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運用經濟生活有關知識分析我國「城市病癒演俞烈的原因」
城市病得由來，城市病是由簡單粗暴的經濟發展方式引發的，深層原因是政府對經濟，發展的訴求。因為政府的得利傾向明顯，所以在政治上政府往往需要持續其經濟模式，但是長期的簡單粗暴，不戴套又容易引發反感，於是需要第三方力量制約其擴張的野心，於是 人 大，政 協等開始露頭發表意見，通多方合議，讓簡單粗暴有些情趣，雖然的結果是一樣的，但是看起來就像是你情我願。
最後說為人民負責，為人民負責有兩層意思，一層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號召下發展經濟，一層是解決城市病的前提下制約經濟。由於都是對人民負責，很難明確對人民負責是那一層面。
我國城市病問題研究：起源、現狀與展望
發表時間：2012-09-07 來源：灃西新城 點擊數：31 字型大小：
[小]
[中]
[大]
1引言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繼續穩妥推進城市化。按照中國城市化所處階段及其趨勢判斷，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將可能達到或超過50%。然而，根據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發布的《2006-2010中國城市價值報告》，六大城市病正給中國城市和諧、均衡與可持續發展帶來潛在風險，人口無序集聚、能源資源緊張、生態環境惡化、交通擁堵嚴重、房價居高不下、安全形勢嚴峻等將是「十二五」期間中國城市發展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國」如何健康前行顯得極為重要。意識到這一問題，學者們圍繞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問題展開了探索性研究，試圖回答：破解當前城市病難題的手段何在？中國將以何種步伐邁入城市時代？又將以何種模式續寫中國城市化的傳奇？
2我國城市病問題研究的源起
早在唐朝，我國城市人口已經佔全國總人數的10%左右，而當時的世界城市人口只佔總人口的3%左右。但一千多年以後，到1949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卻仍佔全國的10%左右，而同時期世界城市人口已佔28.8%，直到1996年，中國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過30%而進入城市化加速階段。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城市的興起始於工業革命，人口迅速增長推動了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並導致了城市病問題的出現。對此，西方的學者開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並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發展模式。相比而言，由於中國城市化的時間遠遠滯後於發達國家，所以伴隨而來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對較晚。直至改革開放以來，有關城市病問題才開始引起了我國學者的注意。如今，回顧這些早期文獻，可以發現我國城市病研究內容相對簡單，即主要圍繞城市化問題而提及城市病，並呈現出幾個方面的特徵：其一，學者們首先是注意到了西方國家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城市病問題，如吳友仁（1979）指出資本主義城市化的過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小城市，其結果是交通堵塞、公害嚴重、住房緊張、居住條件惡化以及一系列社會問題等。針對一些學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資本主義特有產物的觀點，楊張喬（1988）作了回應，認為我國的城市社會問題，在許多方面與世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問題有相似之處，只是在與社會制度的聯繫上，表現出各自「質」的異性。其二，把中國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聯系，其中有關城市規模的爭論最為激烈，一些學者認為城市病是由於城市過大而產生，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如劉純彬（1990）認為「人們看到了大城市病的嚴重，主張發展小城鎮，而實際上小城鎮的病要比大城市嚴重得多」。其三，認為城市化過程中人口過度集中於城市而導致了城市病，如黃榮清（1988）指出城市人口增長過快導致勞動者的就業率停滯或下降等問題，進而出現了所謂的「過度城市化」。
3我國城市病問題研究的現狀
3.1城市病的內涵和特徵
截至目前，城市病並無一個具有普遍性的定義。直觀上，城市或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的種種負面效應都可稱為城市病，由此看來其所囊括的范圍非常廣泛。張漢飛（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還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許多研究區域經濟學的學者們需要探討的問題，而「十二五」規劃建議中主要強調的還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即便如此，從研究者的不同視角，仍然可以將其界定形式大致劃分為三類：一是基於城市病的「病態」特徵而列舉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這一界定方法在我國的城市經濟學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張敦富（2005）認為由於城市生活的復雜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包括有關環境區位問題、有關資源分配問題、有關偏差行為問題、有關社會制度問題等。作為處於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中國還面臨流動人口、拆遷問題和老齡化問題等。胡欣、江小群（2005）將城市病劃分為二十四類：大拆大建、無序開發、住宅問題、爛尾樓、城中村、流動人口集聚與城市爛邊、水危機、垃圾圍城、環境污染、馬路殺手、工程誤區、綠化誤區、空城現象、熱島效應、病態建築、勞動力資源損傷、文化資源過度開發、公共衛生體系滯後、城市地質災害、交通堵塞、基礎設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規劃問題、安全問題等。二是基於城市病產生的內在原因而進行界定。相對於第一種界定，這種定義方法試圖把握城市病的本質，因而顯得更為深刻。周加來（2004）認為城市病是指在我國城市化尚未完全實現的階段中，因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由於城市系統存在缺陷而影響城市系統整體性運動所導致的對社會經濟的負面效應。張漢飛（2010）認為城市病的本質就是城市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和城市化發展規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資源環境是有一定承載能力的，隨著城市的膨脹，城市的資源環境越來越不能適應城市的良好發展。另外，城市組織管理落後於城市化過程也被認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三是基於城市化的角度而進行的界定。與前兩者主要側重於將城市作為獨立「個體」加以考察不同，這方面的觀點認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產生。如曹鍾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義為：是城市化進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擴張、城市的環境、資源、基礎設施等難以適應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所表現出來的與城市發展不協調的失衡和無序現象。城市病是隨著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產生的，它是因為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自身系統存在缺陷，從而影響城市系統整體性運動所導致的對社會經濟的負面效應。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認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城市人口的過度集聚超過工業化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時也稱大城市病為「過度城市化」。
