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运用经济生活有关知识分析我国“城市病愈演俞烈的原因”
城市病得由来，城市病是由简单粗暴的经济发展方式引发的，深层原因是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诉求。因为政府的得利倾向明显，所以在政治上政府往往需要持续其经济模式，但是长期的简单粗暴，不戴套又容易引发反感，于是需要第三方力量制约其扩张的野心，于是 人 大，政 协等开始露头发表意见，通多方合议，让简单粗暴有些情趣，虽然的结果是一样的，但是看起来就像是你情我愿。
最后说为人民负责，为人民负责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号召下发展经济，一层是解决城市病的前提下制约经济。由于都是对人民负责，很难明确对人民负责是那一层面。
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起源、现状与展望
发表时间：2012-09-07 来源：沣西新城 点击数：31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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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继续稳妥推进城市化。按照中国城市化所处阶段及其趋势判断，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或超过50%。然而，根据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06-2010中国城市价值报告》，六大城市病正给中国城市和谐、均衡与可持续发展带来潜在风险，人口无序集聚、能源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居高不下、安全形势严峻等将是“十二五”期间中国城市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城市中国”如何健康前行显得极为重要。意识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提防和治理城市病问题展开了探索性研究，试图回答：破解当前城市病难题的手段何在？中国将以何种步伐迈入城市时代？又将以何种模式续写中国城市化的传奇？
2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源起
早在唐朝，我国城市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数的10%左右，而当时的世界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的3%左右。但一千多年以后，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却仍占全国的10%左右，而同时期世界城市人口已占28.8%，直到199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才首次超过30%而进入城市化加速阶段。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城市的兴起始于工业革命，人口迅速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导致了城市病问题的出现。对此，西方的学者开始探索城市病的治理之策并提出了一些理想的城市发展模式。相比而言，由于中国城市化的时间远远滞后于发达国家，所以伴随而来的城市病及其研究相对较晚。直至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城市病问题才开始引起了我国学者的注意。如今，回顾这些早期文献，可以发现我国城市病研究内容相对简单，即主要围绕城市化问题而提及城市病，并呈现出几个方面的特征：其一，学者们首先是注意到了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如吴友仁（1979）指出资本主义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其结果是交通堵塞、公害严重、住房紧张、居住条件恶化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等。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城市化及城市病是资本主义特有产物的观点，杨张乔（1988）作了回应，认为我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在许多方面与世界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相似之处，只是在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上，表现出各自“质”的异性。其二，把中国城市化模式同城市病相联系，其中有关城市规模的争论最为激烈，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病是由于城市过大而产生，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如刘纯彬（1990）认为“人们看到了大城市病的严重，主张发展小城镇，而实际上小城镇的病要比大城市严重得多”。其三，认为城市化过程中人口过度集中于城市而导致了城市病，如黄荣清（1988）指出城市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者的就业率停滞或下降等问题，进而出现了所谓的“过度城市化”。
3我国城市病问题研究的现状
3.1城市病的内涵和特征
截至目前，城市病并无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定义。直观上，城市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都可称为城市病，由此看来其所囊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张汉飞（2010）指出城市病到底指的是大城市病还是中等城市病或是小城市病是许多研究区域经济学的学者们需要探讨的问题，而“十二五”规划建议中主要强调的还是特大城市病、大城市病。即便如此，从研究者的不同视角，仍然可以将其界定形式大致划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城市病的“病态”特征而列举出城市病的主要病症，这一界定方法在我国的城市经济学教材中十分流行。如张敦富（2005）认为由于城市生活的复杂性，城市中也不可避免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包括有关环境区位问题、有关资源分配问题、有关偏差行为问题、有关社会制度问题等。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面临流动人口、拆迁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等。胡欣、江小群（2005）将城市病划分为二十四类：大拆大建、无序开发、住宅问题、烂尾楼、城中村、流动人口集聚与城市烂边、水危机、垃圾围城、环境污染、马路杀手、工程误区、绿化误区、空城现象、热岛效应、病态建筑、劳动力资源损伤、文化资源过度开发、公共卫生体系滞后、城市地质灾害、交通堵塞、基础设施布局不合理、城市管理不力、规划问题、安全问题等。二是基于城市病产生的内在原因而进行界定。相对于第一种界定，这种定义方法试图把握城市病的本质，因而显得更为深刻。周加来（2004）认为城市病是指在我国城市化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中，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市系统存在缺陷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张汉飞（2010）认为城市病的本质就是城市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匹配度失衡。城市的资源环境是有一定承载能力的，随着城市的膨胀，城市的资源环境越来越不能适应城市的良好发展。另外，城市组织管理落后于城市化过程也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病的重要原因。三是基于城市化的角度而进行的界定。与前两者主要侧重于将城市作为独立“个体”加以考察不同，这方面的观点认为城市病是因城市化而产生。如曹钟雄、武良成（2010）把城市病定义为：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的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难以适应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城市病是随着城市化速度的加快而产生的，它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自身系统存在缺陷，从而影响城市系统整体性运动所导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面效应。王桂新（2010）指出，一般认为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造成的，所以有时也称大城市病为“过度城市化”。
