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奥园爆雷：一家千亿房企的浮沉样本
走钢索的房企陆续踩空，这次轮到奥园
文 郑慧 庞敏
编辑 刘建中
“躺平”，是外界给中国奥园 （3883.HK） 贴上的标签。
其实，在确定无法归还美元债之前，奥园挣扎了两个月。其间，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其信用评级，各种负面消息与自救行动相互交织。但最终，两笔本金合计6.88亿美元的离岸债务到期，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奥园是一家老牌房企，大本营位于广东，是中国内地房地产企业前30强之一。其共有三个上市主体，分别为中国奥园 （3883.HK） 、奥园 健康 （3662.HK） 和奥园美谷 （000615.SZ） 。
2021下半年以来，监管变化、头部房企暴雷等因素带来的市场端和融资端双重收紧，让更多地产公司陷入流动性困境。 危机已从“三道红线”评价体系里的红橙档，逐渐蔓延至黄档，乃至绿档企业。
财务看似 健康 的黄档企业为何也爆雷？奥园是一个典型样本。外部环境极速恶化是不争的事实，但奥园爆雷却与自身虚弱脱不了干系。
高速扩张的过程中，实力没有跟上野心，让奥园积累了诸多问题。其发展十分依赖外部融资，且高利率的非标融资占比较高，隐形负债问题突出。2020年踩错行业节奏后，土储又难以形成高质量现金回流。《 财经 十一人》还发现，其2020年财报存在一些疑点。
倘若地产市场没有瞬间入冬，奥园的问题也会逐渐暴露。只是过程会更加温和、隐蔽。
钱多多为何还不起债
单从财务数据来看，奥园似乎不应该这么快倒下。
2021年中报显示，奥园一年内到期的有息债务约521.7亿元，而账面现金及等价物约683.2亿元。扣除受限制资金159.6亿元，仍剩余约523.7亿元资金，完全可以覆盖其短期有息债务。
这是很多房企面临的共同问题：账面上趴着数百亿资金，却还不了数十亿的债。
《 财经 十一人》综合采访发现，主要原因如下：
其一，地产公司调表手段繁多。房企往往在年中、年末等关键节点，通过各种方式汇集资金，时点过了之后便将资金归还，导致账面资金虚高。
其二，预售资金监管整体趋严。房企回流到账面的资金，能动用的部分并不多。
其三，上市公司披露的年报，是合并后的情况，而资金可能主要集中于子公司项目，真正可归集到母公司用于还债的有限。
这些企业实际可调用的资金，远不及账面披露。
值得注意的是，奥园的账面现金及等价物，占总资产约20%，这个比例，在前50房企中排名第一，前50的均值约11.12%。（前50即克而瑞2021上半年销售排行榜前50家的上市房企，下称“前50房企”）。
这个数据从侧面反映了，相较于自身体量而言，奥园其实存储了更多的资金。但为何仍然无法还债？《 财经 十一人》就此求教奥园，奥园称目前无法回复。
虽然奥园危机是去年11月才暴露于大众视野，但是其危机在2021上半年就已萌芽，自救行动也早已展开。
现金流量表显示，2021上半年，奥园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20亿元，投资活动净流入212亿元，而筹资活动净流出122亿元。较往年变化明显。
这几个数字粗略勾勒出了奥园在2021上半年的整体情况：经营上努力回血，减少拿地；投资活动大幅减少，甚至可能在抽回资金；融资方面压力巨大，融到的钱远少于归还的钱。
奥园某区域中层员工李晓（化名）告诉《 财经 十一人》，集团资金紧张，早在2021年初就有端倪。最明显的是，拿地标准越来越严格。2021年起，奥园在拿地、收并购上愈发谨慎，对项目开发周期、回款测算、现金流最大值等指标卡得十分严格，尤其重视现金流测算。
“原先我们报十块地，总有一两块有点儿眉目，报二三十块，总能拿一块。但后来明显感觉这个比例越来越低”，李晓说。他还提到，整个2021年，全公司都在拼命回款，打折力度较大，以价换量，销售考核要求十分严格。
据《 财经 十一人》粗略统计，奥园披露的土地储备中，2020年度新增的项目数大约有100个，而2021上半年，仅新增了10多个项目。
奥园在融资侧失血过多。前50房企中，有18家2021上半年融资活动现金为净流出，奥园净流出122亿元，仅高于阳光城（-129亿元）、富力地产（-188亿元）、蓝光发展（-233亿元）、绿地控股（-370亿元）和中国恒大（-374亿元）。
经营侧回血有限，奥园在投资侧尽力挽救。2021上半年前50房企中，仅有5家公司的投资活动现金为净流入。奥园净流入212亿元，远高于排名第二的美的置业（112亿元）。
进入下半年，恒大危机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消费市场和资本市场对房企负面信息十分敏感。“信心”变得愈发珍贵而又脆弱。 11月初，惠誉在一份下调奥园信用评级的报告中指出，尽管奥园于2021年7月发行了18亿元人民币境内债券，并在10月进行了3.99亿港元股票配售， 但是现在基本没有资本市场融资渠道。
自身造血能力有限，外部又停止输血，出售资产也需要时间，面对1月份到期的两笔大额美元债，奥园挣扎了一段时间，最后爆雷。上述两笔美元债合计约44亿元人民币，分别于1月20日、1月23日到期。
“如果不是刚好今年1月份到期，而是再迟半年到一年，奥园或许能挺过去。现在这个形势之下，哪怕一家相对优质的房企，遇上一笔超大额债务到期，也未必过得去。”一位私募基金地产投资人对《 财经 十一人》评价。“当然，奥园自身底子差，肯定也是一个问题”，他随即又补充道。
体弱的黑马
奥园踩错了行业节奏，在顶部下行阶段，仍然以收并购为主要手段，大举扩张，且大量布局下沉市场和沉淀资金的旧改项目。
2015年，奥园合同销售额152亿元，排名68。2016年起，开始高速扩张。2019年，奥园终于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销售额破千亿，进入前30强。
2016年之后，高周转、高杠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一种普遍 游戏 规则。多数房企借此高速扩张，奥园只是其中之一。“全国大部分城市， 从2015年到2019年房价几乎翻倍，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相应的扩张，反而说明企业看不清大势”。 上述投资人称。
但到了2020年，政策收紧前夕，奥园还是没有暂缓脚步，继续激进扩张。
2020年度，奥园新增土储约2015万平方米，同比增加25%，拿地支出达到450亿元，超过预算350亿元。从现金流来看，2020年度，奥园的投资活动现金净流出425亿元，融资活动现金净流入476亿元，这两个指标的规模，在前50强房企中均排名第二。
发展这些项目，后续还陆续需要资金投入。而当年8月，监管层开始用“三道红线”限制房企加杠杆；12月底，限制银行业金融机构涉房贷款的“两道红线”发布，房企融资来源进一步收紧。这些政策及后续引发的连锁反应，改写了房企旧有的 游戏 规则。
融资收紧后，房企无法延续借新还旧的套路，更需倚重真实的经营活动。但奥园自身的造血能力相对较弱。惠誉在2020年10月的一份报告中曾指出，奥园的业务对低线城市渗透较高，且与相同评级的房企相比，商业地产业务比重较大，更易受到行业下行风险的影响。
彼时，惠誉给奥园的评级为BB，与旭辉、龙光相同。奥园的合同销售平均售价约为每平方米10,022元人民币，低于同级房企13,500元~17,000元人民币的水平。
