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試析編輯出版的自由與法治
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的今天，在市場機制發育和社會普遍承認「經濟人」的地位和國家確立司法獨立原則的情況下，新聞傳播遲遲不與國際接軌。部分人士誇大媒體的「覆舟」作用，實為早已過時的「魔彈論」的翻版。[1]
有人將自由與法制對立起來，視國際社會工人的基本人權——新聞自由為洪水猛獸，遲遲不出台《新聞法》，還有人為不出台《新聞法》辯護，稱「世界上多數國家沒有新聞法」[2]。其實作為近現代社會進步標志之一的新聞自由，其背後的支撐正是法制。法國《人權宣言》第11條稱：「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各個公民都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中國政府早在1998年就簽署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是根殲旦據我的閱讀，迄今沒有發現新聞傳播學界有人引述過其中的有關條款，尤其是第19條。[3]
另一方面，新聞與宣傳至今沒有分野，而迷信宣傳灌輸者不乏其人；依然在新聞傳播中堅持單向灌輸，否認媒體的社會公器職能和權力制衡作用，對新聞傳播領域的調控保留了法制盲區和人治特區。有的地方官員依然相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訓，不時以「正面宣傳」為幌子堵塞言路，並且將媒體變成了為其歌德與禮贊的工具。[4]在這種環境下，公眾知情權難免不被剝奪。我們從每日新聞事業中了解不到如下事實：1980—2001年間全國檢查機關查處的腐敗案件年增長率高於GDP增長率1.5倍（8%對20%）（何增科，2002：53）。有權威經濟學家測算，貪官攜款外逃資金已超過國家吸引外資的數字（尹銘，2002：12）。
在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們仍然面臨反封建的艱巨任務。正如近期有學者所言：我國的改革已進入總體攻堅的新階段，按照十六大報告的要求，實現改革的新突破，需要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社會方面改革的新相互配套、同步推進。而封建殘余的文化觀念已成為繼續推進改革的嚴重障礙：第一，人治文化與法治文化的對立沖突；第二，官本位文化與民本位文化的對立沖突；第三，全能政府觀念與有限政府觀念的對立沖突；第四，政府主導觀念與市場主導觀念的對立沖突（遲福林，2002）。這些沖突無時無刻不通過當代新聞事業反映出來。在中國加入WTO、公眾要求社會生活越來越透明之際，繼續阻礙信息的流通、保持新聞傳播的人治狀態不應該是正常現象，勢將以高昂的社會成本作為代價。
[1] 最新例證見某報2002年12月2日署名「徐鴻武」文章，認為「公開性」導致了蘇聯解體，其實在嚴肅的國內外學者那裡，蘇聯解體的原因是另有解釋的（可參見尹保雲，1999：82~102）。
[2] 現代國家的法系有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兩大流派，實行前者的國家如德、法等國均有專門的新聞法（包括今天的俄羅斯），後者雖無專門新聞法，卻有憲法或習慣法來保障新聞傳播權。[3] 第19條的內容是：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手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須：（甲）尊重他人的權氏猜擾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4] 山西長治市委書記呂日周以行政權力命令媒體開展新聞輿論監督，以此大力推進黨組織和政府改進工作兆燃，反而成了全國獨一無二的特例，進而引起了海內外的關注。
http://www.mediainchina.com/mic_wen.php?val=news&aid=9002
⑵ 聯系實際論述科學發展觀與政府管理創新的關系
一、關於政府創新的指導思想、目標與動力問題
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原動力。建設創新型國家是我國的戰略目標，其中政府創新又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政府創新旨在建立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服務型政府。它是一個系統的工程，要在正確的思想指導下，系統、全面地推進。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資深教授王惠岩認為，政府創新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他在發言中說：「建設創新型國家，政府創新尤其重要。創新的前提是我國的基本國情，即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經濟、社會還不發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不成熟。」另外關於在理論上怎麼創新的問題，他認為要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認識和說明社會現象，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
