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约翰·桑顿是谁
1. 1954年出生于纽约，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牛津大学、耶鲁大学。1980年进入高盛公司并购部，1983年创建高盛伦敦办事处。1996年任高盛亚洲区总裁，1999年任高盛公司总裁兼首席运营官。2003年从高盛退休，应聘于清华大学，主持清华EMBA的“全球领导力”项目。
2. 约翰·桑顿出生于美国纽约，14岁时上了一所全是男孩儿的寄宿学校——霍奇基斯学校。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富豪子弟的贵族寄宿学校，特别注重对学生性格的铸造。约翰·桑顿在霍奇基斯学校里除了学习成绩优异以外，在运动方面也表现突出，他同时担任学校篮球队和网球队的队长。从就读霍奇基斯学校开始，约翰·桑顿就显示出了一种与父辈不同的倾向，在一个有着浓厚律师传统的家族成长的他本应成为一名出色的律师。
3. 青年时期的约翰·桑顿，用了八年时间分别在美国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士、法律硕士和管理学硕士学位。二十六岁找工作时，他没有遵循父母都是律师的家族传统，把目光移向投资金融领域，1980年约翰·桑顿进入了有着100多年历史的高盛公司。他经历和摆脱了每个初入社会的人都会有的困惑和不适应，34岁就成为了合伙人。从最初纽约总部的并购部普通职员到后来成为高盛的第二把手，桑顿22年的职业生涯和高盛公司紧紧联系在一起。
4. 作为并购方面的专家，上世纪80年代，桑顿凭靠令人叫绝的交易策略使得昏睡的伦敦市场复兴，也因此树立起名声，最终踏上了通往世界知名投资银行家的金光大道。
5. 从独立运作首战告捷——“摸着石头过河”——桑顿对高盛众所周知的贡献就是开拓了其国际业务。事实上在桑顿入行之初，高盛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美国本土公司，鲜有国际业务。缓基而在桑顿的策动下，它的国际部门从最早的50名员工发展到今天的6000多人。
6. 约翰·桑顿到达伦敦的第一天就有意外的“收获”。这一天，他顺手翻起当天的报纸。一个新闻标题马上使他为之一振——“对Thomas Tilling公司的敌意收购”。该新闻中提到，这笔收购的价格大约为6.3亿英镑，比历史上的最高收购价格（1.5亿英镑）高出四倍还要多。而大多数人认为，由于Thomas Tilling是当时英国的企业巨头，所以这次收购不会取得成功。
7. 约翰·桑顿却不这么认为，他看到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Thomas Tilling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说：“我也许能帮你。”由于有过合作关系，这位主席就约他当面去谈。到了Thomas Tilling公司以后，约翰·桑顿给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强调说：这个敌意收购是非同小可的，如果公司对此毫不理会，那么这次收购必定会成功。
8. 而在此后的三天时间里，Thomas Tilling公司所聘用的那家英国证券银行对这个报道置若罔闻，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结果是，Thomas Tilling公司聘用了高盛公司作为投资顾问。
9. 这笔敌意收购最后并没有成功。由于Thomas Tilling公司在英国企业的影响力，高盛公司也开始在英国企业界崭露头角。“从这个经历中我清楚地意识到：与美国成熟的投资银行相比，英国的证券银行并没有多少经验。所以，英国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了，高盛公司可以把美国的经验运用到英国来。”约翰·桑顿说，“这也改变了我们原来帮助欧洲企业拓展美国市场的想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帮助欧洲企业在他们本土进行投资和经营。”此后，他开始有计划地培养在防范敌意收购方面的专家。
10. 确实，在80年代初，英国证券银行的市场观念并不是很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富有“绅士风度”的，因为一旦他们签订了跟客户的协议，就守株待兔式地等着客户找上门来。“美国方式”使约翰·桑顿在英国证券银行界中引起了一股骚动。1986年，英国总共有五笔敌意收购，每笔收购的价格都超过了10亿英镑。高盛公司参与了四笔敌意收购的防卫，其中有三笔敌意收购的防卫是成功的，还有一笔最终的收购价格大大高出了开始的报价，也可以说是成功的。
11. 早在1983年，桑顿便开始了试图在欧洲建立投资银行特许业务(franchise)的努力，并于1985年搬到伦敦定居。在欧洲，桑顿几乎是在一张白纸上建起了庞大的并购业务，成功地为高盛开辟出一个新的战场。
12.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上个世纪80年代的欧洲商业文化仍以保守自满著称。对美国人来说，与欧洲人做生意同样需要克服很多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和障碍。
13. 2002年，当已经成为高盛总裁及联合首席运营官的桑顿准备举家离开居住了15年的伦敦搬回到纽约时，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撰文称桑顿“将伦敦塑造成一个现代城市”，不无夸张的赞词指的是桑顿冲击了当地商业银行昏昏欲睡、缺乏进取精神的经营方式。