综合来看，奥园的土储布局偏下沉，广而不深。参考亿翰智库整理的2020上半年末数据，奥园在一、二线城市的土储建面占比约为37.6%，在三四线城市的土储建面占比约为62.4%。（《 财经 十一人》调整了部分二线城市分类）除了大本营广东之外，在其他地区城市的深耕力度不足，奥园进驻的90余座城市中，有80多座城市土储占比均不超过2%。
惠誉还提到，2020年，奥园商业地产产品占可售资源的23%。而与住宅地产相比，商业地产的去化率更低，也更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一位内部人士告诉《 财经 十一人》，奥园在三四五线城市拿了较多项目，商业项目质量不高，回款缓慢。另外，奥园旗下的县域集团、文旅集团，在诸多小县城拿了几十个项目。虽然地价低，压占资金不多，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杠杆率，由于市场不佳、房贷下不来，这些项目后续销售-回款周期较长。
另外，奥园近几年大力推行旧改业务，项目数从2018年末的16个快速增长至2020年末的60多个。这些旧改项目主要集中在大湾区，质量高，毛利可期。但问题是，旧改周期长，前期需要沉淀资金，更无法在短期内给公司回血。其境内发债主体奥园集团的资料显示，2020年末，旧改基金约占其少数股东权益的三分之一，约为136亿元。
上述奥园人士认为，奥园过去几年发展得过于激进，但资金、管理、产品实力均还不够强，没跟上业务的快速扩张，内部出现诸多漏洞。
首先是组织架构的问题。2021年3月之前，奥园旗下分为地产、商业地产两大集团。这两大集团相对独立，各自为战，有如赛马一般你追我赶，相互较劲。虽然赛马机制有助于扩张，但两套班子的设置，一来使得人员结构复杂、冗余，增加沟通成本、降低运营效率，二来也增加了资金风险。“你两年翻了一番，那我也得翻一番，大家在拿地上变得非常激进，资金使用效率难免出现问题。”该人士称。
其次是项目管理上的粗放。收并购是奥园赖以扩张的重要手段。但不重视市场可行性研究，前期研判粗放，使得奥园较容易在收并购项目上踩坑。
李晓的感受是，很多时候，市场研究部门的人没能坚持自己的判断和立场，而是不断为投拓部门、区域负责人让路。
有些项目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不应该收购，但最后还是被拿下。甚至，为了配合将测算数值做得漂亮，市场部门预估的销售周期可以从18个月改成14个月，售价可以从一万五改到一万七。“激进扩张的时候，房企多少都有这个问题。但20个项目有2、3个是这样的，还能够运转下去，如果有10个项目都这样，公司是背不动的。”李晓说。
另外，激进扩张的几年里，奥园不断招兵买马，但进来的人鱼龙混杂。李晓感受到，同一类型、级别的岗位，有些同事素质高，像开飞机的，但也有很多同事，连驾照都还没拿到。更不用提混进来的投机分子，贪污腐败，项目本身赚不了钱，自己却可以赚得盆满钵满。人员素质对不齐，导致很多时候，业务无法保持在统一的较高水平。
隐形的债务
窟窿究竟有多大，不能只看账面情况。水面之下，隐形的有息债务早就暗流涌动。而这些隐性债务，往往在出现问题时才会进入大众视野。
比如，去年11月，奥园集团被曝出一笔6590万元的信托贷款违约。 这笔名为“申万菱信资产-惠聚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信托，是惠聚系列的一个产品，于11月12日到期。系列中的另外3个产品，于当年12月到期。
这个资管计划的底层资产，实际可能是奥园系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
理由如下：公开信息显示，惠聚2号主要用于“折价受让供应商持有的对奥园集团并表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由奥园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惠聚2号由珠海保税区启恒物流有限公司举借，而奥园旗下的广州弘凯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启恒物流60%股权，也就是说，启恒物流实际上也是由奥园控股的公司。
公开裁判文书显示，2021年11月16日、2022年1月12日，申万菱信对于奥园集团等相关主体，分别向法院申请了约2.07亿元、0.96亿元的非诉财产保全。
再比如，12月份，奥园理财产品爆雷时，其自行披露称，公司相关的基金和定融产品总额约60亿元，第三方公司管理的定融产品约24亿元。
2020年初，曾有做空者发布报告，详细分析了奥园的明股实债及自融问题。其在报告中指出，奥园的非控股股东权益主要由广州奥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珠海鼎盛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不同的信托、保险以及投资公司构成。其中，广州奥园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奥园子公司，涉嫌自融。而种种迹象表明，珠海鼎盛也与奥园存在关联关系。
明股实债与自融，对房企来说是心照不宣的“秘密”。随着房企不断爆雷，这些曾经隐秘的操作逐渐暴露。
明股实债的主要隐患有两点：其一，负债率指标计算容易失真，影响对公司风险的判断；其二，实际应该作为利息支出的财务费用，并不会体现在利润表中，影响对企业真实盈利水平的判断。
中国奥园少数股东权益占总股东权益比例约66%，在行业内属于较高水平（前50均值约45%），而其少数股东损益占比，始终维持在20%以下。 一直以来，都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而奥园的解释是，由于项目投入到结算会有2-3年周期，预计2020年将会有改善。但从数据来看，这个改善不太明显。
花样百出的融资方式，体现了奥园对于资金的渴求。奥园自身资金实力不强，发展高度依赖外部融资，且高利率的非标融资占比较高。 参考联合资信的评级报告，2020年底，其境内发债主体奥园集团的信托及其他融资占比约为47%。过去几年，奥园披露的平均融资成本在7.2%~7.5%，与同行相比偏高。2020年，亿翰智库监测的50家房企，平均融资成本约6.11%。
李晓对此感到无奈。 面对动辄13、14个点的非标融资利率，地产项目的运营就像走钢索一般，理想状态下，净利率可以达到5%~8%，但稍不留神，利润就会被吃空，甚至亏本。 自有资金占比高，融资利率低的房企，潜在利润率更高，经营上也就有了更多腾挪的空间。但对于底子薄，又高速扩张、渴求资金的房企而言，只有不断提高周转，一个锅盖盖五个，甚至十个锅，才能提高自有资金的回报率，但风险也随之叠加。
疑点重重的2020
《 财经 十一人》发现，奥园身上还存在一些疑点。
其一，近两年，这家公司依据账面数据推算的回款金额，与综合其他披露计算的结果相去甚远。
一般来说，将预收款项当期变动，与营业收入加总，可以得到当年预收款项的实际增加。对于地产公司来说，这个数值大致与当年的回款金额相近，会有一定误差，但差异不会过大。
从下表可以看出，2020年与2021上半年，综合奥园权益销售额与回款率，得出的回款金额，与报表数值推算的结果差异较大。
即便考虑到奥园在此期间处置了部分子公司，这个差异仍然让人难以接受。以2020年为例，当年奥园出表公司合计约有75亿元预收款，即便加上这75亿元，仍有近300亿元缺口（844-474-75=295）。
对于这个差异，有几种可能的解释方向：