3.2城市病產生的原因
根據世界城市發展的一般歷程，城市發展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城市化、郊區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發展階段，如果人口的過度集聚超過了工業化和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就可能產生一系列的城市病問題。在有關城市病內涵和表象特徵的基礎上，學者們不斷地嘗試探討城市病背後的原因，取得了較為豐富卻又相對零散的成果。根據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將城市病的原因歸結為：一是認為城市病是市場機制自發作用的結果。如徐傳諶、秦海林（2007）認為由於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公共服務並不具有明顯的排他性與競爭性，或排他的成本過高，因此，由市場提供的供給量往往小於實際需求量。這其實是認為市場機制無法自覺將外部性問題內部化，因而導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劇」。王桂新（2010）同樣指出市場經濟往往有使城市規模過大的傾向，這些市場的消極作用或市場的失敗，可能造成或加劇「大城市病」。曹鍾雄、武良成（2010）認為隱藏在城市病表徵下的內在決定性要素為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具有公共品屬性，因而在市場經濟中容易產生過度消費之問題，往往不足以支撐城市的發展，進而導致城市病的產生。但他們同時指出盡管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是純公共產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場價值的分配可以影響其城市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當會對城市病具有重要影響。顯而易見，一旦認同城市病是市場機製作用的自然結果，就是承認城市病是所有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普遍社會問題，是當今世界大多數國家城市化進程中共同面臨的課題。二是認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結合城市病發展的不同階段，周加來（2004）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解析，他認為：在城市化起步階段，由於城市化速度慢，經歷的時間長，形成了政府對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規劃的嚴重落後，為城市病留下隱患；在城市化加速階段，起步階段的城市系統與功能已越來越不適應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規模擴張的需要，以城市建設系統滯後為病因，以交通擁擠、住房緊張、基礎設施嚴重不足為病症的城市病首當其沖地顯現出來。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標放在經濟建設上，忽視了生態效益、環境污染等；在城市化的基本實現階段，受傳統思維慣性約束，管理者面對許多新問題束手無策，而被管理者則面對管理者的無能也無可奈何，由此雙方往往發生沖突；全社會的目標都集中在經濟效益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往往被忽視，甚至以犧牲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來謀求經濟效益。基於在現階段的我國政府部門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曾廣宇和王勝泉（2005）指出，由於工業特別是其中的製造業在GDP中所佔份額較大，政府要出政績，就要在工業上進行圈地運動。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視其它不大容易顯示政績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會發展事業發展滯後。因政府職能缺位而出現城市病的機率並不為少。此外，有學者進一步指出「GDP政府」還容易使地方政府盲目擴張城市，導致城市規模超過最優狀態，進而帶來一系列社會與經濟問題。三是認為城市病是由城鄉矛盾所導致。早在20世紀中期，托達羅就意識到很多發達國家面臨廣泛的城市失業和鄉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現象。然而，由於西方城市發展觀一直占據主流地位，導致相關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病問題，而沒有將城鄉關系納入分析框架之內。正如劉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現有文獻雖然研究角度不盡相同，研究結論也有所差異，但有一點基本相同，即往往單純地從城市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解決城市病」。事實上，城市和鄉村作為整個國民經濟系統的兩個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因此，必須從城鄉關系角度去研究城市病，尋找更為根本和深遠意義上的解決之道。城市的發達和農村的疲敝是農村人口大量湧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湧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過城市現實承載力，就會引發城市病，因此城鄉發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3.3城市病的治理
回首過去，中國加速城市化的歷史雖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當頭，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來，我國還將持續處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來的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城市中國，需要關心的問題是城市中國是好或是壞？是健康或是病態？為此，2000年，中國市長協會就推出了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白皮書」——《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首次提出「以發展克服『城市病』、以規劃消除『城市病』、以管理醫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觀理論，為我國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則和方向。自此，逐漸有更多的有識之士就中國城市病現狀或者潛在病症開出葯方。首先，立足於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識到城市規劃的重要性，認為緩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強城市規劃，使城市發展從無序走向有序。事實上，國外城市如倫敦20世紀40年代後編制了「大倫敦規劃」，東京編制了「首都圈整備計劃」，巴黎於1961年建立了專門機構「地區規劃整頓委員會」，墨西哥城於1987年制定了第一個「城市發展總體規劃」。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進而控制城市規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態是以「大」為根本病因，要緩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規模不啻為治本之策。鄭亞平、聶銳（2010）認為城市人口規模在170～250萬之間時，投資回報較高，社會福利較好，對要素有較強的吸引力，城市規模產生集聚經濟效應和擴散輻射能力比較明顯，且沒有明顯的「大城市綜合症」，城市的綜合效益比較顯著。其三，一些學者針對交通擁堵、住房緊張、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就業困難、貧民窟而分別提出的對策也屬於這一研究范疇。其四，以人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強公眾參與度也逐步得到學者們的關注。其次，從城市與區域的關系提出治理方法。由於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特徵明顯，所以很多學者從城鄉系統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對策，他們主張突破以往就城市論城市、就農村論農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補互促、協調統一的新型城鄉關系，確立城鄉統籌發展的城市化戰略。