14. 桑顿在欧洲的成功也部分地受益于英国及德国政府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推行的私有化进程。这给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高盛在英国最得意的项目当属英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即BP）的上市，在德国则是德意志电信——这两个超级项目奠定了高盛在欧洲的地位，而BP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布朗便是桑顿的密友。
15. 转战亚洲落户中国
16. 桑顿的触角紧接着伸向了亚洲。1996年年底，他在兼顾欧洲战略决策的同时，被任命为亚太区的主席，并在这个位置上做了近三年。桑顿和亚洲市场的渊源始自1993年，当时他受聘为李泽楷旗下的星空卫视出售一案的咨询顾问——这使他有机会了解亚洲市场，并最终成为高盛公司亚洲战略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17. 高盛在亚洲的表现在业内被公认为扎实、稳健。高盛承担了中国电信（HK941，现已更名为中国移动）、中石油、中国银行（香港）这几个大型国有企业重组和在海外上市的承销业务。其中1997年的中国电信项目由桑顿亲自领导。
18. 随着高盛国际业务的不断发展，桑顿也越来越接近公司内权力的顶峰。1999年3月，桑顿成为高盛公司的总裁；同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联合首席运营官，和另一名首席运营官约翰·舍恩(John Thain)一起成为仅次于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的第二把手。
19. “桑顿是投行业内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曾与桑顿多次合作的工商东亚执行总裁方风雷称。在同事眼中，桑顿是一位极具个人魅力的领袖。德意志银行亚太区副董事长、前高盛驻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张红力曾经被桑顿亲自提携过。“桑顿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能很快、很简短地到达问题的核心，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张红力说，“我认为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美国总统。”
20. 拯救沃达丰
21. 很多人认为，约翰·桑顿之所以能够在英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他不遗余力地建立跟知名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一个鲜明的例子发生在1988年，约翰·桑顿把目光放在了一家名叫Racal集团的英国电子公司。
22. 从表面上看，Racal集团的年度财务收支平衡表上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引起他注意的是平衡表上的移动电话子公司，这个子公司规模很小，资产仅占集团总资产的20%。“当时美国也有几个地方性的公司在做移动电话，这些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但是其中上市的几家公司被市场大大高估了，因为人们都相信移动电话将是前途无限。”约翰·桑顿回忆说，“我惊奇的发现，Racal下属的移动电话子公司居然处于盈利状态。最后我得出结论，Racal集团的股票实际上是被市场低估的，它很可能会面临敌意收购。”
23. 他马上给Racal集团的董事长（此前并不认识）打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秘书帮他留了言。到了当天下午，该董事长给他回电话。约翰·桑顿说：由于事情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需要当面谈而不是在电话里谈。两人按约定在酒店见面，约翰·桑顿把自己的分析告诉了对方，并且提出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把股票中的20%拿出来单独浮动，以体现移动电话子公司的市场价值。随后，约翰·桑顿按对方的要求提供了书面报告。第二天，Racal集团就按照约翰·桑顿的建议，把20%的股票单独浮动。
24. 如今，Racal集团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那个移动电话子公司，却变成了今天英国的企业巨头沃达丰（Vodafone）。高盛公司
㈡ 高盛为什么可以做各支股票的评级
这个问题问的好！
高盛是一家美国公司，是国际知名度很高的投行。多年以来一直在金融市场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由于从业时间长，手下汇集了较多的金融人才。在各个主要国家的金融市场基本上都有他们的踪迹。因为他们在金融市场的名声和影响力比较大，所以他们经常发表各种股票评级，证券分析之类的消息，借以扩在自己的影响力。久而久之，听的人多了，听久了，相信的人就多了。对股票的走势就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是高盛及西方金融机构操纵和影响市场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操纵和影响市场他们就可以获取暴利。
高盛在中国的名声比较臭。08年金融危机期间曾经在原油上给中国多家航空公司设下期权陷阱，致使中国企业巨亏。10年11月12日涉嫌操纵A股，引发A股暴跌。又曲线收购双汇食品，恶意操纵双汇股价。
㈢ 高盛为什么这么牛