一是奥园的合同销售额虚高。对房企而言，合同销售额是一张最直接、响亮的招牌。提高排名，甚至冲击千亿，意味着名声、荣誉，也意味着更多的融资机会。2019年7月、2020年3月，中国奥园先后两次遭到做空，做空者均对其销售额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二是奥园的真实回款率或权益比例低于披露数据。
三是当前财务报表或许已不能准确反映奥园的整体情况。假设奥园披露的全部数据均真实可信，以2020年为例，奥园当年全口径的回款金额约为1130亿元，而其合并范围内的推算回款金额约为474亿元。也就是说，若不考虑权益比例，当年，奥园有高达656亿元的回款均发生在表外。
2020年，奥园参与的合资项目数量从2019年的10个增至90个，为合资公司提供的担保从2019年的80亿元人民币升至240亿元人民币。
前述奥园内部人士透露，有时候，明面上的负债减少，其实是转嫁到了合作方，以合作方的名义贷款，公司为其提供相应担保。受访的投资人也指出，这是地产公司在降低表内负债时会采取的一种操作。
这意味着，奥园的财务报表或许已不能准确反映其整体情况，其真实的负债规模也愈发成谜。
其二，奥园将多家子公司“处置”给了一家可能存在关联的公司。
2020年度，中国奥园毛利率下滑明显，净利率却略有提升，主要得益于其非经营性损益。其中占大头的，分别是18.4亿元的汇兑损益，和12.28亿元出售附属公司的收益，两者合计约占当年税前净利润22.54%。
《 财经 十一人》发现，当年中国奥园处置子公司的多个处置交易的对象为同一家公司，而这家公司又与奥园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
据年报披露，中国奥园2020年处置了50家附属公司。这些公司之间存在控股关系，如果剔除掉被控股的公司，则剩余34家，其中有6家公司的处置没有交易对价。我们将剩余的28家公司视为其当年出售的主要附属公司。处置完这28家公司后，奥园仍然持有51%及以上股权的，有19家，占比近70%。
一般来说，持股51%及以上，说明对这家公司具有控制权，需要考虑将其纳入合并范围，自然也不能算做出售附属公司。但是，很多地产公司会以公司章程规定为由，说明自己不能“单独控制”这家公司，从而实现附属公司的“出表”，奥园这次也给出了同样的理由。
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从下表可以看出，一家叫做“广州晟益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晟益”）的接盘方，当年入股了奥园的十家附属公司。彼时，广州晟益成立不到一年，其法定代表人吴鹏飞，正是珠海鼎盛的法定代表人。广州奥晟投资有限公司，也成立于2020年，现已是中国奥园的全资子公司，其初始董事之一也为吴鹏飞。
另外，《 财经 十一人》并未查到其中三家公司的股权变更信息，不知其股权当年究竟出售给了谁。目前，这三家公司仍由奥园100%持股。
奥园集团的发债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底，多家出表公司所涉及的地产项目，奥园享有的权益仍为100%。
《 财经 十一人》就上述疑点咨询中国奥园，奥园称暂不回复。
自救之路
爆雷之后，诉讼接踵而至。公开信息显示，其境内地产业务运营主体奥园集团，目前已因三个案件成为被执行人，被执行总额金额合计约21.64亿元。
贝壳研究院分析师潘浩指出，奥园与其他陷入危机的房企类似，在整个流动性系统中，先是一个齿轮卡住了，由于缺乏信心的润滑，故障又不断传导至其他联动的齿轮，最后导致系统全面失效。
现在，奥园需要盘活这个系统。
在其官宣境外债务重组后，市场陆续有消息称，山东某康养地产国企有意成为中国奥园控股股东，广东粤海置地、越秀地产等公司也在考察中国奥园位于广州、珠海地区的项目。截至目前，公司未公布重大实质性进展。
据智库媒体REDD消息，市场传闻的某康养地产国企，或为山东国欣颐养集团旗下的中垠地产。
奥园与中垠地产在2020年建立合作关系。奥园旗下的深圳市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中垠地产40%的股份。中垠持有济南阳光壹佰房地产公司51%的股权，而济南阳光100国际新城，是2020年新出现在奥园披露土储中的项目。同年，奥园还新增了“济南中垠广场”、“济南中垠御苑”等项目。
几位受访者均表示，国企的决策流程一般较为复杂，这笔潜在的战投目前看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另外，与整体出售股权相比，出售单项资产可能更为高效。一般来说，股权收购面临更大风险，尤其是当公司信用出现了问题，金融机构、战投方更需要全面、详细盘查底层资产，摸清各种隐性债务。因此，他们往往更愿意直接收购优质资产。
而目前，对于陷入危机的房企而言，出售资产也是个艰难的博弈。上述投资人提到，一些收购方在谈判时，会将折扣打得极低，甚至只是略高于这个项目的有息负债。比如，一个可售20亿元的项目，投入的10亿元中，有7亿元开发贷，那么收购方会从8亿元开始报价。而不想贱卖资产的房企，往往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
对于奥园来说，通过处置资产降负债，还可能面临另一重潜在压力。惠誉指出，少数股东权益占比较低的房企，可以通过处置项目权益来降杠杆。而正如前文所说，奥园的少数股东权益占比较高，这降低了其财务灵活性。
无论如何，目前进入ICU的所有房企，都非常需要向外界释放利好信息，以维系脆弱的信心，获得喘息空间。
作者为《 财经 》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实习生
❷ “野蛮人”姚振华是如何炼成的
宝哥说
给姚振华一个杠杆，他曾撬动“地球”
“姚振华的长相颜值不高，加上王石的一番描黑，让这个人的匪气一览无遗”。于公众的首次亮相时，日后因“宝万”之争天下闻名，被誉为“野蛮人”的姚振华，气势非凡。
纵观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凶猛、强悍是“宝能系”留下的独特标志，而这群人在2015年引爆的宝万之争，已成为A股 历史 中的一段传奇。
其中，传奇的关键人物：姚振华，并没随着宝万之争落幕淡出人们的视野。相反，逐渐从资本市场退出的姚振华开始“死磕”实业。近年来，姚振华的每一次动向，都牵动着世人的神经。
只不过，这位曾经让王石无比头疼的男人，多年后，回想曾经在资本市场风头无量的“宝能系”铁军，蓦然回首，只剩当下员工堵在宝能办公大楼下追要工资的窘境：
姚振华的实业梦，是问号，还是句号？
01
“野蛮人”的高光往事
姚振华一战成名于2015。
那是一个混沌的时代，有关于资本、监管、行政力量、暗箱操作等多重力量含混在商业与股市之间，共同创造了一场技惊四座的争斗。
那年7月，姚振华以凶猛的姿态，通过前海人寿、钜盛华及华旗下几个资管计划在二级市场买入万科股票，最高时收购了万科24.26%的股权，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掀起了“宝万之争”。
随着“宝万之争”打响，姚振华迎来了人生最高光时刻。
彼时，姚振华巧借资本杠杆，意图一举将万科创始人王石扫地出门。随后，王石则开始了“凶猛”的反击，动用了诸多非市场力量“狙击”姚振华。
这一场被誉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最惊心动魄的战争，最后，并未诞生真正的赢家。
