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青铜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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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工艺的冶铸方法与青铜器的造型及装饰方法密切相关。
青铜器都是铸成的，不是敲击或剜凿成的。铸造是把原料放在熔炉内经高温熔化成液体，然后倒入模型中，待温度下降后，铜液在模型中就凝成了人所要求的器物。拆除范便得到了成品。
商代晚期的铸铜工场遗址已经在河南安阳发现（其他发现下节介绍）。对于周代以来的青铜器冶铸已有初步了解。
一块重约一七·八公斤的铜矿原料曾被发现，是不含硫的孔雀石（氧化铜），矿砂中并夹杂着赤铁矿。熔锅是一种红黄色的陶质器，发现这种熔炉的农民称之为“将军盔”。熔锅可以达到装一二·七公斤铜液的容量。冶炼青铜需要的热度是一千度左右。这样高的温度，可能有鼓风炉的设备，燃料是木炭。
青铜器的范是陶制的，由多块拼成，一部分称为外范，上面并且有花纹。外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外面。一部分是内范，在翻铸时形成铜器器形的内面。外范和内范全部拼合在一起时，内外之间空隙部分，留待铜液填充而形成所要制作的铜器。所以，范上的凸凹和左右与实际器物上的凸凹和左右应恰恰相反。在安阳曾发现很多陶范和为了制造陶范所用的“模”。模就是模仿实际的铜器的形状，为制范的坯型。
直接用陶范翻铸铜器是古代青铜器铸造的一般的方法。花纹和文字都是铸出来的，不是刻的（战国时的文字有刻成的）。但商代已有多种铸造办法，例如：两次铸法创造了铜器上的提梁或链条，特别是链杀的铸造，是金属熔冶技术上的重大发明。
蜡模法;在翻铸结构较复杂或镂空的装饰时，范型的设计比较困难，往往内用蜡模，外加湿柔陶泥涂墁，于后自然成为范。然后加烧使蜡熔解流出，遗留之空隙为浇铸时之铜液填充，即成型。在战国以前是否已经使用尚难证实。
青铜器的装饰在设计时就知道利用铸造技术上的特点，避免铸造技术上的种种困难。殷代铜器上往往有突出的觚棱，就是因为陶范拼合时有不能完全密合的缺点，主动加以利用而产生的。而且每一块陶范上的花纹各自形成一，完整单位，以避免两范拼合时花纹相错，因而取得对称或重复连续花纹的效果。青铜器上装饰面的分割也就是由于陶范的分块。因而装饰和造型是密切结合的。西周以后，青铜器花纹粗犷单纯，也和器壁变薄有关。战国时代更充分利用了捺印花纹的简便方法，产生了繁复的图案。
古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
一、西周初年的青铜工艺
西周初（武王、成王、康王、召王时期）的八九十年间的青铜器，在造型和装饰上与殷代青铜器大同小异。造型的风格特点明显类似。但铭文内容较详，记述了当时的政治活动，不仅便于确定其时代，而且提供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武王时期的“大丰”（或名“天亡”），成王时的“献侯鼎”，康王时的“盂鼎”，都是有名的代表性作品。
河南洛阳及溶县等地出土成组的（铭文中有相同的族名和人名的）铜器群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如：“康侯、沐伯”组二十一器，“矢令”组四器（其一出土于江苏丹徒），“作册大”方鼎等四器，“卿”组六器，“”组六器，“臣辰”组四十余器，都是成王及康王时为贵族们作的铜器。
西周初年的铜器中，特别以大盂鼎（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五六年作）重一五三·五公斤，高约一米，是古代铜器中有名的重器。上有铭文二九一字。内容是叙述康王如何赏赐他的大臣“盂”的经过。赏赐品中有“人鬲”，被历史学者认为是古代奴隶制的证据。盂鼎的造型（鼎腹的轮廓和鼎足的样式）都已呈现西周铜鼎的流行形式。器口花纹，是殷代的题材，但处理上已是西周的方式。从大盂鼎上明显地看出青铜器艺术由殷代向西周、春秋时代的演变。
二、西周及春秋时代的青铜工艺
西周及春秋时代（约公元前一二○○�四七六年）的青铜器中，具有成熟的西周风格的作品最有代表性，这些铜器大半制作于西周晚期（约公元前九○○;八○○年），即共王至宣王时期。
东周春秋时代，地方性的经济和政治中心不断发展。战国艺术的新风格已在逐渐酝酿中。代表着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罕见，而诸侯列国之器极其盛行，反映列国在政治上走上独立发展的趋势。
西周及春秋时代青铜器的新变化，首先是器形类别减少，爵、觚、斝、卣、盉等酒器，鬲、方鼎等烹煮器，都已消失不见，这一时代最常见的鼎和壶都出现了新的样式。
鼎之形制较大者（如厉王时的大克鼎），敛口，侈腹，鼎腹的侧影扁而方，鼎足上半作兽面装饰。鼎之形制较小者（如共王时的颂鼎），鼎腹侧影轮廓接近半圆形，鼎足上下粗，中间稍细，似动物之足。整个器形轮廓呈连续的柔和曲线。
有耳的壶发展的结果，代替了卣和觯，成为此后一种主要的铜器（如共王时期的颂壶）。食器中西周时代新出现了盨（如厉王时期的克盨），和东周以后新出现的簠，都逐渐代替了。