因为他涉及到的领域众多，资本雄厚。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一家国际领先的投资银行，向全球提供广泛的投资、咨询和金融服务，拥有大量的多行业客户，包括私营公司，金融企业，政府机构以及个人。高盛集团成立于1869年，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及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总部位于纽约，并在东京、伦敦和香港设有分部，在23个国家拥有41个办事处。
2017年6月7日，2017年《财富》美国500强排行榜发布，高盛集团排名第78位。 2018年7月19日，《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高盛位列259位。
(3)高盛调高天然气股票价格扩展阅读：
高盛最近高调派发公司福利。他们不仅给自己发巨额奖金，还举办了召集全球合伙人参加的合伙人晚宴。更奢华的是，上个月高盛把两艘渡轮投入使用，航程连接高盛办公楼和泽西城。
虽说高盛今年开始也在裁员，但是大摩、瑞银什么的都已经开始动手在裁高级董事、总经理级别的人，高盛只是传出风声，要裁哪个级别的还不明（大摩在公关节奏和掌控上明显比高盛输分）。但是高盛跟去年明显不一样。
其一，是管理层发奖金，今年高盛5位executive给自己发了总计710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首席执行官劳埃德-贝兰克梵有2100万美元（200万美元年薪，560万美元现金和1300万美元股票）。其他投行的CEO最多的也就是这个数的一半，所以贝兰克梵这么鹤立鸡群，肯定是故意的。
其二，是高盛传统上本来有一个合伙人晚宴。这个晚宴，吃饭事小，单是一项：要把全球的合伙人都叫来参加，当然还包括配偶，还加上各路宾客，差旅费就很惊人。
参考资料：网络 高盛集团
㈣ 什么是道琼斯指数，标准普尔500指数，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1.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是指道琼斯股票价格平均指数，是世界上最有影响、使用最广的股价指数。它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作为编制对象，由四种股价平均指数构成。道琼斯指数包括很多耳熟能详的国际公司，包括耐克、卡夫、波音、花旗、杜邦、通用电气、英特尔、强生、可口可乐、摩根大通、微软、麦当劳、高盛、苹果、宝洁、沃尔玛等一批大型跨国公司。
2.纳斯达克100指数(NASTAQ)
纳斯达克100指数做为纳斯达克的主要指数，其100只成分股均具有高科技、高成长和非金融的特点，可以说是美国科技股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纳斯达克100指数里，这些高成长性股票的良好业绩，都是各自内生性的高成长带来的，特别是创新业务，而非例如资产注入等外延式的增长。
从纳斯达克100指数十大权重成分股来看，他们主要为高科技企业，其中计算机行业的公司居多，权重最大的为苹果电脑(Apple)，另外包括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思科(Cisco)、英特尔(Intel)等诸多知名公司。
纳斯达克指数也被称为美国的创业板指数。
3.标普500股价指数
标普500股价指数是由美国McGraw
Hill公司推出，自纽约证交所、美国证交所及上柜等股票中选出500支，其中包含400家工业类股、40家公用事业、40家金融类股及20家运输类股，经由股本加权后所得到之指数，以1941至1943这段期间的股价平均为基数10，并在1957年由S&P公司加以推广提倡。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计算，以股票上市量为权数，按基期进行加权计算。
因为标普500股价指数几乎占纽约证交所股票总值80%以上，且在选股上考量了市值、流动性及产业代表性等因素，所以此指数一推出，就极受机构法人与基金经理人的青睐，成为评量操作绩效的重要参考指标。这一点跟国内的沪深300指数比较类似。
㈤ 高盛的高盛中国
高盛（英语：Goldman Sachs）为跨国银行控股公司集团，为《财富》杂志评选的美国财富500强企业之一，总部位于美国纽约。高盛的业务涵盖投资银行、证券交易和财富管理；业务对象为企业、金融机构、(国家)政府及富人。业务按地域分为三大块即美国、亚太地区和欧洲，在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含美国）设有代表处；包括纽约、芝加哥、法兰克福、伦敦、东京、台北、北京、上海和香港。亚太地区总部设于香港。在中国设有北京办事处、上海办事处，并成立合资证券公司高盛高华。
高盛长期以来视中国为重要市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就把中国作为全球业务发展的重点地区。
高盛1984年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又于1994年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代表处，正式进驻中国内地市场。此后，高盛在中国逐步建立起强大的国际投资银行业务分支机构，向中国政府和国内占据行业领导地位的大型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高盛也是第一家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B股交易许可的外资投资银行，及首批获得QFII资格的外资机构之一。 在债务融资方面，高盛在中国牵头经办了40多项大型的债务发售交易。高盛多次在中国政府的大型全球债务发售交易中担任顾问及主承销商，分别于1998年、2001年、2003年和2004年10月完成了10 亿美元以上的大型交易。高盛是唯一一家作为主承销商全程参与中国政府每次主权美元债务海外发售项目的国际投行。