謝慶奎教授從三個方面對政府創新的途徑進行了系統的闡述。他認為，第一，政治改革作為政府創新的前提條件，主要就是解決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解決權力制約和監督的問題。圍繞這兩個中心議題，政治改革主要在四個層面上進行，一是黨政關系的改革與完善，二是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調整，三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調整，四是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第二，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從傳統的善政走向現代的善治。善治所要求的政府是廉潔政府、透明政府、效能政府、責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為了實現善治的目標，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積極推進政府改革與創新，改進政府管理體制和管理方式，改變施政理念和施政風格。現階段行政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要將過去效率優先轉變為服務優位，強調政府對止回閥系列社會提供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第三，執政黨執政方式的轉變，就是要實現執政方式的法制化。
徐鴻武教授在探討政府創新問題時認為，科學發展觀是我國社會絕顫主義現代化建設與政府職能創新的指導思想，中國政府創新的中心環節是行政體制改革。為此，他強調應重視從科學發展觀與收入分配製度創新、政府財政職能創新、政府監督職能創新、政績考核職能創新等一系列職能創新之間關系的角度，考察中國政府創新問題。
武漢大學的施雪華教授在發言中描述了政府創新的目標。他說，創新問題是中國從傳統政府到現代政府的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實際上是政治現代化和政府現代化的問題。國際上政治現代化的四個標准：理性化、世俗化（結構部門分化）、制度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在現代化的早期容易做到，制度化、民主化是現代化的中後期應該側重的，但不是說制度化、民主化在早期就不去做，這四個標旁正准在現代化的各個階段都存在，只是各階段的重點不同。理性化、世俗化屬於技術層面的創新，比較容易，制度化、民主化則是實質型的創新，比較難。因此，中國目前只能在技術層面上進行創新。也就是說，中國可以先通過技術層面的創新來最終實現中國政府的現代化。
在分析政府創新的動力問題時，王邦佐教授認為，創新的動力可以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進行考察。目前，在中國的國情下，宏觀上創新還很困難，但學者應以理念的創新來推動宏觀上的創新。當然，不應否認，微觀上的政府創新具有很強的可行性，因此，中國政府創新可以從微觀入手。中山大學倪星教授則從外層變數和內層變數的角度分析了政治合法性的現代轉型，他認為地方政府創新的動力是政府管理方式的現代化，地方政府創新要求地方政府具有政治企業家的精神。同時，倪星教授還強調科層體制本身的壓力、指標放大效應、地方層層加碼、淘汰競爭機制的路徑依賴、區域間的政績競爭、政治精英間的競爭等加大了政府創新的難度。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李程偉也認為政府創新在宏觀上要從市場經濟、公民社會、全球化、黨的執政能力入手，在微觀上政府創新要求政府官員要具備政治企業家精神。
李景鵬教授在談到政府創新的動力問題時，提出這樣的一個觀點，政府創新的動力應首先從宏觀上認識清楚，改革成功與否的標志是能並啟敗否避免回到老路上去，改革是否具有可逆性。他認為，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是成功的，中國止回閥因為它是不可逆的。中國不可能再回到計劃經濟，也不可能因為人的意志的改變而改變。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政府改革滯後是必然的，因為沒有來自內部的、主觀的動力。由於政府本身存在很嚴重的弊病：如政府沒有直接動力進行改革，官本位意識依然十分濃厚；政府的自由裁量權過大，掌握了太多的物質資源，太多的支配權，權利又不透明，缺乏監督機制；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的特殊的部門利益、小團體利益；嚴重的官僚主義、嚴重的腐敗，並存在著該作為不作為的現象；政府壟斷著人民的利益表達。