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中国证券市场的百年史
中国证券市场从1870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个时期：1870年至1949年的香港、上海、天津、北平的证券市场，1950年至1980年的天津、北京、香港、台湾证券市场，1981年至今的上海、深圳、香港、台湾证券市场，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股票是洋人发行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商开始在中国兴办工商企业并开始发行股票。最早在中国设立股份银行的是英国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设立总行，4月在上海设立分行，187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买卖外商股票的的经纪人。
与此同时，在清朝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也出现了中国人自己开办的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自己发行的股票。1872年李鸿章、盛宣怀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发行了股票。1882年上海初步形成了证券市场，华商组织了上海“平准股票公司”，外商组织了“股票掮客公会”，这是中国出现的最早的专门从事股股票交易的机构。1891年洋商开办上海股份公所。1902年清政府建立了上海众业公所。1908年发生了我国历史上股票交易的第一次严重的投机倒把事件。英国人麦边在上海开设橡皮股票公司，宣称在澳大利亚种有大量橡胶树，一些外商银行也与之勾结，开办以该股票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引起许多人争相购买橡皮股票，一些中国钱庄认为有利可图，也参与了收购橡皮股票哄抬股价的活动。1910年橡皮公司的外国人售出全部股票后携款外逃，外国银行宣布停止收购橡皮股票，并索要以前的抵押款。这时股东才知上当，相续倒闭的中国银庄有几十家，给当时的金融界和股市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为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市场的控制，中国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股份公司日益增多，股票大量发行，成为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条例，证券交易有了初步的法规。当时的上海股票商业公会设在上海二马路一带(今九江路)。最初有会员12家，后增至15家，会员缴纳12两白银作为公会资本，每月还要交会费2两。交易品种包括政府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及外汇等等。交易方式是现货交易，交易时间为上午9——11时，手续费按1%—5%收取。这标志着中国人自己经营的第一家现代证券交易所诞生了。
1920年孙中山先生与虞洽卿联名向北洋政府申请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集资500万元，于同年7月1日开业，经营品种除证券之外还有金银、皮毛、花纱布、粮油等等。与此同时，上海股票商业公会也根据北洋政府颁布的《证券所交易法》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集资300万元，经纪人有55名，主要经营北洋政府发行的公债。这两个交易所业务兴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半年就赚了100多万，引起了各方面投资者的注意，各种证券物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仅在上海就有200多家。随后全国一些大城市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
1918年北京股票交易所成立，1921年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当时的天津证券物品交易所资本200多万元，分为10万多股，由天津和上海两地筹资，理事长为曹锟之弟曹均，沪方代表由孙棣三担任，监督人为天津一位巨绅。当年10月1日在天津东马路开业，先是买卖公债，然后增加了股票交易，也曾兴盛一时。
1921年秋，风云突变，当时上海先后兴起的150家交易所，有的发行股票成立了信托公司，因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而倒闭，引起了连锁反应，上海有近百家证券物品交易所倒闭，只剩下包括上海货商交易所在内的十几家。天津的证券物品交易所也因上海股价暴跌、交易所倒闭之风的影响，于1922年停止了营业。后来人们把1921年的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倒闭风潮称为信交风潮，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次暴跌。
