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为什么遭到很多国家的反对
达尔富尔冲突始于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成立了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迄今，冲突已造成一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紧张局势，包括联合国、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但问题仍未能解决。同时关于达尔富尔问题又衍生出很多的争议，比如国际社会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定性，是发展问题还是独裁问题，如何解决。更夸张的是这问题成为了西方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
西方国家认为：苏丹是典型的独裁政权，要求制裁甚至武力干涉。实际上是西方面对不断崛起的中国，面对中国在苏丹不断获得的石油利益，加上中苏合作的成功和“中国模式”在非洲国家中不断扩大的影响力，西方国家在感到自身利益受到挤压和威胁、产生强烈心理妒忌的情况下借达尔富尔问题指责和非难苏丹政府、非难中国与苏丹关系，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中国：中国是苏丹的最大投资者，有批评者认为，基于保护石油利益，中国一直反对大国介入达尔富尔冲突，反对制裁，不赞成联合国维和部队介入，并多次在安理会表决制裁行动时投出弃权票。而中国政府还向苏丹政府提供了大量资金及物资援助，但是由于部份援助最终被用以对付反政府武装，所以中国对事件的态度常遭他国质疑。除了人权相关组织曾予以指责外，也有民间体育团体，提出以抵制奥运会为手段强迫中国对此让步。中国认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和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有着共同愿望，那就是让这一地区尽早实现和平、发展和稳定。”。
达尔富尔问题实质：是因为欠发达和贫困以及资源短缺，导致不同部落之间争夺水源、土地，“实质上是发展的问题”。
Ⅱ 达尔富尔问题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2003年2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2006年8月31日, 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
中国放弃了投票。
Ⅲ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到底 怎么 回事啊
（1）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与乍得接壤，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这里地势较高，降雨量多，自然条件仅次于苏丹南部和尼罗河沿岸，蕴藏的石油等自然资源也有待开发。约有80个部族生活在达尔富尔地区，错综复杂的种族和宗教矛盾导致这一地区的暴力冲突持续不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居民与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的黑人居民经常发生武装冲突。 （2）2003年2月，由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组成的“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要求实行地区自治。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3）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为援助达尔富尔难民和缓解该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做了大量工作。联合国安理会于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 （4）非盟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非盟一直是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谈的重要协调方。为监督冲突各方停火和实现该地区稳定，非盟还向达尔富尔派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2004年4月8日，在非盟的调解下，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曾达成停火协议，但协议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5）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下，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公平运动”又先后进行了数轮和谈，但一直未能在结束战乱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2005年7月5日，和谈出现转机，双方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达成《关于解决达尔富尔冲突的原则宣言》，确定“达尔富尔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必须通过对话解决”。双方保证维护国家统一、主权与领土完整，遵守国际法和尊重人权，并执行业已达成的停火协议和其他所有协议以及非盟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双方还同意在8月24日举行新一轮和谈，后因苏丹第一副总统兼南方政府主席约翰加朗7月底座机失事被推迟。9月1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开始举行新一轮和谈