与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高盛在中国市场同样担当着首选金融顾问的角色，通过其全球网络向客户提供策略顾问服务和广泛的业务支持。近年来，高盛作为金融顾问多次参与在中国的重大并购案，如日产向东风汽车投资10亿美元；戴姆勒-克莱斯勒向北汽投资11亿美元；TCL与汤姆逊成立中国合资企业；汇丰银行收购中国交通银行20%股权；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中国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以及中海油收购在尼日利亚的石油资产等等。 1984年
高盛在香港设亚太地区总部
1994年
高盛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代表处。
高盛成为第一家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中国B股股票的外国投资银行。
高盛对中国第二大寿险公司及最大的产险公司中国平安保险公司进行了首次自营资金投资，投资金额为3,500万美元。高盛持有平安6.8%的股份。
1997年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40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民营化项目之一，也是中国电信行业第一个民营化项目。该项目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仍然实现了成功的定价。
高盛担任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价值7.2亿美元里程碑式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主承销商，这是中国航空业第一个大型民营化项目。
高盛担任中国财政部价值5亿美元全球债券发行的副主承销商。
1998年
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价值10亿美元主权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
1999年
高盛开始担任广东省政府的财务重组顾问，对粤海企业有限公司进行债务重组。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价值20亿美元二次股票发行项目的主承销商。
2000年
高盛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亨利·鲍尔森成为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首任主席。
高盛担任中国石油29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该项目定价期间正值新经济泡沫的顶峰及政治高度敏感的时期，但这是中国石油天然气行业第一个成功的民营化项目。
在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倒闭触发的潜在信贷危机期间，高盛完成了粤海企业有限公司50亿美元的债务重组项目。这是中国国企历史上第一个债务重组项目。随后，高盛对粤海投资2000万美元。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创纪录的价值72亿美元后续/可转债发行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这是除日本外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股票发行项目。
2001年
高盛在中国又投资了两个项目，一个是收购了中国第三大综合固线电信服务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集团（中国网通）价值6000万美元的股份，另一个是收购了中国第一个独立8英寸半导体晶圆企业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份。高盛持有中国网通 2.4%及中芯国际4.0%的股份。
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再次融资10亿美元。
2002年
高盛担任中国银行（香港）26.7亿美元首次公开上市的主承销商，这是中国金融服务行业的第一个民营化项目。
高盛担任日本日产汽车对东风汽车10亿美元收购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担任中国移动（香港）对中国八个省移动通信公司价值102亿美元的收购及7.5亿美元私募项目的财务顾问。
2003年
高盛与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并资助该合资公司收购了价值19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贷款及地产资产组合。该合资公司是第一个正式注册并得到政府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资资产管理公司。
在中国刚刚摆脱非典影响并即将进行最新一次全球主权债券发行之前，作为中国政府的评级顾问，高盛帮助中国提升了信用评级：穆迪公司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由A3提升至A2。
高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主权债券发行美元部分的主承销商，成为自1998年以来唯一一家三次均担任中国政府主权债券发行主承销商的国际银行。
高盛成为第一批获得中国政府发放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执照的金融机构，投资额度为5000万美元。