30年代至40年代，中国股市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大起大落的投机风潮。当时京津沪相续被日军占领，经济处于停滞状态，伪币大量出笼，物价急剧上升，工商业萎迷不振，各路资金都涌向股市，证券交易所活跃起来，上海的交易所由不到10家增加到80家，天津的证券贸易行最多时达到150家。同时黑市风气盛行，津沪两地无照经营的达200多家。地方政府先是禁止股票交易，后来又改变策略，想利用证券交易吸引社会游资。1943年9月上海货商证券交易所复业，经纪人由原来的50 人增加到150人，申请上市的股票150种，但开业后并不理想。1944年底华北政务委员会指定天津银行业公会组织华北证券交易所，强行规定天津银行出资 1000万元，北京银行出资500万，青岛、济南银行各出资250万，于1945年1月成立华北证券交易所。但是当时伪币贬值，时局动荡，各方面都不积极，直到日本投降也没有开业。
1945年国民党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开放犹豫不决，争论不休，各派人士意见不一致，
但是当时黑市的证券交易和转让仍在进行，社会游资没有正当出路，1946年上海又开始筹备交易所，由原来的华商股票交易所的老股东认购6/10股份，其余4/10由中国、交通、农民、中央信托、邮政储蓄等单位承担，定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1946年9月开业，当时有经纪人250多。开业不久市场疲软，经纪人陆续申请退出，股票交易清淡，形成中国股市的第三次暴跌。1946年3月华北证券交易所改为天津有价证券交易所，增加资本10亿元，几经周折于1948年开始营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货币贬值，天津证券交易所被迫停业。
1949年以前中国有香港、上海、天津、北平四个证券市场。香港是开业最早的证券市场，1891年香港股票经纪协会成立，1914年易名为香港证券交易所。1921年建立了第二个证券交易所。1941年香港被日军占领，这两个交易所停止活动。1947年两个交易所合并，成立了香港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实际上，香港从1866年开始股票买卖到1947年香港香港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一阶段，市场规模很小。30年代在上海银行操纵下股票经纪业务才有所扩展，旧中国的金融中心在上海，因而有“大上海”、“小香港”之称。1949年内地（特别是上海、广东）的企业人士移香港，带来较多的资金，才使香港证券市场有了暂短的起色。香港市场的发展是在1960年以后。 1949年6月华东军事管制委员会为了稳定上海金融秩序封闭了上海证券交易所。1949年1月天津解放，天津军管会接收和清理了原国民党时期的证券交易所，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天津证券交易所，该所于1949年6月正式营业，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1950年2月1日北京证券交易所成立。这两家交易所在解放初期对融通社会资金，恢复生产起了积极作用。1950年以后金融和物价趋于稳定，证券交易减少。1952年天津证券交易所并入天津投资公司，北京交易所也停业。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的有价证券是国家发行的公债，但只能还本会息不能买卖和转让。80年代中国大陆又兴起国债、企业债券和股票的交易。
香港证券市场是1949年以后一部分内地资金的转入才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市场狭小，银行信贷是各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到1962年也只有65家上市公司。1965年平均月营业额410万美元（约3200万港元），1967年8月31日恒生指数曾降至58.61点，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停市10天。 1968年香港经济增长，使证券市场成为地方实业重要的资金来源，1969年平均月营业额2720万美元（约2.12亿港元），上市公司72家，同年12 月17日远东证券交易所开张。1971年9月15日金银证券交易所开业，1972年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开业，在如此狭小的地区拥有四个证券交易所是世界上罕见的。但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香港发展为东南亚的金融中心，港英当局和中外财团的投资迅速增长。1972年香港四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190种，当年上市的就有98种，成交额达到43.397亿港元，是1969年的70多倍。1983年成交额达到482.17亿港元，比1968年增长了53倍，总市值达到了1734.5亿港元。在这期间香港股市也经历了1973年和1982年的两次暴跌。
70年代香港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使证券交易所挤满了家庭妇女、保姆和小贩，每周都有新上市的股票，由于忽略了证券交易的基本法则，一些股票在市盈率100倍以上的价格上交易，使恒生指数从1970年的211.9点暴涨到1973年3月的1775点，交易所对风险毫无准备，终于发生了暴跌，到 1974年12月恒生指数跌到了150点。从1972年起香港证券交易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的规范化措施，并在1974 年提出四个交易所合并的设想，1977年形成统一的证券交易所取代原来的四个交易所的工作有显著的进展，建立了由证监会牵头并由四个交易所代表组成的工作班子。1980年7月7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组成，1981年3月31日正式注册。