争斗中动用非常规手段，导致万科股价暴跌，被散户臭骂的万科创始人王石几年后黯然退场；而对于姚振华来说，他最后也未能拿下万科控制权，甚至被同行评为“野蛮人”。
但是随后几年，姚振华在万科成功套现589亿元悄然收场，开始在资本市场上所向披靡，他的高光时刻仍在延续。
姚振华是如何炼成的？
时间往前。 姚振华靠搞菜篮子工程起家。 积累了第一桶金后，开始向商贸、物业、房地产游击。2000年，姚振华成立宝能投资集团。
公司成立后，姚振华立马几百亿资金进行炒房，这些募集到的大笔资金被他全押注在房地产，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豪赌。
此后几年，随着国家政策陆续开放，尤其对深圳特区的城市规划建设，踩在风口浪尖的姚振华实现了巨大且夸张的财富飞跃。他狠狠的大赚了一笔。他当时投资的房产，每年光收租就可躺赚20亿。
这些钱，也成为了姚振华日后在资本市场横行无忌的重要筹码。
实际上，在“宝万之争”正式开始前的一年，一条重要政策的出台，给一向擅长把握机会的姚振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2014年8月，国家发布“新国十条”——《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到“促进保险市场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协调发展。进一步发挥保险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作用，为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姚振华迅速领会这一指示，以前海人寿为平台，在A股进行了一系列投资。2015年凶猛增持万科股份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姚振华通过前海人寿，重金300亿元以上买入多家上市公司股份。
从早期控股宝诚股份，到之后华侨城、中炬高新、韶能股份、明星电力、中国金洋、南京百货、南玻集团、合肥百货，姚振华与部分资本玩家炒壳炒概念股不同，他的目标多是A股相对优秀的企业。
但是，姚振华在二级市场上大举围猎多家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却遭到了已经投案自首的刘士余的攻击。言辞激烈处，刘只差点名道姓指责姚振华为野蛮人、害人精。
再到后来举牌格力，姚振华更是被最狠的女强人董明珠怒斥为“破坏实业的千古罪人”。 随后，董明珠直接强制行政命令前海人寿退出格力电器股权。
但即便如此，如今再看姚振华当年的投资风格 ——他的强悍之处，就在于一掷千金，敢啃硬骨头。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胆识也让他闷声发了大财。
细看那些年的胡润百富榜，姚振华从2015年的200多名上升至2016年的第四名，姚振华的财富在一年翻了9倍，总财富一度达到1150亿元！
胡润曾经感叹：姚振华财富平均一周涨了20个亿。
彼时的姚振华46岁，与同龄的马化腾站上了同一财富高度。
而到了2019年，姚振华连续减持万科股份至5%以下。“宝万之争”迎来谢幕。
万科一役后，姚振华曾公开表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干的都是踏踏实实的事。”
从此，姚振华自称要坚持做实业、尊重市场、实业报国。这是他一直希望得到的评价。
可是，姚振华的故事没有按照剧本往下走。
02
没落只在一瞬间
回顾姚振华近年来的表现，曾有观点指出：
本可以靠房地产和炒股赚快钱的姚振华，却选择了做实业这一条最艰难的路。
近年来，宝能集团再次开启快速扩张的序幕，但扩张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 “野蛮人 ”姚振华在新能源 汽车 领域掀起了一波新的“野蛮潮”，意图复制在金融地产领域的辉煌。
2017年前后，入主万科失败的姚振华，或许是自尊心受到了打压。在被禁入保险业十年后，他下定决心投身于造车事业，誓言要助力民族 汽车 工业崛起。
随后，宝能集 汽车 先后收购南玻集团、中炬高新、韶能股份等 汽车 零部件企业，又一举拿下观致 汽车 、长安标致雪铁龙控股权，前后豪掷千亿元才完成对宝能 汽车 产业链的布局。
姚老板的蓝图虽画的好，但被其寄予厚望的观致 汽车 销量却屡创新低。
2019年，观致 汽车 售出22695辆，同比暴跌63.4%；2020年销出13590辆,同比下降47.52%；2021年第一季度观致 汽车 更是仅售出一千余辆。
另一方面，据相关资料显示姚振华自主研发的宝能 汽车 ，多年来更是连量产也做不到，部分基地甚至长期在施工与待工状态徘徊。
据统计称，宝能集团在两年内分别同杭州、昆明、广州、陕西省西咸新区、昆山、贵阳等城市或开发新区合作，总投资额超过2000亿元，拿地数万亩。 根据亿翰智库统计，2020 年宝能新增土储货值更是高达 376.5 亿元。
可玄乎的是，姚振华一边不断拿地，一边却是进度极为缓慢、近乎停滞的进行基地建设。
2017年，宝能集团一篇关于广州宝能新能源 汽车 产业园新闻写到：“预计2019年底，广州东部将崛起一座全新的大型 汽车 产业基地。”
但事实上，广州作为姚振华筹划最久的基地，也成了进程缓慢的一员：前后耗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
"广州基地早就已经规划好了，但那块地位置很好，与地铁口相邻，所以建到一半又开始改规划，从总装厂房硬是划出一块地，要建成写字楼。至今，广州基地还一直在改设计。"
在相关采访中，宝能内部员工谈到广州基地进程缓慢，表示原因比较复杂。
据不完全统计，宝能 汽车 在西安、广州、昆明、杭州、武汉五地规划了 汽车 项目，规划总产能不低于200万辆。可是截止目前，宝能实际年产能只有35 万辆。其中，常熟观致 汽车 工厂年产能 15 万辆，长安 PSA 深圳工厂 20 万辆。
有分析人士称，姚建辉剥离出来的地产业务，才是宝能系真正的“优质资产”。
另一方面，内部人士风波也成为姚振华不容忽视的一个难题。
今年春节前夕，市场传出宝能集团“优化”员工消息，整个过程由集团主导，“优化”比例更是高达20%-30%。 消息称，宝能部分业务出现甚至出现欠缴社保公积金和“优化”员工的现象，其中现象，涉及地产、 汽车 、零售等板块。
此外，宝能集团总部人事方面也开始出现问题，目前已有数位高管离职。
包括曾出任宝能集团高级副总裁的余英、还有万达来的张华国、中海来的刘军，以及一位管控成本的副总裁，外加不到白天就匆匆离开的宝能城发常务副总裁李万乐。
高级人才的流失，成为了宝能系这些年一个鲜明写照。
在相关报道中，一位离职的前宝能高管曾说：宝能存在一定办公室政治，派系林立，导致部分中高管不适应这样的生态环境，最终离开公司。
高光与落幕，只在一瞬之间。
03
资本的胜利还是时代的悲歌？
“姚振华对领导讲话认真研究，对政策把握得比较好，对商机很敏锐。”
一位曾与姚振华打过交道的政府人员对媒体表示，姚振华有着敏锐的商业嗅觉。
可是，凭着一生中数次把准时代脉搏，几十年来在资本与房地产市场叱咤风云多姚振华，近年来似乎带着宝能走上了一条下坡路。
究竟是实业不好做，还是既往的经验失灵？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有着复杂的答案。但值得肯定的是，单纯靠复制以往经验的商业模式，在今天已经逐渐失灵了。