Ⅳ 介绍下达尔富尔事件的背景及情况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乍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包括三个州，即北达尔富尔州、西达尔富尔州和南达尔富尔州。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 “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迄今，冲突已造成一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紧张局势，包括联合国、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4月，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由7000多人组成的非盟部队随后进驻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可是，由于非盟自身能力的限制、维和经费的缺乏，再加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达尔富尔的稳定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局部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非盟于2006年1月宣布，非盟部队在3月底任期结束后将难以继续执行维和任务，建议把维和任务移交联合国。联合国随后表示，愿意承担这项任务。联合国安理会于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同年11月，联合国召开苏丹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第1574号决议，敦促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加速政治谈判。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非盟也一直是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谈的重要协调方。为监督冲突各方停火和实现该地区稳定，非盟还向达尔富尔派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
Ⅳ 达尔富尔问题是什么
一、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居住着不同的部落群。 达尔富尔地区作为大撒哈拉区域的一部分，大部分是贫瘠的沙漠，只有少量农业用地。 上世纪60、70年代，由于干旱和沙漠化侵袭，达尔富尔地区农牧民常因争夺水草和土地资源而引发部落冲突，并且愈演愈烈，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恶化，最终于2003年爆发了达尔富尔地区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大规模冲突，达尔富尔问题遂演变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由此可见，达尔富尔问题主要根源是自然资源匮乏和贫困落后，实质是发展问题。实现当地经济重建和发展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应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政治解决该问题。应充分发挥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三方机制的主渠道作用，平衡推进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行动和政治进程。 同时，国际社会应帮助苏丹改善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和安全局势，并提供重建和发展援助，尽快实现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是最明确推动苏丹政府、非盟、联合国“三方机制”和坚定支持“双轨战略”的国家；是最早派出维和部队抵达尔富尔地区的非洲以外国家。
三、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妥善解决发挥的作用
为加强与达尔富尔问题有关各方的沟通与协调，推动该问题早日得到妥善解决，中国政府于2007年5月设立了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 截至目前，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已经四次访问苏丹，两度深入达区考察，访问了欧、美、非洲等国及联合国、非盟、阿盟和欧盟，积极参加有关达尔富尔问题的国际会议，并通过会晤、通电话、互致信函等方式，与各方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沟通，为推动该问题的妥善解决坚持不懈地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四、中方为推动达尔富尔维和行动所做工作
中方十分关注达尔富尔问题，为推动该问题早日得到妥善解决做出了不懈努力。中方通过互访、通话、互致信函及出席国际会议、在联合国开展协调等多种方式，在不同场合广泛做各方工作，缩小立场分歧，增信释疑，并与有关方面一道推动联合国、非盟与苏丹政府就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非盟/联合国“混合行动”达成一致。2007年7月，中方在任安理会轮值主席期间，积极推动安理会一致通过1769号决议，使国际社会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解决所做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应联合国请求，中国承诺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315人的多功能工兵连，其中140人的先遣分队已抵达达尔富尔地区，并开始执行任务，其余部队也将按联合国安排于近期陆续部署到位。 截至2008年2月底，中国工兵已在达区铺设道路1200米，平整场地近70000平方米，构筑网墙1050米，开挖土石方9370立方米，安装路灯和探照灯24个。 同时，中国工兵还协助参与达区“混合行动”的其他国家进行营区建设，平整场地40000平方米，构筑网墙900米，完成土方量4100立方米，开挖工事、掩体8个，装填沙袋4800余条，受到了联合国、非盟等各方好评。此外，截至2006年底，中方已向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提供了180万美元捐款。
五、中方为支持达尔富尔政治进程所做的工作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应平衡推进维和行动和政治进程，在当前政治进程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尤其应加大对其的推动力度。 中方支持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问题两特使推动政治进程的努力，决定向为两特使斡旋工作提供资金支持的联合国信托基金捐款50万美元。 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刘贵今大使出席了2007年10月在利比亚锡尔特举行的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对派和谈会，并与反对派进行了接触。中方积极推动苏丹政府和反对派尽早恢复谈判，通过对话和协商，达成一个全面的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今后，中方愿继续与有关各方一道，推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取得积极进展。