此时代青铜器的另一特点是产生了很多大型的铜器，如大克鼎高九三厘米，重二○一·五公斤；虢季子白盘长一三七·二厘米，宽八六·五厘米，高三九·五厘米，重二一五·五公斤。往往有丰富的长篇铭文，如散氏盘（厉王时器，三五七字，）、毛公鼎（宣王时器，四九七字，最长的铜器铭文，大克鼎、颂鼎、虢季子白盘的铭文都具有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大型铜器的铸造，长篇的铭文，以及铜器器身的变薄，这都显示了冶铸技术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壶身遍布蟠曲龙纹，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此时期的花纹组织，更多利用简单的重复所构成的二方连续。
三、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及其他美术品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古代典籍中有一些关于战国时代美术活动及传说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古代人对于美术的了解，其中也透露一些实际情况。《韩非子》记载有画家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
㈡ 青铜器与文化的关系 急啊！！
首先说一下，青铜器是继石器、陶器、玉器之后，人类发现的第一种可以制形的金属，尤为珍贵。夏商周直到秦统一六国，都是做为一种神器和地位的像征出现的。普通百姓是不能使用的。青铜器的使用制列如：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的用鼎制度。
㈢ 青铜器文化的历史地位
青铜时代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大约从夏代开始，中国进入青铜时代。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应用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青铜工具的锐利远胜于石器，加以当时的铸造技术可以制作出适合于不同用途的各种手工工具和农具，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拥有众多人口的都邑出现了。在这些都邑中，建造起巨大的宫殿；修造大型王陵；构筑起城垣与壕沟之类的防御设施。在都邑与各地之间有马车与舟船等交通工具相连结；还出现了契刻的甲骨文，用于记录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天文、历法、医学等科学也发展起来。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㈣ 青铜器的历史起源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在中国，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夏朝青铜器是中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
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造型系列：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等。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4)青铜器文化扩展阅读
中国奴隶社会时代大量制作的青铜器，不仅为奴隶主阶级所占有，而且是他们统治势力的象征。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往往由于各种政治特权，如祭祀，战功、册命、赏赐等，驱使奴隶工匠雕铸各种各样的青铜器。另外还有乐器、兵器和生产工具等等，其名称和造型样式，远较原始社会的陶器为繁复多样。
这类青铜器，性质上虽属于工艺品制作，但从设计塑型、雕模，尤其是器身的花纹装饰，都属于雕塑艺术的创作范围。商、周青铜器制作特点，主要表现在器形和纹饰的构成上，是运用对称、连续等富有装饰性的艺术手法，用变化多样的曲线、弧线，构成各种形象的浮雕、线刻。
不论器形整体或纹饰部分，都显示出浑朴、庄重和精致、瑰丽的气质，但同时也具有威严、神秘的气氛，反映了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审美观点。
商、周青铜器与原始时代的陶器塑作相比，在雕铸技术上远为进步。而有关青铜器的制作过程也远为复杂。从器形花纹设计到雕模铸造，特别是花纹和雕模的工作，要按照不同的器物形象、用途，来决定花纹的内容和形式，分别施以不同的阳线、阴线和浮雕等手法。
如此，制作一件青铜器，就需要多方面才能的工奴雕塑家来集体完成。它的制作目的和要求，虽然是受着奴隶主阶级思想的支配，但在多种多样的器形和花纹的设计制作中，也体现了身受压迫的工奴们的艺术才华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㈤ 青铜器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的青铜文化十分发达，并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奴隶主把青铜器作为宴享和放在宗庙里祭祀祖先的礼器。青铜器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它作为一种权利和地位的象征、一种记事耀功的礼器而流传于世。
