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清朝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公司有多少活到了现在，发展的怎样
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推开中国大门，太平天国风起云涌引导百姓造反。清政府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之际，一批封建官僚势力展开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洋务运动，主张创办新式工业，培育新型人才，造就新式军队，以拯救垂危、追求富强。这场运动虽然依旧是在维护清王朝统治，但它的确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它所创办的一些公司，如今留下来的全都是世界500强。
宝钢集团
宝钢集团实力雄劲，曾经连续13年入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是中国第一家入围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钢铁企业。2016年，武钢集团和宝钢集团联合重组，成立了宝武集团。重组后的宝武集团仍然独领风骚，继续入围世界500强企业。
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百年风雨早已褪去。虽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但是它的成果却以另一种方式保留了下来，发光发热为国奉献，生生不息直至永远。
2. 为什么说张之洞把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壶公、无竞居士、抱冰。直隶南皮（令河北南皮县）人。曾祖父张怡熊，官浙江知县；祖父张廷琛，官福建知县，父亲为贵州道员。张之洞受过很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咸丰二年（1852）直隶乡试以第一名中举；同治二年（1863）应利部试，中进士。殿试时，他的文章侧重时政，且论述方式不落俗套，某些考官对此不欣赏，但某些考官却称赞他的文章。文章交由慈褡太后定夺后，张之洞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同治六年至光绪三年（1877），张之洞在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执掌文职。他在此期间热心奖掖人才，在四川任学政时的作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他在成都创办“首经书院”，并设一书局刊行古代经典和各朝史籍；为学生们撰有一部有关提高学习和写作的读本，名为《轩语》二卷，于光绪四年刊行。同时刊行的还有一部中国要籍提要，名《书目答问》四卷。张之洞为《书目答问》作序言，上署日期为光绪元年。这是一部在中国古文献学上极有价值的著作，该书多次增补、修订再版。光绪四年，张之洞在四川任期届满返京。此后至光绪七年，主编京畿地方志──《顺天府志》全书凡一百三十一卷。
光绪五年，张之洞升国子监司业。他在这一职位上尽职尽力，授道传业，指斥流弊，因而获得太后的赏识，其声名也广为播扬。光绪五年，中俄伊犁之争进入高潮，这更是张之洞施展才能的大好机会。光绪六年一月，清廷今廷臣会议使俄大臣崇厚与俄签订的伊犁条约等事宜。崇厚在此约中允诺付给俄国一大笔赔款，出让了所争议地区的大约三分之二领土。张之洞里上一份措辞强烈的奏折，力主废除中俄伊犁条约并处死崇厚。他对中国实力持乐观态度，为主与俄国开战。由于这份奏折的呼吁，光绪六年二月令左宗棠率军西征，清与沙俄又重新签订了于中国较为有利的条约，张之洞因伊犁事件而声名鹊起，声望与日俱增，累累升迁，至光绪八年，提升为山西巡抚。
张之洞到了山西发现，由于饥荒和普遍存在的官吏贪污腐化，这个地区的情况相当槽糕。他惩办了作恶多端的祸首，并支持许多振兴措施，鼓励发展地方冶铁业，扶助书院和学者等等。为培养封建人才，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设令德堂，“选通省高材生肆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令德堂不囿于一家之学，而是汉宋学并重。书院聘请的教师中，主讲《尚书》的杨深秀精通今文经学，杨秋湄则精通算学、史学、地理学。这些人都是主张变通的。令德堂为山西培养了一大批“通省人才”，其中不乏俊秀之士。如杨之培从其父杨秋湄学地理，从杨深秀、吴锡钊学算学，而“通中西法”成为令德堂楷模。尤其是书院襄校杨深秀后来积极投身于变法事业，直至献出生命。他还曾经制定了一个开拓内蒙古的方案，他也曾试图禁种罂粟，并令学者和官员戒掉吸食鸦片之恶习。这一切的努力都证明他是极力想挽救颓败的局面的。光绪十年他到广东就任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是当时越南危急的形势。他的策略是利用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攻击在越南的法军，以期牵制法军对台湾的进攻。