劉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國的戶籍制度、小城鎮戰略也並未有效緩解大城市的人口壓力。世界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規模和鼓勵發展小城鎮的做法並不能有效解決城市病問題，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尋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發展平衡，則是解決城市病的根本之道。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兩位學者建議：努力解決城鄉教育失衡問題；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納入戰略高度；設法保留農民工的「保命田」。朗朗、寧育育（2010）從我國城市和農村的關系現狀出發，綜合分析了當前一些學者有關城市風險的看法，認為：一方面，近年來，中國的工業蓬勃發展，很多農民都扔下土地，進工廠工作，可是一旦這些工廠轉移到勞動力更為廉價的其它地區，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沒了工作，將成為城市貧民。另一方面，在中國，解決城市的問題必須考慮農村，中外學者中早有這種共識。城市問題和農村問題是纏在一起的，沒有農村的建設，城市問題也難尋答案。除此之外，我國還有一些學者主張通過發展城市群、衛星城等實現對中心城市壓力的有效緩解。再次，從城市化道路的選擇上提出應對之策。在我國城市發展歷史上，城市化發展模式一直是爭論的焦點。王小魯（2010）對中國城市化路徑與城市規模進行的經濟學分析指出：小城鎮由於達不到經濟規模，將無力承擔必要的市政建設、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投資及運營支出，導致污水橫流、垃圾成山，生活環境嚴重不佳;市場調節下的大城市合理發展有利於提高經濟效益和資源合理利用，尤其是節約土地資源，這事實上是主張大城市克服小城鎮病的觀點。他同時認為超大城市由於收益與成本負擔不對稱可能產生大城市病，但是通過合理規劃進行疏導和加強周邊次級大城市有序發展，將有效減輕其膨脹壓力。然而，與此不同，近期國家統計局城市司「城市化發展研究」課題組（2011）則指出發展中國家有過度大城市化的痼疾，我國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發，為此我國需要依賴中小城市推進城市化道路。其實，由於城市化質量差，無論是小城鎮還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萬廣華（2010）就認為雖然大城市化戰略能夠通過集聚經濟帶來規模收益，但會加劇城市住房、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建設的供給矛盾並帶來一系列環境問題。反過來說,發展小城鎮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會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並且這個暫時的「緩沖帶」和「蓄水池」還可能面臨二次轉移成本，從而帶來人力和資金的浪費以及資源配置的低效甚至無效。鑒於此，介於兩者之間的一種觀點，即通過發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鎮化和大城市化問題的主張正在悄然流行起來。最後，借鑒國際經驗提出新型城市發展模式。為應對傳統城市發展模式所導致的城市病問題，西方發達國家已經謀劃「城市轉型」，發展新型城市。幾年來，我國學者也開始將發達國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紹到國內。同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我國一些城市也正在認同並致力於向新型城市發展方式轉變。
（1）健康城市。世界衛生組織（WHO，1994）將其定義為：健康城市是指不斷創建和改善自然和社會環境並不斷地擴大社區資源，使人們在享受生活和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夠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過人們的共識，動員市民與地方政府和社會團體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環境支持和健康服務，從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環境和市民的健康狀況。我國學者陳柳欽（2010）率先將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國內，並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釋。
（2）生態城市。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AB)」計劃中，指出生態城市是「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方面去創造一種能充分融合技術和自然的人類活動的最優環境，誘發人的創造性和生產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質和生活方式」。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進行生態城市研究和建設。2003年，國家環保總局公布了《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建設指標(試行)》，鼓勵在全國范圍內創建生態縣、生態市、生態省。目前有廣州、上海、寧波、昆明、成都、貴陽、長沙、揚州、威海、深圳、廈門等約20多座城市提出建設「生態城市」的目標。
（3）低碳城市。低碳城市作為一個新興概念，還處在研究探討當中，缺乏統一準確的界定。氣候組織給低碳城市下的定義為：在城市內推行低碳經濟，實現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會以上海和保定兩市為試點推出「低碳城市」發展示範項目。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至少有100個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號，沒有一個省份缺席。
（4）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協調發展，人居環境良好，能夠滿足居民物質和精神生活需求，適宜人類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聯合國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爾召開聯合國第二屆人類住區大會通過的「人居議程」明確提出了「適宜居住的人類住區」概念。2005年1月27日，國函[2005]2號文件《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首次提出建設「宜居城市」。截至目前，全國已經有200多個城市明確提出建設「宜居城市」目標。
（5）緊湊城市。1990年，歐洲社區委員會發表《城市環境綠皮書》，正式提出「緊湊城市」的概念，認為緊湊城市相對密度較高的城市更能減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環境污染，從而更好地保證生活質量和環境狀況。國內一些學者認為借鑒緊湊城市理論，採取高密度、多樣化、公交導向的城市土地開發模式是實現我國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6）創新型城市。20世紀90年代以來，為應對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國外不少學者開始研究創新型城市問題。我國學者於21世紀初開始將「創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國內，尤其是2006年初全國科技大會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目標後，許多城市相繼提出建設創新型城市的目標。創新型城市是以知識和人力資本為驅動力，創新資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於創新型城市擺脫傳統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因而成為克服城市病的選擇之一。
（7）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熱門的話題，也是國內最前沿的研究課題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從而對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響應。「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創新發展的新思路，開辟了認識城市、發展城市的新視角。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漢、成都、杭州、寧波、佛山、崑山等城市相繼推出了「智慧城市」的發展戰略。