㈥ 青铜器的文化意义急。。
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及文化内涵的变迁。郭沫若曾用铜器形象学的考古方法研究了西周彝器,确定了判断时代的标准。他把中国青铜器时代划分为五个时期。他以殷、周、春秋、战国的朝代为经,以铜器的形态、纹饰、铭辞为纬,就青铜器进化过程寻找其时代的共同特征,考察其演变之迹。用这种方法分期如下:
滥觞期:大概在夏、殷之际。地点可能在中国南方江淮流域下流。鼎盛期:年代是在殷商后期及周初成、康、昭、穆诸世。器物上,以鼎、方彝、尊、卣、爵为多。装饰方面,不是全身饰以花纹,就是纯素。颓败期:年代上自恭、懿、孝、夷诸世至春秋中叶。器制简陋轻率,但已脱去原始风味及神话传统,而有自由奔放的精神。中兴期: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此期的器制轻便适用而式样翻新,质薄、形巧,表现出一般铜器已经商品化了。衰落期:自战国末叶以后,因青铜时代行将更易,一切器物复归于简陋,但更实用,轻便朴素。从此青铜器艺术让位于其他艺术,青铜时代也大约至秦统一天下后便转入铁器时代。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
㈦ 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时中国发展的影响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地位
青铜工具用于采矿业，可以采出更多的矿石。冶炼业发展的结果，反过来又促使青铜铸造业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使中国的青铜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它所创造的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中国青铜文化，历史悠久、工艺精湛、技术娴熟、内容丰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国内出土最早的青铜器物属于甘肃马家窑文化。
青铜器分成兵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三大类。铜器花纹是铜器断代的重要依据。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先生为当代中国创立十大铜建筑，其中，灵隐铜殿、桂林铜塔、杭州雷峰塔及钱王铜殿，代表了中国现代铜艺术建筑和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誉为中国当代铜建筑之父。
(7)青铜器文化扩展阅读：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在器物的造型设计和纹饰结构上均有许多新突破，放弃了青铜器纹样对称构图的规律，变具象图案为抽象纹样，大量采用天马行空的连续构图方法，使得装饰图案更为活泼，开辟了青铜器文化的新天地。
同时，在冶铸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发明了活块模、活块范、一模多范和开槽下芯法制作铸型，采用铸铆和“自锁”结构联结器物附件的新工艺，把中国青铜器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㈧ 青铜器与文化有怎样的联系
首先你要明白一点，就是青铜器不单单只是一种器物、工具，它已经上升到一种神器，一种沟通人与上天的器物。不少历史上发生的大事，都通过青铜器去记载。不少古人的技术手段，都通过青铜那高超的技艺去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少武器装备都是由青铜打造而成，不少劳动工具都是由青铜锻造。青铜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地方人们的生活习惯、劳动方式和统治结构，形成了一种文化性。这种依赖青铜的的文化，就称为青铜文化。
㈨ 青铜器的发展历史
青铜器历史
形成期
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6000年前的古巴比伦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时期雕有狮子形象的大型铜刀是早期青铜器的代表。
在中国，距今5000-4000年，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记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