他尽心竭力地为这次战事筹饷，其功劳是有目共睹的，当他的某些部下被劾渎职时，他并未受严罚。光绪十一年初，中法开始议和，三月二十九日冯子材（他是张推荐的）率中国军队出其不意获凉山大捷，但凉山之战并未对议和条款产生影响。条款仍以《李福协定》为蓝本，据此，中国放弃时越南的宗主权。张屡次上疏反对议和条款，他强调指出中国在最后时刻之军事胜利，但皇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在任两广总督的六年中，张之洞脑中装满了改革计划和方案。他试图在两广省内改革税收制度；他把增收的款项用在多项事业上。光绪十三年，他建立一座兵工厂，该厂最初造炮弹，后又制造小武器，他为在广东沿海巡逻的舰队增添多艘舰只，并于光绪十三年设立一所水陆师学堂，他还招请几位年轻的留学生做幕宾；光绪十五年，张在广东开设中国第一家近代钱庄；光绪十三年他创办“广雅书院”，这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书院之一。先绪十三年由他本人及几位官员和商人出资，设立“广雅书局”。许多学者受聘担任书局的编辑或校对。该书局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出版了约一百七十六种书。其中大部分为清代学者所撰述。除七种之外，这些著作于1920年均被收入《广雅书局丛书》再版。
广雅书院和书局的成就引人注目，而张之洞则因创办之功经常被称为张广雅。由于张之洞的努力，广东当时的财政情况有了好转，其后任李鸿章在光绪十五年任广州总督时，就有了这样的感受。在此期间，京师政坛上南北党争日趋激烈。当时掌管户部的南党首领翁同和极力反对属于北党的张之洞。但由于张之洞在广东留下一笔充实的库银和一些重大的改革成果，张之洞为他的北方同僚多少挽回一些困张佩纶在马尾战败而失掉的声誉。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从广东调往武昌任湖广总督，这是他提议修建京汉铁路的结果。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李鸿章管辖下的直隶省。光绪十四年，计划把现有铁路从天津延至通州。许多御史和官员以为这样会有利于入侵者和引起村民骚乱并使驿夫失业为理由，坚决反对延伸这条铁路。当征求各省督抚们的意见时，张之洞上书大力支持修筑内地铁路干线，他建议在内地修一条大铁路从北京西南的芦沟桥至汉口，而且他列举了御史们无法驳倒的这条铁路在战略上和经济上的好处，他的建议被批准。光绪十五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以实现其计划。据预算，这条铁路将耗资三千万元。国库为此储备了二百万元，但第二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关系趋于紧张，这笔资金就被挪用来延长天津至唐山铁路东段的修建。修筑芦汉铁路的计划因之被搁置了。
张之洞对发展中国工业和他对修筑铁路一样有兴趣，他任湖广总督十八年，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主要事业之一是汉冶萍钢铁厂。汉阳铁厂是他在湖北兴办的实业建设中最重要的一项。早在抚晋期间，张之洞就认识到进口洋铁非强国之道，萌生建立近代化铁厂的意念。督粤之后，提出在广州城外兴建铁厂的计划，并电告出使英国大臣刘瑞芬及后任薛福成，向英订购铁炉二座。该年底，张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将拟建之铁厂移至湖北。1890年初，在武昌成立湖北铁政局，委派蔡锡勇为总办，厂址选定汉阳，1890年11月动工兴建，1893年9月，炼铁厂、熟铁厂、贝色麻炉钢厂、马丁炉钢厂、钢轨厂、钢材厂等十个分厂建成，次年6月投产。此为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厂的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早七年。一位外国观察家对当时汉阳铁厂的描述是：“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化铁炉之雄杰，辗轨机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
汉阳铁厂的建成，耸动中外视听。然而，由于专制官办体制的腐败无能，铁厂从投产之始便财经亏损，张之洞为此心力交困，只得于1896年“招商承办”，委“亦官亦商”的盛宣怀督办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由译员出身的李维格任总稽查。离开广东之前，他订购了一套铸铁工厂的机器，光绪十六年他到武昌后不久，铸铁厂即在汉阳开工。光绪二十年，与汉阳铁厂配套的大冶铁矿开工，两年后，因资金不足，铁厂卖给私人股东，由大实业家盛宣怀经营。光绪三十四年，江西萍乡煤矿将上述两厂合并为汉冶萍公司，张之洞兴办了另一些企业，如棉纺厂，丝厂，制革厂，他还主持了一项精心设计的筑坝工程，为大批人提供就业机会。湖北还组建一支新式的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小型模范军队。他创办多所各种类型的学校，并送学生出国留学，主要前往日本。他的财政改革使湖北的岁人由光绪十五年的大约七百万两银增加到光绪三十三年他离开武昌时的一千五百万两，这使朝廷对他更为赏识。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原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北方指挥军队，张调往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努力向北方发送给养和新兵。力主抗战，反对李鸿章的议和；和约缔结之后，他再一次极力敦促修筑京汉铁路。计划获准后，奉命回到武昌去监督计划的实施。他打算向中国投资者发行股票但没有成功；光绪二十二年末，盛宣怀获准借外资修筑铁路。光绪二十四年，芦保段建成，光绪二十六年延至北京，光绪三十二年京汉的铁路全线完工。