与宝能同样陷入挣扎的还有泰禾集团 ——曾经的千亿泰禾，如今烂尾、暴雷、濒临破产边缘。
沦落至此，黄其森的日子也不好过。
“66套待售的院子，一套一套地看，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在长达7个小时里，黄其森滴水未进、粒米未沾，全神贯注打磨每套院子的改进细节。”
在网上一篇宣传泰禾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黄其森去中国院子看房子的过程细节。如今快二十年过去，中国院子还没卖完，黄其森秉承捂着不卖的策略，让这些房子售价涨了近乎二十倍。
从价格上看，黄其森是从这66套房子中大赚了一笔。
但是，相较姚振华顺势而为来说，黄其森却忽略了一条最为重要的政策——高层房产调控政策中明确到：严禁捂盘惜售！
一边是黄老板多赚了几十亿，另一边是近年来依旧延用高周转打法，泰禾最终背负着两千亿的负债。
这是黄其森和泰禾的缩影，也是这一群老企业家的缩影：他们都曾傲立于时代浪潮之上，精准掌握了时代节拍，拥有了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但是，一味凭借着既往经验来应对新时代的商业变化，迎来的结局往往都不太好。
无论是精通解读政策的姚振华，还是对政策误读极深的黄其森，宝能和泰禾这些教科书式的案例：
从高光后坠入谷底，一切都是有迹可循。
但对于姚振华来说，他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
❸ 地产股汹涌上涨，预售金松绑传言是否过度解读
2021年房地产开发商的资金链普遍承压，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预售资金监管变得异常严格。在楼盘停工多点开花的大背景下，许多城市的预售金监管政策层层加码。
新春来临，房企预售金监管或许迎来松绑。2月10日晚间，市场消息称“全国性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已于近日制定出台，要求各地方根据工程造价合同等核定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此举意味着，去年下半年来趋紧的监管局面有望得到放松。受此消息刺激，11日上午，房地产开发、家居装修、建筑、地产中介代理等板块齐声上涨，多股涨停。
对于这一“利好消息”，多位房地产业内高管及一线投融资从业者对第一财经发表了谨慎观点。首先是地方和企业层面尚未接到正式通知或看到正式文件出台；其次，即便消息属实，房地产从业者普遍认为对行业利好有限。
“对信用已崩溃的那部分房企不会产生实质正面影响。”一名受访者表示。
此外有业内人士指出，按照工程造价总额为基数进行监管额度计算并不是新事物，此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按类似办法执行，因此未必能带来太多资金量释放。
A股8只地产股涨停
2月11日，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板块一扫阴霾，领跑股市。
截至中午12时，A股装修建材板块整体大涨3.3%，建筑板块整体涨2.8%，房地产开发板块涨1.2%。港股地产代理板块涨4.74%，楼宇建造板块整体涨3.4%，家居装修零售板块整体涨3.3%，地产发展商板块涨1.3%。
具体看上市企业，上午开盘后不久，A股的泰禾集团、荣安地产、南山控股、天保基建、金科股份、京投发展、嘉凯城、中国武夷8只股票涨停，新城控股涨6.3%，万科A涨2.3%，阳光城涨1.0%。港股内房股中，时代中国涨7.8%，富力地产涨7.3%，世茂集团涨6.6%，中国奥园涨6.4%。港股地产代理上市公司易居企业控股涨幅达5.4%。
为何一则关于商品房预售资金管理的消息，能让股市掀起这么大的波澜？这对房地产究竟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过去，商品房预售款监管的具体办法由各地地方政府制定，标准和实施细则都不统一。有城市要求预售款全额转入监管账户并监管40%-50%，也有城市仅监管5%。但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房企资金链紧张，多地出现房地产开发项目停工现象，因此很多城市赶紧给预售资金监管套上“紧箍咒”，严格限制房企取用预售资金。
有统计显示，去年下半年，超过40城收紧了预售资金监管，如上调监管额度占比、“将全部购房款纳入监管”、不再区分重点监管和一般监管、提高支付节点要求、拉长支取时间等。此外，在执行层面，监管部门对于企业盘活预售资金的方式、工程进度及质量等核查也更趋严格。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称，多地通过收紧预售资金监管预防“交付风险”，有利于维护购房者权益，但部分城市出现了过度收紧的情况，这对于财务结构较为一般的房企而言，意味着在艰难时刻遭遇更大的流动性压力，使企业整体偿付和投资能力受到影响。
监管的层层加码，导致一种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很多房企账本上躺着几百亿，但实际可灵活动用资金只有几亿，甚至还不了两三亿的债务，最终出现实质性债务违约，从而引发违约的“雪球”越滚越大。
此前，已有不少房企反映，资金链压力大的主因就是遭遇了预售资金的强监管。“去年上半年累死累活降价促销卖掉一批房，但是最后能回到集团的资金还不到30%，这样房企想自救也很难。”一家20强房企内部人士曾对第一财经表示，该公司去年11月发生债务违约。
据了解，在资金监管上，各地标准不统一，有些地方卡得特别严。“有房企出险后，其他正常经营企业去取钱时，也被卡得很死，拿不出来资金就会比较麻烦。”一家头部房企的投资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
根据市场消息，新出台的全国性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与旧版规定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明确对预售资金的规定进行了全国统一，要求由市县级城乡建设部门根据工程造价合同等核定，能确保项目竣工所需的资金额度，当账户内资金达到监管额度后，超出额度的资金可以由房企提取自由使用。
在虎年春节之前，就有消息称，全国性的预售资金解绑政策正在起草制定中，以缓解地产行业流动性压力。尽管当时只是一则传言，也引发了不小的关注度。因为在房地产企业可依仗的资金中，卖房回款是确定性最高的类别，因此预售资金放松政策被寄予很大期待，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房地产行业情绪就会空前高涨。
“出险房企依然会被按住”
值得提及的是，截至目前，有关“全国性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办法”并无任何正式文件对外公开。市场消息流传后，第一财经采访了多家头部房企，但身处市场一线的地产公司还未接到正式文件或通知。
“文件是住建部牵头做的，但目前下面都还没有看到。”一家大型房企的区域负责人对第一财经表示。
一家TOP20房企内部人士则告诉记者：“看到消息后，就咨询了我们总部所在地房协，房协也还没有看到相关文件。”