3.2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在有关城市病内涵和表象特征的基础上，学者们不断地尝试探讨城市病背后的原因，取得了较为丰富却又相对零散的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角度，可以将城市病的原因归结为：一是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结果。如徐传谌、秦海林（2007）认为由于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并不具有明显的排他性与竞争性，或排他的成本过高，因此，由市场提供的供给量往往小于实际需求量。这其实是认为市场机制无法自觉将外部性问题内部化，因而导致城市的“公有地悲剧”。王桂新（2010）同样指出市场经济往往有使城市规模过大的倾向，这些市场的消极作用或市场的失败，可能造成或加剧“大城市病”。曹钟雄、武良成（2010）认为隐藏在城市病表征下的内在决定性要素为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具有公共品属性，因而在市场经济中容易产生过度消费之问题，往往不足以支撑城市的发展，进而导致城市病的产生。但他们同时指出尽管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是纯公共产品，但是公共治理和市场价值的分配可以影响其城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因此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度安排是否得当会对城市病具有重要影响。显而易见，一旦认同城市病是市场机制作用的自然结果，就是承认城市病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社会问题，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共同面临的课题。二是认为城市病是政府的原因而造成。结合城市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周加来（200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析，他认为：在城市化起步阶段，由于城市化速度慢，经历的时间长，形成了政府对城市的僵化管理模式及城市规划的严重落后，为城市病留下隐患；在城市化加速阶段，起步阶段的城市系统与功能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人口增加和城市规模扩张的需要，以城市建设系统滞后为病因，以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为病症的城市病首当其冲地显现出来。各城市管理者把精力和目标放在经济建设上，忽视了生态效益、环境污染等；在城市化的基本实现阶段，受传统思维惯性约束，管理者面对许多新问题束手无策，而被管理者则面对管理者的无能也无可奈何，由此双方往往发生冲突；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基于在现阶段的我国政府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曾广宇和王胜泉（2005）指出，由于工业特别是其中的制造业在GDP中所占份额较大，政府要出政绩，就要在工业上进行圈地运动。因此，“GDP政府”容易忽视其它不大容易显示政绩的事情，尤其是需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发展事业发展滞后。因政府职能缺位而出现城市病的机率并不为少。此外，有学者进一步指出“GDP政府”还容易使地方政府盲目扩张城市，导致城市规模超过最优状态，进而带来一系列社会与经济问题。三是认为城市病是由城乡矛盾所导致。早在20世纪中期，托达罗就意识到很多发达国家面临广泛的城市失业和乡村向城市移民的持久性现象。然而，由于西方城市发展观一直占据主流地位，导致相关研究大都站在城市的角度研究城市病问题，而没有将城乡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之内。正如刘永亮、王孟欣（2010）所言：“现有文献虽然研究角度不尽相同，研究结论也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基本相同，即往往单纯地从城市自身角度去思考和解决城市病”。事实上，城市和乡村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系统的两个组成部分，必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必须从城乡关系角度去研究城市病，寻找更为根本和深远意义上的解决之道。城市的发达和农村的疲敝是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的基本背景，而涌向城市的人口一旦超过城市现实承载力，就会引发城市病，因此城乡发展失衡是催生城市病的重要因素。
3.3城市病的治理
回首过去，中国加速城市化的历史虽然只有短短的30年，但“快”字当头，城市化率由1978年不到18%提高到2010年接近50%。放眼未来，我国还将持续处在城市化的高峰期。未来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一个城市中国，需要关心的问题是城市中国是好或是坏？是健康或是病态？为此，2000年，中国市长协会就推出了中国城市化发展战略“白皮书”——《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首次提出“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消除‘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防治城市病的宏观理论，为我国的城市病治理提供大的原则和方向。自此，逐渐有更多的有识之士就中国城市病现状或者潜在病症开出药方。首先，立足于城市本身而提出的治理方法。其一，意识到城市规划的重要性，认为缓解城市病的利器之一就是加强城市规划，使城市发展从无序走向有序。事实上，国外城市如伦敦20世纪40年代后编制了“大伦敦规划”，东京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巴黎于1961年建立了专门机构“地区规划整顿委员会”，墨西哥城于1987年制定了第一个“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其二，就是要控制人口进而控制城市规模，如丁金宏（2011）指出大城市的病态是以“大”为根本病因，要缓解或消除大城市病，控制人口规模不啻为治本之策。郑亚平、聂锐（2010）认为城市人口规模在170～250万之间时，投资回报较高，社会福利较好，对要素有较强的吸引力，城市规模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和扩散辐射能力比较明显，且没有明显的“大城市综合症”，城市的综合效益比较显著。其三，一些学者针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贫民窟而分别提出的对策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其四，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的理念及增强公众参与度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关注。其次，从城市与区域的关系提出治理方法。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所以很多学者从城乡系统的角度提出了治理城市病的对策，他们主张突破以往就城市论城市、就农村论农村的片面做法，建立互补互促、协调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城市化战略。刘永亮、王孟欣（2010）指出我国的户籍制度、小城镇战略也并未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压力。世界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靠控制大城市规模和鼓励发展小城镇的做法并不能有效解决城市病问题，根治城市病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而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发展平衡，则是解决城市病的根本之道。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两位学者建议：努力解决城乡教育失衡问题；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战略高度；设法保留农民工的“保命田”。朗朗、宁育育（2010）从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现状出发，综合分析了当前一些学者有关城市风险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很多农民都扔下土地，进工厂工作，可是一旦这些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更为廉价的其它地区，大量的人失去土地，也没了工作，将成为城市贫民。另一方面，在中国，解决城市的问题必须考虑农村，中外学者中早有这种共识。城市问题和农村问题是缠在一起的，没有农村的建设，城市问题也难寻答案。除此之外，我国还有一些学者主张通过发展城市群、卫星城等实现对中心城市压力的有效缓解。再次，从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上提出应对之策。在我国城市发展历史上，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王小鲁（2010）对中国城市化路径与城市规模进行的经济学分析指出：小城镇由于达不到经济规模，将无力承担必要的市政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及运营支出，导致污水横流、垃圾成山，生活环境严重不佳;市场调节下的大城市合理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资源合理利用，尤其是节约土地资源，这事实上是主张大城市克服小城镇病的观点。