六、中方为改善达尔富尔地区人道主义状况所做的工作
中方高度重视帮助达尔富尔地区改善人道主义状况，并积极参与当地的重建和发展。中国政府言必信，行必果，已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5批人道主义救援物资，价值8000万元人民币，包括多台医用车辆和医疗仪器，以及大量帐篷、水泵、发电机、毛毯等，帮助达尔富尔地区人民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
在苏丹开展业务的中国企业也为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了援助，并在当地承建了多个民生项目。2000年以来，中国公司在达尔富尔地区修建了20座电站，打井46眼，并向达尔富尔地区的多所学校捐赠了大量设备，包括活动板房、远程教育系统、成套配置的电脑教室和大批电脑设备、教学用具等，缓解了当地民众的饮水困难，促进了农牧业发展，支持了达尔富尔地区的教育事业。 目前，中国公司正为南达尔富尔州援建大型供水工程，包括取水、水净化及铺设总长85公里的输水管线等，并计划再为达尔富尔地区打井10眼， 为达尔富尔地区捐资建设多个专业人才培训中心。今后，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人道和发展援助。
七、中方对达尔富尔问题当前局势的看法
近来，在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下，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取得了积极进展。不久前，联合国与苏丹政府就“部队地位协定”（SOFA）等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混合行动”的相关部署工作正逐步展开。同时，各方也正着力推动达尔富尔地区政治进程。
中方赞赏联合国、非盟和苏丹政府为此所做的努力，希望各方过一步增进互信， 加强沟通与协调，继续发挥“三方机制”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对话和平等协商，妥善解决有关问题，避免将技术问题政治化。中方支持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问题两特使推动政治进程的斡旋努力，希望有关各方加大推动政治进程的力度，敦促达尔富尔地区有关反对派尽早加入和平进程，并与苏丹政府达成一个全面的达尔富尔和平协议，促进政治进程与维和部署齐头并进，为达尔富尔地区实现和平、稳定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八、中方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所持的立场
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应通过对话与协商，寻求问题的妥善解决，反对动辄施压和制裁，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做法。因为施压和制裁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事态更加复杂化。 达尔富尔问题是安更会讨论的重要议题，中方在安理会一直坚持上述原则立场。我们主张安理会有关举措既应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也要照顾苏丹的合理关切，更应着眼于该问题最终得到妥善解决。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中方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妥善解决所做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九、中方坚决反对将达尔富尔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钩
达尔富尔问题是地区热点问题，北京奥运会则是全世界的体育盛事，将两者挂钩的做法与国际公认的体育非政治化原则及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也违背全世界人民期盼奥运的良好愿望。
达尔富尔问题是苏丹的内政，不是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中国造成的。
我们希望有关人士和组织客观、公正看待中方在该问题上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停止对中国的无理指责，以务实的态度为达尔富尔地区人民多做实事，切实推动达尔富尔问题早日得到妥善解决。
北京奥运会是各国人民共同的体育盛事，中国政府和人民欢迎世界各国运动员及关心北京奥运会的各国朋友届时欢聚北京。我们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北京奥运会将会成为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盛会。
十、中国向苏丹出售武器的政策
中国政府对军品出口一贯采取慎重、负责的态度，遵循有助于接受国的正当自卫能力，不损害有关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不干涉接受国内政的三项原则。
中国政府一贯严格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从不向受到安理会武器禁运的国家或地区出口武器。中国与苏丹在常规军贸领域保持着正常的合作，所出口军品均为常规武器，数量有限，仅占苏军品进口的一小部分，而且明确要求苏方不得将从中方进口的武器用于达尔富尔地区。
十一、中国和苏丹的石油合作情况
中国从苏丹进口的原油仅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约6%。中苏石油合作建立在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基础之上。 目前，中方已在苏丹建成2700万吨/年的生产能力和3500公里输油管道，帮助苏丹从无到有，建立了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中国石油企业还在苏丹积极开展各种公益事业，通过多种方式回馈当地社会，通过投资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并为苏丹培养了管理和技术人员6000多人，累计向苏丹捐资超出3600万美元，兴建了学校、医院和其他各种基础设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好评。
