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红色金融第一股的发行机构是
第一家红色金融机构
红色金融史是百年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红色金融的发轫、发展过程中，可以清晰看到我们党在抵制经济封锁和金融掠夺、发展根据地经济和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方面的自觉追求与不懈奋斗。
一、第一只“红色股票”
1920年，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上海出版。全书分为“劳动者将什么东西卖给资本家”“商品的价值”“物价”“利润是怎么获得的”“便宜的物价与多的利润”等章节。
这本译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在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就多次向读者推荐，并在以后的论著中多次引用《资本论》的经典论断。一手拿笔杆子，一手抓钱袋子，红色金融就这样开始起步。党的一大召开后，毛泽东多次来到安源煤矿实地考察，并在1922年2月指导成立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震惊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后，中共安源路矿支部很快意识到：要巩固和扩大罢工斗争的胜利成果，就必须办好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减轻工人的生活负担。随着消费合作社规模与经营范围的扩大，流转资金开始面临不足。为解决困局，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决定以发行股票的形式向群众招股。这可视为我们党发行的第一只“红色股票”。为了让工人一同分享红利，股票背面还印有《招股简章》注明：利润的40%用于分红，10%用于支付店员酬劳，30%用于消费合作社扩大经营，20%上交给工人俱乐部。2006年7月，职校学生参观安源煤矿总平巷。新华社发
二、第一家红色金融机构
1915年6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资本总额仅10万元。在强者林立的上海金融界，这样的小银行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家银行随即推出的“一元开户”项目，却着实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几年后，在浙江萧山衙前，我们党成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之后，还设立了第一家红色金融机构——衙前信用合作社。每户农民只要存入一元钱作为入会的借贷基金，遇到婚丧嫁娶、修房子、买粮食、买种子时就可以得到免息借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元开户”与衙前信用合作社的“一元入会”，或许只是理念上的巧合，但都传承了“诚信义利”“以民为本”的传统。在此后的农民运动中，湖南衡山、浏阳、醴陵与湖北黄冈、麻城等地的农民协会纷纷开办红色金融机构，以活跃农村经济、方便农民借贷。
三、“扁担银行”
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同年7月，第一批苏币印制发行。1935年初，红军攻下遵义城。但当地集市上食盐价格奇高，且大多掌控在军阀和不法商贾手中，许多百姓因缺盐得了粗脖子病。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想出一个妙招：将红军缴获的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低价投放市场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可用银圆一比一兑换。曾担任毛泽民助手的曹菊如回忆：“银行工作人员用现洋兑纸币，兑到将近天亮才结束。虽然大家熬了一个通宵没有休息，还是心情振奋地离开遵义，赶上队伍继续向前进发。”身为“红色大管家”，毛泽民的理念是“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不能乱花一个铜板。在长征途中，苏维埃银行把资产打包成100多副担子，包括两担黄金、几十担银圆，还有印钞的石印机和油墨、纸张等，由200名运输员挑在肩上。1935年10月，这个“扁担银行”到达陕北吴起镇核对账目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没有损失一块银圆！解放战争期间，在筹建中央银行时，面对“解放银行”“联合银行”“人民银行”等多种提议，我们党最终决定采用“中国人民银行”的名称，货币名称定为“人民币”。“为人民理财”是中国红色金融发展壮大的最大底气。
四、“与魔鬼打交道”