1978年以后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促进了香港的进出口和转口贸易，香港房地产兴旺，恒生指数又恢复到1972年的水平，1980年10月1日达到1810点，成交额达到957亿港元。1982年香港股市因佳宁事件和撒切尔夫人访华引发的所谓“信心危机”发生第二次暴跌，1983年初恒生指数跌至750点。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公布，人心稳定，恒生指数又上升到1200点。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949年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以后，通过发行所谓“爱国债券”促进证券交易，但是真正的证券市场是从1953年开始的。台湾当局为了把地主的土地转换给农民，对地主实行赎买政策，以七成稻谷实物债券和三成的公营事业股票(主要是台湾水泥、台湾纸业、台湾工矿、台湾农林四大公司)换取地主的土地。当时地主所得的债券和股票，连同台湾当局发行的爱国公债共22亿新台币，地主对其所拥有的股票不感兴趣而大量开价出售，场外交易的商行应运而生，最繁荣时达到二三百家。为了加强管理，台湾当局1954年颁布了《证券商管理办法》。1960年台湾证券管理委员会成立并开始筹备证券交易所，1962年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1家，其中上市公司18家，上市股票25种，面值54.9亿新台币，总市值为68.4亿。1967 年编制了台湾证券交易所加权指数，1968年加权指数为111.75点，1973年由于纺织品出口激增，证券市场活跃，指数曾达到514.85。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又导致指数暴跌至188.74点，以后四年的指数一直在200—300点徘徊，1978年随着经济的恢复指数上升到688.52点， 1979年至1982年指数在400—500点区域内波动。台湾股市的狭小是因为大多数民营企业是传统家族式经营，不愿意发行股票便股权分散，从而使原有股东的利益受损。股市的交易制度不健全，投机性强，良好的公司也不敢贸然从股市上融资。 1981年10月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选举了第一批成员，经过三年，原来的香港证券交易所、远东证券交易所、金银证券交易所、九龙证券交易所停止营业，1986年4月2日联交所正式开业，并亨有在香港建立、经营和维护证券市场的专营权，使香港证券市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1986年9月22日香港被接纳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开始向国际金融市场迈进。当时香港共有上市公司258家，证券330种，其中260种是普通股票，21种是认购权证，7种是公司债券，1种是政府债券，36种是单位信托，5 种是优先股。1987年恒生指数接近4000点，但由于美国股市暴跌而引起的世界性股灾，香港股市在1987年12月7日跌到1894.94点，1990 年重新恢复到3500点。90年代香港股市虽然也受到各种外界影响，但搞风险能力较强，1992年恒生指数曾达到12000点，到1997年1月香港已有 550只股票，其中包括综合企业、航运货仓、酒店饮食、金融投资、地产建筑、零售传播、电子玩具、工业和公用事业九类，此外还有基金16只，认股权证36 只，中国H股22只，共624只。
台湾股市80年代初的加权指数在400至500点徘徊，直到1986年才上升到1039.11点，此后几乎是翻倍的的增长，1987年达到4673 点，1988年8789点，1989年10773点，1990年12495点，终于暴发了一次暴跌，从90年2月的12682点跌到10月份的2485 点，跌幅达80%，到年底又回复到4530点，当时的355家证券公司受到不同程序的损失。
80年代至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上海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境内形成了深圳、上海、香港、台湾四个证券市场。
1981年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国库券，1984年7月北京天桥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这是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证券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到1989年全国发行股票的企业达到6000家，累计人民币35亿元，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江苏、河北、安徽、湖北、辽宁、内蒙古等省市，其中债券化的股票占90%以上，经正式批准的比较规范的股票发行的试点企业有100多家。除股票之外， 1986年5月8日沈阳信托投资公司率先开展了债券买卖和抵押业务，到1988年全国61个大中城市开放了国库券流通市场，1989年全国有100多个城市的400多家的交易机构开办了国库券转让业务，1990年全国累计发行各种有价证券2100多亿，累计转让交易额318亿，证券中介机构网点达到 1600多家，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告成立，12月自动报价系统(STAQ)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1991年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中国证券市场进入了启动阶段。