中苏石油合作促进了苏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丰富了两国友好合作的内涵，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十二、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做法符合不干涉内政原则
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方一贯主张应充分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谋求问题的妥善解决，反对动辄施压和干涉内政的做法。
中国和苏丹具有深厚的传统友谊，长期以来，两国人民一贯相互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在达尔富尔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以朋友的身份，从有利于苏丹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向苏方提出了有关建设性的建议和忠告，帮助苏丹加强与有关各方的沟通和协调。另一方面，中国承诺派遣多功能工兵连参与达尔富尔地区维和行动，真诚无私地向该地区提供了多笔人道主义援助，并积极参与当地的重建和经济发展，为推动该问题的解决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做法正体现了不干涉内政原则。
Ⅵ 达尔富尔问题和苏丹南北独立的关系
确实是三个并列的地方，早年的苏丹分为南苏丹、北苏丹和达尔富尔三个并列的地区，其中前两者由英国殖民政府统治，达尔富尔则由奥斯曼埃及进行殖民统治。后来在镇压了苏丹地区的马赫迪起义后，英国和奥斯曼埃及将三块地合并为统一的苏丹进行共同统治，但实际上是北苏丹和达尔富尔由一个殖民政府统治，南苏丹由另一个殖民政府统治。所以今天在南苏丹独立后达尔富尔还是归属北苏丹。北苏丹主要是信奉伊斯兰教居民，南苏丹主要是信奉基督教和非洲原始宗教的居民，而达尔富尔地区信奉两个宗教的居民并存。
Ⅶ 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始末是怎么一回事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自北至南依次与利比亚、乍得、中非等国毗邻，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包括三个省，即北达尔富尔省、中达尔富尔省和南达尔富尔省。这里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其中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多居住在北部，而信奉基督教的土著黑人则住在南部。达尔富尔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最落后的地区，当地居民多从事家庭畜牧业。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历史上，由于苏丹边界是十九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和实行殖民统治时人为划定，达尔富尔地区不少部落曾被划到不同的国家，因而该地区的部族与周围邻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相继组成 “苏丹解放军”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与政府分享权力与资源，并不断攻城掠地，展开反政府武装活动。迄今，冲突已造成一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达尔富尔地区的严重局势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和担忧，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紧张局势，包括联合国、非盟在内的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4月，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由7000多人组成的非盟部队随后进驻达尔富尔执行维和任务。可是，由于非盟自身能力的限制、维和经费的缺乏，再加上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干扰，达尔富尔的稳定问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局部小规模武装冲突时有发生。非盟于2006年1月宣布，非盟部队在3月底任期结束后将难以继续执行维和任务，建议把维和任务移交联合国。联合国随后表示，愿意承担这项任务。联合国安理会于2004年7月和9月先后通过第1556号决议和第1564号两项决议，以改善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同年11月，联合国召开苏丹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第1574号决议，敦促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加速政治谈判。2004年7月和2005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两次前往达尔富尔地区，以推动和平进程。非盟也一直是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举行和谈的重要协调方。为监督冲突各方停火和实现该地区稳定，非盟还向达尔富尔派出军事观察员和维和部队。
2006年8月31日, 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认可后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帮助苏丹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落实和平协议。俄罗斯、中国和卡塔尔投了弃权票。新华社记者赵鹏摄
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下，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先后进行了多轮谈判。2006年3月10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要求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4月底之前达成全面和平协议。5月5日，苏丹政府与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签署了和平协议，从而为结束达尔富尔长达3年多的流血冲突迈出关键的一步。根据这项和平协议，反政府武装将被解散，而支持政府的民兵亦将被解除武装。