近代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地方党组织领导建立的“银联”（上海市银钱业同人业余联谊会），广泛团结同仁，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主张，为上海解放打下坚实基础，被誉为“党的白区工作利用合法形式斗争的一种创造”。曾为湖南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筹措旅费的熊瑾玎，“平生营钱物，一尘均不染”。后来，他在上海担任党中央机关的会计，开办酒店和钱庄，负责管理和筹措经费。多年的特殊岗位历练，让他获得了“红色老板”之誉。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风靡一时的影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是以广大华行的“掌门人”杨延修和他的领导卢绪章为主人公原型的。广大华行是党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秘密工作机构，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杨延修等人的坚定信念是，“为党赚钱，赚钱给党”。当时，杨延修场面上是阔绰的大老板，私底下却克勤克俭，“出淤泥而不染”。1949年6月30日，广大华行最后一次党支部会议决定：“拿出40万美元退还非党群众的股份，党员负责人的股款和红利酬劳一律上缴。”
2.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决议
(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
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是国民经济总崩溃，与成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的破产，失业，与冻死饿死。但在苏维埃区域内，不论帝国主义国民党怎样残酷的进攻，怎样用经济封锁政策，企图来制苏区千百万民众的死命，苏维埃区域内的经济建设在第一次全苏代表大会之后，尤其在去年一年内，在临时中央政府正确执行第一次全苏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政策的原则决定之下，得到了极大的成功，保障了前方红军四次战争中的给养，大大的改善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
在提高生产方面，由于苏维埃政府领导了群众的春耕夏耕以及秋耕冬耕运动，发动了农民群众的劳动热忱，使土地生产量得到了极大的增加，在中央苏区去年谷子的收成比前年增加了一成半，闽浙赣苏区增加了二成，甚至二成以上。杂粮的收获，则有了更大的增加。荒田是大大的减少了。即在江西一省，去年开垦的荒田达二十万担以上，福建省亦在三万担左右。许多手工业的生产如象制铁，织布，烧石灰，造纸，开煤矿与钨矿，制盐，制药，制油等不但开始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在组织广大群众于合作社中的运动，也有了显著的成绩，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即在中央苏区吸收的社员，已达五十万人以上。闽浙赣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数达全省人口百分之五十。在有些区乡则全体劳苦群众已经加入了合作社。为了加强对于各种合作社的领导，在中央苏区，在各省都已经有了总社的组织。这些广大群众的组织同苏维埃政府的对外贸易局粮食调剂局以及苏维埃商店等正在发生更加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们从苏维埃政府方面得到了人力与财力方面有力的帮助。
在粮食价格的调剂，粮食的贮藏，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上，也得到了不少的成绩，粮食调剂局与对外贸易局的建立，和他们同群众的各种合作社的密切联系，在保障红军给养，改善群众生活上都起了极大的作用，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的建立，更使苏维埃的经济建设工作，有了集中的与有计划的领导。
一切这些事实证明苏维埃政府不但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也是群众经济生活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苏维埃政府不但能够破坏旧的经济制度，而且能够建设新的。但是第二次全苏代表大会除批准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与人民委员会在这一方面所采取的主要办法与决定之外，认为：
(一)为了适应日益开展的革命战争的需要，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改善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以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与保证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领导作用，苏维埃政府必须更进一步的提高苏区的生产力，在土地生产方面，必须更有准备的更有计划的来进行春耕夏耕秋耕与冬耕运动，实际上解决农民在耕牛，种子，肥料，水利，农具，资本，劳动力等的困难，并且应该尽量鼓动农民群众的互相帮助与合作(如“劳动互助社”“耕牛合作社”“肥料合作社”等)来满足各自的需要。苏维埃政府更应创办农业试验场，畜牧场，教育农民群众以消灭害虫，防止水旱灾荒的初步科学知识，以增加农产品的收获，各种必需品的种植(如棉花等)，山林的保护，应该更有计划的开始。