1986年9月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业务部开始了股票柜台交易，主要交易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的股票，1988年上海又有海通、万国、振兴三家证券公司成立从而初步形成了场外证券交易市场。到1990年上海市场上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电工、飞乐股份、豫园商场、凤凰化工等8只股票进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老8股。到1991年上交所成立时除老8股之外，还有89年保值公债三种，87至91年国库券四种，工行债券六种，交行债券一种，中行债券两种，建行债券一种，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十四种。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 个，深圳与上海不同，大宗的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1992年5月上海和深圳相继开放股价，同时在两个交易所进行规范化的场内交易，两地综合指数分别达到1429点和312点，到11月又分别回落到 386点和164点。1992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9只，B股9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3只，B股9只。1993年2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又上升到1558点和369点，同时又有大批新股上市，到93年底，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107只，B股22只，国库券5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76只，B股19 只。1994年7月29日沪深股市在扩容的压力下分别降到325点和94点，从8月份管理层提出暂停发行新股等三项政策，两市指数在9月份又上升到 1052点和210点。到94年底，在上交所上市A股有168只，B股32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5种，期货10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118只，B 股18只，基金8只，国债期货15种。1995年初由于大量资金云集国债期货市场，深沪股市分别降到524点和122点，5月18日国务院宣布停止国债期货交易并处罚违规的券商，3天之内沪深股市指数上升到927点和175点(成份指数1473点)，到95年底在沪深证券市场上市的证券达到460个，全年累计成交额64097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184只，B股35只，基金12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127 只，B股34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6种，期货14种，国债回购7种。1996年初沪深股市指数在522点和104点徘徊，但是随着宏观经济的好转和 97年香港回归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两市指数迅速上升，到12月11日和12日分别达到1258点(30指数3064点)和476 点(成份指数4522点)。96年底，沪深两市上市的证券达到667个，全年成交额41610亿，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有287只，B股42只，基金15 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8种，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227只，B股43只，基金10只，国债现券9种，国债回购9种。1997年5月沪深股市的指数分别达到1510点(30指数4286点)和520点(成份指数6130点)到97年10月1日在上交所上市的A股已有361只，B股48只，在深交所上市的A股有336只，B股51只。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发展引起了世界各国金融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发展股份制进行企业改革之后，证券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筹资和融资功能。
⑵ 中国股市一共来了几次牛市，分别年份是谢谢
中国股市一共来了十一次牛市，分别为：
第一次牛市：1990年12月19日~1992年5月26日（96.05~1429）（一年半后，1380%）；
第二次牛市：1992年11月17日~1993年2月16日（386~1558）；
第三次牛市：1994年7月29日~1994年9月13日（325~1052）；
第四次牛市：1995年5月18日~1995年5月22日（582~926）；
第五次牛市：1996年1月19日~1997年5月12日（512~1510）；
第六次牛市：1999年5月19日~2001年6月14日（1047~2245）；
第七次牛市：2005年6月6日~2007年10月16日（998~6124）；