他同时认为超大城市由于收益与成本负担不对称可能产生大城市病，但是通过合理规划进行疏导和加强周边次级大城市有序发展，将有效减轻其膨胀压力。然而，与此不同，近期国家统计局城市司“城市化发展研究”课题组（2011）则指出发展中国家有过度大城市化的痼疾，我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正在集中爆发，为此我国需要依赖中小城市推进城市化道路。其实，由于城市化质量差，无论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有可能患上城市病。万广华（2010）就认为虽然大城市化战略能够通过集聚经济带来规模收益，但会加剧城市住房、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供给矛盾并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反过来说,发展小城镇的成本也不一定低，也会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且这个暂时的“缓冲带”和“蓄水池”还可能面临二次转移成本，从而带来人力和资金的浪费以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鉴于此，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观点，即通过发展城市群以克服小城镇化和大城市化问题的主张正在悄然流行起来。最后，借鉴国际经验提出新型城市发展模式。为应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所导致的城市病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谋划“城市转型”，发展新型城市。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开始将发达国家新型城市理念介绍到国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一些城市也正在认同并致力于向新型城市发展方式转变。
（1）健康城市。世界卫生组织（WHO，1994）将其定义为：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其目的是通过人们的共识，动员市民与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以此提供有效的环境支持和健康服务，从而改善城市的人居环境和市民的健康状况。我国学者陈柳钦（2010）率先将健康城市及其理念引入国内，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2）生态城市。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中，指出生态城市是“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质和生活方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行生态城市研究和建设。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试行)》，鼓励在全国范围内创建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目前有广州、上海、宁波、昆明、成都、贵阳、长沙、扬州、威海、深圳、厦门等约20多座城市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目标。
（3）低碳城市。低碳城市作为一个新兴概念，还处在研究探讨当中，缺乏统一准确的界定。气候组织给低碳城市下的定义为：在城市内推行低碳经济，实现城市的低碳排放，甚至是零排放。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上海和保定两市为试点推出“低碳城市”发展示范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0个城市提出了打造“低碳城市”的口号，没有一个省份缺席。
（4）宜居城市。宜居城市是指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人居环境良好，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适宜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城市。1996年，联合国人居中心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联合国第二届人类住区大会通过的“人居议程”明确提出了“适宜居住的人类住区”概念。2005年1月27日，国函[2005]2号文件《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200多个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目标。
（5）紧凑城市。1990年，欧洲社区委员会发表《城市环境绿皮书》，正式提出“紧凑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城市相对密度较高的城市更能减少交通、能源需求以及环境污染，从而更好地保证生活质量和环境状况。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是实现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6）创新型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应对城市衰退和全球化，国外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创新型城市问题。我国学者于21世纪初开始将“创新型城市”的概念引入国内，尤其是2006年初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后，许多城市相继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目标。创新型城市是以知识和人力资本为驱动力，创新资源高度聚集的城市。由于创新型城市摆脱传统城市高消耗、高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因而成为克服城市病的选择之一。
（7）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国内最前沿的研究课题之一。IBM公司指出“智慧城市”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智能响应。“智慧城市”的理念提供了城市创新发展的新思路，开辟了认识城市、发展城市的新视角。目前，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杭州、宁波、佛山、昆山等城市相继推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
4简评
4.1必然性VS偶然性纵观有关城市病界定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发现学者们对城市病的产生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病伴随着城市或城市化进程而必然产生，如谢志强、梁洪波（1991）较早著书专门论述城市病问题，他们认为，中国城市在走向现代化、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将面临人口过多、环境污染、空间拥挤、交通拥塞、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管理低效、资源短缺、城乡冲突或社会失衡等问题。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出台“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政策正是基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城市可能会产生“大城市病”，但大城市与“大城市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王小鲁、王桂新等知名学者主张发展大城市。截至目前，这两派的论争还在继续。而在实践上，世界不同城市的不同发展过程中城市病问题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也很难得出城市病存在是否具有必然性甚至规律性的结论。这给认识我国城市病问题和城市规模取向都带来了不少的困惑。
4.2表象性VS内在性城市病具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症状和特征，一些学者在归纳这些病症的基础上将其等同为城市病，并分门别类提出具体的治理对策。由于研究者涉及城市规划专家、城市社会学家、城市环境学家和城市经济学家等，因而其建议也具有很大的不同。与此相反，另外一部分学者相信城市病表象的背后必然存在一定的内在机理。由此，他们致力于研究城市病的内在本质性原因，如城市运行的外部性规律、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规律、城乡结构关系等等，认为这些因素可能是造成城市病的共性或者根本原因。很显然，无论是在城市病的“防”还是“治”上，后者更具有价值。因为只有找到城市病的内在性病根，才能取得标本兼治的效果。然而，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是更具难度和挑战性，故而当前还未取得一个共识性的成果。
