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中年人心目中的毛泽东形象
胡木英的父亲胡乔木曾长期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延安时期，她就得以接近毛泽东。
她现在的身份是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即使是电话里，记者也能感受到她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 “主席对孩子非常和蔼，是绝对能够容忍的。孩子们很闹腾，有时候江青受不了，这时候，主席会说，算了吧，小孩嘛！”
在胡木英眼里，毛泽东也是一个伟大的领袖，她说主席的很多思想和精神，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让工农群众过上好日子，坚决反对腐败，艰苦朴素等等，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有价值。
30年前的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30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期间对于毛泽东的认识也渐渐趋于理性，很多神话的成分逐渐消退。与此同时，诚如胡木英所说的，虽然历经了30年的时光磨洗，在当下的中国也仍然能真切感受到毛泽东的存在。
每天有近两万人来瞻仰遗容
9月6日上午纪念堂外，前来瞻仰毛主席遗容的人们排成了千米的长龙。
在这条默默前行的长龙中，藏族小伙子达瓦格外引人注目。达瓦刚从家乡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来北京上学，他告诉《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家乡人都很羡慕他能来北京看天安门和毛主席。对于他来说，毛泽东就是一个传说。在他和家乡人的眼中，毛泽东是一位庇佑平安的神明，需要虔诚地敬拜。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平均每天有近两万人来纪念堂瞻仰遗容。
主席像前的鲜花，几乎每天都会堆放不下。记者在现场看到，前来瞻仰的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年轻人也为数不少。
从浙江农村来北京探望儿子的姜大爷这一次终于圆了瞻仰毛主席的愿望，之前春节期间他来过一次北京，那一次他就要求儿子带他来瞻仰主席遗容，但由于没有查清楚开放时间，白跑了一趟。“这一次，我专门摸清了时间。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毛主席，不可能翻身，儿子也不可能念大学，还来北京工作。”
也有不少外国人前来瞻仰。23岁的小崔，穿一身“文革” 时期的蓝色中山装，黑色布鞋，靠给外国人带路，挣一点小费。 “很多外国人都来看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就是中国的象征。他们不知道方向，我就给他们带路。每天能带几十个呢。”谈及毛泽东的时候，小崔露出灿烂的笑，对着记者摇摇大拇指，用夹杂着母语味道的英语说：“Chairman Mao，good！”
有关毛泽东的书都好卖
“毛泽东对当下中国的影响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从平面媒体到网络，从北京到边陲，影响无处不在。”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央党校教授胡为雄告诉《了望东方周刊》记者。
胡教授说这种影响是具体而微的：全国各地都能看见汽车司机挂毛泽东像以辟邪；湘菜馆挂毛泽东像作为招牌。同时这种影响也是宏大而神秘的，在西藏，毛泽东被视为“大活佛”。“在一些人眼里，毛泽东不说完全是神，也还是半人半神的形象。”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毛泽东“火”到了网络上。“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专门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网站。”在网络中输入“毛泽东”，得到的条目为14700000条，输入“毛泽东思想”，得到的条目为2010000条。在“毛泽东纪念馆”网站(mzd.chinaspirit.net.cn/)，每天的留言都达到七八页，每页留言条数为三四十条，即使与门户网站热点新闻的跟帖量相比也毫不逊色。
学术界的毛泽东研究同样很“火”。胡为雄说，一些大学的刊物开了毛泽东思想研究专栏，“办不起名刊，就开个名栏”。
今年关于毛泽东的研讨会格外多：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不久前召开了第十次研讨会。9月9日，在湘潭，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基金会将召开一个规模宏大的研讨会，“全国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都去”。胡为雄本人也忙碌着，应《中央党校学报》编辑之约，他刚撰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的论文。
毛泽东也“热”在书店。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一层，与毛泽东有关的传记类书籍就摆放了四个书架，不时有读者前来翻阅，选购。书店销售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书店中涉及毛泽东的书籍有四五百种之多，内容涉及人物传记、领袖文献著作，以及毛泽东诗词、书法等各方面。
“毛泽东还影响着现在的国家建设，我们的确往前走了，但很难说完全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比如现在说建立服务型政府，毛泽东在革命时代就强调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坚决反对贪官污吏，这也为现在的反腐提供了精神支柱。”胡为雄说。