第八次牛市：2008年10月28日~2009年8月4日（1664~3478）；
第九次牛市：2012年12月4日~2013年2月18日（1949~2444，23.56%）；
第十次牛市：2013年6月25日~2013年9月12日（1849~2270）；
第十一次牛市：2014年3月12日~2015年6月12日（1974~5166）。
(2)1997年上海的股票配资公司扩展阅读：
特征介绍
1、小型股先发动涨势，不断出现新的高价。
2、不利股市的消息频传，但是股价却跌不下去时，为多头买进时机。
3、利多消息在报章杂志上宣布时，股价即上涨。
4、股价不断地以大幅上扬，小幅回档再大幅上扬的方式波段推高。
5、个股不断以板块轮涨的方式将指数节节推高。
6、人气不断地汇集，投资人追高的意愿强烈。
7、新开户的人数不断增加，新资金源源不断涌入。
8、法人机构、大户进场买进。
9、除息、除权的股票很快地就能填息或填权。
10、移动平均线均呈多头排列，日、周、月、季线呈平行向上排列。
11、6日RSI介入50～90之间。
12、整个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政府公布的利好消息频传。
13、本地股市和周边股市同步不断上扬，区域间经济呈活跃趋势。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牛市
⑶ 股票事件！
、“东方锅炉”事件的揭露
1999年1月16日，“东方锅炉”董事会在《上海证券报》上刊登公告称，公司上市过程中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几日之后，有关媒体就刊载了如下消息：“审计署 的一份调查显示，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所属的东方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包装上市’的办法，连续多年编制虚假财务报告，虚增净利润1.23亿元，上市后又将应列作1996年度的销售收入1.76亿元，销售利润3800万元，转列到1997年度，而将应列作1997年度的销售收入2.26亿元，销售利润4700万元转列到1998年，创造连续3年稳定盈利，净资产利润率增长平衡的假象。”
当投资者们正等待证券监管部门对此事做出处罚之时，3月份，“东方锅炉”又先后两次在《上海证券报》刊登公告，称“本公司前任董事长江促生，现任董事长何允民，董事马一中、程兆峰，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投资者们不禁纳闷“东方锅炉”到底出了什么事？4月14日，“东锅”事件终于真相大白，法院开庭审理了江仲生、何允民、马一中、程兆峰等4个在“东方锅炉”股票上市前，私自领取社会公众股进行场外交易以非法牟取暴利、将某证券公司返还广告费款200万元私分等违法事实。至于法定审理的结果，尚未公布。
可见，“东锅”事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违法行为，其一是公司采取非法手段包装上市；其二是一部分董事私自将公司股票进行场外交易牟取暴利以及私吞公司财产。
四、对“利润截期”问题的分析
在公司上市前和上市后对公司利润进行包装，是“东方锅炉”违法行为的第一个方面。
“东方锅炉”在上市之前，就通过调整财务报表而虚增净利润1.23亿元，上市后，又在“利润截期”问题上大做手脚，将1996年度的销售收入1.76亿元和销售利润3800万元，调整至1997年底。1997年度又以同样的方法，将该年度的销售收入2.26亿元和销售利润4700万元转移到1998年，从而创造连续3年稳定盈利，净资历产利润率增长率平衡的假象。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严惩的利润包装行为。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作为“东方锅炉”管理部门何以敢如此妄为呢？而作为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为何对如此严重的违法行为却视而不见呢？
首先，从会计责任来看，销售收入的确认与利润的核算是有一定原则的。根据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的规定，销售商品的收入，应在下列条件均能满足时予以确认：1）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2）企业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权；3）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4）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与此同时，财政部还在上述准则的基础上，颁布了有关确认销售收入的指南，进一步明确了对销售收入的确认，不能简单地满足形式上要求，而应注重交易的实质。只有同时满足上述的所有条件，销售才能据以确认。因此，会计准则的颁布，使企业要嘉宾行销售收入的人为调节，就有一定难度。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东方锅炉仍然操纵销售收入的调节，其动机就值得研究。
我们推测，东方锅炉管理当局之所以敢如此调节利润，其根源就在于轻视应有的会计责任。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销售收入是确实存在的，尽管在时间上有所出入，也不能算违法行为。因此，他们不仅调节了1996、1997年的销售收入与利润，还调节了1998年的销售收入与利润，而且所调节的金额之大令人咋舌。