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指4000多年前用铜锡合制的青铜器物，简称“铜器”。包括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饰、铜镜、带钩、兵器、工具和度量衡器等。出现并流行于4000年前直到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
最初出现的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考古资料来看，中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
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黄色，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随着原始社会的发展，鼎由最初的烧煮食物的炊具逐步演变为一种礼器，成为权利与财富的象征。鼎的多少，反映了地位的高低；鼎的轻重，标志着权力的大小。在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形成了独特的造型系列：容器、乐器、兵器、车马器，等等。青铜器上布满了饕餮纹，夔纹或人形与兽面结合的纹饰，形成神灵的图纹，反映了人类从原始的愚昧状态向文明的一种过渡。
甘肃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单刃青铜刀是目前已知的我国最古老青铜器，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青铜刀。经碳14鉴定距今约5000年。
此刀长12.5厘米，为单范铸成。没有槽及环首等成熟的后世刀具才有的部件，在刀具形成史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夏朝时代
夏朝是我国已认定的最早奴隶制王朝，经夏商周断代工程认定，其开始于约公元前2070年（禹传启家天下），灭亡于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鸣条灭夏）。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一般被考古学界认定为夏朝都城所在位置。
夏朝青铜器是我国青铜历史上的快速发展时期，偃师二里头遗址青铜铸造作坊面积超过1万平米。二期至四期都有冶炼青铜器的出土，一期青铜铸造遗迹里也有冶炼痕迹。
现已清理出二至四期的铸造工场遗址，其周围遗留不少陶范、坩埚、炉壁、铜渣、木炭,及一些小件铜器、少量大件铜器。青铜器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主要遗物之一,有礼器、工具、兵器等。
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
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商代早期青铜器具有独特的造型。鼎、鬲等食器三足中必有一足与一耳成垂直线，在视觉上有不平衡感。鼎、斝等柱状足成锥状足和器腹相通，这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对范芯的浇铸全封闭技巧。方鼎巨大，容器部分作正方深斗形，与殷墟时期长方槽形的方鼎完全不同。爵的形状承继二里头文化式样，—律为扁体平底。流甚狭而长。
青铜斝除平底型的以外，还出现了袋足斝。觚、尊、瓿、罍等圈足器皆有+形大孔，相当二里冈上层的器，+字形有成为大方孔的。有的更在圈足的边沿，留有数道缺口，郑州和黄陂盘龙城都出土过这种实例。管流斜置于顶上的半封顶袋足盉，后侧有一大鋬可执，在本期内颇具特色。罍皆狭唇高颈有肩，形体亦偏高。商代早期壶有提梁的有长颈小口鼓腹形和小口体呈悬瓠形的两种，也有小口器颈不高不设提梁的。
商代早期青铜器纹饰主体已是兽面纹，以粗犷的勾曲回旋的线条构成，全是变形纹样，除兽目圆大，以为象征外，其余条纹并不具体表现物象的各个部位，纹饰多平雕，个别主纹出现了浮雕，二里冈上层尊、罍等器肩上已有高浮雕的牺首装饰。所有的兽面纹或其它动物纹都不以雷纹为地，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商代早期的几何纹极其简单，有一些粗率的雷纹，也有单列或多列的连珠纹，乳钉纹也已经出现。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极少有铭文，以前认为个别上的龟形是文字，实际上仍是纹饰而不是文字。商代早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经测定：含铜量在67.01～91.99%之间，含锡量在3.48～13.64%之间，含铅量在 0.1～24.76%之间，成分不甚稳定。但含铅量较高，使铜液保持良好的流动性能，与商代早期青铜器器壁很薄的工艺要求是相适合的。
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
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
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 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