毛泽东化身管理学大师
电视剧《长征》让周大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从中领悟到毛泽东的征战指挥艺术中蕴涵着高超的商业管理之道。从此，他开始潜心研究毛泽东以及党史。9月3日，在与记者见面时，他递过来一本红色封面的厚书---《党史商鉴》，“这是我5年钻研的成果。”
周说，毛泽东的几乎所有征战理论和指挥经验都可以借鉴于商业管理，两者的对应可谓“丝丝入扣”。
周在书中举例，史玉柱正是运用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才使得“脑 白金”得以起步。“当时的史玉柱手里只有50万元启动资金，自然是无法直接‘攻打’大城市的，于是他制定了一个从小镇江阴起步，用3年时间进入大上海的目标。”此后，史玉柱再一次运用了毛泽东的战略---“放手发动群众”，从而使得“脑 白金”风靡中国。
在《党史商鉴》中，毛泽东成了一位管理学大师。这并非是周大江一个人的臆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这本书就重印了数次供不应求。在西单图书大厦关于毛泽东的几百种书籍中有一本书的名字干脆就叫《毛泽东教我们学管理》。
毛泽东的“管理大师”身份不仅仅停留在书本。有“红色亿元村”之称河南临颍县南街村，到处可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样的标语。在南街村主干道、宽阔的颍松大道中央转盘处，一座高达10.6米的汉白玉毛主席塑像，雕像基座上刻着“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赛过神”。村党委书记王宏斌曾动情地说过：“禾苗生长靠雨露阳光，南街村的兴旺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萧延中总结说，毛泽东走进管理学著作说明了一点，“毛泽东在百姓的心目中不再是一个神化的形象，理性的成分在增加，看法更为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 （舒泰峰 杨龙）
一代伟人毛泽东意志如钢，平时不轻易流泪。即便爱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光荣牺牲，他也未在公开场合落泪。然而，在那漫漫长征路上，毛泽东却数次流下热泪。
乌江南岸，毛泽东挥泪送衣给“干人”
1934年年底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主力损失过半。在危急时刻，毛泽东力挽狂澜，指挥主力红军避实击虚，向敌人兵力空虚的贵州开进。
红军进入贵州后发现这里的穷人特别贫困，被形象地称为“干人”，因为他们的血汗已被各种苛捐杂税榨得一干二净。所以，红军所到之处，到处都是向他们求乞的“干人”。这些“干人”一个个衣不蔽体，骨瘦如柴。此情此景震撼了每个红军指战员，许多人不禁掉下了眼泪。
在红军路过乌江南岸的剑河县时，人们看到，一位60多岁的老婆婆和她的小孙子寒冬里仍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单衣，奄奄一息地倒在路旁。红军指战员们立即围了上来。此时，毛泽东从后面走来，见前面围着很多人，急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一位红军战士答道：“老妈妈说，她家一年收的粮食全被地主抢光了，她儿子前几天也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她没有活路，只好和小孙子四处讨吃的。”听到这儿，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
他当即脱下身上的毛线衣，又叫警卫员拿了两袋干粮，连同毛线衣一起送给老婆婆。他蹲下来，亲切地对这位绝望的老人说：“老人家，你记住，我们是红军，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穿上毛线衣的老人感动地直点头，嘴里连声念叨：“红军，红军……”领着她的小孙子，颤巍巍地走了。
云贵交界，毛泽东险失妻子贺子珍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红军成功地四渡赤水，又挥师南渡乌江，威逼贵阳，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再往前走，就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北渡金沙，红军就可以突破敌军的重重包围、扭转被动局面了。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降临到他的妻子贺子珍头上。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安排伤员隐蔽。就在这时，敌机投下了炸弹。贺子珍头上、胸脯上、臂膀上，到处鲜血涔涔，倒在血泊中。经医生检查，发现她身上17处负伤。贺子珍苏醒后，对大家说：“我负伤的事请你们暂时不要告诉主席。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不要再分他的心。请你们把我寄放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将来革命胜利了再见面……”说完，又昏迷过去。
目睹此状，大家十分难过，特别是毛泽东专门派来负责照顾贺子珍的警卫员吴吉清焦急地问：“怎么办？怎么办？”战友们一面急忙把血泊中的贺子珍抬上担架，一面急派骑兵飞奔红军总部，通知毛泽东。
不一会，村外传来急促的马蹄声。身披大衣、一脸风尘的毛泽东一跳下马，就快步走到贺子珍的身旁，弯下腰仔细端详着不省人事的妻子，拉着她的手连呼：“子珍！子珍！……”想着妻子在革命中经历的种种磨难，这位叱咤风云的红军统帅不禁轻轻捧着贺子珍的头，抽泣起来。
二郎山旁，毛泽东恸哭警卫班长胡昌保
毛泽东在指挥红军飞渡天险大渡河后，于1935年6月上旬的一天，亲率军委纵队翻越二郎山附近的甘竹山。他和警卫员一起艰难地往山上爬。途中，毛泽东不时地讲故事和笑话，逗得大家直笑。走到半山腰的开阔地时，他说：“歇歇脚吧！”说着，就在一块光溜溜的石头上坐了下来，大家也围着他坐下。