4.3孤立性VS系统性根据对城市病的认识视野，还可将相关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将城市首先孤立起来，进而专注于城市内部找寻城市病的起因；另一种是从区域系统性、城市开放性的角度考察城市病问题，认为城市病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城市自身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城市与外部系统失调的结果。例如一些学者将城市和区域、城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认为由于两者之间无法实现良性循环而导致了城市病，进而指出防治城市病需要站在区域的高度。发展卫星城、优化城乡产业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或者一体化、建设城市群等都可认为是基于系统性视角解决城市病的主张。显然，由于这方面研究涉及到多个不同客体，因而将会变得较为复杂，但也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应是今后重点的探索方向。
4.4市场VS政府
地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往往更多依靠市场推进，但是结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城市病问题。事实上，由于市场机制完全发挥效力需要以市场出清、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为前提条件，而城市发展中的社会保障、公共资源和服务等要素并未能内生化于市场当中，因此导致市场的失灵。鉴于此，我国大多数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认为城市病是市场机制或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为此需要政府的介入。确实，政府在城市规划引导和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然而政府也可能存在失灵，拉美国家的城市病问题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对我国而言，曾经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等城市化发展模式，城市病问题也从未间断过，为此，将来需要好好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正确界定市场和政府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角色，这对防治城市病至关重要。
4.5静态VS动态
城市作为有机体具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城市化也具有公认的S型规律，两者都暗示城市病问题应该从动态的角度加以审视。而目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静态研究，缺乏结合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对城市病进行分析，其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制约。由此在实践上很有可能出现措施的滞后性和无效性。因此，未来城市病的动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重视，且从时间维度来看，一项完整的城市病研究工程应该包括:一是城市有机体的均衡研究（描述一定时期城市的健康状态）；二是城市有机体自身变异趋势的研究（分析城市内部动态变化如何导致城市偏离最佳健康状态）；三是城市有机体“冲击——响应”研究（观察外生因素如何冲击城市系统进而导致城市患上不良之症）；四是开出城市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药方。
4.6引进VS创新
城市病是伴随着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而产生的，因此其中必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要探索这种规律性就需要考察先行国家的历史进而做出总结。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政策也急需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以少走弯路。为此，我国十分需要将国外的经验和教训加以梳理、辨识和引进。此外，还有前文介绍的几种新型城市发展模式，目前国内不少城市纷纷提出要打造创新城市、生态城市、智慧城市等等，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具体行动中还应结合自身的优劣势，融入本土特色，实现吸收和创新，如此才能成功实现城市的升级转型。遗憾的是，目前我国就如何借鉴国外经验、创建中国个性化城市模式以防治城市病的研究少之又少。
资料来源：《现代城市研究》2012年第05期
② 为什么这么多外国公司要并购天津的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呢北京的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为什么不行
找到了下面这段文章，里面也有提到并购公司的事情，或许能回答你的问题：
不论是打造北方金融中心，还是建立与北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金融这个词对天津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6年7月，国务院关于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将天津的城市定位提升为“北方经济中心”。
“中央给了天津一把尚方宝剑。”史建平认为，中央的政策支持是天津目前最大的优势。“在这个区域内，什么都可以试，试验成功了，再向全国推广，届时天津本身将在全国起到示范作用，并处于先导地位。
史建平认为，同上海浦东相比，在政策方面，天津几乎没有任何框框限制，会成为金融改革和创新的试验田，而前者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原有体制内的改革。
目前，国内的整个金融服务体系还很不完善，金融体制改革甚至跟整个经济发展相比还有些滞后。比如在整个金融服务体系方面，缺乏风险投资机制，除了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围绕着北方产权交易这一平台，天津将打造一个以创业投资基金为核心的风险投资体系，而这正是整个金融体系中的一个缺陷。另外，国内还没有离岸交易，现在中央把这个中心也放在了天津。
“中央政策给的全部是现在中国金融体系中所没有的。”马君潞指出，这也是急待解决的难点和重点，因此天津“先行先试”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是具有全局性意义。
如果说中央政策这个“尚方宝剑”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后才能方显威力外，那么天津的区位特征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优势。
天津地处环渤海地区的中心，连接华北、东北和华东地区，位于东北亚国际合作区的中心地带，是北京以及华北、西北的重要出海通道，拥有天然良港，是我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和东北地区最大的货物转运枢纽，同时还是东北亚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
陈柳钦认为，天津这种良好的区位优势会有效带动资金流汇集和资金中心的形成，进而带动金融业的跨越发展。
巴克莱资本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黄海洲先生预言“中国将变成全球最重要的三大金融中心”。资源、金融对于投资环境的重要支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天津在中央政策和区位特征的独有优势下，自然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的目光，众多外资竞相收购天津的投资及商务咨询类有限公司正是他们在中国新的金融政策及国际经济环境下各怀心事的初显。
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强调，金融生态环境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诸多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涉及行政、司法、银行、企业等众多部门，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天津市政府已经成立了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新闻宣传、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等各个部门齐抓共管，协调调动的天津市金融稳定协调领导小组，形成了共同改善和维护金融生态环境的良好局面。
③ 环境监察人员需要多大执法权
但现阶段，我国的环境执法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环境监察人员缺少足够执法权，污染企业阻碍、抗拒执法的现象屡见不鲜。
“环境监察”这一术语，无论是作为一项制度，还是作为一个机构名称，都未见诸于《环境保护法》。环境执法，急需立法确权，才能挺直腰杆。
权限不明降低执法效率
部门之间执法权限划分不够清晰，导致有利大家上，无利就推诿
环保法律法规较“软”，目前我国环境法律、法规体系虽然框架比较完善，但内容过于宏观，大多是有“要求”或“禁止”规定，却没有对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导致操作性差，使环境执法机关对违法违规行为追究乏力，甚至束手无策。