(二)同时必须发展小手工业的生产；尤其是对于军事，对于出口，对于群众特别需要的生产，如象钨矿，煤铁，石灰，纸，硝盐，布匹，樟脑，药材，烟，油，糖，木材，农具等。苏维埃政府应该尽量帮助失业工人，独立劳动者，小手工业者与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尽量吸收群众的资本到这一方面来。苏维埃政府容许并鼓励私人资本家在这些生产上的投资与扩大生产。甚至苏维埃可将没收来的企业出租或出卖给他们。在可能的条件之下，苏维埃政府应创办与扩大特别需要与特别有利的国有企业(如钨矿公司，织布厂，造纸厂，及各种军事工业等)；但必须坚决反对在目前由国家垄断一切生产事业的企图。在经济上，在人力上帮助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并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管理与监督，这是目前我们的中心工作。
(三)必须更进一步来发扬与提高苏区工农群众的劳动热忱。乡村中由农民自己所组织的生产突击队，冲锋劳动队以及国家企业中的革命竞赛等，应该广泛的散布出去，以提高生产，苏维埃政府应该特别奖励模范的乡村的农户，模范的工厂，生产队以及个别的劳动战线上的英雄。鼓励广大妇女群众参加农业上与工业上的生产，对于发展苏区生产是非常必要的。私人资本企业中，在工人自愿，改善工人生活，在苏维埃政府与工会监督的条件之下，亦得增加劳动生产率。必须每个工农群众了解，苏维埃政权下生产的发展，是同全体民众生活的改善不能分离的。共产主义礼拜六必须真正开始。对于劳动的共产主义的态度，首先应该在国家企业内极大的发扬起来，教育工人群众为苏维埃政府的劳动，即是为了无产阶级自身的最后解放，与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劳动。在苏维埃企业内的劳动纪律，应该是无产阶级纪律的模范。一切提高生产力的发明都应该得到苏维埃政府的奖励。熟练劳动力的培养亦是提高生产力的必要条件。
(四)要使生产品的增加真能满足革命战争的需要与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首先必须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与发展苏维埃的对外贸易，将苏区内的许多重要生产品，如钨砂，纸，木材，米谷等输出，而将工农日常的必需品如油盐布匹等输入。苏维埃对外贸易局，各种商业公司与采办处等的设立，在发展对外贸易上是需要的。以后应该特别加强对这些商业机关的领导，与这些机关的组织工作。对外贸易的垄断在目前是错误的。一切苏维埃的商业机关必须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发生多方面的关系。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入外，保证商业的自由，并鼓励各种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动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在目前苏区现金特别困难的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对于苏区生产品的输出，维持进出口的平衡应该用更大的注意与努力。
(五)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在苏维埃贸易的发展上，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消费合作社工农群众可以更便宜的购买商品，更高价的出卖他们的生产品。经过消费合作社的网，国家对外贸易局，各种商业公司以及消费合作社总社可以最迅速的将他们的商品卖给农民，并从农民那里买得生产品。苏维埃政府经过这些组织，就可以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在经济上团结他们在苏维埃政府的周围。苏维埃政府除集中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建立县的省的与中央的总社以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之外，必须尽可能的给他们以人力上财力上的助力。同时我们不但要在数量上吸收每一个工农群众加入消费合作社，而且必须在质量上改善他们的工作，创造许多模范的合作社，使每一农民在实际经验上了解到合作社是同奸商富农的投机垄断做斗争与改善他们的生活的武器。
(六)大会特别指出在苏维埃贸易的发展中，粮食问题的解决是苏维埃经济建设目前的战斗任务。过去粮食调剂局虽起了相当调剂粮食及粮食价格的作用，但离开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是很远。象去年中区春夏两季粮食困难的危险，在今年依然威胁着我们。这一时期粮食价格的几倍的提高对于苏维埃财政上也是极大的损失。为得以后保证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给养，保证民众食粮的调剂，适当的输出剩余粮食与调剂粮食价格起见，大会认为在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创立粮食人民委员部专管这一工作，是必要的。粮食部的任务，除调剂粮食价格以外，必须进行粮食〔部〕的调查，收集储蓄，运输等一切关于粮食的工作。整个苏维埃〈政府〉应该用极大力量来加强对于他的领导。但苏维埃改府垄断粮食的买卖的企图在目前是不适当的。在遵守苏维埃政府法律的条件之下，商人的粮食买卖是不禁止的。粮食困难问题的解决，应该尽量依靠广大群众自己组织粮食合作社。粮食合作社应该是粮食部的群众基础，必须用极大力量，发展粮食合作社的组织，并加强对于他的领导。