事实上，“东方锅炉”直到事发之后，管理当局对这种调节行为的会计责任仍未有所认识。而国际上在确认会计责任时，将销售收入与利润的调节视作为严惩的会计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严惩不贷。例如：以生产“芭比娃娃”著称的美国马蒂称玩具制造公司于1971年调节了销售收入与利润，将本应在1972年实现的1500万美元的销售收入及800万美元的利润，调入1971年的会计年度，欺骗了该公司的投资者。事发后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罗丝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决个人罚款57000美元，并必须无偿提供2500个小时的公益服务。最后，该董事长罗丝被董事会逐出玩具公司。如果我国的会计监管部门也将销售收入与利润的调节视作为一项严重的会计违法行为的话东方锅炉公司的管理当局就可能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了。
其次，从审计责任来看，根据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在进行审计时需要确定一般审计目标，而一般审计目标包括7项内容，即总体合理性、真实性、完整性、所有权、估价、截止和机械准确性。其中“截止”一项在我们上述“利润截期”问题分析中已经涉及。“截止”又称截期，英文表达为Cutoff，即注册会计师在对被审计对象进行审查时，要确定接近资产负债表日的交易是否已计入适当的期间。尤其对于销售收入、应收账款、销售折让及退还等科目，注册会计师更应关注其截期正确与否。根据我国的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只要遵循了规定的程序，是可以并应该提示出企业在利润截期问题材的生大错误的。比如，对于“主营业务收入”这一项目截期正确与否的审查，不管“东方锅炉”在会计记账时是以货物发出作为确认收入的标准，还是以发票的开出为标准，只要通过抽样、检查、函证、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注册会计师完全可以获取有效的审计证据。
退一步说，假设注册会计师在审计中确实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但由于企业的帮意隐瞒或精心伪造而致使注册会计师不能发现其中的生大错报和漏报的话，那么还是有两个方面问题值得总结，要么是现有的独立审计准则存在先天不足，无法发现重大错报、漏报，要么是审计报告使用者对注册会计作用期望过高，对其抱有超越其能力的奢望。这些问题都是值得会计界进一步研究与总结的课题。
五、对公司董事擅自出售公司股票牟取暴利一事的分析
“东方锅炉”部分董事私自将公司股票领出进行场外交易，牟取暴利后私分以及私吞公司财产的行为，是“东锅”事件的第2个需要剖析的方面。
据司法机关调查发现，在“东方锅炉”5400万股社会公众股尚未上市之前，即1996年11月，当时的“东方锅炉”董事长江仲生和董事何允明、马一中、程兆峰等4人背着公司其他领导，共谋后由程兆峰从董事会秘书处领出东方锅炉社会公众股30万股（在未付认购股本金每股2.2元的情况下），并按照事先与北京某公司的约定在成才蜀都大厦一客房以每股7元的价格转卖，获得现金210万元。同月，和兆峰两次领出50万股股票，同何允明一起再次在蜀都大厦以每股8.8元卖给对方，获得440万元。四人均分了650万元中的340万元，分别以个人名字和家属名字存入银行，或用于购买国债、偿还个人债务等。
1996年12月，上述4人在到上海参加“东方锅炉上市挂牌仪式”期间，构同商议后以东方锅炉财务收据收取某证券公司返还广告费款200万元现金平均私分，以各自亲属名字存入上海市合作银行武昌支行，存单归个人所有。同月，在“东方锅炉”股票托管期间，厂务领导会议决定东方锅炉每位董事可获得2万股社会公众股的处置权，并要缴纳股本认购金。会后，4人又私自决定将何以明管理的“东方锅炉”股票每人再多分8万股统一办好手续后交由个人处理。据查，4人已将私分的8万股股票以不同的价格在不同的证券公司卖出，江仲生获73万元，何允明获92万元，马一中获73万元，程兆峰获69万元。（参考1999年4月14日《中国证券报》）
“东方锅炉”1996年12月27日挂牌上市的社会公众股为5400万股，这是由于“东方锅炉”作为股份制试点企业而于1988年和1989年分两次募集的。但由于当时并没有证券交易二级市场，于是便有了成都红庙的非正规交易市场，俗称“一级半市场”。正是看到了在这个一级半市场上许多投机家发了大财，使何以明等4个产生了心理不平衡。这时，他们想到了自己手中的权利。作为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他们可以从公司领出股票，然后在未付股本认购金的情况下，先拿去一级半市场进行交易，在牟取暴利之后现将股本认购金归还公司。以1996年11月程兆峰领出的50万股股票为例，认购股本金为2.2元，而交易成交价为8.8元，4个从中牟利为330万元，他们不需支付一分钱便可轻而易举地取得如此丰厚的利润。而“东方锅炉”的投资者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已经被某些人滥用并以此而发了横财。这对于投资者而言是极不公平的。对此，我们觉得在上市公司运行机制上以及注册会计师审计方面，有值得总结的方面：