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至光绪二十四年，外国列强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使许多学者猛醒。张之洞所是时代的前驱，对于当时及后世，影响较大者有二事：一是重视教育事业。二是他在中、西文化冲突之中，著《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光绪最终听从康有为的主张，开始“百日维新”。原先张之洞的态度是同情维新的，他向皇帝推荐一批思想开明的青年，其中就包括梁启超。在维新运动中期，他写下著名《劝学篇》二卷，光绪二十四年刊行，皇帝下令将它分发给所有官员和学者，这篇著作的真正目的是鼓吹一个先从教育着手、逐渐改良的方案，而不是皇帝和康有为正在尝试的大刀阔步的变革。文章大意是：中国的出路在于复兴儒家学说，并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不采用它的哲学，这就是所谓“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百日维新”失败，慈禧太后重掌大权，张之洞致电慈禧，竭力主张惩办维新党人，尽管他与维新党中多人颇有来往。此外，他拒绝同刘坤一一同上书反对废黜皇帝。光绪二十四年之后，张之洞受到朝廷的怀疑，同时又为维新党人所憎恨，他们认为他胆小怕事而且背信弃义。他与维新派的最后决裂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当时一些维新党人聚集在汉口，准备在义和团起事的掩护下，秘密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慈禧政权，使光绪皇帝重新掌权，但计划为张之洞所得知，他下令逮捕并处死其领导人唐才常及他的十九名同谋。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义对张之洞的政治才能是一次考验。张之洞忠于慈禧太后，身为总督，他的职责要求他服从朝廷的命令，但他意识到一场排外运动的危险性。他和刘坤一所采取的做法，使他们在义和团起义中得以同时受到慈禧和外国人的信任。他一方面奉北京朝廷之命向北方调拨军队，但这些调出的军队是强征而来未经训练的，最精锐的军队他却留在身边。一方面他又向外国人表明他不完全排外的立场，上海外国领事团被告知，只要列强不派军队侵入长江流域，张和刘将保证长江流域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项建议被列强基本上接受了，并且为其他督抚所采纳；它使中南地区外国人的安全得到保障。
张之洞的政治才能应变能力使他在义和团起义之后，在朝中颇受宠信，加封太子太保。光绪二十七年一月，下谕召询有关最需改革之事项，他和刘坤一合递了三份奏折。这三份奏折有两方面的重要内容：首先建议设立现代学校，改革科举制度并鼓励学生去国外留学；第二，提倡依照西方国家行政和军事改革。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刘坤一去世，张之洞再次在南京署理两江总督。他任职五个月，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在北京举行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朝议之后，他受命参与制订全国学制。有关学校体制的建议书于光绪三十年一月送呈御览。上奏中的学校体制显然以日本模式为基础。为了推行新学制，张支持废除由来已久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于光绪三十一年终于被明令废除。
光绪三十三年，张之洞奉召进京授大学士、军机大臣。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逝世，此时，张已是衰落的满清王朝仅存的著名人物，漫长而紧张的官僚生涯使他精疲力尽，他于宣统元年（1909）十月四日去世，谥“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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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阳铁厂———湮没的钢铁巨龙
摘要百年汉冶萍公司承载了一个国家富国强兵的梦想以及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决心，同时也被西方视为中国觉醒