另外，政治體制改革存在風險，政府本身不願冒風險。這就要求通過局部的不平衡來達到整體的動態平衡。李景鵬教授還特別強調，政治體制是經濟發展的一個外部環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體制阻礙其發展的時候，經濟發展就會從反面提出要求，不改革政治體制不行。政府創新的成果之所以比較容易延續和拓展：一是外力的壓力更容易推進政府創新成果的延續和拓展，二是對政府的特殊利益不構成損害或者損害較小，三是創新對整個體制不構成挑戰，四是從政府成員來說，付出的成本不是太大，五是跟政府的政績相聯系，六是群眾比較的支持，群眾基礎雄厚，七是跟社會的突出矛盾聯系比較的緊密。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王懂棋、王雄軍則認為，政府創新的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人民群眾改變政治環境的要求，二是知識分子對民主的追求，三是政治領導者的進取精神；政府創新的阻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政府創新目標的公共性和創新行為實施者私利性之間的矛盾，二是政治精英創新目標的開拓性與官僚機構具體執行上的保守性之間的矛盾。
二、政府創新的切入點與構建服務型的政府
深化中國政府創新，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著眼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為目標，以政府職能轉變為核心，以服務型政府建設為切入點。建設服務型政府已經成為中國行政改革的趨勢所在，也已成為我國政府改革和創新的中心任務。服務型政府，就是滿足社會公共需求，提供充足優質的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的現代政府。眾所周知，理念的變革是一切變革的先導。公共服務理念是政府創新的基礎與前提，公共服務理念引領政府的創新活動，驅除封建專制文化的遺毒，對塑造良好政府創新環境具有重要的意義。公共服務理念不僅能指引政府創新活動朝著正確的方向快速邁進，還能為政府創新塑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
與會的各位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對政府創新的切入點和構建服務型政府的認識。白鋼教授在發言中就政府創新的障礙進行了分析，認為政府創新有兩類，一類是體制創新，一類是技術創新。中國目前情況下體制創新存在著困境，因此只能進行增量的技術創新，以最後實現質的變化，實現體制創新。增量的技術創新將在長時間內是中國政府創新的一種常態。
中國政法大學的陳紅太教授在會議中指出，中國政府創新的出路不應是「走向論」，而應是「融合論」，即管制與服務的兼容、民本與民主相結合。北京大學的李景鵬教授認為，建設服務型政府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解決政府與群眾利益表達的關系問題。在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由於社會利益關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社會利益矛盾和沖突日益尖銳、復雜。此種情況下，政府已無法再包辦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所以應該下大力氣為人民群眾的利益表達提供各種通暢而有效的渠道。人民群眾在表達利益上的這種轉變也是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要求。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的倪星教授認為，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矛盾突出的轉型時期，構建和諧社會任重道遠，這需要我們全面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其中政府的管理創新能力至關重要。中國政府管理創新主要包括戰略規劃、公共政策、資源管理和項目管理等方面的內容，因此，可以通過培育政治領導人的企業家精神，重視知識精英的作用，擴大公民參與，適當引入政府間競爭，充分發掘既有的政治資源，創建學習型政府等方面來全面提升中國政府管理創新能力。
南開大學的張志紅博士在討論中說，市場經濟的逐步發展和社會轉型過程中滯礙因素的復雜化，是目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面臨的客觀現實。這就要求政治體制改革不僅要有適應和滿足市場經濟發展的能力，而且要有克服和處理各種復雜政治問題的能力。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更是直接打破了政府間縱向關系中既有的政治平衡。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立足中國的具體實際。他認為，突出大型城市在政府間關系運行中的政治平衡功能，首先要加快直轄市發展，促進省際平衡發展；其次要增加大都市設置，促進城市間協調發展；最後要建設不同類型的中心城市，推動省內地區間均衡發展。