正在说笑之际，忽然，毛泽东的警卫班长胡昌保摆手示意大家停下。这时，大家才听清头顶上响起了嗡嗡的马达声，抬头一看，从东南方向来了几架敌机。毛泽东急忙让大家隐蔽，可来不及了。人们还没来得及跑开，敌机便俯冲下来，扔下了几颗炸弹。呼啸的炸弹成群落地开花，爆炸声震耳欲聋。其中一颗炸弹落在离毛泽东很近的地方。眼疾手快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大喊一声“主席———”，随即猛地向毛泽东扑去，趁势将他推向一边。瞬间，毛泽东刚刚休息的地方腾起了烟柱。大家不顾一切地围了过来，只见胡昌保双眼紧闭，浑身是血，倒在地上。所幸，毛泽东没有受伤。满身尘土的毛泽东蹲在胡昌保身旁，一边用手抚摸着他的头，一边轻轻地呼唤着：“小胡，昌保同志……”在毛泽东的呼唤下，胡昌保缓缓地苏醒过来。他微微睁开双眼，看到毛主席就在身边，忙问：“主席，您受伤没有？”“没有，小胡，我很好！”胡昌保脸上露出放心的笑容。毛泽东连忙喊卫生员给胡昌保包扎。
“主席，我不行了……还是留给……”“昌保，你会好的！”毛泽东哽咽地说。
胡昌保躺在毛泽东的怀里，望着围在身旁的警卫班战友们，缓缓而吃力地说：“同志们，不要难过！你们替我保卫好主席吧！”
胡昌保看着大家，然后慢慢地闭上眼睛，头一歪，倒在了毛泽东的怀中。
毛泽东把胡昌保轻轻放下，叫人取来一条毛毯，盖在烈士遗体上。面对为保护自己而牺牲的战士，他再也抑制不住悲痛，泪水从宽阔的脸颊上不停地流下来。
陕北吴起镇，毛泽东痛哭红军子弟兵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率先到达陕北吴起镇。为迎接新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毛泽东走上讲台，首先看了看在座的红军将士们。目睹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憔悴疲惫、面黄肌瘦的红军干部，他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流出了悲喜交加的泪水。他含泪说道：“我们虽然丢掉了中央根据地，遭到了失败，但到了陕北，毕竟还是胜利了！我们的队伍少了许多人，损失是惨重的。但走过来的同志经过千锤百炼，都是革命的种子！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从头做起！……”
毛泽东是意志如钢的革命伟人，平时轻易不流泪，当着如此众多的人流泪还从来没有过，而这次，这么多红军干部看到了毛泽东这么伤心地流泪。
㈡ 舒泰峰是个什么玩意
舒泰峰，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前主笔、时政部主任，现《财经》记者。
㈢ 中国要不要“不高兴”
《中国不高兴》的论调，当时确实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共鸣；即便在今天，它对某些人群依然有影响。那是因为，它表面上让这个躁动的时代得以渲泄之后的舒缓与安抚；它让多年累积叠加的愚昧与狂妄得以撸管式的意淫；但这种安抚或意淫无疑是危险的，特别是在一个非民主、非法治、非真正自由市场的转形中国家，它的危险来自于，权力可以任意以国家意志为理由，不断地侵害公民权益。
是的，这国可以不高兴，这国当然可以把不高兴说出来，但我个人认为，正如熊培云先生所说：“国家只是公民谋求幸福的工具，而工具并不具备情绪能力，这一点理应成为常识。”然而，一个人爱护一件工具尚可理解，但若是爱到把这个工具供奉起来烧香跪拜，还不停地感念、感谢、感恩戴德、感激涕零的话，那就是无药可救的奴才了。
人类社会已步入现代文明，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大谈什么子虚乌有的国家高兴或不高兴，而是应该让这个国家的公民也来说说，他们具体的那些不高兴……公民有这个义务，更有这个权利。公民，说吧！
健康的爱国，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 | 北京报道
把《中国不高兴》和13年前的《中国可以说不》两本书放在一起，很容易给人以“中国民族主义正在升温”的印象。
“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是印在《中国可以说不》（下称《说不》）封底上的话，而2009年春天正被热议的《中国不高兴》（下称《不高兴》）则明确提出，中国应该有国际大目标，“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这样的“英雄气概”似乎有些久违，而这正是作者希望呼唤的东西：“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
此书出版后，立即引发言辞激烈的舆论大战。有人说，此书是“勇敢的开拓者”，“帮我们找回曾经的尊严”；有人批评此书作者是“一帮胸无点墨的愤青”，“空谈”，“惟恐天下不乱”。
书的销量随着争议升温而水涨船高。3月24日，该书策划人、北京共和联动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小波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半个月间，《不高兴》共销售19万册，已经超过了《说不》。
一种批评的声音说，《不高兴》是1个商人加5个文人粗制滥造的产物。前者是指张小波，后者除了王小东外，还有宋晓军、宋强、黄纪苏和刘仰。
这6人中，张小波和宋强是《说不》的作者；宋晓军是知名军事评论员，甚至有“当代广大军事迷之精神领袖”一称；王小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纪苏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轰动一时的话剧《切·格瓦拉》编剧；刘仰的身份是“学者和资深媒体人”。
不可否认，《不高兴》无论在论据的充分或是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越了《说不》。他们希望刺激中国各界反思：在“崇洋”的道路上，我们是否已经走得太远？