（一）在上述事件中，公司管理人员在私分内部职工股、侵吞200万元广告费的过程中，可以不受约束地为所欲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行上市公司的管理机制引起思考。尽管为了强化控制，国家规定了上市公司内部必须设置监事会机构，以防止公司的管理部门超越权限，为个人谋取私利。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这一职能部门形同虚设，以致重庆百货大楼股份中，这一职能部门形同虚设，以致重庆百货大楼股分公司（600729）在公布1998年财务报表时，没有公布作为年报重要内容之一的监事会报告，引起社会公众的极大反响。在解释这一事件时，公司董事会秘书称：在1999年4月5日如开董事会会议时，监事会主席缺度。实际上，该公司监事会成员共有5人，其中监事会主席系重庆市商业局局长，自1997年10月以后，从未列席过董事会，现已退休。而副主席也已调离公司，另一位监事声称自己是公务员，早已写了矢职报告。因此，所谓的监事会实质上是没有召集人的一个残缺机构（详见1999年4月15日《中国证券报》）。可见，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上市公司缺乏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e governance），使得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大旦的内部人控制现象（Insidrt\ control），公司的经营决策大权均掌握在公司总经理与有关主管人员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公司的管理部门就有了私营舞弊的机会。“东锅”事件给我们一个学生的教训。
（二）在对上市公司审计过程中，我国注册会计师更多地是关注财务报表的公允表达，而较少关注上市公司的舞弊现象。那么，迪样的做法是否达到社会对注册会计师的要求呢？“东方锅炉”作为一个典型安全，生动说明了财务报表的“公允表达”与公司内部的管理舞弊二者并不矛盾。从“东锅”公司的财务报表来扯，形式上已经满足了会计准则的要求，没有违反有关的会计法规，公司管理当局只是在报表之外，炒作职工内部股时进行了营私舞弊。因此，如果从专业角度据此指责注册会计师，似乎对注册会计师期望过高。但是，对并非专业人士的社会公众来说，经过注册会计师审核过的公司仍存在成额欺诈，要说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他们似科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如何处理财务报表公允表达与查找公司管理当局舞弊一直是国际审计界中的一个难题。例如，美国除了在1988年颁布的每53、54号审计准则说明中，对注册会计师揭露与报告企业舞弊及非法行为的责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外，又在1997年颁布的第82号审计准则说明中，再一次强调了注册会计师应对企业存在舞弊和差错的可能性保持应用的专业关注。如注册会计师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时，必须询问公司管理部门在防止舞弊的问题材上采取了会么样的措施，这些措施实施的效果如何？有否发现过舞弊？对已发现的舞弊采取了会么栏的行动。通过这些程度，可以形成对管理当局舞弊的威慑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舞弊的发生。但在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中，虽然也包含了注册会计师对企业舞弊予以关注的具体准则，但从目前来看，绝大多数注册会计师仅仅关注财务报表的公允表达，而不太关注的问题材。从“东锅”事件看，除了要进一步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核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时应注意公允表达的目标外，同时还要强调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舞弊现象的关注。实际上，当公司舞弊现象比较严重时，后者的意义要大于前者。
⑷ 上海什么公司开发股票
上海开发股票的公司其中属于新产品新技术引进的有上港集箱、中纺投资、江南重工、华源股份、和新技术、推动工业结沪东重机、上海建工、上海贝岭、方正科技，以及产品结构调整收购广电电子、飞乐音响、爱使股份、申华控股、邮通、耀皮玻璃、上海港机械、浦东不锈钢等。
一、上海什么公司开发股票
1、股票配资的组成部分股票配资由借款方、平台、投资方三部分组成。借款方即投资者，借款额度即配资额度，配资额度的本质就是一项借款资本，平台即配资平台，赋予交易场景，获得投资者中间费或账户管理费，投资方是配资资本的提供者，由平台掌握募集，投资方可能是平台自己，也可能是平台寻找的第三方。
2、股票配资保证金股票配资保证金是投资者自己的的操盘资本，也是撬动杠杆倍数的原力，保证金金造就配资额度的大小。一般情况下，投资金额度是投资者直接付出的真正资本，而股票交易的操盘额度则是投资者付出的真正资本加配资平台的配资额度。
二、股票配资追保追保追加保证金金
股票配资追保指投资者在操盘中未核算时增加保证金金的行动，基本用在投资者在亏钱的情况下期望接着操盘的场景。4、股票配资穿仓穿仓是股票专业用词，是一项风险状况，指投资者账户上的权益为负数，这时投资者不仅仅将开仓前账户上的投资金所有亏掉。
综上所述，截至2019年4月19日，共有股票1517只，如果一家公司继续在上交所上市，股票数量将继续增加，在上交所上市需要满足一系列相关条件，所以上市的条件比较严格，然而，在上交所成功上市，对于上市公司筹集资金、转变经营模式非常有帮助。
⑸ 中国股市开始的时间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交易1984年北京的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为中国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随后，上海的飞乐公司、深圳的宝安公司相继发行了股票。1988年前后在上海和深圳出现了地区性的股票交易，1990年12月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宣布而开业，拉开了中国股票交易的序幕。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