不仅如此，一线环境监察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还受制于环境监察队伍执法地位不明确。中央层面，环境监察局属于环境保护部的内设机构，它与环境保护部的其他内设机构共同行使执法权限。
然而，在地方层面则有所不同。省级、市级和县级分别由环保部门内设机构与环保部门授权的环境监察总队、支队和大队分别行使部分执法权限。
“环境监察”这一术语，无论是作为一项制度，还是作为一个机构名称，都未见诸于《环境保护法》，只有个别单项法在法律责任部分提及监管职责。而与环境监察制度密切相关的机构权限、人员编制等问题，仅通过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文件和环境保护的规章、通知、复函等规范性文件予以规定。
目前，有的省级、地市级、县级环境监察执法机构编制仍为事业单位，加之地方环保行政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使地方环保机构监察执法的独立性大打折扣，执法地位和权威受到影响。
除了执法地位不明确，环境监察机构与环保局业务部门的职能分工还存在模糊、重合之处。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柳钦分析道：“我国的环境监管体制实际上是从各部门分工监管逐步发展为统一监督与分级、分部门监督管理相结合的体制，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只注重对新设机构的授权，忽略了撤销原有机构及其相关职能，由此产生环境监管机构重叠现象。”
在地方环保部门，这些职能交叉的问题同样存在且更加严重。比如，在一些环保事项协调会议中，环境监察机构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职能重合部分，“有利大家一哄而上，无利就相互推诿”。
授权执法成软肋
身份权限缺乏法律依据，派出机构“转委托”面临合法性质疑
地方环境监察机构除了面临与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相同的困境之外，还面临着其特有的身份认定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地方各级环境监察机构在行政序列中并不属于各级环保门的内设机构，而属于其下属事业单位，他们的执法权限来源于环保部门的委托。
然而，这种“委托执法”在实际中却可能遭遇合法性危机。例如在行政处罚领域，虽然《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在其法定权限内委托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行使行政处罚权，但通知明确规定“受委托组织……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
④ 我国历史上有哪些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古人对和谐的理解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一种大和谐：“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和”是人与人的和谐；“吾养吾浩然之气”是人自身的德性之和谐，“万邦协和”是国与国之间的和谐。
1、人与自然和谐。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这是儒家自然观的基本思想。既然人与自然具有统一性，人类理应善待自然，就更应尊重自然秩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不能破坏自然，反对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与征服自然。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什么是天？春夏秋冬皆按照规律运行，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便生息不至。儒家认为“天”即自然界有着独立不倚的运行规律。荀子在《荀子·天论》中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忘。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荀子·天论》) 。在《荀子·王制》中，荀子也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龟鱼鳖鱿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吁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的“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是要人们尊重自然规律，不能“赶尽杀绝”，不能无度索取，这样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的一种最基本的态度。《礼记·中庸》指出：“惟天下至诚，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遵循天地自然规律以助天地之变化，则可以与天地和谐并立。道教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则就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就清楚地说明，人和万物是平等的、人并不比其他万物具有更高的地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第25章）是道教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它反映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道法自然”的和谐原则。“天人合一”的思想早就提了出来，认为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了宇宙包括人本身，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只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破坏或违抗大自然的意志就会受到惩罚。“道法自然”说就是主张天、地、人三者之间自然共生，共同遵循“自然”法则的天人和谐。“道法自然”揭示了整个宇宙的特性以及生生不息的流行规律。道”又通过“德”的外化作用，把天地间这些包罗万象的事物的属性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道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庄子则提出了“与天为一”观点，他认为，“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 《庄子·达生》，就是要求人抛却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庄子·齐物论》）。《黄帝阴符经》称：“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可见，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是天道自然的法则，自然则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不仅是人类社会今天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而且应该是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永恒的精神和理念。“天人合一”的命题实质上就是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要求以和善、友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善待鸟、兽、草、木，如“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和“网开三面”、“里革断罟”等典故都提出了丰富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至今价值不减。宋明理学也很看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把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用“天人一理”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认为这是全部人生和谐的现实基础，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与境界。他们以物我和谐为目标，以人我和谐为手段，以自我和谐为基础，十分重视并强调物我一体、人我一体，追求个人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交融合一、协调发展。宋代大儒张载在其著作中首阐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公平善待每一个人和天地万物的思想。宋明理学将先秦儒、释、道各学派的和谐理论，整合为一个体用结合、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从而完成了对和谐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还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除了儒道之外，中国古代其他思想流派也有各具特色的“天人协调”思想，如《吕氏春秋》主张善用资源，反对“竭泽而渔”，《齐民要术》提出“顺天时，量地理，则少用力而减功多”。
