：「主席，您受傷沒有？」「沒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臉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澤東連忙喊衛生員給胡昌保包紮。
「主席，我不行了……還是留給……」「昌保，你會好的！」毛澤東哽咽地說。
胡昌保躺在毛澤東的懷里，望著圍在身旁的警衛班戰友們，緩緩而吃力地說：「同志們，不要難過！你們替我保衛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著大家，然後慢慢地閉上眼睛，頭一歪，倒在了毛澤東的懷中。
毛澤東把胡昌保輕輕放下，叫人取來一條毛毯，蓋在烈士遺體上。面對為保護自己而犧牲的戰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淚水從寬闊的臉頰上不停地流下來。
陝北吳起鎮，毛澤東痛哭紅軍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率先到達陝北吳起鎮。為迎接新的偉大斗爭，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團以上幹部會議。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毛澤東走上講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紅軍將士們。目睹眼前這些衣衫襤褸、憔悴疲憊、面黃肌瘦的紅軍幹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淚水。他含淚說道：「我們雖然丟掉了中央根據地，遭到了失敗，但到了陝北，畢竟還是勝利了！我們的隊伍少了許多人，損失是慘重的。但走過來的同志經過千錘百煉，都是革命的種子！我們的事業是偉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現在我們要從頭做起！……」
毛澤東是意志如鋼的革命偉人，平時輕易不流淚，當著如此眾多的人流淚還從來沒有過，而這次，這么多紅軍幹部看到了毛澤東這么傷心地流淚。
㈡ 舒泰峰是個什麼玩意
舒泰峰，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前主筆、時政部主任，現《財經》記者。
㈢ 中國要不要「不高興」
《中國不高興》的論調，當時確實產生了不小的社會共鳴；即便在今天，它對某些人群依然有影響。那是因為，它表面上讓這個躁動的時代得以渲泄之後的舒緩與安撫；它讓多年累積疊加的愚昧與狂妄得以擼管式的意淫；但這種安撫或意淫無疑是危險的，特別是在一個非民主、非法治、非真正自由市場的轉形中國家，它的危險來自於，權力可以任意以國家意志為理由，不斷地侵害公民權益。
是的，這國可以不高興，這國當然可以把不高興說出來，但我個人認為，正如熊培雲先生所說：「國家只是公民謀求幸福的工具，而工具並不具備情緒能力，這一點理應成為常識。」然而，一個人愛護一件工具尚可理解，但若是愛到把這個工具供奉起來燒香跪拜，還不停地感念、感謝、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話，那就是無葯可救的奴才了。
人類社會已步入現代文明，重要的已經不再是大談什麼子虛烏有的國家高興或不高興，而是應該讓這個國家的公民也來說說，他們具體的那些不高興……公民有這個義務，更有這個權利。公民，說吧！
健康的愛國，背後是有世界主義理想的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舒泰峰 | 北京報道
把《中國不高興》和13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兩本書放在一起，很容易給人以「中國民族主義正在升溫」的印象。
「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這是印在《中國可以說不》（下稱《說不》）封底上的話，而2009年春天正被熱議的《中國不高興》（下稱《不高興》）則明確提出，中國應該有國際大目標，「第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
這樣的「英雄氣概」似乎有些久違，而這正是作者希望呼喚的東西：「我們中國需要一群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集團。」
此書出版後，立即引發言辭激烈的輿論大戰。有人說，此書是「勇敢的開拓者」，「幫我們找回曾經的尊嚴」；有人批評此書作者是「一幫胸無點墨的憤青」，「空談」，「惟恐天下不亂」。
書的銷量隨著爭議升溫而水漲船高。3月24日，該書策劃人、北京共和聯動圖書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小波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半個月間，《不高興》共銷售19萬冊，已經超過了《說不》。