这方面的检讨，《不高兴》中处处可见。书中提到，汶川大地震后唐家山堰塞湖排险的一幕让人们发现，中国经济连续多年高速发展，却连大型直升机都无法自己研制生产。“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宋晓军建议，中国应当趁西方金融危机之际购买数控机床、发动机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媒体上天天讨论的是应不应该买美国债券”。
王小东则借用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的话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一些精英被西方“吓破了胆”，认为科技是非常神秘的东西，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
《不高兴》的矛头所向，除了西方，还有那些偏好反思和批判中国传统的知识精英，王小东们称之为“逆向民族主义”---自我矮化，认为中华民族不如人。他们也用相当尖刻的言辞，着重清算了中国知识精英的平庸，被点名的甚至包括钱钟书、王朔、王小波等人。
面对“不高兴”引发的热烈争论，《瞭望东方周刊》与该书作者和持不同意见方分别进行了对话。
我们没有反对一切
---对话王小东、黄纪苏
西方该下岗出局了
《瞭望东方周刊》：是什么给了你们这么大的信心，认为中国可以领导世界？
黄纪苏：我比较喜欢这本书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世界发展史，如果说在2008年以前，一切还不清楚的话，那么到2008年应该清楚了，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局的时候。这对中国意味着挑战，也可能意味着机会。中国这么大块头，你一定要有大抱负。
西方领导世界500年了，现在出了那么大的问题，也该下岗出局了。我们没有说中国一定可以当世界领袖，但是可能性很大。这个使命不是一个小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承担得了的。但是中国的精英和大众并没有做好这个准备。
《瞭望东方周刊》：大家会问，中国凭什么当世界领袖？
王小东：我们没说今天就要当。外国人告诉我说，中国的精英集团没有视野，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个视野。
黄纪苏：美国的精英就具有这种视野。有一篇文章说，30年前货币体制改成美元本位，与黄金脱钩，美国因此得了大便宜，相当于白坐车。但是美国的精英一直都在研究，如果有一天其他国家对此不满，不让他们白坐车了，怎么办。虽然，几十年来，世界没有什么反应，但是预案他们一直都在做。这就是远见和视野。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提出要“持剑经商”，这样的言论是否会加剧中国威胁论？
黄纪苏：我们老是担心是不是会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在意，倒是国内的人先替他们着急。
王小东：战术上可以潜伏，但是战略上没法潜伏，中国这么大个头，你怎么潜伏？潜伏只能是束缚了自己，而别人还都不信。
我们为什么被贴标签
《瞭望东方周刊》：《不高兴》剖析了中国的许多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有人指出根本上应当通过改革内政来解决，而你们的路径却是指向国际。
王小东：我的观点是，当你拥有一个远大的国际目标之后，反而能够促进你内政的改革。
《瞭望东方周刊》：你们的书给外界一种感觉，你们是要反对西方的一切。其实西方是个笼统的概念，起码可以分为外交上的西方和内政上的西方，而你们对后者很少论及。
王小东：老实说我们对西方的内政很少说，当然说到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作了一些分析，我认为他们的问题是由生活习惯导致的，养尊处优太久了。我并不认为金融危机跟美国的政治制度有什么关系，我们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没有提出过批评。
黄纪苏：我们没有反对一切。有人说美国民主制度是假的，我还专门反驳了一下。我不认为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是用民主来形成制度化的监督，这是有效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一点上，看来你们与被你们批评的精英知识分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你们的真正分歧在哪里？
王小东：我们反对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主张民主，而是因为他们总是把民主跟民族主义对立起来，把民主自由和国家利益、民族情感对立起来。他们往往把西方的一些东西当作神明来对待，学习别人的长处没问题，从仿生学上，可能从苍蝇上也有可学的东西，但是不需要因此就把苍蝇敬若神明吧。
《瞭望东方周刊》：就是说你们希望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王小东：这么说又把我们简单化了，又有人该骂我们愤青了，我们说了很多，不光是破除对西方的迷信，对中国的迷信也要破除。
《瞭望东方周刊》：许多人尤其网民，将你们视为民族主义的旗手甚至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你们自己如何定位？
王小东：上回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中国助手问我，儒家、马克思主义、西方，你总得靠一个吧，否则就不系统化了。我说我不靠行不行啊，我的系统化不用你操心。他不仅给你贴标签，而且就让你从三个当中挑。我看哪个也不合适啊。
黄纪苏：我的表述是，我们未来的文明一定是属于过去5000年的，但是一定也是容纳了刚过去100多年的东西的，其中也包括西方的东西。我专门说了，要警惕以一种倾向反对另外一种倾向。即使西方发生危机了，我们也不是说要对他们进行全盘否定。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你们仍然被贴了标签。