的标志。但是，经过了58 年的曲折发展，它却最终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可谓其兴也勃，其衰也忽。
关键词张之洞盛宣怀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富国强兵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在雄伟的武汉长江大桥之下，
孤独地矗立着一座长须老者的塑像，熟知武汉历史的人知道，那
就是张之洞。在他的身后，是中国近代工业史最早的官办钢铁企
业旧址———汉阳铁厂（即汉冶萍公司前身）。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封建国家里，现代钢铁工业的产生和发
展，往往被认为是这个国家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过渡的具有重要
意义的标志。1890 年汉阳铁厂的创立乃至后来汉冶萍煤铁厂矿
公司的成立，均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托拉斯，它的创立被西方
视作中国要自强的标志。可最终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它
却走向了衰落。
一、汉阳铁厂时代
1889 年，张之洞因督办芦汉铁路（京汉铁路），调任湖广总
督，开始了他一系列的近代化改革。张之洞督鄂的“湖北新政”，
使湖北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崛起。纵观张之洞在湖北兴办的众
多实业，汉阳铁厂无疑是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个。1891 年元
月，张主持在湖北大别山下动工兴建汉阳铁厂，1893 年10 月建
成投产。全厂包括生铁厂、贝色麻钢厂、西门士钢厂、钢轨厂、铁
货厂、熟铁厂等6 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片钩钉
厂等4 个小厂。此外还有大冶铁山开矿机器、运矿铁路通至黄石
港、汉阳水陆码头，以及马鞍山、王三石煤井工程等，规模宏伟。
它的预期产量为日产生铁100 余吨，精钢、熟铁100 余吨，年可
产3 万余吨[1]。
办厂伊始，举步维艰，仅厂址的选定就颇费周折。按照当时
的惯例，但凡大型的钢铁企业的选址都靠近原料产地，要么近煤
矿，要么近铁矿，这样取材便利，能够节省开支，当时清廷中的很
多大臣也是这样建议的。比如李鸿章当时就建议近煤矿设厂，然
而湖北并无大煤矿。另外一名清廷大员盛宣怀则建议设厂于黄
石，靠近大冶铁矿，但是这样督察却不便。最后张之洞经过斟酌，
决定煤铁两不靠，将厂址选定于汉阳大别山（即龟山）。
在厂址选定以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困难，尤其在经
济上并没有获得清政府更多的支持。张之洞无奈之下，不得不东
挪西凑，四处借贷，甚至截留军费和应缴部款，以应付办厂支出。
从1892 年元月，铁厂正式动工起，两年之间，他几乎每周都要听
取铁厂进度的汇报，还委派亲信进场督办。从正式投产以后，焦
炭供应问题就一直困扰着铁厂的正常运转。铁厂在投产之前，不
曾为自己找到可靠的燃料基地。尽管张之洞在设厂之前派官员
先后到湖南、湖北、四川和江西各省广泛查勘煤矿，发现萍乡煤
矿蕴藏量丰富，质地优良，但由于离汉阳遥远，运输困难，再加上
湖南、湖北、四川所探测到的煤矿多以煤质不佳，或储量浅少而
不合用，这导致铁厂很快被迫停炉。
汉阳铁厂的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
早7 年，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规模仅次于德国费尔
克林根钢铁厂，居世界第二位，故被当时的舆论称之为“东方雄
厂”[2]。但是它实际上中看不中用，汉阳铁厂从兴建、投产至1895
年，总计投资白银达588 万两以上，生产的钢铁卖出后获银
24825 两，占投产两年开支的1.55%。铁厂要继续办下去还需大
量的资金，而当时，清政府甲午战争新败，2.3 亿两白银的赔款已
经让清政府难以为继，再为铁厂拨款就更加困难，因此铁厂另寻
出路也就成了必然的选择。1895 年，清政府颁发“招商承办”的
指示正好为铁厂的发展提供了出路。
1896 年4 月11 日，汉阳铁厂正式改为官督商办，承办人是
堪称晚清最有实干能力的洋务大臣盛宣怀。此时的盛宣怀因在
甲午战争中贪污采购军粮的公款为御史参劾，为了逃避责任，他
趁机投向张之洞，加之此时张之洞寄望洋商承办的想法遭到了
全国上下一致反对，万般无奈只好交由盛宣怀承办。
二、汉冶萍公司成立
盛宣怀接手汉阳铁厂以后，为解决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一
方面充分发动民间资本，制定招商章程，提供各种优惠措施。章
程申述：“拟先招商股银一百万两，仍以一百两为一股。自入本之
日起，第一年至第四年按年提息八厘，第五年起提息一分。此为
本厂老商，必须永远格外优待。办无成效，额息必不短欠，办有成
效，余利加倍多派。嗣后气局丰盛，股票增价，其时推广加股，必
先尽老商承认，有旧票呈验，方准其纳入新股，以示鼓励旧商而
