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影响股市的主要因素有哪些谢谢！
主要因素是大小非
9月“大非”减持数量为1.47亿股,小非”9月的解禁数量为1.58亿元，但减持数量却高达3.05亿股，说明此前解禁未卖出的“大小非”纷纷选择在9月出逃。救市行情成出逃良机.对比这几个月的股市走势，能清晰得出一个规律：行情好，走势稳，大小非跑得就越多；反之，则减持少。
如果导致这次熊市的大小非问题真的如国家通过新华社评论所暗示的让时间来解决,那解禁高峰期后的2011年才有希望,走出底部调整到位.主力出货的行情没底.底是机构大规模建仓抄出来的不是散户建议稳健对安全要求较高的投资者不介入,持币为主轻仓观望. 导致大跌的大小非问题直接导致了资金面的失衡,空方长期压制多方,而在这个长期趋势中资金面被空方占据,行情自然是长期震荡走低.这就是股票为什么老跌的真正原因.
股市很复杂也很简单,复杂的是什么因素都可能导致股市变化,但是简单的是资金面的长期多空趋势就决定了,大盘的长期涨跌趋势,但是股市不可能只跌不涨,肯定会在下跌途中出现反弹,但是反弹的规模应该视政策面的利好消息的情况来判断,如果还是这些非实质性的利好消息来托大盘,那每次反弹都是减仓的机会,只有针对大小非实质性的限制措施出来后,大盘才有可能缓解资金面的压力,带来一波中级反弹甚至反转,只要这个导致大跌的核心问题不解决,投资者就要以反弹看待,逢高减仓,而连续超跌投资者信心的积弱使得抄底资金非常谨慎,虽然抄底资金试图该变这种运行颓势,但是情况却并不是太乐观,现在的股市并不是政府说的缺乏信心不缺乏资金,个人觉得在大小非的阴影下现在这两样都缺.今年是大小非最轻的一年,只有3万亿的解禁资金(足够消灭主力了),虽然政府来了个基金也要讲政治的说法不过看来实质作用不大,机构继续反弹出货的动作没有停止不得不选择边打边撤退的策略来降低损失,政府再出所谓的利好来阻止股市的继续下跌,但是只要不是针对大小非的实质性的解决措施,只是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的话,那在资金的多空平衡已经打破的现在的这种行情下,投资者仍然不要太过于乐观,因为实质问题没解决,资金面就会继续紧张.如果出现政策带来的反弹时逢高降低才是明智之举.不要去相信股评不考虑实际的大行情.由于2009年的大小非解禁资金是近7万亿,2010年的解禁资金是近10万亿,而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今年的3万亿,所以,在这个导致这次大跌的核心问题解决前,资金面的压力是不可能解决的,任何边缘性的利好政策带来的都只是反弹而不会是反转,股市虽然很复杂但是其实也很简单,股市的规律就是卖的多余买的就跌,买的多于卖的就涨,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资金面已经体现出来的时候为什么有些人却不愿意去面对.别去相信大小非也有要长线投资的,在大小非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情况下一解禁上市就利润高达400%以上,甚至高达1000%以上时,这种成本带来的暴利,在一个弱势行情下,你认为大小非持有者是会落袋为安还是会继续看着自己的利润缩水(大小非也是投资者,利润第一同样是他们的理念,当长期股东这种想法只有被机构教育出来的散户会去干)而一个长期趋势中因为某种原因卖的力量都处于压倒性的优势时去谈牛市什么时候回来就是在自欺欺人.非实质性政策带来的就是反弹不是反转.由于大盘最强的支撑区域3300~3400和股评、机构口中最强的所谓永远不会被击穿的政策铁底2990都已经在资金面失衡的现实面前,迅速瓦解。所以短线在没有新的利好政策的支撑情况下，反弹就是降低仓位的机会，有资金在手里才有主动权，才能够迎来真正的底。底是主力抄出来的不是散户，在主力都迫于大小非压力大规模减仓时，做为中小投资者能够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不要逆势而动，机构减仓我们也要控制仓位。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请谨慎采纳朋友
❷ "美国股市场为什么影响中国股市"
毕竟一直以来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美国股市场作为全球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存在影响中国股市的情况；A股的资金结构和估值问题导致情绪化交易严重。但这次贸易战只是一个开始，也许迈过这个坎，兔子真的走向大海星辰，我综合的分析的结果是这种可能性不小，所以我是多头。
首先美国股市和中国股市有关联，但是说美国股市下跌引起中国股市下跌这个表述在美股研究社分析中国股市的影响因素上面看来是不正确的。一般来说，美股下跌股市资金减少，而中国股市境外投资较多，会产生一定影响，影响股市的原因很多。
大白话就是：美元是世界经济构成得大部分成分，他的波动肯定影响全世界。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自己恐慌跟风心理。