2006年6月，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苏丹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在2007年1月份将达尔富尔维和使命移交给联合国。
2006年8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706号决议，决定在得到苏丹政府同意后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1.73万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苏丹政府重申，为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这一决议。
2006年11月16日，苏丹原则同意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的“安南三阶段方案”。随后，联合国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少量军事顾问，开始了三阶段方案的第一阶段计划，但后两个阶段的部署未能落实。2007年3月8日，苏丹总统巴希尔表示，支持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部署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但对混合维和行动的司令人选、混合部队的规模等一些细节问题有所保留。
2007年4月9日，苏丹、非盟和联合国三方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原则同意启动第二阶段计划，但苏丹仍对其中少数要点持保留意见。
4月11日，作为中国政府特使结束对苏丹访问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在北京表示，在达尔富尔问题上，苏丹方面已原则接受安南第三阶段方案，但对混合维和行动司令人选、混合部队的规模等一些细节问题有所保留。
4月13日，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扎嘎瓦部落和阿姆卡姆拉提部落在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签署和解协议，同意终止两部落间的流血冲突。
据沙特阿拉伯通讯社4月15日报道，苏丹已经与联合国和非盟就在达尔富尔地区部署的混合维和部队的职责问题签署了一项联合协议，协议明确规定了联合国和非盟维和部队在达尔富尔的职责和作用。苏丹政府4月16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确认苏丹全面接受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驻联合国和非盟混合部队的第二阶段方案，包括同意联合国向达尔富尔地区部署武装直升机。
4月23日，苏丹达尔富尔地区过渡权力机构和达尔富尔重建与发展基金会总部启动仪式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过渡权力机构从当天起开始履行职责。
2006年11月16日，非盟、联合国、阿盟和苏丹政府就达尔富尔问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联席会议。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联合国分三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提供支援的计划，即“安南三阶段方案”。根据方案，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21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200名军官、警官和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将由1．7万名军人和3000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掌握在联合国手中。
Ⅷ 苏丹达尔富尔是个什么的地方
苏丹地处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之间，按逆时针方向来看，分别与埃及、利比亚、乍得、中非、刚果、乌干达、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9国接壤，地理位置特殊，属于中东与黑非洲的过度地带，种族和宗教矛盾复杂，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来看，苏丹处在文明的断裂带上，北面是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文明，南面是原始拜物教的黑非洲文明。而且自1956年苏丹正式独立以来，国内战事连绵不绝，持续至今，所以该国一直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
达尔富尔（Darfur）是位于苏丹西部的一个地区，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仅靠利比亚、乍得和中非共和国，占苏丹总面积的1/5。达尔富尔地区自然地理条件恶劣：其北部和西部地区是撒哈拉沙漠的东南延伸地带，荒芜人烟的沙漠面积达14.5万平方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28%；中部为达尔富尔高原台地和山地，其中迈拉火山（Jabel Marrah）是当地水草最丰美、土地最肥沃、最富饶的地区；南部则多为河谷地形。该地区的气候由北向南呈现出由热带沙漠气候向热带草原气候过渡的特征，降水量也从北向南逐渐递增。而且北部沙漠地带终年高温、干旱、少雨；中部山区的年降水量为100-300毫米不等；南部地区雨量相对充沛，年降水量约为400-800毫米。这样的地理状况和气候特征，导致达尔富尔地区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这就为日后当地居民争夺水土资源埋下了隐患。1994年，喀土穆政府把该地区一分为三，由北向南依次为北达尔富尔省、西达尔富尔省和南达尔富尔省。在北、西达尔富尔省的人口比例中，非洲黑人占多数，在南达尔富尔省的人口比例中，阿拉伯人占多数。
一、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
（一）部落纷争