黄纪苏：我们的知识精英在思想方法上有个问题，喜欢搞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
他们比愤青更极端
---对话许纪霖
比网络上的愤青更幼稚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不高兴》一书引起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新一轮关注，你如何评价这本书？
许纪霖：像《中国可以说不》一样，这是一本充满可疑的商业动机的畅销书，其生产过程，一开始就奔着畅销而去，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吸引眼球搏出位。内中表达比网络愤青更极端。重要的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怎么说。理性是不会畅销的，而被文化工业支配的流行作品，典型的语言就是非理性的挑逗。我想，对这本书最严肃的态度就是任凭其自说自话，而去关注这本书背后中国近十年来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蜕变。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蜕变是怎样的？
许纪霖：近年来特别是去年火炬传递事件之后，爱国主义狂飙兴起。爱国狂飙是怎么形成的？这十年来我一直追踪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发现从鸦片战争后至今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形态从1840年到1949年，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抵抗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近代落后挨打、受到屈辱所引起的反应。
第二种形态可以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从“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到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新儒学，都是对五四以后产生的全盘反传统的反弹，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更多地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价值，发掘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应该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目标是不冲突的。他们思考得更多的是传统如何与现代性接轨。其背后依然有世界主义的情怀，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有正面的遗产可以作为现代性的本土资源。
不过，最近10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其背景不再是被动的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后，一种希望得到世界承认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变化是，它从内在的文化诉求发展为外向的“承认的政治”。
这种新民族主义从精英到大众，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在知识界，这几年“施米特热” 长盛不衰，一个纳粹时期的德国桂冠法学家如今被一些知识分子奉若神明，断言政治就是“分清敌我”，呼吁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要成为一个拥有“最后决断权”的强势国家，从民族主义走向了国家主义。
而在大众层面，产生了相当普遍的“中国认同”的心理诉求。在使馆被炸、战机相撞、小泉参拜、火炬传递等几个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之下，演变为席卷神州乃至全球的爱国潮。
爱国主义本身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在狂潮内部，沉渣泛起，出现了一种“勃起式的民族主义”。它既自大又自卑，像阿Q一样，缺乏自信，特别在意别人、尤其是比自己强的国家的脸色，索要一种莫明其妙的“不高兴”的权利。
如果说前两种民族主义还是以普遍性的现代性价值作为目标追求的话，那么如今这波民族主义却要打破世界主义，试图寻找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方案。
多研究自身的制度和文化认同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民族主义，这与《中国不高兴》又有什么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有些自由主义者将之视为20世纪中国的“病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民族主义本身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核心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是一把双刃剑，法国、美国建国之初也形成了民族主义，它们是与自由民主传统相结合的。而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起初的文化民族主义还比较健康，随后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进一步蜕变为可怕的国家主义，最后导致法西斯主义。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只有“天下”和“王朝”。“民族国家”与“个人”是同时诞生的，而且关系密切，后来才发生了分离和紧张。民族主义的真正问题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我们”，什么样的“中国认同”？