(七)资本的缺乏，是目前发展苏维埃经济的极大困难之一。但大会必须指出苏维埃政府在利用群众资本与私人资本上，还是非常不够。就是我们现有生产与消费合作社的资本的一大部分，还是由于国家的直接帮助，国家资本的运用，由于各机关缺乏联系，也是异常不经济，国家银行除发行银币，给财政部保管金库外，在调剂与流通金融，放款储蓄等工作方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纠正一切金融上的这种无计划件与无组织性，尽量节省各种不能容忍的浪费，是苏维埃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在群众中发展信用合作社，是解决群众缺乏资本的主要办法，而且也是同城乡高利贷做斗争的有力武器。大会认为上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了开〔发〕展苏维埃经济所发行的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是适当的。
(八)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大会指出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但苏维埃政府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把革命战争的负担放到剥削阶级的身上，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同时为了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苏维埃政府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是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与保持纸币信用的重要办法。至于更有计划的来发行纸币，发展拥护国币的运动等，亦可在相当限度内维持纸币的信用。大会责成湘鄂赣省苏维埃用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并且告诉湘鄂赣的同志只有湘鄂赣国家银行省分行，才有发行纸币的权利。
(九)大会必须指出，帝国主义，中国地主资本家，不但在军事上向我们举行绝望的五次“围剿”，在经济上封锁我们苏区，而且在苏区内部也必定要利用地主残余，商人，资本家等来扰乱与破坏我们苏维埃的经济，如歇业，停工，经济上的怠工，破坏国币的信用，扰乱金融，投机买卖，有意提〔抬〕高物价等，苏维埃政府对地主商人资本家等这种反革命行动，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从罚款，罚苦工，禁闭，没收，一直到枪决。同时对于那些钻在苏维埃经济机关与合作社内反革命分子的偷窃捣乱贪污腐化与破坏的活动，苏维埃政府必须保持高度的无产阶级警觉性，给他们以严厉的苏维埃法律的制裁。工人监督生产，必须在资本家的企业内立刻开始，以有系统的防止资本家的反革命活动。但苏维埃政府对于那些遵守苏维埃法律进行生产与贸易的商人与资本家，则保护他们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以及营业与生活上的自由。对于在苏维埃的经济机关与合作社内忠实地为苏维埃与民众工作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专门家与智识分子，苏维埃政府则给他们以优待。
(十)大会认为为了发展苏维埃经济，完成上述的任务，下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与人民委员会，必须加强对于国民经济部，财政部，粮食部以及国家粮行的领导，使各机关间能够更好的配合与集中的行动，更灵敏的与迅速的来完成一定的具体任务。反对在经济建设上一切“左”右倾机会主义以及官僚主义的领导，是转变这些机关的工作的必要前提。必须培养大批新的经济建设的干部，把这些干部来充实这些机关。必须特别加强无产阶级在经济建设上的领导作用，并且提拔大批的劳动妇女负担国内战争时期经济战线上的工作。在目前中国革命的阶段上我们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但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应该是在创造将来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的前提和优势。
(十一)最后，大会认为只有国内战争的澈底胜利，大的中心城市的夺取，苏维埃区域的扩大与巩固才能克服我们前面的许多困难，更顺利的来进行苏维埃的经济建设。这一建设将不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将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因此，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是同革命战争不能分离的，我们的经济建设应该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并且在革命战争的胜利中找到许多困难问题的解决。大会相信中国苏维埃经济建设的道路，将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的道路，只有这一道路能够使中国的国民经济猛烈的向前发展，使全中国的劳苦群众得到最后的解放。
根据一九三四年三月人民委员会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