高盛担任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对北汽控股11亿美元投资项目的财务顾问，该项目将在中国生产奔驰轿车和卡车。
高盛在诺基亚将四个合资企业整合为一个公司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该项目使新公司成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
2004年
2004年，高盛成为领导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市首屈一指的承销商，具体项目包括：网络游戏公司盛大价值1.69亿美元的首次公开上市；即时通讯公司腾讯价值1.8亿美元的上市；平安保险价值18.4亿美元的上市；中国网通价值13.1亿美元的上市；中兴通讯价值4.53亿美元的上市；中国石油价值16.8亿美元及中国石化价值7.42亿美元的股份配售。
高盛成功完成中国进出口银行7.5亿美元，中国工商银行（亚洲）4亿美元，国家开发银行10亿美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5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
高盛担任汤姆逊与TCL成立中国合资企业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在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战略性地出售20%的股份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
高盛担任联想集团收购IBM全球个人电脑业务项目的财务顾问。
2004年12月，高盛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成立合资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拥有合资公司33%股权，北京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拥有67%股权。
2005年
高盛担任交通银行价值21.6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这是第一个中国国有银行在海外上市的项目。
高盛担任中化公司价值2.47亿美元后门上市项目的主承销商。此项目的结构分三个部分，所以极其复杂但又非常具有创意。
高盛担任中国石油价值27.2亿美元后续股票发售的主承销商，该项目是至发售日除日本外亚洲地区最大的快速建档发行案。
高盛再次成功完成国家开发银行价值10亿美元的全球债券配售。
高盛担任中国网通收购电讯盈科20%股份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在淡马锡控股以14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三大国有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
高盛在苏格兰皇家银行以16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二大国有银行中国银行的项目中担任财务顾问。
高盛担任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中国第三大人寿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人寿24.9%股份项目的财务顾问。
高盛加入向中国银行业自营投资的行列，同意以18亿美元入股中国第一大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高盛因其资产管理业务成为第一个获得两个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执照与投资额度的金融机构。
2006年
高盛签订协议以37.8亿美元与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入股中国工商银行（一月）。
高盛担任中海油以22.7亿美元收购在尼日尔利亚的石油资产项目的财务顾问（一月）。
高盛担任分众传媒价值3.23亿美元在纳斯达克后续股票发售项目的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一月）。
高盛担任上海先进半导体价值9,600万美元在香港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四月）。
高盛担任中海油价值19.8亿美元快速建档发行的联席账簿管理人（四月）。
高盛担任中国银行111.9亿美元H股首次公开上市项目的联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这是至发售日中国最大以及全球第四大的首次公开上市项目。
2013年5月20日，高盛悉数售出其持有的工行H股，交易价格为每股5.47～5.5港元，较工行H股昨天收盘价5.64港元低2.5%～3%。高盛自入股工行后，先后累计6次减持工行股份，投资7年累计获利约65.1亿美元。
㈥ 巴菲特为什么选择高盛优先股股票
“（投资了高盛的优先股）高盛每秒钟给我们支付15美元，”巴菲特在2010年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年会上这样说道：“滴答、滴答、滴答……手表的声音变得如此悦耳。”
那么，在A股的“优先股时代”开启之时，我们能从巴菲特投资优先股的案例中学习什么？巴菲特又是如何玩转优先股的？
秘诀一：退可守