4簡評
4.1必然性VS偶然性縱觀有關城市病界定及其產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顯發現學者們對城市病的產生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觀點認為城市病伴隨著城市或城市化進程而必然產生，如謝志強、梁洪波（1991）較早著書專門論述城市病問題，他們認為，中國城市在走向現代化、高度城市化的發展道路上將面臨人口過多、環境污染、空間擁擠、交通擁塞、就業困難、治安惡化、管理低效、資源短缺、城鄉沖突或社會失衡等問題。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台「嚴格控制大城市規模」的城市發展政策正是基於這種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大城市可能會產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與「大城市病」之間並無必然聯系，王小魯、王桂新等知名學者主張發展大城市。截至目前，這兩派的論爭還在繼續。而在實踐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發展過程中城市病問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也不一樣，因此也很難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規律性的結論。這給認識我國城市病問題和城市規模取向都帶來了不少的困惑。
4.2表象性VS內在性城市病具有諸多顯而易見的症狀和特徵，一些學者在歸納這些病症的基礎上將其等同為城市病，並分門別類提出具體的治理對策。由於研究者涉及城市規劃專家、城市社會學家、城市環境學家和城市經濟學家等，因而其建議也具有很大的不同。與此相反，另外一部分學者相信城市病表象的背後必然存在一定的內在機理。由此，他們致力於研究城市病的內在本質性原因，如城市運行的外部性規律、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規律、城鄉結構關系等等，認為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城市病的共性或者根本原因。很顯然，無論是在城市病的「防」還是「治」上，後者更具有價值。因為只有找到城市病的內在性病根，才能取得標本兼治的效果。然而，這一領域的研究也是更具難度和挑戰性，故而當前還未取得一個共識性的成果。
4.3孤立性VS系統性根據對城市病的認識視野，還可將相關的研究分為兩個方面：一種是將城市首先孤立起來，進而專注於城市內部找尋城市病的起因；另一種是從區域系統性、城市開放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病問題，認為城市病的出現不僅僅是因為城市自身出現了問題，而且還是城市與外部系統失調的結果。例如一些學者將城市和區域、城市與鄉村視為一個整體加以研究，認為由於兩者之間無法實現良性循環而導致了城市病，進而指出防治城市病需要站在區域的高度。發展衛星城、優化城鄉產業結構、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或者一體化、建設城市群等都可認為是基於系統性視角解決城市病的主張。顯然，由於這方面研究涉及到多個不同客體，因而將會變得較為復雜，但也更具有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應是今後重點的探索方向。
4.4市場VS政府
地方發達國家城市化過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場推進，但是結果也出現了一系列的城市病問題。事實上，由於市場機制完全發揮效力需要以市場出清、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為前提條件，而城市發展中的社會保障、公共資源和服務等要素並未能內生化於市場當中，因此導致市場的失靈。鑒於此，我國大多數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認為城市病是市場機制或者是自然規律的結果，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確實，政府在城市規劃引導和公共管理等領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靈，拉美國家的城市病問題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對我國而言，曾經歷「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發展模式，城市病問題也從未間斷過，為此，將來需要好好總結這些經驗和教訓，正確界定市場和政府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的角色，這對防治城市病至關重要。
4.5靜態VS動態
城市作為有機體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化也具有公認的S型規律，兩者都暗示城市病問題應該從動態的角度加以審視。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於靜態研究，缺乏結合城市發展的階段性對城市病進行分析，其所提出的對策建議必然會受到極大的制約。由此在實踐上很有可能出現措施的滯後性和無效性。因此，未來城市病的動態研究應該得到更多重視，且從時間維度來看，一項完整的城市病研究工程應該包括:一是城市有機體的均衡研究（描述一定時期城市的健康狀態）；二是城市有機體自身變異趨勢的研究（分析城市內部動態變化如何導致城市偏離最佳健康狀態）；三是城市有機體「沖擊——響應」研究（觀察外生因素如何沖擊城市系統進而導致城市患上不良之症）；四是開出城市病的預防、治療和康復葯方。
4.6引進VS創新
城市病是伴隨著城市發展和城市化進程而產生的，因此其中必然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要探索這種規律性就需要考察先行國家的歷史進而做出總結。同時，發展中國家的治理政策也急需借鑒先進國家的經驗，以少走彎路。為此，我國十分需要將國外的經驗和教訓加以梳理、辨識和引進。此外，還有前文介紹的幾種新型城市發展模式，目前國內不少城市紛紛提出要打造創新城市、生態城市、智慧城市等等，這本來無可厚非，但是在具體行動中還應結合自身的優劣勢，融入本土特色，實現吸收和創新，如此才能成功實現城市的升級轉型。遺憾的是，目前我國就如何借鑒國外經驗、創建中國個性化城市模式以防治城市病的研究少之又少。
資料來源：《現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05期
② 為什麼這么多外國公司要並購天津的商務咨詢有限公司呢北京的商務咨詢有限公司為什麼不行
找到了下面這段文章，裡面也有提到並購公司的事情，或許能回答你的問題：
不論是打造北方金融中心，還是建立與北方經濟中心相適應的現代金融服務體系，金融這個詞對天津來說，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2006年7月，國務院關於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復中，明確將天津的城市定位提升為「北方經濟中心」。
「中央給了天津一把尚方寶劍。」史建平認為，中央的政策支持是天津目前最大的優勢。「在這個區域內，什麼都可以試，試驗成功了，再向全國推廣，屆時天津本身將在全國起到示範作用，並處於先導地位。
史建平認為，同上海浦東相比，在政策方面，天津幾乎沒有任何框框限制，會成為金融改革和創新的試驗田，而前者很大程度上還是在原有體制內的改革。
目前，國內的整個金融服務體系還很不完善，金融體制改革甚至跟整個經濟發展相比還有些滯後。比如在整個金融服務體系方面，缺乏風險投資機制，除了渤海產業投資基金，圍繞著北方產權交易這一平台，天津將打造一個以創業投資基金為核心的風險投資體系，而這正是整個金融體系中的一個缺陷。另外，國內還沒有離岸交易，現在中央把這個中心也放在了天津。
「中央政策給的全部是現在中國金融體系中所沒有的。」馬君潞指出，這也是急待解決的難點和重點，因此天津「先行先試」的金融改革和創新是具有全局性意義。
如果說中央政策這個「尚方寶劍」還需要進一步落實後才能方顯威力外，那麼天津的區位特徵則是一個實實在在的優勢。
天津地處環渤海地區的中心，連接華北、東北和華東地區，位於東北亞國際合作區的中心地帶，是北京以及華北、西北的重要出海通道，擁有天然良港，是我國北方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和東北地區最大的貨物轉運樞紐，同時還是東北亞重要的國際航運中心。
陳柳欽認為，天津這種良好的區位優勢會有效帶動資金流匯集和資金中心的形成，進而帶動金融業的跨越發展。