2、人与人的和谐。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宽和处世，协调人际关系，创造“人和”的人际环境，追求以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大同社会。《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能够宽厚待人，与人和谐相处，是君子人格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子贡评价孔子说：“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论语·子张》）这里的“动之斯和”，就是能让人们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孟子所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更是把“人和”看得高于一切。儒家强调人际关系“以和为美”，提出的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一系列伦理道德规范，其目的就在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和谐，并把这种普遍的“人和”原则作为一种价值尺度规范每一个社会成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推己及人”、“与人为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礼记·礼运》）等等都是这一价值理念的具体表述。荀子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又说：“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荀子说：“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群体对于个体来说是前提，无数个体只有结成群体才能战胜自然，求得生存。不仅如此，更进一步就是要“泛爱众”、“兼爱”。墨子说：“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最反对社会冲突，最希望实现社会的和谐。道家代表作《老子》说：“知和曰常。” 在老子看来，整个天地是一个和谐。《老子》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己，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己。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言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老子》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相处，宽大为怀，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社会。老子提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以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77章）。他主张人要效法天道，通过无争、去奢、知足，达到人与人的相对和谐。
3、人与自身和谐。在心与身的关系上，主张人之身心和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正确处理理与欲的关系。破坏人身心和谐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从一定角度可以说是欲望，特别是对于物质生活资料占有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但是，欲望对于人来说是生命的需要，不仅无法去除，而且还有益处。荀子认为，欲望是“知所必出也”。儒家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儒家要求人们首先要妥善处理义与利、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的关系。儒家肯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正当追求，肯定人的正当欲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亦云：“人亦孰不欲富贵”，“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不过，孔子认为富贵有义与不义问题，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并不笼统地排斥富贵，而承认合乎道义的富贵。儒家强调“欲而不贪”（《论语·尧日》），反对放纵欲念。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论语·季而》也就是说，人们在追求情欲上，在喜怒哀乐上，在追求物质利益上，要掌握中和的原则，要保持平衡谦和的心态。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体现了对物质享受的淡泊对精神享受的追求，避免因对金钱物质的过分追求而导致的人的异化。孔子还提出“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所以培养坦荡荡的心胸开阔、仁民爱物、“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君子就成为实现社会和谐、天人和谐的基础。孔子曾经对颜渊大加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对自己的评价也大致如此，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肚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又自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这就是为后儒所称颂的“孔颜乐处”。老子也主张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合一，他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老子》第10章）“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老子》第56章）这是说，具有和谐的人格，就能消除个我的固蔽，化除一切的封闭隔阂，超越于世俗偏狭的人伦关系局限，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看待一切人物。道家主张把个体的自然存在和精神自由置于一切外在的附加物之上，走出人生的困境，挣脱“物役”的束缚。老子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纯洁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的修道方式。在庄子看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由，而现实社会中的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功名利禄、政教礼法等都是束缚人、奴役人的藩篱。庄子为达到“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自由境界，明确提出“坐忘”、“守道”、“心斋”等修道方法，通过摒弃内在的心理干扰以及外在功名利禄等利害关系的束缚，以开阔、通达的心态面对现实人生，将阻碍和不利于个体达于静极状态的因素驱散、排除，使心灵澄明出一个纯净的天地，使人真正成为自由意志的人，而不是异己力量的奴婢，从而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境界。
4、世界的和谐。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无争无讼，平等待人，和谐共处，协和万邦，重视睦邻友好，互利互惠。《尚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段文字颂扬了帝尧以其超群的修养和光辉的人格去亲和本族，辨明其他各姓部落之责，以至于万邦和睦、民众和悦之盛况。“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 （周礼·天官冢宰）。历代中国封建王朝都把“协和万邦”的理想运用于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坚持“大师维厄，邦郑维屏，大宋维翰，怀德维宁”的思想，“布恩信，怀远人”以求得中外和谐共存的局面。《尚书·精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党，王道平平，是大公之道，天下之常道也。”《周易·乾卦》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共处。《论语·颜渊》》中有一句话：“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保患乎无兄弟？”孔子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这种以和为本，以诚信为德，以礼法为手段的“和为贵”的外交文化，体现了一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策略，是中国传统的和谐文化的精髓。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王道与霸道相反，霸道是以武力做后盾，处理国内和国际关系；王道则是利用和平的手段，通过在国际间建立相互间的信任关系而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国古代三国时诸葛亮的“七擒孟获”，汉武帝时的“昭君出塞”，唐太宗时的松赞冈布和文成公主，都是“以德服人”、提倡王道、反对霸道的典范，成为千古佳话。《礼记》中的“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说的则是超越一国一族的“天下观”，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这说明，中国传统的圣贤政治，正是以达到天下一家的和谐理想即“大同社会”为目标的。