1978年-1992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证券市场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下萌生。这一时期的市场特点是：自我演进、缺乏规范和监管，以分割的区域性试点为主。
1984年，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发行
1987年9月，深圳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1990年12月，上证所开始营业
1991年8月，中国证券业协会成立
1991年4月4日，深证综合指数发布
1991年7月15日，上证综合指数发布
1991年底，深交所开始营业
1991年底，推出B股试点
拓展资料：
中国股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股市。1989年开始作为试点，本着试得好就上、试不好就停的理念建立。所以在1995年之前的股市运作中，最大的利空通常是中国股市试点要停、股市要关门这类消息。后受“3.27国债期货事件”影响，中国期货市场于1995年进行全面的整顿清理，中国股市成为扶持的对象，这样股市才由此迎来了真正的利好，转而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中国股市最大的特点是国有股、法人股上市时承诺不流通，因此各股票只有流通股在市场中按照股价进行交易，然而指数却是依照总股本加权计算，从而形成操盘上的“以少控多”的特点。
⑹ 贵州茅台(上海:600519)在2000年到2005年间的起伏历史
贵州茅台公司成立于1999年11月20日，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8,500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1】41号文核准并按照财政部企【2001】56号文件的批复，公司于2001年7月3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7150万A股股票，公司股本总额增至25,000万股。
2001年8月20日，公司向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以2001年末总股本25,0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6元（含税）派发了现金红利，同时以资本公积金按每10股转增1股的比例转增了股本，计转增股本2,500万股。
2003年2月13日向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公司200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0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以2002年末总股本27,5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2元（含税）派发了现金红利，同时以2002年末总股本27,500万股为基数，每10股送红股1股。
2004年6月10日向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由原来的30,250万股增至39,325万股。
2005 年6月24日向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本次利润分配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由原来的39,325万股增至47,190万股。
2006年1月11日向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以2005年末总股本47,190 万股为基数，每10股资本公积转增10股。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股本总额由原来的47,190万股增至94,380万股。
(6)1997年上海的股票配资公司扩展阅读：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是由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贵州茅台酒厂技术开发公司、贵州省轻纺集体工业联社、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北京糖业烟酒公司、江苏省糖烟酒总公司、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有限公司等八家公司共同发起，并经过贵州省人民政府黔府函字（1999）291号文件批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主营贵州茅台酒系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同时进行饮料、食品、包装材料的生产和销售，防伪技术开发，信息产业相关产品的研制开发。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形成了低度、高中低档、极品三大系列70多个规格品种，全方位跻身市场，从而占据了白酒市场制高点，称雄于中国极品酒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