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
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
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起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商代晚期如以武丁后期起计，至帝辛可能接近二百年或不足二百年，在这样长的时期内，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1、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
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2、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
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西周青铜器
在西周早期仍然延续商代的青铜器，部分西周青铜器还带有铭文。
春秋战国青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冶炼技术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已经不像前朝那样繁琐，而是讲究实用和朴素风格。商朝和西周时期盛行酒器，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大为减少。带钩和铜镜是当时冶炼水平的代表物。在楚国的长沙出土了最多数量的铜镜。
而在曾国（今湖北随州）出土的大型曾侯乙编钟以及其他一系列青铜器则是春秋时期高超的冶炼技术的反映。进入秦汉时期，虽然青铜器依然在前期铸造，但是也开始逐渐被早期铁器所取代。铜镜的冶炼工艺沿袭下来，但在材料上也开始出现改变。
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
(9)青铜器文化扩展阅读：
分类
一、分类
青铜器主要有工具、兵器、构件、礼器和装饰品等类别。制作精美的大型青铜器都是礼器。
1、青铜食器
食器主要分为蒸饪器、盛食器两种。蒸饪器包括鼎、鬲（lì历）、甗（yǎn眼）等；盛食器包括簋（guǐ轨）、簠（fǔ府）、盨（xǔ许）、敦（ì对）、豆等。其中鼎是最重要的青铜器。
2、青铜酒器
酒器主要分为饮酒器和盛酒器两种。饮酒器包括爵、角、斝（jiǎ甲）、觚（gū姑）、觯（zhì志）和觥（gōng公）等；盛酒器包括尊、卣（yǒu友）、壶、罍（léi雷）、锺和方彝等。
3、青铜水器
青铜水器主要是在行礼时净手所用，以表示恭敬和虔诚。水器包括盘、盉（hé禾）、匜（yí移）、鉴等。
4、青铜乐器
主要的乐器有铙、钟、鼓、镈、𬭚及钲等。 根据钟纽的形制差别，不同的钟有“铙”、“铎”、“镈钟”、“甬钟”、“钮钟”等不同称呼。而编钟是将各种不同的钟按照大小、音阶依次排列而悬挂在钟架上。现存最大的曾侯乙编钟是最好的代表。
5、兵器
青铜兵器有戈、矛、戟、钺、剑、铍、箭镞、盾钖等。
6、车马器
当卢、马冠、节约、銮铃、軎辖、毂等。
地理分布
以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为主地带的青铜器出土较早较多，以前被认为是青铜器造诣最高的地方。近年来不断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等商文化的边缘或者不属于商文化的地区，也发现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部分青铜的造诣甚至超过中原地区。长江流域的青铜器是如何发展的，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才能证实。
主要出土地：
河南安阳殷墟，商代后期；
陕西扶风、岐山周原遗址，西周时期；
湖南长沙宁乡炭河里遗址，商代后期至西周；
湖北随州擂鼓墩墓葬群，春秋时期；
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商代后期；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后期；
四川成都青白江船棺墓群，春秋至战国时期。
㈩ 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在各种青铜器中，商周时期系以动物纹居多，其中又以饕餮纹为主，且多为头部的正面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中为鼻梁，或铸宽大的鼻梁，或以狭窄的扉棱为鼻梁，抑或以器物的棱角为鼻梁。其区别在于晚上的鼻梁上有的带有菱形纹，而西周早、中期兽面纹的鼻梁上绝大部分有菱形纹。鼻两侧有对称的目，或呈圆形，或呈椭圆形，这就是早、中期所具有的特点。而晚期至周初则呈“臣”字形目。至西周晚期，饕餮纹开始退居次为，目惟有圆睛，目侧有耳，早、中商至周初的目两侧未见叶片形耳，而晚商至西周早、中期则有之。上部为额，额两侧有角，或是外卷型角，或是内卷形角，或曲折角，抑或为牛角、鹿角等。