独角兽比较大，入市会吃走很大部分资金，市场资金就那么多，他吃的多，别的就吃的少或者吐出来一部分
1、中国股市处于发展初级阶段，存在暴涨暴跌以及受外盘（主要是美股）影响的特征。
2、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对中国高端制造发展及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影响，但同时也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美国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阴影。从中美的贸易结构看，中国主要对美出口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包括家电、电子）、纺织服装、家具灯具、玩具鞋帽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主要为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以大豆、飞机、汽车、集成电路和塑料制品为主。中国贸易顺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机电音像设备（包括家电、手机等）、杂项制品（家具玩具运动用品等）、纺织鞋帽，中国贸易逆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大豆等农产品、汽车飞机等运输设备、矿产品等。
美国贸易保护虽然会对其国内部分行业形成利好，但将损害多数行业及消费者的利益。若美国对中国制造进一步提高关税实际上将等同于向消费者征税，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推升美国通胀，制约美国消费。
对中国而言，2017年中国经济的复苏很大程度上与出口的改善有较大关系，中美贸易战可能影响中国出口增速下滑，影响经济总量。但是，欧洲、日韩、东盟也处于复苏状态，我们可尤其增加对欧盟、东盟的进出口来缓释来自美国的压力。
3、吸引独角兽企业境内上市，不仅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内资本市场的全球竞争能力，大大推动独角兽企业的快速发展壮大，同时也可以让国内资本享受其成长带来的丰厚回报。
❸ 运用市场供求理论分析股票价格的影响因素。
柯丁雷——“股票价格由供需规律来决定” 编辑本段回目录柯丁雷（W·G·Cordinly）在《证券交易入门》（Guide To The Stock Exchang,1907）一书中，提出“股票价格由供需规律来决定”的观点。为了深入探讨“供需规律和供求关系的变动”。必须重视社会大众的意见。但他的著作的理论基础仍然不够，缺乏精确性。柯丁雷考虑诸如：
（1）股票利率与股价关系
（2）比较股息利殖率与债券利殖率来判定市场状况
（3）股价与利率的关系
（4）经济成长，景气与股价波动之关系
哥罗丁斯基的“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 编辑本段回目录哥罗丁斯基（J·Grodinsky）在《投资学》（Investment.1953）一书中，从另一个角度对证券市场进行了分析。他从研究供需因此来猜测股价，并具体指出了两种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重视股价与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从这些关系的变化来猜测股价的波动。此种方法就是现在通称的“基本分析”（Fundamental Analysis）。
另一种方法不重视股价与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而仅股票市场内部的技术性因素的各种现象来猜测股价。此即为现在通称“技术分析”(TechnicalAnalysis）。后者则考虑诸如：
（1）证券市场内部投机因素之分析
（2）观察过去股价趋势推测未来股价动向，主要采用各种曲线图；
（3）观察社会大众的投资动向
（4）检讨股票交易量值与股价关系等等。
孟德尔——股价的变动不仅仅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 编辑本段回目录孟德尔(Mindell,J.)在《股票市场》(The Stock Market,1948)一书中,则认为股价的变动不仅仅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事实上。影响股价变动的因素不但多，而且复杂，分析各种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颇为困难。所以孟德尔列述以下各主要影响因素：
（1）利率
（2）企业收益
（3）景气活动
（4）股票市场动态
（5）货币政策情况