巴克萊資本公司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黃海洲先生預言「中國將變成全球最重要的三大金融中心」。資源、金融對於投資環境的重要支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天津在中央政策和區位特徵的獨有優勢下，自然吸引了大量國際資本的目光，眾多外資競相收購天津的投資及商務咨詢類有限公司正是他們在中國新的金融政策及國際經濟環境下各懷心事的初顯。
天津市副市長崔津渡強調，金融生態環境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法律等諸多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因素，涉及行政、司法、銀行、企業等眾多部門，加強金融生態環境建設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天津市政府已經成立了財政、稅務、工商、公檢法、新聞宣傳、人民銀行、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等各個部門齊抓共管，協調調動的天津市金融穩定協調領導小組，形成了共同改善和維護金融生態環境的良好局面。
③ 環境監察人員需要多大執法權
但現階段，我國的環境執法仍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環境監察人員缺少足夠執法權，污染企業阻礙、抗拒執法的現象屢見不鮮。
「環境監察」這一術語，無論是作為一項制度，還是作為一個機構名稱，都未見諸於《環境保護法》。環境執法，急需立法確權，才能挺直腰桿。
許可權不明降低執法效率
部門之間執法許可權劃分不夠清晰，導致有利大家上，無利就推諉
環保法律法規較「軟」，目前我國環境法律、法規體系雖然框架比較完善，但內容過於宏觀，大多是有「要求」或「禁止」規定，卻沒有對應的法律責任條款，導致操作性差，使環境執法機關對違法違規行為追究乏力，甚至束手無策。
不僅如此，一線環境監察人員在執法過程中，還受制於環境監察隊伍執法地位不明確。中央層面，環境監察局屬於環境保護部的內設機構，它與環境保護部的其他內設機構共同行使執法許可權。
然而，在地方層面則有所不同。省級、市級和縣級分別由環保部門內設機構與環保部門授權的環境監察總隊、支隊和大隊分別行使部分執法許可權。
「環境監察」這一術語，無論是作為一項制度，還是作為一個機構名稱，都未見諸於《環境保護法》，只有個別單項法在法律責任部分提及監管職責。而與環境監察制度密切相關的機構許可權、人員編制等問題，僅通過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的文件和環境保護的規章、通知、復函等規范性文件予以規定。
目前，有的省級、地市級、縣級環境監察執法機構編制仍為事業單位，加之地方環保行政機構隸屬於地方政府，使地方環保機構監察執法的獨立性大打折扣，執法地位和權威受到影響。
除了執法地位不明確，環境監察機構與環保局業務部門的職能分工還存在模糊、重合之處。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陳柳欽分析道：「我國的環境監管體制實際上是從各部門分工監管逐步發展為統一監督與分級、分部門監督管理相結合的體制，在這種變化過程中只注重對新設機構的授權，忽略了撤銷原有機構及其相關職能，由此產生環境監管機構重疊現象。」
在地方環保部門，這些職能交叉的問題同樣存在且更加嚴重。比如，在一些環保事項協調會議中，環境監察機構和有關部門工作人員在職能重合部分，「有利大家一哄而上，無利就相互推諉」。
授權執法成軟肋
身份許可權缺乏法律依據，派出機構「轉委託」面臨合法性質疑
地方環境監察機構除了面臨與環境保護部環境監察局相同的困境之外，還面臨著其特有的身份認定問題。
在一般情況下，地方各級環境監察機構在行政序列中並不屬於各級環保門的內設機構，而屬於其下屬事業單位，他們的執法許可權來源於環保部門的委託。
然而，這種「委託執法」在實際中卻可能遭遇合法性危機。例如在行政處罰領域，雖然《行政處罰法》規定行政機關可以在其法定許可權內委託符合條件的事業單位行使行政處罰權，但通知明確規定「受委託組織……不得再委託其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實施行政處罰」。
④ 我國歷史上有哪些關於社會和諧的思想
縱觀中國傳統文化，就會發現古人對和諧的理解是多方面、多層次的，是一種大和諧：「天人合一」是人與自然的和諧；「人和」是人與人的和諧；「吾養吾浩然之氣」是人自身的德性之和諧，「萬邦協和」是國與國之間的和諧。
1、人與自然和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這是儒家自然觀的基本思想。既然人與自然具有統一性，人類理應善待自然，就更應尊重自然秩序。在人與自然的關繫上，主張「天人合一」，肯定人與自然界的統一，強調人類應當認識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而不能破壞自然，反對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對片面地利用自然與征服自然。孔子在《論語·陽貨》中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什麼是天？春夏秋冬皆按照規律運行，自然界的各種生物便生息不至。儒家認為「天」即自然界有著獨立不倚的運行規律。荀子在《荀子·天論》中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忘。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荀子·天論》) 。在《荀子·王制》中，荀子也說：「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龜魚鱉魷鱔孕別之時，網罟毒葯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吁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荀子的「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是要人們尊重自然規律，不能「趕盡殺絕」，不能無度索取，這樣人類才能與自然和諧相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人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的一種最基本的態度。《禮記·中庸》指出：「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遵循天地自然規律以助天地之變化，則可以與天地和諧並立。道教的自然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人與自然和諧的法則就是「天人合一」與「道法自然」。《老子》說：「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這就清楚地說明，人和萬物是平等的、人並不比其他萬物具有更高的地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25章）是道教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准則，它反映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道法自然」的和諧原則。「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就提了出來，認為金、木、水、火、土五行構成了宇宙包括人本身，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只能與自然和諧相處，破壞或違抗大自然的意志就會受到懲罰。「道法自然」說就是主張天、地、人三者之間自然共生，共同遵循「自然」法則的天人和諧。「道法自然」揭示了整個宇宙的特性以及生生不息的流行規律。道」又通過「德」的外化作用，把天地間這些包羅萬象的事物的屬性完整地表現出來，這就是「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莊子則提出了「與天為一」觀點，他認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莊子·達生》，就是要求人拋卻世事，忘懷生命，使形體健全，精神飽滿，從而達到與「天」合為一體的自然無為境界。強調人必須遵循自然規律，順應自然，與自然和諧，達到「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莊子·齊物論》）。《黃帝陰符經》稱：「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可見，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是天道自然的法則，自然則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道教「天人合一」的和諧理念，不僅是人類社會今天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而且應該是未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永恆的精神和理念。「天人合一」的命題實質上就是主張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要求以和善、友愛的態度對待自然萬物，善待鳥、獸、草、木，如「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和「網開三面」、「里革斷罟」等典故都提出了豐富的保護自然資源的思想，至今價值不減。