达尔富尔地区总人口约为600万，其中约60%的居民是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其余大多是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的牧民。富尔人（Fur）是达尔富尔地区最古老、最主要的原住民，其余主要黑人部落还有扎加瓦人（Zaghawa）和马萨利特人(Masalit)。阿拉伯人主要是以游牧或半游牧为生，分布在该地区北部，而土著的非洲黑人主要是从事农业活动，居住在该地区的中部和南部。进入20世纪70年代，达尔富尔地区发生干旱，北方本来就已经比较恶劣的自然环境现在由于自然灾害的破坏，更无法承载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于是无法为了生存，来自该地区北部甚至乍得等邻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大批迁徙至达尔富尔中南部地区以寻找草场和水源，致使当地人口过度膨胀，从20年前的300万人增至目前的600万[1] 。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苏丹全境大部分地区遭受旱灾，达尔富尔等西部省份的情况尤其严重，预计有数千万人遭受饥饿。这样阿拉伯移民与当地非洲黑人部落之间因争夺土地和水源而发生冲突的情况明显增多。据当地学者统计，1968-1976年发生3起冲突，1976-1980年发生5起，1980年-1998年达到21起[2]。在不断的部落冲突中，一方为了保护自己部落生活所必需的自然资源不被他人掠夺，另一方为了寻找新的可以适合自己居住的家园就必然会抢占前者的地盘，这样各部落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民兵武装，以便在可能的冲突中抢得先机。这样，到90年代，阿拉伯部落与富尔人、扎加瓦人和马萨利特人等黑人部落的矛盾不断加剧，起先为资源而起的争夺逐渐演变成部落之间的仇杀，双方均有大量伤亡，遂结下了生死怨恨。
（二）达尔富尔战争正式爆发
起先，富尔人等黑人原住民只是想用武力驱赶侵犯他们美丽家园的阿拉伯游牧民族，以确保他们自己的生存权利。后来黑人在与阿拉伯人的冲突中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两个有组织的反政府武装——苏丹解放运动（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简称SLM）和正义与公平运动（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简称JEM)。前者以富尔人为主体，后者以扎加瓦人为主体。2003年2月，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el Fasher）被他们用武力攻陷，政府军的一名高级将领被俘，这起事件标志着战争的正式爆发。然而，当时喀土穆政府正忙于与南部的反政府武装——苏丹人民解放军（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简称SPLA）签署和平协议，所以对达尔富尔叛军攻陷州府法希尔毫无心理准备。事发后才紧急调兵遣将，匆忙应战，终因时间仓促、军力不足和对当地情况不熟等缘故，节节败退，威风扫地。为了挽回军事进攻上的颓势，政府开始借助简加韦得（Janjaweed）武装与叛军作战。
“简加韦得”是对以游牧的阿拉伯人为主的被称为马拉希勒（Maraheel）派组织的一支民兵武装的称呼。这个称谓是由三个阿拉伯语单词缩略而成，意为：“骑着马、手持GM3机关炮的妖魔”。从20世纪80年代起，“简加韦得”一词已经在达尔富尔广泛流传，当时特指一些游手好闲者组成的武装，惯于分散作战且经验丰富，经常骚扰非洲黑人定居者，名声历来不好，往往是谁给钱就给谁卖命[3]。
二、达尔富尔问题的实质
（一）什么引发了战争？
达尔富尔地区之所以在2003年2月正式走上与苏丹政府为敌的武装道路，背后肯定是多方面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一列举出来，可能有水土资源匮乏、部族冲突、宗教矛盾、地区被边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受南方内战影响等原因。
资源纷争？资源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再加上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达尔富尔地区资源日渐枯竭。资源匮乏一般非人力可以控制。当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资源争夺时，政府一般会出面来协调资源分配问题，这样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另外，在达尔富尔地区遭受资源匮乏威胁的是北方的阿拉伯游牧部落，他们为了生存迁移至南方水草丰裕之处，结果起来反对政府的却是非洲黑人部落，而不是阿拉伯游牧部落。所以资源贫乏不足以解释黑人走上反对政府的武装道路。
种族认同？宗教矛盾？达尔富尔地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穆斯林，不论是非洲黑人还是阿拉伯人，他们多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分属于不同的部族，彼此之间相互通婚，血统和身份不断发生着变化[4]。在70年代旱灾发生之前，达尔富尔地区内的各部族基本都能和平共处，并没有相互对立。达尔富尔是在资源争夺和暴力冲突中才逐渐形成了阿拉伯人与黑人的分野，遂形成了两派的对立。但宗教信仰的分野是不明显的，没有资料表明：非洲黑人就一定信仰原是拜物教或基督教，而不是信仰伊斯兰教。此外，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民族或种族的差别，宗教信仰的异质性不足以说明必然导致冲突或战争，关键看要是实行怎样的民族和宗教政策。
南方内战是指1983-2004年间，喀土穆政府与南方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军之间展开的长达21年的内战。达尔富尔战争爆发时正值政府与该组织的领导人戈让（Garang）商议和谈之时。一直以来，在南方和谈进程中，达尔富尔始终被排除在外，并没有代表参加和谈[5]。南方内战结束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与苏丹政府签署了最终协议：与国民议会(National Congress)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它的领导人出任国家第一副总统；南方苏丹拥有自己独立的司法体制，不需要信奉伊斯兰沙里亚教法[6]。这些使达尔富尔黑人看到：只有拿起武器进行反抗才能为自己谋得权力。南方内战的样板坚定了他们武装反抗的信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但是南方的反叛并不能直接导致达尔富尔人的反叛，前者并不是引发后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