四川大學的姜曉萍教授從政府流程再造的角度對當代行政改革、提升政府績效提出了對策建議。她認為，應以流程再造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實現政府職能的合理區隔或有效整合，推動組織再造；改進公共服務質量，提升公眾滿意度；推動公共服務的信息化進程，積極推進服務型政府的建設。
培育政府及其官員的公共服務理念，調整政府機關和公務員的服務行為，旨在強化服務意識，建設便民、高效的政府。吉林大學的彭向剛教授認為，在服務型政府的理念下，政府既要利用國有資本和國家投入，發展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提供必不可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產品服務，中國止回閥網又要利用政府必要的權威和力量，努力協調社會成員的利益，增進社會福利，健全社會保障機制，保證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生活，促進社會公平、和諧與穩定。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的朱春奎等，以上海市寶山區處級領導幹部為研究對象，對公務員處級領導幹部勝任力模型進行了實證研究。提出了包括公共服務、業務流程、財務責任以及學習與成長四個維度的國家公務員處級領導幹部勝任力模型框架，從中提取了績效意識、公僕意識、責任意識、執行能力、監控能力、協調能力、依法行政能力、戰略管理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團隊建設能力和財務控制能力等11個勝任力因子。
中共中央黨校的井敏博士則認為，在中國構建服務型的政府要處理好三組關系，即管制與服務的關系、官與民的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的王德高教授認為，新公共管理運動反對傳統公共行政重遵守既定法律法規,輕績效測定和評估的做法，主張放鬆嚴格的行政規制，實現嚴明的績效目標控制。因此，政府應廣泛採用競爭機制和私營部門成功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改善人力資源管理，要重視政治對行政、對公務員的影響，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需要與政治體制改革的其他方面結合起來進行，要讓行政人員認識到行政工作所負有的政治責任，增強對政治的敏感性，保持對政策的自覺響應性，從而達到忠實地履行行政職責的目的。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許淑萍研究員在論文中則強調，「以民為本」是政府管理的根本出發點，公共服務是政府管理的核心職能，道德行政是政府管理的根本價值追求，網路行政應是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式，績效評估是政府管理效能的基本評價體系。
三、加強法制建設與政府行政法制化
關於加強法制建設與政府行政法制化問題，武漢大學的王德高教授的看法是，我國目前尚處於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給不足的階段，因此建立健全法制，完善規章制度仍將是今後一定時期內我國行政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必須看到，制度畢竟是手段，它是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的目標和任務服務的。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時，應該同時考慮如何將法律法規及管理制度落到實處。而這一點恰是目前我國行政管理工作尤其應該加強的一個方面。如果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即使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再完善，依法行政也是一句空話。
吉林大學的彭向剛教授則認為，政府行為具有法律效力，但這並不等於政府行為都是合法的。法律不僅是一種對政府權力的規定，同時也是對政府行為的一種約束，以防止政府濫用權力。政府行為主要是行政行為，那麼依法行政就成為建設法治政府的核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主體化、多元化必然導致利益的剛性化和價值標准、價值取向的多元化。要協調復雜多變的利益關系，實行合理的社會再分配，就必須依法行政，依法執法。法從根本上講就是調整利益關系的規范體系。依法調整社會利益關系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保證政府協調的權威性、合理性和穩定性。