宋明理學也很看重人與自然的和諧，把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達了出來，認為這是全部人生和諧的現實基礎，是人生修養的終極目標與境界。他們以物我和諧為目標，以人我和諧為手段，以自我和諧為基礎，十分重視並強調物我一體、人我一體，追求個人與宇宙萬物、人類社會的交融合一、協調發展。宋代大儒張載在其著作中首闡了「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的公平善待每一個人和天地萬物的思想。宋明理學將先秦儒、釋、道各學派的和諧理論，整合為一個體用結合、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從而完成了對和諧思想理論體系的建構。人與自然的和諧思想還落實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張，「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與自然和諧是生存發展與社會安危的基礎，即所謂「王道之始」。 除了儒道之外，中國古代其他思想流派也有各具特色的「天人協調」思想，如《呂氏春秋》主張善用資源，反對「竭澤而漁」，《齊民要術》提出「順天時，量地理，則少用力而減功多」。
2、人與人的和諧。在人與人的關繫上，提倡寬和處世，協調人際關系，創造「人和」的人際環境，追求以形成和諧的人際關系為主題的大同社會。《禮記·禮運篇》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又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能夠寬厚待人，與人和諧相處，是君子人格中一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子貢評價孔子說：「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論語·子張》）這里的「動之斯和」，就是能讓人們團結一致、同心協力。孟子所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下》），更是把「人和」看得高於一切。儒家強調人際關系「以和為美」，提出的仁、義、禮、智、忠、孝、愛、悌、寬、恭、誠、信、篤、敬、節、恕等一系列倫理道德規范，其目的就在於實現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和諧，並把這種普遍的「人和」原則作為一種價值尺度規范每一個社會成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 「推己及人」、「與人為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論語·顏淵》）「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禮記·坊記》）；「講信修睦，尚辭讓，去爭奪」（《禮記·禮運》）等等都是這一價值理念的具體表述。荀子說：「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又說：「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荀子·王制》）荀子說：「人之生，不能無群」。(《荀子·富國》)群體對於個體來說是前提，無數個體只有結成群體才能戰勝自然，求得生存。不僅如此，更進一步就是要「泛愛眾」、「兼愛」。墨子說：「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最反對社會沖突，最希望實現社會的和諧。道家代表作《老子》說：「知和曰常。」 在老子看來，整個天地是一個和諧。《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己，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己。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言聲之相和，前後之相隨。」《《老子》給人們描繪了一個人與人之間「無欲」、「無為」、「無爭」，彼此和諧相處，寬大為懷，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理想社會。老子提出：「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7章）。他主張人要效法天道，通過無爭、去奢、知足，達到人與人的相對和諧。
3、人與自身和諧。在心與身的關繫上，主張人之身心和諧，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態，正確處理理與欲的關系。破壞人身心和諧的「罪魁禍首」是什麼呢？從一定角度可以說是慾望，特別是對於物質生活資料佔有的貪欲。老子說：「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但是，慾望對於人來說是生命的需要，不僅無法去除，而且還有益處。荀子認為，慾望是「知所必出也」。儒家重視人的身心和諧與個體的人格完善，並把它作為實現社會、人、自然三者和諧統一的基本途徑。儒家要求人們首先要妥善處理義與利、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的關系。儒家肯定人們對物質利益的正當追求，肯定人的正當欲求。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論語·述而》）孟子亦雲：「人亦孰不欲富貴」，「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不過，孔子認為富貴有義與不義問題，他說：「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並不籠統地排斥富貴，而承認合乎道義的富貴。儒家強調「欲而不貪」（《論語·堯日》），反對放縱慾念。孔子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已衰，戒之在得。」（《論語·季而》也就是說，人們在追求情慾上，在喜怒哀樂上，在追求物質利益上，要掌握中和的原則，要保持平衡謙和的心態。孔子「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體現了對物質享受的淡泊對精神享受的追求，避免因對金錢物質的過分追求而導致的人的異化。孔子還提出「君子坦盪盪，小人長戚戚」，所以培養坦盪盪的心胸開闊、仁民愛物、「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的君子就成為實現社會和諧、天人和諧的基礎。孔子曾經對顏淵大加贊賞:「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對自己的評價也大致如此，他說:「飯疏食，飲水，曲肚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自稱:「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這就是為後儒所稱頌的「孔顏樂處」。老子也主張人之形體與精神的合一，他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老子》第10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老子》第56章）這是說，具有和諧的人格，就能消除個我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閉隔閡，超越於世俗偏狹的人倫關系局限，以開豁的心胸與無所偏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人物。道家主張把個體的自然存在和精神自由置於一切外在的附加物之上，走出人生的困境，掙脫「物役」的束縛。老子主張「返樸歸真」，認為人的生命存在要與自然溝通，節制和超越物質慾望，不讓塵世的喜怒哀樂擾亂自己恬淡、自由、純潔的心境，自始至終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老子提出「致虛極，守靜篤」(《道德經》)的修道方式。在莊子看來，人生的第一要義就是自由，而現實社會中的仁義道德、世俗價值、功名利祿、政教禮法等都是束縛人、奴役人的藩籬。莊子為達到「聖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莊子·逍遙游》)的自由境界，明確提出「坐忘」、「守道」、「心齋」等修道方法，通過摒棄內在的心理干擾以及外在功名利祿等利害關系的束縛，以開闊、通達的心態面對現實人生，將阻礙和不利於個體達於靜極狀態的因素驅散、排除，使心靈澄明出一個純凈的天地，使人真正成為自由意志的人，而不是異己力量的奴婢，從而達到「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超越境界。