（6）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
（7）大众投资者的市场心理
（8）政治的影响
（9）天灾人祸的发生
（10）经济情况状态
（11）人口变动等等。
多纳——股票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 编辑本段回目录证券市场分析论的代表性著作有多纳（O·Donner）的《证券市场与景气波动原理》（Die Kursbilingan Aktienmarket,1934）
多纳认为，股票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也就是由具体的买卖价格来决定，有效买卖则又看企业收益以及投资人的投资机关可用资金而定，股价形成的因素也是以它们为基础，前者即为股价形成的“收益”因素，后者则是“信用”的基本因素，其他的则是间接影响股价的次要因素，以及使股票价格暂时波动的市场内部投机因素。
多纳进一步分析了“收益”的基本因素，认为是在于股息和利率，并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股票市场，尝试对股价水平和股息关系的实证研究，在今天颇具有参考性。多纳还认为股息的基础就是企业的收益，在这一点上，多纳更加重视企业的收益，认为“企业收益的变动，才是形成股价波动的真正原因。”虽然实际的股价波动趋势与企业的收益趋势有所差异，但就长期而论，股价波动是依存于企业收益和利率的。从而，“收益”的基本因素就是证券分析论中形成股票价值的因素了。
雷富勒——“股价波动是以预期企业为根本因素”，加上了“预期”因素； 编辑本段回目录证券市场分析论的另一代表性著作有雷福勒（G·L·Leffler）的《证券市场》（The Stock Market,1951）。
雷富勒则从传统的股价理论再扩而广之，他的推论为“股价波动是以预期企业为根本因素”，加上了“预期”因素；证券投资机构或一般投资者主要是以预期企业收益为基础来决定买卖股票。结果，股价波动趋势即包含企业收益今后的变动，他又推论，股价波动趋势，有个隐含假定即“投资者或证券投资机构买进股票有两个目的，其一为股价本身的上涨，其二为利率本身。”他又认为“价格上升或利率两者都取决于企业的收益增减。”他的理论进一步提出了重视企业的保留盈余，假如企业把大部分收益再投资，则更增加企业将来的成长性，并增加企业未来的股息。雷氏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30种道·琼斯工业股价平均数为基准作实证研究，结果证实实际上股价并不必然与企业收益有密切关系，于是提出变动是以市场心理动向为基础，而不再一时强调传统理论主张的“基本因素才是市场心理因素的变化原因”，即提出“市场心理说”，所谓市场心理说是指传统理论认为股价是依存于企业收益，实际上根据统计上的。
❹ 根据美国资本利得税的情况，分析股票股利与现金股利的发放对股东税负所产生的影响。
西方股利政策理论存在两大流派：股利无关论和股利相关论。前者认为，股利政策对企业股票的价格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后者认为，股利政策对企业股票价格有较强的影响，财务学家们从税赋因素和信息不对称因素展开研究，各自形成有一定影响力的理论，为企业股利支付模式的选取提供理论指导。
一、股利无关论
股利无关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Modigliani和财务学家Miller（简称莫米）于1 96 1年提出。莫米立足于完善的资本市场，从不确定性角度提出了股利政策和企业价值不相关理论，这是因为公司的盈利和价值的增加与否完全视其投资政策而定，企业市场价值与它的资本结构无关，而是取决于它所在行业的平均资本成本及其未来的期望报酬，在公司投资政策给定的条件下，股利政策不会对企业价值产生任何影响。进而得出，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为其资本结构的线性递增函数。在此基础上，莫米又创立了投资理论，企业的投资决策不受筹资方式的影响，只有在投资报酬大于或等于企业平均资本成本时，才会进行投资。莫米的股利无关论的关键是存在一种套利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使支付股利与外部筹资这两项经济业务所产生的效益与成本正好相互抵消，股东对盈利的留存与股利的发放将没有偏好，据此得出企业的股利政策与企业价值无关这一著名论断。但是莫米理论是建立在完善资本市场假设的基础之上，这包括（1）完善的竞争假设，任何一位证券交易者都没有足够的力量通过其交易活动对股票的现行价格产生明显的影响；（2）信息完备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可以平等地免费获取影响股票价格的任何信息；（3）交易成本为零假设，证券的发行和买卖等交易活动不存在经纪人费用、交易税和其他交易成本，在利润分配与不分配、或资本利得与股利之间均不存在税负差异。（4）理性投资者假设，每个投资者都是财富最大化的追求者。这一假设与现实世界是有一定的差距。虽然，莫米也认识到公司股票价格会随着股利的增减而变动这一重要现象，但他们认为，股利增减所引起的股票价格的变动并不能归因为股利增减本身，而应归因于股利所包含的有关企业未来盈利的信息内容。