欲建設法治政府，一要完善行政法律制度；二要提高公務員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的法律意識；三要加強行政機關執法建設，健全執法程序，落實執法責任；四要健全監督機制，五要嚴格追究執法責任。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兼職副研究員汪波，在論文中系統地論述了中國政府體制改革與法治建設。他認為，我國政府體制改革與法治建設進程是社會新秩序潛在需求、公共選擇、立法建設、理性博弈等多重變數復合互動的結果。隨著市場經濟發展與社會結構變遷，社會階層之間、社會成員之間逐漸衍生新的利益關系與社會關系，這種新的利益關系一旦萌芽、生長、形成潛在新秩序，就轉而向公共權力提出體制變革需求，進而要求國家的法加以確認。但國家權力通過國家法對社會新秩序的確認，並非是完全按照社會需求之輸入被動運作，而是涉及新舊秩序多元利益主體間理性博弈的「公共選擇」過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社會民眾—企業等政治主體在社會資源分配結構方面並不存在天然一致性，彼此之間需要就整體利益與局部利益、法律制定費用、法律運作費用、制度變遷的費用、利益補償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反復協商與策略博弈，從而形成制度變遷「第一時滯」與「第二時滯」。當政府管理體制改革經過「第一時滯」與「第二時滯」完成制度變遷過程，依照新法而行政時，行政權力與社會經濟新秩序內在邏輯形成調和與一致。政府、社會、法律之間在一定時空條件下，在新的層面上獲得有條件的穩定均衡。無論政府體制還是法律制度（政府體制的法律剛性表達），猶如市場交換中的價格信號，是經濟—社會結構中多元利益主體理性博弈的外在均衡浮標。
王邦佐教授在會議發言中強調，應該推進責任政府建設，責任政府的本質是由人民與政府間的關系決定的委託與被委託的關系。責任政府可以制約權力的張性，建立法治政府。所以應積極推進依法治國，最大程度地實行政府的公開透明度。黑龍江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葉富春教授在會議發言中談到，政府創新是有范圍、有界限的。政府創新是指決策方式、政治行為、政策和技術層面上的公共行為的創新。政府創新要依法創新，政府創新不能和現行的法律、制度相違背，不能違法、違憲。此外，政府創新要顧及社會的限度，成本太大就要慎重考慮。創新主體的素質、能力、動機也會影響創新的程度。創新是對現有制度的完善。創新也要建立責任體制，創新主體不能隨意創新，以免公共權利被濫用，創新主體必須承擔相關的結果責任。創新從宏觀上講，就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的創新——回歸憲政模式。
四、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中的政府管理創新
關 於民主政治與和諧社會中的政府管理創新問題，與會者則各抒己見。台灣學者田昭容認為，孫中山的「民生主義」與胡錦濤「和諧社會」的內涵彼此相吻合。所以，兩岸間的對話，與其駐足過去的劍拔弩張，不如迎向可創造的雙贏未來。兩岸能否創造雙贏，這得考驗兩岸領導人及同胞們的智能，是否能跳脫過去「徘徊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的對峙，而以「和則兩利」的邏輯概念為兩岸發展的方向，放棄「零和游戲」的「軍事對峙」，兩岸分頭以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實業計劃」和胡錦濤的「和諧社會」的內涵為發展的方向。如此，兩岸必能走上雙贏的結局，締造理想的「和諧社會」。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的施雪華教授在討論中談到，應針對民主政治中存在的問題去改革、完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一是加強公民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的控制和監督；二是正確處理人大制度的民主和效能之間的功能關系；三是改革全國人大代表制度，實行委任代表制和專職代表制；四是完善全國人大民主程序建設，確保全國人大代表的民主權利。
白剛教授在研討會發言中說：「和諧社會是中國政府創新的最終目標。中國政府創新有二個標准，一個是生態標准；另一個是有益於生產力的發展標准」。
五、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與加強政府科技創新