从这里我们看到，民族的目标与民主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但一些头脑简单的爱国愤青们，将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制度选择和文化认同割裂，只说爱国，而不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他们的国家认同，只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靠敌人的存在而形成“我们”。这种敌我分明的爱国，一旦敌人消失，“我们”便成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于是不断地寻找敌人，制造敌人。
《中国不高兴》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这种粗鄙化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它主动迎合了社会层面中情绪化的东西，即在网络中极端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绝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据我在大学里面对学生的了解，大学生虽然与以前相比爱国情绪高涨很多，但大多数还是比较理性，比如他们对蔡铭超的“拍而不买”式的爱国行为颇不以为然。但《中国不高兴》却试图通过对现代传媒的操控，将那些非理性的情绪制造成主流。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告诉我，他们并不反对那种普遍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
许纪霖：态度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态度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你怎么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西方的确很复杂，对内对外不一样，在对外事务上，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普遍的正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再抱有幻想。
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样？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相信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强权就是一切，以中国的强权对抗西方的强权，还有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
所谓负责任，除了对国家利益负责之外，还要考虑对全球公认的正义原则负责。健康的爱国主义，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强权之上还有正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刚刚完成一个研究，用大量史料证明“五四”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运动，当年热血的“五四”青年们，具有广博的世界主义理想，《北京学生界宣言》中讲得很明白，他们争的不仅仅是国权，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五四”知识分子的胸怀何其之大，爱国青年们要继承的，应该是“五四”前辈传下来的这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开放的民族主义。
《瞭望东方周刊》：可是火炬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意的反弹，正是因为民众认为我们一心希望融入世界，而世界并没有拥抱我们。
许纪霖：什么是“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吗？即使是“西方”，谁又代表“西方”呢？为什么要将某国政府某时期某外交政策视为西方的整体呢？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政府、媒体、学者与民众之间差异很大，我们可以就一些具体的不义行为表明我们的抗议，但没有必要将西方看作是一个与“我们”为敌的整体。就像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他们抗议美国扶助日本、苏军在东北的暴行，有着独立的“中国立场”，但绝不会整体反西方。
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对立，如同大战风车的唐·吉珂德，不仅可笑，而且愚蠢。虚幻的“敌人”，所制造的只是虚幻的“我们”，而将形成“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忽略了。与其将精力放在外部去寻找敌人，不如创造一个开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自由讨论、选择和建构共同的家园：什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什么既是“我们”的、又是全人类的中国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