一種批評的聲音說，《不高興》是1個商人加5個文人粗製濫造的產物。前者是指張小波，後者除了王小東外，還有宋曉軍、宋強、黃紀蘇和劉仰。
這6人中，張小波和宋強是《說不》的作者；宋曉軍是知名軍事評論員，甚至有「當代廣大軍事迷之精神領袖」一稱；王小東為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黃紀蘇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副主編，轟動一時的話劇《切·格瓦拉》編劇；劉仰的身份是「學者和資深媒體人」。
不可否認，《不高興》無論在論據的充分或是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越了《說不》。他們希望刺激中國各界反思：在「崇洋」的道路上，我們是否已經走得太遠？
這方面的檢討，《不高興》中處處可見。書中提到，汶川大地震後唐家山堰塞湖排險的一幕讓人們發現，中國經濟連續多年高速發展，卻連大型直升機都無法自己研製生產。「一個大國走一條依附型工業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宋曉軍建議，中國應當趁西方金融危機之際購買數控機床、發動機等技術，「可現在看看，有幾個專家說『抄底』的時候想到了這些東西？媒體上天天討論的是應不應該買美國債券」。
王小東則借用一位搞航天技術的工程師的話說，我們現在發展科技最大的障礙，就在於一些精英被西方「嚇破了膽」，認為科技是非常神秘的東西，中國人根本就搞不了。
《不高興》的矛頭所向，除了西方，還有那些偏好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的知識精英，王小東們稱之為「逆向民族主義」---自我矮化，認為中華民族不如人。他們也用相當尖刻的言辭，著重清算了中國知識精英的平庸，被點名的甚至包括錢鍾書、王朔、王小波等人。
面對「不高興」引發的熱烈爭論，《瞭望東方周刊》與該書作者和持不同意見方分別進行了對話。
我們沒有反對一切
---對話王小東、黃紀蘇
西方該下崗出局了
《瞭望東方周刊》：是什麼給了你們這么大的信心，認為中國可以領導世界？
黃紀蘇：我比較喜歡這本書的副標題---「大時代、大目標和我們的內憂外患」。世界發展史，如果說在2008年以前，一切還不清楚的話，那麼到2008年應該清楚了，世界進入了一個大變局的時候。這對中國意味著挑戰，也可能意味著機會。中國這么大塊頭，你一定要有大抱負。
西方領導世界500年了，現在出了那麼大的問題，也該下崗出局了。我們沒有說中國一定可以當世界領袖，但是可能性很大。這個使命不是一個小的國家和民族能夠承擔得了的。但是中國的精英和大眾並沒有做好這個准備。
《瞭望東方周刊》：大家會問，中國憑什麼當世界領袖？
王小東：我們沒說今天就要當。外國人告訴我說，中國的精英集團沒有視野，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提供一個視野。
黃紀蘇：美國的精英就具有這種視野。有一篇文章說，30年前貨幣體制改成美元本位，與黃金脫鉤，美國因此得了大便宜，相當於白坐車。但是美國的精英一直都在研究，如果有一天其他國家對此不滿，不讓他們白坐車了，怎麼辦。雖然，幾十年來，世界沒有什麼反應，但是預案他們一直都在做。這就是遠見和視野。
《瞭望東方周刊》：你們提出要「持劍經商」，這樣的言論是否會加劇中國威脅論？
黃紀蘇：我們老是擔心是不是會打擾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實人家根本沒有在意，倒是國內的人先替他們著急。
王小東：戰術上可以潛伏，但是戰略上沒法潛伏，中國這么大個頭，你怎麼潛伏？潛伏只能是束縛了自己，而別人還都不信。
我們為什麼被貼標簽
《瞭望東方周刊》：《不高興》剖析了中國的許多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有人指出根本上應當通過改革內政來解決，而你們的路徑卻是指向國際。
王小東：我的觀點是，當你擁有一個遠大的國際目標之後，反而能夠促進你內政的改革。
《瞭望東方周刊》：你們的書給外界一種感覺，你們是要反對西方的一切。其實西方是個籠統的概念，起碼可以分為外交上的西方和內政上的西方，而你們對後者很少論及。
王小東：老實說我們對西方的內政很少說，當然說到金融危機的時候也作了一些分析，我認為他們的問題是由生活習慣導致的，養尊處優太久了。我並不認為金融危機跟美國的政治制度有什麼關系，我們對美國的民主制度也沒有提出過批評。
黃紀蘇：我們沒有反對一切。有人說美國民主制度是假的，我還專門反駁了一下。我不認為民主能解決一切問題，但是用民主來形成制度化的監督，這是有效的。
《瞭望東方周刊》：在這一點上，看來你們與被你們批評的精英知識分子並沒有本質的區別，你們的真正分歧在哪裡？