⑤ 求本科毕业论文思路——关于行为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
楼主，你的第二个题目还较好写。
提纲
一、金融的一般概念
1、金融的内涵
2、金融的基本功能
二、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分析
1、资金（资本）的集聚
2、技术创新的推动
3、人力资本
4、产业结构的升级
5、投资需求的拉动作用
三、金融在区域（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金融能够提高投融资水平和效率
2、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吸引优秀人才
3、金融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
4、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模式
四、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
1、融资比较
五、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1、推行金融创新，提高经济发展
2、积极发展区域性金融市场，促进区域金融协调发展
⑥ 京津城际 背景资料
最高时速达370公里的CRH3“和谐号”动车组列车成功试跑京津城际铁路8月1日开通运营。京津城际铁路的开通，标志着中国已进入时速300公里的高速铁路时代，也催生京津两地半小时经济圈 加速京津一体化进程。
《中国投资》报道，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柳钦说：“这并不仅仅意味着北京和天津这两座城市在区域内的独领风骚，而是一个地区的崛起，必将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快速协调发展”。陈柳钦说，京津城际不仅是沟通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的便捷通道，也是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际客运铁路网的主干道。
天津滨海新区位于环渤海地区的中心位置，区位优势明显，不仅与河北、北京相连，与辽宁大连、山东青岛等大城市也都相距不远。同时，滨海新区面向东北亚，天津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经贸关系密切，在吸纳日韩产业转移中具有更多的机会和优势。而且，天津还是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内陆国家的出海口，是华北、西北乃至中亚地区最重要、最便捷的海上通道。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天津也把“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的国际物流中心”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然而，发展物流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便利与快捷。
东海证券分析师王万金说，铁路运输是目前已知最有效的陆上交通方式，其主要特点是运输能力大、能耗低、规模经济、安全可靠及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小，但因其初始建设成本高、建设周期长、运输灵活性欠缺，比较适合承担中长距离的大宗货物内陆运输以及中长距离的旅客内陆运输。“铁路运输需求增长空间很大，特别是城际客运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王万金说。
据统计，在2004年进出天津的流动人口、货物和机动车平均高峰小时流量分别比2002年增长50%、20.8%和26.9%。市域内8条高速公路总流量由2000年的2.2万辆/天，增加到2004年的14.73万辆/天，6条国道有5条超过设计流量。特别是京津塘高速公路平均车速比2003年下降了31.4%，其他7条高速公路平均车速比2003年下降了4.7%。这些数字说明，现有交通设施已明显不适应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2005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了《环渤海京津冀地区的轨道交通网规划(2005-2020年)》，并批复下发了正式文件。
同年3月，全国政协和天津市共同举办了“振兴环渤海区域与加快天津滨海新区发展论坛”，此后在天津又召开了“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与发展座谈会”，在这两次会上形成了很多共识，其中很重要就是发展区域经济必须以构建区域间现代化交通体系为突破口。
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研究室主任张峻屹表示，京津城际轨道项目不仅为天津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流，也将成为天津乃至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脉。
背景资料
京津城际铁路下设北京南、亦庄、永乐、武清、天津5大站，终点站是天津东站。设计时速300公里/小时，最小发车间隔3分钟，最大通过能力20对/小时，每列车定员900人，最大输送能力18000人/小时。建成通车后，京津两地直达30分钟之内。工程于2005年7月4日开工，2008年8月1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开通运营。
⑦ 邵阳有哪些名人
胡彪湖南省政协主席湖南邵阳人
徐宪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湖南隆回人
周玉清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湖南隆回人
罗桂求湖南省人民政府顾问湖南邵东人
孙在田湖南省人大秘书长湖南隆回人
江勤政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湖南新宁人
范康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湖南邵阳人 周宜开湖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邵阳人
陈求发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湖南城步人
焦忆安国家电力监委会主席湖南武冈人
郑惠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湖南武冈人
谢佑卿湖南省人大副主任湖南邵阳人
左洪涛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湖南邵东人
贺培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湖南邵东人
唐麟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湖南新邵人
刘子载国家高教部副部长湖南新宁人
徐君虎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新宁人
彭卿云中国文物局副局长湖南隆回人
苏仁华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湖南绥宁人
张剑飞长沙市市长湖南邵东人
黄天锡中共永州市委书记湖南邵阳人
肖百灵湖南省妇联主席 湖南洞口人
刘择鸣劳动部办公厅原副主任湖南新宁人
危信民新疆昌吉市副市长湖南新邵人
刘泽友桑植县人民政府县长湖南新邵人
张玉兰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武冈人
陈筑秋中共湖南省委委员湖南新宁人
肖贞堂总装备部副部长、中将湖南新邵人
张国初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将湖南邵东人
徐鹏飞解放军总参部原副部长、少将湖南邵阳人
雷星平陕西省军区政委湖南邵阳人
岳松华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湖南新邵人
姚喆中将湖南邵阳人
方国安少将湖南邵阳人 石新安少将湖南邵阳人
唐健如少将湖南邵阳人
袁国平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湖南邵东人
表也烈少将湖南洞口人
魏镇少将湖南邵东人
白天（魏巍）少将湖南隆回人
向旭北京军区政治部、正军、少将湖南武冈人
肖绍文后勤学院政治部副主任、少将湖南洞口人
周美华兰州军区副参谋长、少将湖南邵东人
段才正国防科技大学校务部部长湖南邵阳人 钟理明贵州省军区司令员、少将湖南邵阳人
徐兴陕西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湖南邵阳人
徐鹏飞总参谋部谋部谋部电子对抗部副部长湖南邵阳人
黄明开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新邵人
雷星平陕西省军区政治委员、少将湖南邵阳人
李来志空军第4师政委湖南邵东人
肖振富武警114师政委湖南邵东人
何益寿海军设计院总工程师、研究员湖南新邵人