后为晚商角形。下部为口、腮。口的变化较大，有的口向外扩张呈正方形，有的露以或两个獠牙，有的口部还带有刺形，时代愈晚特征愈明显。饕餮纹两侧各有向上弯曲的躯干。躯干有长有短，有的上下双层。或对称或不对称。尾端有的向上，有的向下。商代多见单尾卷曲，躯干下面带爪。一般而言，商代饕餮纹的主要特征是额上两个大角以外卷型和曲折形居多，目侧耳小而圆润，两侧利爪小，短。此外，从纹饰的构图于布局看，早、中商时期的花纹为单层，无地纹，即有主纹。且往往见器表的中间留白，即不是通身饰满花纹。晚上始出现地纹，乃至出线了三层花纹，即主纹（鼓出的粗纹）、地纹（衬托主纹的纹饰）、细纹（在主纹上雕刻的阴道花纹）三层。故胎多厚。刻纹多深，主纹多凹，多呈对称，对称中间有一个重点，或以饕餮纹为之，或以器物的扉棱为之。西周早期的铜器纹饰仍以饕餮纹、龟纹、夔纹、龙纹、鸟纹、蝉纹、蚕纹等多种动物纹居多，几何纹次之。至晚期，动物纹退居作陪衬地位，而以环带纹、鳞纹、窃曲纹、瓦纹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纹饰罕见用三层纹饰，亦不见以云雷纹为地纹衬托主纹。此间的纹饰也渐趋简单朴实，构图也少见对称，中点的章法，同时纹面与器面平，罕见凸出的粗纹，这是西周铜器纹饰显著的时代风格。春秋战国铜器的纹饰，系以粗大的蟠螭纹、细小的蟠虺纹、绳纹、贝纹、鸟兽纹居多，且多为袋状。此间纹饰纤巧细密，富于变化。至战国晚期，出现宴乐、舞蹈、狩猎、采桑、农耕、攻战以及禽鸟走兽转为写实纹，同时开创了一种错金镶银嵌绿松石的新工艺。而这一时期的纹饰已多为单层，且既无对称，又无中点，地纹也罕见。
战国以降，尤其西汉，铜器的铸造趋向更简单，工艺也愈加朴素，器表多光素无纹，简洁粗疏的纹样甚是少见。但以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则多了起来。特别是用圆雕手法雕铸动物、人物、植物、山水等现实生活中的实用器或陈设观赏品。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山西茂陵出土的“阳信家”竹节形鎏金博山炉、在甘肃武威东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等。
闻雷车之声，则摔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韦昭注：“尬小蛇大也。”《山海经·海外北经》：“北方禺疆，人面鸟身，洱两青蛇，践两青蛇。”《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夸父琪两黄蛇，把两黄蛇，名日夸父。从以上的文献，我们可以知道蛇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不是一种自然的生物，而是一种富有神秘色彩的可见生物。它也具有神奇力量，它可以像龙一样沟通现实世界与神秘世界。有学者考证龙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它的原型就是蛇。龙的基型为蛇，而蛇类中最接近龙的是蟒蛇。由于蟒蛇是蛇类中最长、最大的蛇，是蛇中之王。且又奔走如飞，无毒，古人便以为它是神蛇、善蛇，奉之为图腾。后来，蟒蛇图腾被神化，成为今天所知的龙。从自然界的生物来看，蛇是和龙的形状最像的生物，所以龙的形态的最终确立是从蛇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内蒙古兴隆洼村出土的陶器上装饰着一条龙。龙的身体和蛇没有什么区别，但在仰韶文化时期，龙和蛇有了明显的区别。例如演阳西水坡的龙。龙已经有足，而蛇无足。实际上，蛇是人们最早崇拜的对象，随着时间的发展，分列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蛇，一种是龙。这是由于蛇是自然界存在的生物，蛇的形状无法改变，而龙是不存在的，外形可以按照人想象的进行虚构。由于蛇在人们的观念中也有像龙一样的特点，所以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被作为崇拜的对象而保留了下来，有时候蛇和龙还出现在一起。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夏后开琪两青蛇，乘两龙。”《山海经·海外西经》：“南方薄收，左耳有蛇，乘两龙。”由于蛇在人们的观念中是一种神奇的动物而且与龙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春秋中晚期，蛇纹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器上。动物纹饰在古代青铜礼器上普遍存在，这也与动物在古代神话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从族群的祖先一直到为英雄所征戮的恶魔，动物在神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古代青铜礼器上较多塑造的狰狞的动物图腾的文化内涵，无非是烘托祭祀时的一种严肃静穆神秘的气氛，维护统治者的权力，商周时期的动物纹样可以说是商周艺术与巫术的重要联系，商周艺术对统治者政治权力的巩固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