王小東：我們反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主張民主，而是因為他們總是把民主跟民族主義對立起來，把民主自由和國家利益、民族情感對立起來。他們往往把西方的一些東西當作神明來對待，學習別人的長處沒問題，從仿生學上，可能從蒼蠅上也有可學的東西，但是不需要因此就把蒼蠅敬若神明吧。
《瞭望東方周刊》：就是說你們希望破除對西方的迷信？
王小東：這么說又把我們簡單化了，又有人該罵我們憤青了，我們說了很多，不光是破除對西方的迷信，對中國的迷信也要破除。
《瞭望東方周刊》：許多人尤其網民，將你們視為民族主義的旗手甚至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你們自己如何定位？
王小東：上回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記者的中國助手問我，儒家、馬克思主義、西方，你總得靠一個吧，否則就不系統化了。我說我不靠行不行啊，我的系統化不用你操心。他不僅給你貼標簽，而且就讓你從三個當中挑。我看哪個也不合適啊。
黃紀蘇：我的表述是，我們未來的文明一定是屬於過去5000年的，但是一定也是容納了剛過去100多年的東西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東西。我專門說了，要警惕以一種傾向反對另外一種傾向。即使西方發生危機了，我們也不是說要對他們進行全盤否定。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你們仍然被貼了標簽。
黃紀蘇：我們的知識精英在思想方法上有個問題，喜歡搞二元對立，非此即彼，這是特別值得警惕的。■
他們比憤青更極端
---對話許紀霖
比網路上的憤青更幼稚
《瞭望東方周刊》：《中國不高興》一書引起了人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新一輪關注，你如何評價這本書？
許紀霖：像《中國可以說不》一樣，這是一本充滿可疑的商業動機的暢銷書，其生產過程，一開始就奔著暢銷而去，語不驚人死不休，為吸引眼球搏出位。內中表達比網路憤青更極端。重要的不是它說了什麼，而是它怎麼說。理性是不會暢銷的，而被文化工業支配的流行作品，典型的語言就是非理性的挑逗。我想，對這本書最嚴肅的態度就是任憑其自說自話，而去關注這本書背後中國近十年來社會思潮和社會心理的蛻變。
《瞭望東方周刊》：這個蛻變是怎樣的？
許紀霖：近年來特別是去年火炬傳遞事件之後，愛國主義狂飆興起。愛國狂飆是怎麼形成的？這十年來我一直追蹤中國歷史和現實中的民族主義思潮，發現從鴉片戰爭後至今的一個半世紀當中，民族主義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類型：第一種形態從1840年到1949年，更多地體現為一種抵抗性的民族主義，這是一個文明大國近代落後挨打、受到屈辱所引起的反應。
第二種形態可以稱之為文化民族主義。從「五四」的文化保守主義一直到90年代以來的國學熱、新儒學，都是對五四以後產生的全盤反傳統的反彈，這種文化民族主義更多地強調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積極價值，發掘民族自身的文化認同。應該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義與現代性目標是不沖突的。他們思考得更多的是傳統如何與現代性接軌。其背後依然有世界主義的情懷，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之中有正面的遺產可以作為現代性的本土資源。
不過，最近10年間出現了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其背景不再是被動的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強國之後，一種希望得到世界承認的民族主義。最重要的變化是，它從內在的文化訴求發展為外向的「承認的政治」。
這種新民族主義從精英到大眾，形成了一種非常強大的趨勢。在知識界，這幾年「施米特熱」 長盛不衰，一個納粹時期的德國桂冠法學家如今被一些知識分子奉若神明，斷言政治就是「分清敵我」，呼籲中國要走向「政治成熟」，要成為一個擁有「最後決斷權」的強勢國家，從民族主義走向了國家主義。
而在大眾層面，產生了相當普遍的「中國認同」的心理訴求。在使館被炸、戰機相撞、小泉參拜、火炬傳遞等幾個突發性事件的刺激之下，演變為席捲神州乃至全球的愛國潮。
愛國主義本身是值得肯定的，問題在於在狂潮內部，沉渣泛起，出現了一種「勃起式的民族主義」。它既自大又自卑，像阿Q一樣，缺乏自信，特別在意別人、尤其是比自己強的國家的臉色，索要一種莫明其妙的「不高興」的權利。
如果說前兩種民族主義還是以普遍性的現代性價值作為目標追求的話，那麼如今這波民族主義卻要打破世界主義，試圖尋找一種另類的「現代性」方案。
多研究自身的制度和文化認同
《瞭望東方周刊》：那麼如何評價這種民族主義，這與《中國不高興》又有什麼關系？