“还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传得风风雨雨，希望它是真的。”某TOP20房企CFO称。
大部分房企人士都认为，如果消息属实，确实是对行业的整体利好，但具体细则如何、何时推行、各地如何落地执行等，目前都没有底，因此一线从业者的态度基本是谨慎的。
一家头部房企投资部负责人表示，目前国家确实是希望银行对房企加大放款力度，但银行放下来的贷款（主要是开发贷和按揭贷）都进了监管账户，取不出来，如果不把监管账户规范起来，相当于上层的政策出来，到了尾端控制不了。
某TOP20房企的CFO则认为，政策如若属实，那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过去在预售资金监管这块，有地方做得“过火”，甚至有出于私利将房企资金放到第三方账号并挪用的现象，新政策对于过往乱象有纠偏的作用。对于行业来说，应该回到正常范畴，该监管的就监管，不该监管的就放回给房企。
对于政策后续影响，该CFO认为，对于不同房企的影响要区分看待。信用好的房企，是收获了重大利好，本身这些企业的资金监管就相对比较松，跟出险房企是不同的。出险房企的监管账户资金，接下来依然会被“按得死死的”。政策并不是雪中送炭，也不是江湖救急，政策不会影响行业洗牌，只是让优质房企有空间和实力去收拾烂摊子。
“对出险房企来说，影响不大，因为现在很多项目是合作的，合作项目的资金之前都不敢分配，现在即使把钱盘回来，考虑到合作方的风险，一样不敢分配。”他表示。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称，从最近各地的预售政策变化看，基本都是有松绑有收紧，核心依然是针对信用高的企业相对放宽，针对资金链紧张的企业反而继续收紧，一方面可以释放市场整体资金流动性，另外一方面保证了购房者的基本权益被保障。
一家TOP20房企的一线融资业务负责人认为，后续影响仍要分城市来看，因为尽管全国统一出政策，但具体细则制定和执行仍然要靠地方，“我们的预售资金监管户余额确实是很大的，能释放多少现在真不知道。”
多方博弈
同时，在业内人士看来，即便预售金监管政策有所松动，未来在执行层面，也大概率会出现地方政府、房企、项目合作方的多方博弈。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去年以来房企暴雷、项目停工的情况，确实带来巨大压力，尤其是部分房企资金“十锅九盖”，为了保交楼，地方政府不得不对预售金监管层层加码。
“上面喊话容易，但责任还是落在地方，地方政府责任是很大的。所以新政策要落地也不是那么容易，贯彻政策不可能一刀切，肯定会差异化处置。”上述TOP20房企CFO预估，出于担责考虑，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时会严谨考虑地方具体情况。
某头部房企投资负责人也认为，现在谁都不敢保证公司不会出事，尤其民营房企，地方政府的态度依然相当谨慎。
而且实际上流传的“新规”并不是新事物，此前很多地方政府已经采取类似办法执行了。根据华西证券对50城此前预售资金监管政策的调研，按照工程造价总额为基数进行监管额度计算早已是一种主流方式，比如：大连要求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按照工程预算清册总额的110%计算，宁波要求按照工程造价的130%计算。这与流传的新政中“市县级城乡建设部门根据工程造价合同等核定”的要求并没有太大区别，因此并不会带来太多资金量释放。
有业内人士指出，有些城市按照新政策来计算，不仅不会放松，还可能趋严。比如北京此前要求预售金重点监管额度不得低于5000元/平方米，如果北京的实际工程造价超过5000元/平方米，则重点监管额度反而上升。
亿翰智库认为，预售资金监管严厉有其合理性存在，主要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然而此前政策严厉程度似乎超出了预期，对于企业而言雪上加霜。因此，预售资金监管应该适度合理化，在市场和企业间找到平衡点。若消息为真，无疑将减轻企业资金负担，但即使是放松，大概率也是在保障房屋正常交付的基础上做适度的调整，不会有大范围的松动，适度调整之后的资金或优先用于支付拖欠供应商的欠款等，这种适度调整对企业本身的帮助或许并不大。
此外，亿翰智库表示对于杠杆特别高、信用已崩溃的民营房企，预售资金监管大概率不可能有所松动，松动之后无法保证企业能够顺利实现项目交付。因此放松的主要对象仍将是信用较高的、经营稳健型的企业。不同城市的基本面也有差异，若某一城市内烂尾项目普遍，大概率不会明显放松。
“即使出台全国性的预售资金监管新政，也不意味着放松预售资金监管。地方政府为了保障购房者权益会明确。整体上看，部分城市因前期过度收紧可能有所放宽，具体执行还会因城施策。”张大伟称。
❹ 新城控股是不是国企
是国内上市公司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创立于常州，集团总部设于上海，目前，新城控股集团已成为住宅地产和商业地产的全国综合性地产集团 ，主要致力于开发优质住宅物业和包含购物中心在内的综合体项目。
新城控股集团在克尔瑞研究、中国指数研究院、亿翰、观点地产等各项房企销售榜单上，新城控股均位列第8，跻身TOP10房企行列。
新城控股集团长期坚持“区域聚焦、高速周转、产品多元化”发展战略。在城市布局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全国重点城市群、重点城市的全面布局，初步完成了“以上海为中枢，长三角为核心，并向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全国扩张”的“1+3”战略布局。
(4)亿翰智库股票代码扩展阅读：
新城控股集团迁至上海，标志着新城战略发展中心的正式转移。江苏新城连续5年夺得江苏省房地产业综合实力五十强企业第1位。
2015年，新城控股集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实现B转A的民营房企，股票代码601155.SH。
2018年，新城控股集团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携手国家级信息传播和智库服务平台，实现民族品牌的世界级传播，共同打造中国品牌的新名片；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新城控股集团已完成销售额超2200亿元，排名行业第8位。
❺ 多地中止或延期第二批集中供地 部分城市公告调整集中土拍规则
一波激烈的“抢地”大战后，今年22城首批集中供地以超万亿元的成交总金额收官。随即，厦门、长春和无锡三城率先完成了第二批集中土拍。
不过进入8月以来，多个城市却纷纷对第二批集中供地按下“暂停键”。8月17~19日，济南、杭州和沈阳三城先后宣布第二批集中供地出让“中止”或“延期”。而在此之前，宣布第二批集中供地中止或延期的城市已达十余个。
截至目前，深圳、杭州、青岛发布了第二批集中供地“中止”公告；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沈阳、长沙、天津、杭州、济南、福州等城市推迟了第二批集中供地出让时间。其中，天津、杭州、福州等城市还对土拍规则进行了调整。