杜新商趋巧之习。”[3]另一方面，利用个人关系调动他所控制的轮
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资金，作为办厂的初期资本。
官督商办以后，铁厂最大的问题就是缺焦缺煤。由于萍乡煤
焦因技术不过关，质量不稳定，所以当时汉厂所用焦炭主要来自
开平煤矿和英国来货，成本奇重。于是张之洞和盛宣怀联合上奏
清政府对萍乡煤矿进行整顿，并禁止另设公司，各小煤厂所产煤
由萍乡煤矿总局统一收购。在萍乡煤矿的开发期间，盛宣怀广泛
吸收民间资本，基本上解决了资金问题。经过一系列整顿和开
发，引进多种新式采掘机械，萍乡煤矿的规模逐渐扩大，到1907
年，萍乡煤矿的基建工程完成，昼夜可出煤1300 吨，出焦煤780
吨，基本解决了汉阳铁厂燃料供应问题。
然而在积贫积弱的晚清时期创办现代化企业，资本不足的
问题往往是贯穿始终的，暂时地解决并不能扭转这个趋势。并且
汉厂、萍矿自官督商办以来，十年都未发放股息。有着多年经营
现代企业经验的盛宣怀知道“附股衰旺，只问（企业） 有利无
利”[4]，到1907 年，厂矿的经营实况表明，汉厂亏本，萍矿见盈，社
会上普遍认为“制铁不如采煤得利之速”[5]。在处理这个矛盾上，
盛宣怀的对策是“将萍乡有利之煤矿，并入汉阳亏本之铁厂，方
可多招商股”[6]。在取得清中央重臣张之洞和时任湖广总督赵尔
巽的支持后，盛宣怀便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向清政府奏准设立
商办汉冶萍煤铁公司。自此公司由官督商办转为完全商办。虽然
问题严重，但是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拥有员工7000 多人，年
产钢近7 万吨、铁矿50 万吨、煤60 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
90%以上。
三、巨龙的湮没
上文提到了盛宣怀在接办汉阳铁厂后遇到的招集资本的困
难，除了广泛吸收民间资本，再加上向钱庄和商号借贷资金以
外，盛宣怀还被迫求助于外国贷款。从1898 年向德国华泰银行
代理商礼和洋行借款400 万马克（约合银132.9 万余两）开始，
盛宣怀大量向外国银行借款，其中对公司影响最大的要数日本
资本了。公司之所以炉倒火熄，日本以债务为手段的侵夺是最重
要的原因。可以说在盛开始向外国借款办厂起就为以后的公司
破产种下了祸根。
1904 年，日本兴业银行开始提供300 万日元贷款。可是日
方与公司联系、商洽的并不是一般商人，而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
小田切万寿之助。而小田切的所有行动又是严格听命于日本外
务省的指示。不仅止此，据有关揭示日本对汉厂的重大借款活
动，都是经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由内阁总理大臣作出裁决。日本
对华贷款的绝大部分来源，特别是这次对汉厂贷款，都是出自日
本大藏省的资金，日本兴业银行不过是名义上的经手人而已[7]。
从这里我们不难理解，日本提供的300 万日元的贷款，其主要目
的是长期控制大冶铁矿，以保证其本国的新兴钢铁工业所需要
原料的可靠供应。
1905 年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军需工业相关的钢铁工业的
需求进一步加大。自身原料不足的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掠夺。日
本政府于1910 年1 月派制铁所长官中村雄次郎来华与盛宣怀
进行密商[8]，其主要内容就是更有效地由公司供应质优而价廉的
生铁和矿石。到1911 年3 月底正式签订《预借生铁价值正合
同》。通过这次贷款合同，汉冶萍公司将每年向日方售出大约十
万吨生铁[9]，价格方面议定“每吨生铁价日本金二十六元”。至此
日本势力对汉冶萍公司的约束进一步加强了。它使公司在安排
主要产品、生铁和铁矿石的生产时，首先要考虑到日本的需要，
下余才能供应本公司生产单位在原料上的要求。低廉的矿石和
生铁的售价，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利益。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钢铁消耗剧增，市场供不应求，价格高涨。但受借款合同价格
的约束，日方的低价收购并没有改变，虽经公司多次交涉，最终
变动不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市场钢铁价格跌落，这
使得汉冶萍公司短暂的战时繁荣景象迅速一扫而空。公司日债
愈积愈巨，利息也越滚越大。至此，以炼钢制铁为专业的汉冶萍
公司已经奄奄一息，沦为单纯为日本开采铁矿石的殖民地性质
的企业了。到1948 年2 月16 日，汉冶萍公司资产清算移交结
束，自此在世界工业界享有“东方雄厂”的钢铁巨龙走到了生命
的尽头。
回顾汉冶萍的悲剧历史，我们也不能仅仅归罪于日本帝国
主义的经济掠夺，试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下，在一个贫弱
的没有独立自主地位的国家里，在动荡而没有独立自主市场环
境的岁月中，商办企业的生存发展和民族工业的振兴发达也就
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