事实上，巴菲特从未特意撰文表述自己投资优先股的“心得”，但通过其投资优先股的案例，以及他在各种场合发表的对于优先股投资的看法，我们仍能总结出一些思路和逻辑。“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比较好的归纳为巴菲特投资优先股的“秘诀”。
以投资高盛优先股为例，当时的情况是高盛受次贷危机冲击，经营面临巨大压力。此时巴菲特与高盛达成协议，由巴菲特向高盛投入50亿美元，购买其股息率为10%的优先股。此外，巴菲特还获得“今后5年内任意时间购入50亿美元高盛普通股的认股权，价格为每股115美元”。
不难看出的是，该笔投资首先就具有“退可守”的特征——高盛当时面临经营危机，令其前景被普遍看淡，巴菲特的资金注入可以缓解高盛的经营压力，但高盛能否就此扭转局面也是个未知数。不过，“优先股”的游戏规则设定可以保证巴菲特该笔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不会遭受损失：高盛在当年有盈利的情况下，必须首先按照10%的股息率向巴菲特支付股息，在分派了巴菲特的股息之后，高盛才能向其它普通股股东支付股息。而假设高盛若某个年度出现亏损，当年无法派发股息（包括优先股股息和普通股股息），那么在下一年如果实现盈利，高盛还会补足此前所欠的优先股股息并派发当年优先股股息之后，才能向其他普通股股东派发股息。
换言之，只要高盛能够在次贷危机中“缓过一口气”，巴菲特该笔投资就不会面临太多的风险，就“退可守”的特征而言，具有相当高的安全边际。
秘诀二：进可攻
那么，巴菲特在投资高盛的案例中是否仅仅是冲着10%的优先股股息率而去的呢？也不尽然。
我们再来看看“进可攻”的条款：以115美元购买50亿美元高盛普通股的认股权。这是在高盛能够迅速恢复元气，实现经营扭转的情况下，巴菲特扩大盈利的一个条款。即假设高盛此后能够度过次贷危机，经营重归正轨（在此种情况下，高盛的股价势必也会上行），那么巴菲特直接行权就可以有高额的行权收益。
真实的情形是，到了2011年，高盛度过了次贷危机恢复元气，以10%的溢价，即55亿美元向巴菲特赎回了这批优先股。
而综合起来看，巴菲特在投资高盛优先股时充分考虑了两种情境：若高盛经营一时难以扭转局面，同时引发股价继续下跌，那么因为持有优先股，在股价下跌时优先股股息可以增加抄底的“弹药”；若高盛迅速扭转局面，同时股价上涨，那么就可以行使认股权坐享收益。这种投资优先股的逻辑充分体现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原则。
投资标的与投资时间很重要
对高盛优先股的投资算得上是巴菲特投资优先股的经典案例，而巴菲特对优先股的“情有独钟”是由来已久：在1989年则是买入过吉利、所罗门、冠军国际三个公司的优先股；在次贷危机期间，巴菲特还买过箭牌口香糖、通用电气、道氏化学、瑞士在保险的优先股，加上投入高盛优先股的50亿美元，当时一共在优先股上投入了211亿美元。
值得指出的是，美国市场上的“优先股”历史悠久，品种也很丰富，巴菲特也并不是逢优先股必买，在其多个投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选择优先股投资标的的特征，即仍然是购买具有“护城河”的公司，同时持股周期也相当的长，在这一点上，其“选股方式”和“持股时间”与投资普通股时是一致的。
以投资吉利（刀片）为例，1989年，巴菲特投资6亿美元买入吉列可转换优先股，起初每年可以分享8%的固定股息，同时还约定了一个可转换普通股的转换价格。直到1991年吉列公司的股价超过了约定转换价格时，巴菲特将可转换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此后一直持股不动，到了2004年底，其持股市值增长到43亿美元，投资收益率高达6倍以上。
不管是吉利、箭牌口香糖，还是通用电气或者高盛，都是具有相当宽广的“护城河”的公司，并且在这些公司的经营历史中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市场竞争能力，这是这些公司的优先股“值得投资”的大前提，也是巴菲特的首要考虑。
其次是投资的时间，巴菲特在投资上述具有优秀市场竞争力的公司时，并不是这些公司经营的鼎盛时期，而通常是这些公司因为某种原因遭遇一定的市场困境时，这样的投资时机也意味着较低的买入价格，这也是巴菲特投资优先股时容易被形容为“趁火打劫”的原因。
可以预见的是，A股进入“优先股时代”后，优先股会带来很多的投资获利机会，也许A股的中小投资者并不能像巴菲特那样因为资金优势和头顶上的光环而获得很多投资优先股时的优厚对价条件，但巴菲特投资优先股的思路和逻辑才是其获利的根本核心，分析其经典案例，或为A股投资者把握“优先股时代”打下基础。
㈦ 高盛“乌龙指”与骑士资本的巨亏为何如此相似
高盛的不当的期权交易酿造了近1亿美元亏损。 这起华尔街“乌龙指”事件让人想起1年前另一宗重大交易错误时间：做市商骑士资本算法程序的导致了4.5亿美元损失。 高盛的“乌龙指”源于用来追踪客户购买期权投资需求的交易系统发生了故障;骑士资本的巨亏源于其交易程序故障错误的“买高卖低”。这两期交易事件凸显了华尔街依赖的高速交易软件的“天网战争”能够在瞬间令市场陷入混乱。 在周二高盛的案例中： 原本用来追踪客户购买期权投资需求的交易系统发生了故障，向纽交所、纳斯达克和CBOE发出了交易指令。 价指令指向包括摩根大通和Kellogg在内的股票和ETF相关的期权，影响的合约手数约为400,000 手，其中部分交易指令的价格以默认价格发出，这与当时的市场价格相差甚远。 而骑士资本的程序错误最终最终导致这家曾经的华尔街最大做市商破产。不过高盛则表示错误“并没有对该行的财务状况造成实质性损失”。 高盛拥有华尔街最复杂高端的交易技术闻名，而随着在制造最快最强软件的军备竞赛愈发激烈，错误也随之发生。 Lev Lesokhin是一家名为华尔街提供风险可视化技术的公司，他认为华尔街的银行并没有对他们的交易软件真正能力有足够的认识， 他说： “大多数IT程序都有死代码，它们只是挂在代码库中，一般不会被活模块调用。但是如果你没有做结构性的监督，你是不会知道是否会有新的活模块去调用这些死代码”。 在骑士资本的案例中，活代码调用了这些死代码，并导致错误交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