那么，接下来的集中土拍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优化和调整后的土拍规则会如何影响房企的拿地策略？土地市场的变化传导至楼市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房企激情“抢地”后
“（房企）在拿地过程中价格预估是可以适当激进的，否则在激烈的土拍市场根本不可能拿到地，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路劲地产集团营销部副总经理宁晓峰此前曾表示。
据贝壳研究院统计，22城首批集中供地中，有9个城市的宅地成交面积占今年全年住宅供地比例超过30%。其中上海和武汉占比均超过40%；北京占比最高，达56.32%。
多位房企投拓负责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双集中”供地新政之下，对于严重依赖公开市场拿地的房企而言，在首批集中供地中的拿地机会更不能错失。于是，各城首批集中供地热度逐渐被推高，并逐渐演变为集中“抢地”。
“现在即便测算出拿下这块地不赚钱，为了排名、品牌或者留住专业的人才，都要咬着牙拿下来。”一头部房企投拓负责人江华表示，房企未来在销售业绩排行榜上的座次如何，就取决于现阶段土储的丰厚程度。即便这次拿到的块地利润并不丰厚甚至没有利润，也可以从其他地方找回来。
在市场紧张情绪的裹挟下，上半年房企的拿地热情高涨。好地网统计显示，22城首批集中供地中，融创、保利、招商蛇口等拿地金额排名前十的房企，拿地总金额约3372.9亿元，占22城总出让金额的32%。
记者观察发现，除少数高杠杆房企减缓拿地节奏外，部分“三道红线”处在绿档的房企，在上半年的拿地量几乎已与去年全年的拿地总量持平。
以越秀地产为例，其中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越秀地产在广州、东莞、杭州、苏州等11个城市共获取23宗地块，总建面约500万平方米。而2020年全年，越秀地产新增土地22块，总建面560万平方米。
“无论如何，上半年拿地都是出于增厚公司业绩目的。”越秀地产董事长兼执行董事林昭远在8月18日下午举行的2021年中期业绩会上解释称，这主要是“双集中”供地与上半年公司购地合作两大因素叠加所致。其中约51%来自非公开市场的拿地刚好铺排在上半年，所以这个数额会较往年同期大一些。
不过，“拿地一时爽，事后难收场”却是不少房企的尴尬写照。在首批集中土拍中，众多头部房企纷纷在热点城市斥重金“抢地”，但面对高溢价率和相对苛刻的配建条件，有些房企开始为接下来有限的开发利润发愁了。
如在杭州首批集中土拍中，滨江集团共拿下5宗地，当被问及这些地块的利润时，其董事长戚金兴表示“努力做到1%~2%的净利润水平”。
在22城首批集中供地中，包括厦门、合肥在内的10个城市的平均溢价率超过15%。在地产行业资深人士毛呈飞看来，“首批集中土拍的规则没有抑制溢价率，反而进一步压缩了房企的利润”。
“拿地价格预估可适当激进，但又不能盲目激进，需要对项目价格预估进行合理分析和判断，判断地块与竞品相比是否具备价格‘跳脱’要素，这是价格预估是否适当激进的前提条件。”宁晓峰表示。
“不可否认的是，部分城市的一些高溢价率地块的确存在风险，不排除未来会出现面包价甚至卖不过面粉价的可能性。”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认为，首批集中供地的城市本身存在分化，而有些城市的土地溢价率则是明显提升。而包括上海、北京等在内的严控地价类城市，在房企本身财务稳健的前提下，合理利润可以得到相应保障。
“联合拿地”应对风险
“双集中”供地新政之下，土地都被谁拿走了？据好地网统计，在首批集中供地中，拿地金额排名前10的企业中有5家是国企，排名前50的企业中有22家是国企。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百强房企拿地总金额达16485亿元，同比增长4.6%，门槛值为3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明显提升。百强房企招拍挂权益拿地总额占全国300城土地出让金的比例为55.9%。从拿地数据来看，房企布局更加聚焦一二线城市及核心城市群。
值得注意的是，集中供地新政对房企的资金实力是极大考验。为减少前期的资金投入以及后期的运营风险，“联合拿地”成为众多房企的拿地策略之一。在22城首批集中供地中，滨江集团以67%的联合拿地比例领跑，金科、卓越、首开均保持60%及以上的联合拿地比例。
从城市层面看，以广州为例，4月底首批集中供地共成交42宗地块，揽金906亿元。《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近期陆续公示的地块规划方案发现，大多数高总价、高溢价地块，房企不仅倾向于前期联合拿地，后期联合开发也成首选。
在广州白云区，正荣以20.9亿元竞得钟落潭福龙路东侧地块，溢价率20.8%，成交楼面价16658元/平方米，将联合新城控股共同开发；招商联手弘阳以35.9亿元竞得白云区石门街朝阳联新东街地块，溢价率15.4%，成交楼面价26643元/平方米，将联合南国置业开发。
此外，金地以9.18亿元竞得增城区中新镇新新公路东侧地块，溢价率31.5%，成交楼面价11038元/平方米，将联合景泰富业开发。
不过在“三道红线”及各地楼市调控不断加码之下，并非所有的联合拿地开发都会顺利。不久前宋都股份的退地风波，就将联合拿地开发的另一面揭露给了行业。因为这是集中供地后的首例退地，也引起行业的普遍关注。
8月10日，宋都股份公告称，因祥生控股、宝龙地产相关公司突然违约，给公司短期内的资金安排带来巨大压力，因此退掉计划与祥生控股合作的杭州8号地块。但在随后的回应中，宝龙地产表示，与宋都签署合作备忘录仅是双方表达合作诚意的表现，实际细节需以合同签订为准；祥生控股则称，并未与宋都签署过任何协议。
按照计划，今年宋都的拿地金额为25亿~35亿元。而宋都在杭州首批集中土拍中就拿到5宗地块，总金额达45.84亿元，显然已经超过了全年计划。由于合作开发又出现问题，因此宋都宁愿亏掉5000万元也要退掉竞得的杭州地块。而这次退地的违约金也占到宋都2020年净利润（3.21亿元）的15.58%。
集中土拍规则优化调整
“双集中”供地新政，旨在降低土地市场热度。而中指院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土地市场呈现出“量缩价涨”的趋势。如22城首批集中土拍中，厦门、杭州、重庆、深圳、宁波、合肥的平均成交溢价率均超过20%，其中重庆、厦门的楼面价涨幅均达到45%。显然，首批集中供地并未达到预期的“稳地价”目的。
那么，接下来的集中土拍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其变化传导至楼市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8月6日，深圳宣布中止出让原定于8月9日挂牌的22宗地的使用权；8月11日，青岛宣布第二批次集中出让的100宗地拍卖活动因故“终止”；8月18日，杭州宣布31宗住宅用地终止挂牌，这是杭州第二次延期第二批集中供地时间。
此外，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沈阳、长沙、天津、济南、福州等城市均已推迟了第二批集中供地出让时间。其中，天津、杭州、福州等城市还对土地竞拍规则进行了优化调整。