4、世界的和諧。在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的關繫上，主張無爭無訟，平等待人，和諧共處，協和萬邦，重視睦鄰友好，互利互惠。《尚書·堯典》說：「「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這段文字頌揚了帝堯以其超群的修養和光輝的人格去親和本族，辨明其他各姓部落之責，以至於萬邦和睦、民眾和悅之盛況。「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周禮·天官冢宰）。歷代中國封建王朝都把「協和萬邦」的理想運用於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堅持「大師維厄，邦鄭維屏，大宋維翰，懷德維寧」的思想，「布恩信，懷遠人」以求得中外和諧共存的局面。《尚書·精義》：「無偏無黨，王道盪盪，無偏無黨，王道平平，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周易·乾卦》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即主張萬邦團結，和睦共處。《論語·顏淵》》中有一句話：「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保患乎無兄弟？」孔子又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主張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對輕率地訴諸武力。這種以和為本，以誠信為德，以禮法為手段的「和為貴」的外交文化，體現了一種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外交策略，是中國傳統的和諧文化的精髓。孟子提出「仁者無敵」（《孟子·梁惠王上》），主張「以德服人」（《孟子·公孫丑上》），提倡王道，反對霸道。王道與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做後盾，處理國內和國際關系；王道則是利用和平的手段，通過在國際間建立相互間的信任關系而擴大自己的影響。中國古代三國時諸葛亮的「七擒孟獲」，漢武帝時的「昭君出塞」，唐太宗時的松贊岡布和文成公主，都是「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對霸道的典範，成為千古佳話。《禮記》中的「以中國為一人，以天下為一家」，說的則是超越一國一族的「天下觀」，構築一個和諧有序的世界。這說明，中國傳統的聖賢政治，正是以達到天下一家的和諧理想即「大同社會」為目標的。
⑤ 求本科畢業論文思路——關於行為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的研究
樓主，你的第二個題目還較好寫。
提綱
一、金融的一般概念
1、金融的內涵
2、金融的基本功能
二、區域經濟發展的要素分析
1、資金（資本）的集聚
2、技術創新的推動
3、人力資本
4、產業結構的升級
5、投資需求的拉動作用
三、金融在區域（市）經濟發展中的作用
1、金融能夠提高投融資水平和效率
2、金融能夠促進技術進步，吸引優秀人才
3、金融能夠促進區域經濟的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
4、金融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模式
四、金融發展的區域比較
1、融資比較
五、促進區域金融發展的相關政策建議
1、推行金融創新，提高經濟發展
2、積極發展區域性金融市場，促進區域金融協調發展
⑥ 京津城際 背景資料
最高時速達370公里的CRH3「和諧號」動車組列車成功試跑京津城際鐵路8月1日開通運營。京津城際鐵路的開通，標志著中國已進入時速300公里的高速鐵路時代，也催生京津兩地半小時經濟圈 加速京津一體化進程。
《中國投資》報道，天津社會科學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陳柳欽說：「這並不僅僅意味著北京和天津這兩座城市在區域內的獨領風騷，而是一個地區的崛起，必將促進環渤海地區經濟快速協調發展」。陳柳欽說，京津城際不僅是溝通北京、天津兩大直轄市的便捷通道，也是環渤海京津冀地區城際客運鐵路網的主幹道。
天津濱海新區位於環渤海地區的中心位置，區位優勢明顯，不僅與河北、北京相連，與遼寧大連、山東青島等大城市也都相距不遠。同時，濱海新區面向東北亞，天津與日本、韓國隔海相望，經貿關系密切，在吸納日韓產業轉移中具有更多的機會和優勢。而且，天津還是蒙古、哈薩克等內陸國家的出海口，是華北、西北乃至中亞地區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通道。
憑借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天津也把「建設成為中國北方對外開放的門戶，服務環渤海、輻射三北、面向東北亞的國際物流中心」作為自己的發展目標。然而，發展物流離不開交通基礎設施的便利與快捷。
東海證券分析師王萬金說，鐵路運輸是目前已知最有效的陸上交通方式，其主要特點是運輸能力大、能耗低、規模經濟、安全可靠及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小，但因其初始建設成本高、建設周期長、運輸靈活性欠缺，比較適合承擔中長距離的大宗貨物內陸運輸以及中長距離的旅客內陸運輸。「鐵路運輸需求增長空間很大，特別是城際客運市場需求潛力巨大」，王萬金說。
據統計，在2004年進出天津的流動人口、貨物和機動車平均高峰小時流量分別比2002年增長50%、20.8%和26.9%。市域內8條高速公路總流量由2000年的2.2萬輛/天，增加到2004年的14.73萬輛/天，6條國道有5條超過設計流量。特別是京津塘高速公路平均車速比2003年下降了31.4%，其他7條高速公路平均車速比2003年下降了4.7%。這些數字說明，現有交通設施已明顯不適應天津市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
2005年3月，國務院常務會議專題研究了《環渤海京津冀地區的軌道交通網規劃(2005-2020年)》，並批復下發了正式文件。
同年3月，全國政協和天津市共同舉辦了「振興環渤海區域與加快天津濱海新區發展論壇」，此後在天津又召開了「環渤海區域經濟振興與發展座談會」，在這兩次會上形成了很多共識，其中很重要就是發展區域經濟必須以構建區域間現代化交通體系為突破口。
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張峻屹表示，京津城際軌道項目不僅為天津帶來源源不斷的客流，也將成為天津乃至環渤海區域經濟發展的新動脈。
背景資料
京津城際鐵路下設北京南、亦庄、永樂、武清、天津5大站，終點站是天津東站。設計時速300公里/小時，最小發車間隔3分鍾，最大通過能力20對/小時，每列車定員900人，最大輸送能力18000人/小時。建成通車後，京津兩地直達30分鍾之內。工程於2005年7月4日開工，2008年8月1日北京奧運會開幕前開通運營。
⑦ 邵陽有哪些名人
胡彪湖南省政協主席湖南邵陽人
徐憲平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湖南隆回人
周玉清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湖南隆回人
羅桂求湖南省人民政府顧問湖南邵東人
孫在田湖南省人大秘書長湖南隆回人
江勤政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湖南新寧人
范康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湖南邵陽人 周宜開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湖南邵陽人
陳求發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湖南城步人
焦憶安國家電力監委會主席湖南武岡人
鄭惠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湖南武岡人
謝佑卿湖南省人大副主任湖南邵陽人
左洪濤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湖南邵東人
賀培真貴州省政協副主席湖南邵東人
唐麟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湖南新邵人
劉子載國家高教部副部長湖南新寧人
徐君虎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湖南新寧人
彭卿雲中國文物局副局長湖南隆回人
蘇仁華湖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人事廳廳長湖南綏寧人
張劍飛長沙市市長湖南邵東人
黃天錫中共永州市委書記湖南邵陽人
肖百靈湖南省婦聯主席 湖南洞口人
劉擇鳴勞動部辦公廳原副主任湖南新寧人
危信民新疆昌吉市副市長湖南新邵人
劉澤友桑植縣人民政府縣長湖南新邵人
張玉蘭中共湖南省委委員湖南武岡人
陳築秋中共湖南省委委員湖南新寧人
肖貞堂總裝備部副部長、中將湖南新邵人
張國初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將湖南邵東人
徐鵬飛解放軍總參部原副部長、少將湖南邵陽人
雷星平陝西省軍區政委湖南邵陽人
岳松華陝西省人大常委會秘書長湖南新邵人
姚喆中將湖南邵陽人
方國安少將湖南邵陽人 石新安少將湖南邵陽人
唐健如少將湖南邵陽人
袁國平新四軍政治部主任湖南邵東人
表也烈少將湖南洞口人