从某种程度上说，莫米对股利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理论，更重要的还在于为理论成立的假设条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在莫米的完善市场假设中，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市场特征是：
（1）没有税赋或交易成本；
（2）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分布是对称的。后来的研究大多围绕着这两个假设进行。在考虑税赋因子之后，可以检查现实世界中股利政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而在引入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后，则可以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两个角度对管理者制定股利政策的动因进行深入分析。其中，税赋因子对股利政策影响集中体现在除权日的股价反映中，而不对称信息的影响则反映在股价对股利宣告的变动中，这使得财务学家们可以通过对除权效应和宣告效应的实证研究来检验各种假说。
二、股利税赋效应
在考虑税赋因素，并且是在对股利和资本利得征收不同税率的假设下，布伦南创立了股价与股利关系的静态模型，由该模型得出，股利支付水平高的股票要比支付水平低的股票有更高的税前收益，即股利政策不仅与股价相关，而且由于税赋的影响，企业应采用低股利政策。而奥尔巴克经过严密的数学推导，提出“税赋资本化假设”，这种观点的主要前提是，公司将现金分配给股东的唯一途径是支付应税股利，公司的市场价值等于企业预期支付的税后股利的现值，因此，未来股利所承担的税赋被资本化入股票价值，股东对于公留存收益或支付股利是不加区分的。按这种观点，提高股利税负将导致公司权益的市场价值的直接下降。
一般而言，税赋对股利政策的影响是反向的，由于股利的税率比资本利得的税率高，而且资本利得税可以递延到股东实际出售股票为止。因此，投资者可能喜欢公司少支付股利，而将几年的盈余留下来用于投资，而为了获得较高的预期资本利得，投资人愿意接受较低的普通股必要的报酬率。因此，在股利税率比资本利得税率高的情况下，只有采取低股利支付率政策，公司才有可能使其价值最大化。
三、股利政策的代理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
这一方面的研究发端于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兴起。在信息完备的基本假设之上，市场中的价格机制是万能的，能够准确地确定企业的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变成了一个生产现金流的黑匣子，公司的决策制定者被非人格化，纯粹为委托人的最大利益服务。而在现实中，作为经济行为人，决策制定者必然也存在着自身效用最大化动机，企业的财务政策往往是相关各方利益冲突的一种协调。否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对各种财务政策的制定动因作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信息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抛弃企业非人格化假设，代之以经济人效用最大化假设，这一变化对股利政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借鉴不对称信息的分析方法，财务学者从代理理论与信号理论两个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研究。
1 .代理理论始于詹森与麦克林有关企业代理成本的经典论述，他们将由代理冲突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归纳为三种：委托人承担的监督支出，代理人承担的担保性支出以及剩余损失。如何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代理成本，从而确保委托人利益得以实现，是代理理论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詹森与麦克林率先利用代理理论分析了企业股东、管理者与债券持有者之间的代理冲突及其解决措施，从代理关系角度对困扰财务学家的融资问题作了新的阐释，认为股利政策有助于减缓管理者与股东之间，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也就是说，股利政策相当于是协调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代理关系的一种约束机制。