对于多城中止或延期第二批集中土拍，行业普遍认为“土拍规划将面临调整”。此前有消息称，自然资源部召开闭门会议，明确二批次核心城市土地出让政策调整，包括竞拍企业需具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加强对房地产企业购地资金的来源审查，限定土地溢价上限15%，不得通过调高底价、竞配建等方式抬升实际房价，到达上限后通过摇号、一次性报价、竞高标方案决定土地归属。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查询发现，天津、福州等部分城市在中止或延期公告中调整的第二批集中土拍规则，基本与上述消息的内容相吻合。
如8月13日，福州宣布第二批集中土拍延至9月，同时对19宗地块的最高价格进行了调整，最高溢价率均不超过15%。另外，调整还涉及限制竞买人范围、竞买人资金来源、摇号规则调整，以及多幅地块出让条件优化等方面。
8月10日，天津明确将61宗地块公开挂牌截止时间统一调整为9月10日，并将之前的最高溢价率不超过50%统一调整为不超过15%。同时规定，单宗住宅用地达到最高限价后，采用摇号方式确定竞得人。
“这样的话，利润是有的。乐观估计，可以做到5%~6%的利润率。”中梁杭金衢的投资负责人刘杰雄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现在一些企业已调整资金，盯着第二批集中土拍。随着土地供应规模的增加以及供地质量的提升，房企拿地的机会可能明显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无锡在首批土拍中16宗地块中有14宗是“地价触顶进行竞租赁或配建”，在8月初举行的第二批集中土拍中调整为“所有地块均采取触顶摇号”方式，目的是抑制地价热度过高，达到严控地价的成效。而实际效果也相当明显，无锡第二批集中土拍宅地成交溢价率为4.1%，和第一批12.39%的溢价率相比大幅降低，同时多宗地块实际成交地价控制在合理水平。
“土地规则的调整对房企来说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在推动建立房地联动机制，实现限房价、控地价、提品质的同时，对于房企开发的合理利润会有所保障，减少房企非理性竞争可能产生的市场风险。”张波认为，另一方面也会强化对房企的资格审查力度，通过完善审查流程和相应标准来提升稳健型房企的拿地几率，土地市场对房企的“优胜略汰”也将起到加速作用。
某头部房企IR刘伟以天津为例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该城市第二批集中供地规则调整后，核心是严格控制溢价，并且减弱土地市场竞争的自由度，以此提高房企整体的拿地利润率。若其余城市效仿天津改变土拍规则，则第二批集中供地的拿地利润率有望得到明显提升，地产板块的底层逻辑或将被改写。
而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看来，“土拍规则调整并不会使行业趋势短期内有变化。但微观层面，通过降低地价来控制房价，保证开发商利润和房屋品质，这样的共识基本已形成。而竞高标也会使得之前减配、精装改毛坯等现象大幅减少。”
土拍规则调整利好房企
第二批集中土拍规则优化调整，对房企未来的布局会产生何种影响？
“一定程度上会让头部房企快速扩张受到限制，高杠杆快周转做大规模的传统模式受到挑战。”第一太平戴维斯深圳公司董事总经理吴睿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分析称，开发商主流模式会立足已经进入的城市重点布局，在已经进入的重点城市经营效率和市占率上下功夫，短期内布局新的城市的计划会减少。
“预计后续集中供地的城市会扩容，不排除部分热点的三线城市也会加入到集中供地行列。”张波认为，长三角和大湾区等主力城市群的三四线城市依然会是房企关注的重点。
“当前金融管控的严厉程度前所未有，商票等非标融资渠道都可能纳入管控。这样一来，企业前端拿地的动力和可能性被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某大型房企杭州区域负责人林光游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一家头部房企浙江区域投拓负责人王洋举例称，他熟悉的一个全国排名前20的房企，今年上半年拿了不少地，但大多因为地价太高算不过来账来。有些地块想“求人合作”也很难找到对象，有些地块虽然找到合作方，但因为没利润最终演变为“互相掐架”：一个告对方违反企业规则，一个告对方侵害名誉权。
对于房企拿了高价地后的利润找补空间，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一是通过同一地块上不同产品设计搭配尽量拉高利润，或去其他城市找补亏欠；其次，有地有项目的房企可以向供应商融资，维持信用评级和体量规模，再通过股票、发债等融资。但这样操作有赌市场放松的成分，也会埋下债务逾期归还不上的潜在风险。
“今年上半年企业拿地情况，与2016年和2017年企业抢地导致‘地王’频出的时候颇为相似。”明源地产研究院主编艾振强分析认为，早年抢地的副作用在此后两三年开始显现，导致一批房企要么栽倒，要么现在仍在艰难消化高地价带来的亏损阵痛，这个过程还会持续好几年。即便是以稳健著称的企业，在大量囤地之后仍有担忧。
艾振强认为，第二批集中土拍规则调整，对于避免行业过度集中化、多家独大形成寡头格局有很大作用。这样也会避免因一家企业爆雷危机而影响整个产业链上下游，进而导致行业休克性调整的事件发生，同时也会要求开发商以长期主义来调整战略布局。
在22城首批集中土拍中，部分热点城市虽然溢价率高企，但对于头部房企而言，因为其融资基本都是自有资金作配置，因此能把利润压到很低，即使有2%~3%的利润也能活下去。不过，这样的利润率却是很多中小房企无法承受的。
在更严格的土地和金融规则下，这样“碾压式”的实力悬殊，导致基本拿地的都是头部房企和央企国企，而中小房企的生存空间则越来越小。
随着第二批集中供地土拍规则迎来优化调整，一些中小房企或迎发展机会。“建立有效的购地审查有利于维护房企拿地的公平性，尤其是地方国企或者具备大股东背景的中小房企，资金来源或将受到限制，同样规模的民营房企的拿地机会将增加，资源不平衡的局面或许会有改善。”亿翰智库总监于小雨表示，在此基础上，中小房企将获得喘息空间，生存空间加大。
“随着重点城市在二批集中供地中对土拍规则的调整和优化，三四线城市也开始‘跟风’调整规则，所以这样的趋势是可以观望和期盼的。”毛呈飞表示。
“回过头来看，在首批集中供地中没有出手或少拿地的房企是幸运的。”在林光游看来，上半年拿地的公司，可能会有大比例项目真的不赚钱，但下半年在新的土拍规则下拿地，可能就能争取到一些利润空间。
实际上，集中供地之外，已经有不少房企瞄准了非集中供地的三四线城市。记者梳理发现，今年上半年，浙江的湖州、金华、绍兴、上虞、义乌等地的土拍，往往只有少数几家房企参拍，苏北的徐州、淮安等城市的土拍溢价率则频频创下新低。
“集中供地基本利润比较薄，反而是非集中供地的城市会有较大利润空间。”在毛呈飞看来，不少非集中供地的三四线城市近期土拍市场低迷，土拍溢价率创下新低，或许也正是中小房企的机会。
上半年“双集中”供地政策对各地土地供应节奏都有不同程度影响。贝壳研究院统计显示，22城外的三四线城市，较2019、2020年出让住宅用地规划建筑面积下降两至三成。不过随着“两集中”供地常态化，这些城市下半年可能追赶节奏、加大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