魏鎮少將湖南邵東人
白天（魏巍）少將湖南隆回人
向旭北京軍區政治部、正軍、少將湖南武岡人
肖紹文後勤學院政治部副主任、少將湖南洞口人
周美華蘭州軍區副參謀長、少將湖南邵東人
段才正國防科技大學校務部部長湖南邵陽人 鍾理明貴州省軍區司令員、少將湖南邵陽人
徐興陝西省軍區副政治委員湖南邵陽人
徐鵬飛總參謀部謀部謀部電子對抗部副部長湖南邵陽人
黃明開湖南省軍區副司令員、少將湖南新邵人
雷星平陝西省軍區政治委員、少將湖南邵陽人
李來志空軍第4師政委湖南邵東人
肖振富武警114師政委湖南邵東人
何益壽海軍設計院總工程師、研究員湖南新邵人
劉敦楨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南新寧人
魏榮爵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南隆回人
李述湯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南邵東人
李薰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南邵東人
唐守正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南邵東人
呂振羽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南邵陽人
李鈞中國科學院院士湖南邵陽人
李國傑中國工程院院士湖南邵陽人
鍾訓正中國工程院院士湖南武岡人
黃俊傑西安陸軍學院院長湖南洞口人 呂銳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湖南邵陽人
鄭健龍長沙理工大學校長湖南邵東人
賀民范湖南自修大學校長湖南邵東人
庾建設廣州大學校長湖南武岡人
劉永濟武漢大學代校長湖南新寧人
何廉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湖南邵陽人
翟玉華湖南天地人律師事務所主任湖南武岡人
寧靜電影演員湖南邵陽人
楊丹電視台主持人湖南邵陽人 陳白一湖南美協主席、國畫家湖南邵陽人
黃鐵山畫家湖南洞口人
姜坤畫家湖南邵陽人
李潺書畫家湖南武岡人
趙世榮書法家湖南綏寧人 龍開勝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湖南隆回人
李自健旅美畫家湖南邵陽人
周克臣湖湘文化藝術院院長、書法攝影家湖南邵陽人
賀曉彤作家湖南邵東人
周興旺作家湖南邵東人
周偉作家湖南洞口人
嚴怪愚《力報》總編湖南邵東人
賀綠汀中國音協副主席、音樂家湖南邵東人
王益壽一級畫師湖南新邵人
馬笑泉作家湖南隆回人
曾玉衡書法家湖南隆回人
陳早春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湖南隆回人
龍際昌書法家湖南洞口人 姜貽斌作家湖南洞口人
謝樂軍作家湖南洞口人
張小牛作家湖南武岡人
金雙秋長沙民政職業學院教授湖南邵東人
潘澤泉湖南省社會學會副秘書長湖南武岡人
劉人島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畫家湖南新寧人
鄧亞萍奧運會女子乒乓球單打冠軍湖南新寧人
傅勝龍大漢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總裁湖南邵陽人
王永品牌中國產業聯盟秘書長湖南邵陽人
何小林北京曙光信息產業有限公司副總裁湖南邵陽人
李四軍北京新安特有限公司總經理湖南邵陽人
唐未德北京紐曼公司總經理湖南邵陽人
郭愛華中國建築總公司副總經理湖南邵陽人
劉志雄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副總裁湖南邵陽人
李斌海上海得利房地產公司董事長湖南邵陽人
周友元華源金屬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南邵陽人
曾小山湖南曾氏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南邵東人
曾佑橋湖南曾氏企業（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湖南邵東人
黃松和北京新興賓館副總經理湖南邵東人
李自成北京永聯建築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湖南邵東人
戴謀祥北京祥和智德房地產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南邵東人
劉志強華北電力設備成奎（集團）公司副總經理湖南邵東人
謝正光北京地鐵運營公司董事長湖南新邵人
彭源賢中通房地產公司董事長湖南新邵人
孫寅貴百龍集團董事長湖南隆回人
唐運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總經理湖南洞口人
朱漢民嶽麓書院院長、國學專家湖南邵陽人
王國宇歷史學家湖南邵東人
羊春秋韻文學專家湖南邵東人
朱有志經濟學專家湖南新邵人
尹世傑消費經濟學家湖南洞口人
李慎典農業經濟工程專家湖南武岡人
李雙元法學家湖南新寧人
田長松中國駐賴索托王國特命全權大使湖南邵陽人
李斌海上海保利房地產公司董事長湖南邵陽人
劉志雄中國長城工業總公司副總裁湖南邵陽人
呂堅國家歷史博物館、研究員湖南邵陽人
陳柳欽城市經濟和城市金融問題專家湖南邵東人
羅黔輝美國海洋生物統計學家湖南邵陽人
王赤中科院太空物理學家湖南邵陽人
於登雲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衛星飛船專家湖南邵陽人
廖小平倫理學專家湖南邵陽人
楊品紅水生生物學家湖南新寧人
肖芳桂整流器專家湖南邵陽人
劉昆淮金屬防腐及表面處理專家湖南邵陽人
劉美雲畜牧獸醫專家湖南邵陽人
王克勤生物化學家湖南邵陽人
曾雲微電子器件專家湖南邵東人
周群初辣椒育種專家湖南邵東人
張崇泉中醫老年病專家湖南邵東人
趙玉馳中醫骨科專家湖南邵東人
楊壽峨中醫骨傷科專家湖南邵東人
周集中旅美科學家湖南新邵人
周群力岩土力學工程專家湖南新邵人
龔洵利農業技術推廣專家湖南新邵人
匡樂滿理論物理學專家湖南隆回人
羅孝和雜交水稻育種專家湖南隆回人
彭慶耀公路工程設計及施工管理專家湖南隆回人
林舸大地構造學與成礦學專家湖南洞口人
吳琦瑛公路橋梁設計施工專家湖南洞口人 周清一微波技術專家湖南武岡人
劉選明植物學與細胞生物學專家湖南新寧人
敦楨中國建築史學奠基者之一湖南新寧人
陳京明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湖南邵陽人
周友元華源金屬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長湖南邵陽人
黃松和新興賓館黨委書記、副總經理湖南邵東人
唐運祥中國人民保險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湖南洞口人
楊松堂財政部中國注冊會計師協會法律辦主任湖南洞口人
尹俊國民黨上將、台灣中台工化公司董事長湖南邵陽人
李壽軒中將湖南邵東人
廖耀湘中將湖南新邵人
雷豐恆少將湖南藍山人
唐英俊黃埔軍校畢業生湖南藍山人
尹仲容台灣國民黨經濟部長湖南邵東人
馬鄰翼中華民國教育部次長、教育家湖南邵陽人
譚人鳳中國同盟會會員、國民黨元老湖南隆回人
唐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第九任校長湖南邵陽人
唐盼盼中央日報》社社長湖南邵陽人
蔣廷黻國民黨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湖南邵陽人
謝璞中國作家協會湖南分會副主席、作家湖南洞口人
鄒永成同盟會會員、國民黨革命軍第六軍中將參議湖南隆回人
宛旦平工農紅軍第二縱司令員、烈士湖南新寧人
謝嵩二十九軍軍長、烈士湖南邵東人
蔡鍔雲南軍政府都督湖南邵陽人
江中源湘軍將領湖南新寧人
劉坤一湘軍將領湖南新寧人 劉長佑(清)兩廣總督湖南新寧人江中源(清)安微巡撫湖南新寧人 魏光燾(清)兩江總督湖南隆回人
魏源(清)思想家湖南隆回人
⑧ 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公司治理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的研究成果
[]陳柳欽：「西方新資本結構理論綜述」，《甘肅理論學刊》，2010年第2期
[]丁躍武：「基於控制權利益的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融資方式研究」2008年博士論文
[]李科、徐龍炳：「融資約束、債務能力與公司業績」，《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
[]繆丹：「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和控制權研究」2005年博士論文
[]肖作平：《中國上市公司資本結構影響因素研究：——理論和證據》，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版
[]張紅波、王國順：「基於經理人過度投資行為的控制權配置機制設計」，《當代經濟科學》，2011年第5期
[]張立達：《上市公司資本結構與公司治理績效關系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王忠文、馮濤：「國外資本結構綜述及我國上市企業資本結構問題分析」，《學術論壇》，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