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何精華教授在談到科技體制改革與科技創新問題時說，營造和諧的創新生態是政府「科學有為」的價值體現，當代科學技術的內在發展趨勢是學科間不斷交叉、綜合和相互滲透。這種趨勢不斷產生一些新的學科、新的領域。這些新的學科領域正是創新的前沿陣地，也是競爭最激烈、最能帶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領域，政府積極推動建立一個更加開放的科學文化環境對建設創新型國家極為重要。為此，一要努力減少或消除各種不必要的行政壁壘，摒棄「山頭主義」式的管理構架；二要在科研機構實施聘任制，建立公正、公平和透明的選聘機制；三要制定激勵政策，加強和促進科技系統內部的開放，包括研究人員之間的開放、專業領域之間的開放、研究機構之間的開放、以及行業之間、區域之間的開放。要營造「勇於創新、敢為人先、鼓勵競爭、容忍失敗」的創新氛圍。強化對全社會的科學普及機制。科技創新與科學普及是科技進步的兩翼。科學普及可以帶動整個民族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激發人們追求真理的獻身精神和尊重科學、崇尚理性、實事求是的價值觀念。所以，政府要把科技創新的各個環節與科技普及密切結合起來，把科技普及作為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職責，努力破除公眾對科學技術的迷信，揭去科學技術的神秘面紗，使科學技術從象牙塔中走出來，從神壇上走下來，走進民眾、走向社會，確保自主創新和科技發展始終為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務。
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的薛軍、楊耀武認為，政府創新應面向自主創新，服務於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針對科技資源配置的瓶頸問題，政府管理必須特別關注科技投入管理與調控缺乏有效的資源配置機制，要改變分散型的科技投入管理體制，建立科技投入統一規劃、協調及資源配置機制。
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楊雪冬博士在通過對三個案例：秘密劃票間（學習型技術創新）、「廉政帳戶」（應用型技術創新）、「政府上網」（適應型技術創新）工程的分析的基礎上，梳理了治理改革與技術創新的一般理論，提出了分析地方治理改革中技術創新的基本框架。他認為，在中國的地方治理改革中，地方需要獲得更大創新空間。技術創新始終是實現制度變革的一個手段，建立良好的制度才是地方治理改革的根本目的。
六、政府創新的內部資源約束與外部社會環境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李玲玲認為，政府的自主性並非在引入市場經濟後就消失了，而且，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未必一定帶來社會力量的同等強大。政府以及合理的公共政策對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政府成功比市場成功對社會發展的意義要大得多。中國政府在對市場和社會進行引導和調控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實現著政府管理的創新。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應用法學研究中心的王積武、王玉則認為，政府改革是以適應經濟與社會綜合發展水平為目標的職能調整，由於經濟與社會綜合發展水平具有階段性的特點，因此，政府改革也必然具有階段性。地方政府在調整自身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同時，應當首先將對地區經濟狀況的分析作為改革方案的前置。只有客觀認識本地區的經濟狀態，才能發揮地方政府對區域性生產力發展的保障和促進作用。為此，地方政府的改革在遵從中央政府方針政策的情況下，應突破形式上的一致，以保證本地區經濟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更具有地方特色。
中央編譯局的楊雪冬博士在發言中指出，經濟平等和民主具有關聯性，經濟發展與政治發展並不一定同步，如經濟發達廣東，雖然外來的投資很多，但並沒有形成民主改革的內在要求。此外，有的與會者認為，創新的社會環境問題，涉及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媒體的參與也會推動政治民主的發展，媒體監督、公開透明都會對維護公民權利起到推動作用。
與會學者在研討中還特別關注政府創新中應注意的問題。李景鵬教授提出，應該重視中國政府創新的成果延續和擴展問題。中國政府創新應該避免「禮花現象」和「盆景現象」，即不會因為領導人的調整或更替而夭折。創新要一屆一屆延續下去，必須橫向、縱向的擴展，從點到面，才能產生更大的社會效應。他以福建省石獅市的小政府改革最後以失敗而告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會」也因為領導人的更換而變得沉寂的情況為例，告誡人們應該重視中國政府創新的成果延續和擴展問題。
在談到地方政府預算管理創新問題時，中山大學的馬駿教授說， 19世紀後期美國政府的狀況，給予目前中國政府創新的一個重要啟示就是通過進行地方政府預算改革，完成政府創新的改革。他建議執政黨在整個預算的一開始就應介入管理，以實現預算的理性化。台灣學者王蘊嶠對此觀點提出了疑義，他認為，執政黨是否有這樣一種能力能夠介入或實現預算的理性化或是合理化，還是個問題。因為政黨不是一個專業性的政府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