刘敦桢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新宁人
魏荣爵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隆回人
李述汤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邵东人
李薰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邵东人
唐守正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邵东人
吕振羽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邵阳人
李钧中国科学院院士湖南邵阳人
李国杰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邵阳人
钟训正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武冈人
黄俊杰西安陆军学院院长湖南洞口人 吕锐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湖南邵阳人
郑健龙长沙理工大学校长湖南邵东人
贺民范湖南自修大学校长湖南邵东人
庾建设广州大学校长湖南武冈人
刘永济武汉大学代校长湖南新宁人
何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湖南邵阳人
翟玉华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主任湖南武冈人
宁静电影演员湖南邵阳人
杨丹电视台主持人湖南邵阳人 陈白一湖南美协主席、国画家湖南邵阳人
黄铁山画家湖南洞口人
姜坤画家湖南邵阳人
李潺书画家湖南武冈人
赵世荣书法家湖南绥宁人 龙开胜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南隆回人
李自健旅美画家湖南邵阳人
周克臣湖湘文化艺术院院长、书法摄影家湖南邵阳人
贺晓彤作家湖南邵东人
周兴旺作家湖南邵东人
周伟作家湖南洞口人
严怪愚《力报》总编湖南邵东人
贺绿汀中国音协副主席、音乐家湖南邵东人
王益寿一级画师湖南新邵人
马笑泉作家湖南隆回人
曾玉衡书法家湖南隆回人
陈早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湖南隆回人
龙际昌书法家湖南洞口人 姜贻斌作家湖南洞口人
谢乐军作家湖南洞口人
张小牛作家湖南武冈人
金双秋长沙民政职业学院教授湖南邵东人
潘泽泉湖南省社会学会副秘书长湖南武冈人
刘人岛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画家湖南新宁人
邓亚萍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湖南新宁人
傅胜龙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湖南邵阳人
王永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湖南邵阳人
何小林北京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南邵阳人
李四军北京新安特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邵阳人
唐未德北京纽曼公司总经理湖南邵阳人
郭爱华中国建筑总公司副总经理湖南邵阳人
刘志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裁湖南邵阳人
李斌海上海得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湖南邵阳人
周友元华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邵阳人
曾小山湖南曾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邵东人
曾佑桥湖南曾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邵东人
黄松和北京新兴宾馆副总经理湖南邵东人
李自成北京永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湖南邵东人
戴谋祥北京祥和智德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邵东人
刘志强华北电力设备成奎（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湖南邵东人
谢正光北京地铁运营公司董事长湖南新邵人
彭源贤中通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湖南新邵人
孙寅贵百龙集团董事长湖南隆回人
唐运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总经理湖南洞口人
朱汉民岳麓书院院长、国学专家湖南邵阳人
王国宇历史学家湖南邵东人
羊春秋韵文学专家湖南邵东人
朱有志经济学专家湖南新邵人
尹世杰消费经济学家湖南洞口人
李慎典农业经济工程专家湖南武冈人
李双元法学家湖南新宁人
田长松中国驻莱索托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湖南邵阳人
李斌海上海保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湖南邵阳人
刘志雄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裁湖南邵阳人
吕坚国家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湖南邵阳人
陈柳钦城市经济和城市金融问题专家湖南邵东人
罗黔辉美国海洋生物统计学家湖南邵阳人
王赤中科院太空物理学家湖南邵阳人
于登云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卫星飞船专家湖南邵阳人
廖小平伦理学专家湖南邵阳人
杨品红水生生物学家湖南新宁人
肖芳桂整流器专家湖南邵阳人
刘昆淮金属防腐及表面处理专家湖南邵阳人
刘美云畜牧兽医专家湖南邵阳人
王克勤生物化学家湖南邵阳人
曾云微电子器件专家湖南邵东人
周群初辣椒育种专家湖南邵东人
张崇泉中医老年病专家湖南邵东人
赵玉驰中医骨科专家湖南邵东人
杨寿峨中医骨伤科专家湖南邵东人
周集中旅美科学家湖南新邵人
周群力岩土力学工程专家湖南新邵人
龚洵利农业技术推广专家湖南新邵人
匡乐满理论物理学专家湖南隆回人
罗孝和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湖南隆回人
彭庆耀公路工程设计及施工管理专家湖南隆回人
林舸大地构造学与成矿学专家湖南洞口人
吴琦瑛公路桥梁设计施工专家湖南洞口人 周清一微波技术专家湖南武冈人
刘选明植物学与细胞生物学专家湖南新宁人
敦桢中国建筑史学奠基者之一湖南新宁人
陈京明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湖南邵阳人
周友元华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邵阳人
黄松和新兴宾馆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湖南邵东人
唐运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湖南洞口人
杨松堂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法律办主任湖南洞口人
尹俊国民党上将、台湾中台工化公司董事长湖南邵阳人
李寿轩中将湖南邵东人
廖耀湘中将湖南新邵人
雷丰恒少将湖南蓝山人
唐英俊黄埔军校毕业生湖南蓝山人
尹仲容台湾国民党经济部长湖南邵东人
马邻翼中华民国教育部次长、教育家湖南邵阳人
谭人凤中国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湖南隆回人
唐智国立台北科技大学第九任校长湖南邵阳人
唐盼盼中央日报》社社长湖南邵阳人
蒋廷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湖南邵阳人
谢璞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副主席、作家湖南洞口人
邹永成同盟会会员、国民党革命军第六军中将参议湖南隆回人
宛旦平工农红军第二纵司令员、烈士湖南新宁人
谢嵩二十九军军长、烈士湖南邵东人
蔡锷云南军政府都督湖南邵阳人
江中源湘军将领湖南新宁人
刘坤一湘军将领湖南新宁人 刘长佑(清)两广总督湖南新宁人江中源(清)安微巡抚湖南新宁人 魏光焘(清)两江总督湖南隆回人
魏源(清)思想家湖南隆回人
⑧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的研究成果
[]陈柳钦：“西方新资本结构理论综述”，《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2期
[]丁跃武：“基于控制权利益的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融资方式研究”2008年博士论文
[]李科、徐龙炳：“融资约束、债务能力与公司业绩”，《经济研究》，2011年第5期
[]缪丹：“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和控制权研究”2005年博士论文
[]肖作平：《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研究：——理论和证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张红波、王国顺：“基于经理人过度投资行为的控制权配置机制设计”，《当代经济科学》，2011年第5期
[]张立达：《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王忠文、冯涛：“国外资本结构综述及我国上市企业资本结构问题分析”，《学术论坛》，200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