股利政策对管理者的约束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投资角度看，当企业存在大量自由现金时，管理者通过股利发放不仅减少了因过度投资而浪费资源的倾向，而且有助于减少管理者潜在的代理成本，从而增加企业价值，它解释了股利增加宣告与股价变动正相关的现象；另一方面，从融资角度看，企业发放股利减少了内部融资，导致进入资本市场寻求外部融资，从而可以经常接受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督，这样通过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督而减少代理成本，这一分析有助于解释公司保持稳定股利政策的现象。因此，高水平股利支付政策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外部融资成本。因此最优的股利政策应使两种成本之最小化。
2 .信息传递理论认为，不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问题，使得交易双方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如能选用某种信号来将其私人信息揭示给委托人，委托人在观测到信号后才与代理人签约，就可以根据产品的质量进行相应的定价，从而改进帕累托效率，这就是信号传递。信号传递的几个基本要素：（1）信号成本，在赖利看来，只要传递信号的意愿导致了决策者采取不同于那些充分信息下的最优决策，信号成本就会发生。因此，信号传递的成本是偏离理想状态下最优的策略的成本，即机会成本。（2）信号效益。（3）信号特征。
在资本市场中，如果价格没有反映所有信息，尤其是那些还不能公开获得的信息，那么管理者就有可能通过财务政策向市场传递信号以重新调整股票价格。信号传递理论在财务领域中的应用始于罗斯的研究，他发现某个拥有大量高质量投资机会信息的经理，可以通过资本结构或股利政策的选择向潜在的投资者传递信号。受股利宣告日的股价变化与股利支付水平的变化是正相关的这一事实的启发，信号传递理论认为股利变化必然是向投资者传递了有关企业价值的信息。巴塔查亚率行在股利研究中建立了股利显示信号模型，模型假设股东拥有不为投资者所知的有关企业价值的私有信息，而股利政策的存在有助于降低这种不对称信息程度。米勒与洛克将股利与融资、投资问题结合起来，建立了净股利传递信号模型。在米———洛模型中，管理者对企业当前收益知道的信息要比投资者多，并通过股利分配向投资者传递有关当前收益的信号，后者根据收到的信号判断企业的当前收益，由此预测未来收益，进而确定企业的市场价值。总之，股利的支付具有降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的功能。
四、股利政策理论在我国现实中的应用
在我国，无论是股权结构还是市场健全程度均与西方发达国家差别甚大。首先，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国有股在上市公司中占着绝对控股地位，从而造成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两权分离尚不彻底。我国国有股不具有人格化代表，并非终极所有者，缺乏监督管理者的动机，而关系到切身利益的社会公众股所占比例小，极为分散，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影响公司决策的。其次，我国市场力量不足以解决公司中的代理问题。投资者难以依靠市场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此外，我国负债形式单一，多为银行借款，而银行也是典型的国有企业，其本身的代理问题也较严重。因此，股利政策理论在我国的应用应有所修正。我们认为：
1 .对于当前我国股利政策的代理分析，应当围绕社会公众股——国有股——管理者这种代理关系进行，而不能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以债权人——股东——管理者为中心分析代理关系。
2 .从代理关系分析，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存在利用现金股利转移公司现金的倾向，而社会公众股则偏好公司管理者发放股票股利以获取资本利得，公司管理者也愿意发放股票股利将现金留存于企业造成过度投资。因而现实中的股利政策应取决于三种力量的制衡。
3 .从信号传递理论看，股利政策的优化即是在传递当前收益所能实现的效益与放弃投资方案所导致的损失之间的权衡。在我国，由于市场尚处于非有效阶段，股价严重偏离企业业绩，股市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还不明显，公司管理者缺乏对投资者揭示私有信息的动机，因而股利政策传递信号的机制还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