許紀霖：民族主義不是一個要與不要的問題，有些自由主義者將之視為20世紀中國的「病灶」，我不同意這個看法。民族主義本身是現代性的內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核心問題是要什麼樣的民族主義。它是一把雙刃劍，法國、美國建國之初也形成了民族主義，它們是與自由民主傳統相結合的。而德國近代的民族主義，起初的文化民族主義還比較健康，隨後發展為政治民族主義，進一步蛻變為可怕的國家主義，最後導致法西斯主義。
中國在歷史上沒有現代的民族國家，只有「天下」和「王朝」。「民族國家」與「個人」是同時誕生的，而且關系密切，後來才發生了分離和緊張。民族主義的真正問題是：我們要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我們要形成什麼樣的「我們」，什麼樣的「中國認同」？
從這里我們看到，民族的目標與民主的目標是不可分離的。但一些頭腦簡單的愛國憤青們，將民族主義的訴求與制度選擇和文化認同割裂，只說愛國，而不問愛的是什麼樣的制度和文化，他們的國家認同，只需要一個外部的敵人，靠敵人的存在而形成「我們」。這種敵我分明的愛國，一旦敵人消失，「我們」便成為烏合之眾，一盤散沙，於是不斷地尋找敵人，製造敵人。
《中國不高興》所流露出來的，就是這種粗鄙化的、排他性的民族主義。它主動迎合了社會層面中情緒化的東西，即在網路中極端的聲音，但這種聲音絕不代表中國的主流民意。而據我在大學裡面對學生的了解，大學生雖然與以前相比愛國情緒高漲很多，但大多數還是比較理性，比如他們對蔡銘超的「拍而不買」式的愛國行為頗不以為然。但《中國不高興》卻試圖通過對現代傳媒的操控，將那些非理性的情緒製造成主流。
《瞭望東方周刊》：但是《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告訴我，他們並不反對那種普遍的民主自由的價值理念。
許紀霖：態度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態度背後的理由是什麼，你怎麼理解自由民主的價值與國家利益的關系。西方的確很復雜，對內對外不一樣，在對外事務上，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其次才是普遍的正義。對於這一點我們不再抱有幻想。
問題是中國應該怎麼樣？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相信世界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叢林世界，強權就是一切，以中國的強權對抗西方的強權，還有一種是做負責任的大國。
所謂負責任，除了對國家利益負責之外，還要考慮對全球公認的正義原則負責。健康的愛國主義，背後是有世界主義理想的，強權之上還有正義。
今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我剛剛完成一個研究，用大量史料證明「五四」不是一個簡單的愛國運動，當年熱血的「五四」青年們，具有廣博的世界主義理想，《北京學生界宣言》中講得很明白，他們爭的不僅僅是國權，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義。「五四」知識分子的胸懷何其之大，愛國青年們要繼承的，應該是「五四」前輩傳下來的這種具有世界主義情懷的開放的民族主義。
《瞭望東方周刊》：可是火炬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意的反彈，正是因為民眾認為我們一心希望融入世界，而世界並沒有擁抱我們。
許紀霖：什麼是「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嗎？即使是「西方」，誰又代表「西方」呢？為什麼要將某國政府某時期某外交政策視為西方的整體呢？西方不是一個整體，不同的政府、媒體、學者與民眾之間差異很大，我們可以就一些具體的不義行為表明我們的抗議，但沒有必要將西方看作是一個與「我們」為敵的整體。就像上世紀4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他們抗議美國扶助日本、蘇軍在東北的暴行，有著獨立的「中國立場」，但絕不會整體反西方。
將中國與「西方」、與「世界」對立，如同大戰風車的唐·吉珂德，不僅可笑，而且愚蠢。虛幻的「敵人」，所製造的只是虛幻的「我們」，而將形成「我們」所面臨的真正問題忽略了。與其將精力放在外部去尋找敵人，不如創造一個開放的制度和輿論環境，讓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自由討論、選擇和建構共同的家園：什麼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什麼既是「我們」的、又是全人類的中國現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