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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

发布时间: 2023-04-20 02:11:54

1. 新闻标题

2014年4月5日竖旅 新闻联播

清 明 祭 英 烈 共 筑 中 国 魂
走基层·写在墓碑上的人生
走基层·清明说吧:说出心底的思念
清明小长假首日 交通迎出行高峰
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发布: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取消
南 京 大 屠 杀 史 实 不 容 否 认
搜寻MH370航班:多架飞机11艘舰船今天继续搜寻
我台清明假期继续推出多档特别节目
国内联播快讯
供销合作总社将开展综合改革试点
甲午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举行
辽宁:消防培训走进田间地头
吉林隧道塌方事故被困人员全部获册拦救
云南昭通永善县发生5.3级地震
阿富汗举行总统选 举投票
记者探访州纤胡智利地震受灾严重小镇
国际联播快讯
日美将加快推进防卫合作指针修改
穆迪下调乌克兰国债评级
结束语·清明习俗

2. 二战去日本劳工档案到那里找

2013年9月18日,旅日爱国华侨、东京华侨总会名誉会长陈焜旺先生,将保存长达半个多世纪、整整7箱资料交给该馆保存,其中包括记录了日方强掳中国劳工铁证的《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属档案。

这些已经发黄的档案共120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个作业场的373份报告和《外务省报告书》及附姿歼属档案。档案统一装在牛皮纸口袋里,上面有企业的名称、企业所在地,其中不乏三菱这样的知名企业。同时,档案内还记述了企业概要、劳工的契约书和疾病、伤害、死亡等信息统计。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为弥补国内匮乏的劳动力,1943年至1945年,在中国占领区先后强征4万余名中国劳工赴日本35家企业的135个作业场从事无偿、繁重的非人苦役。 据日方资料统计,仅在日本死亡人数就达6830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官方网站公布《强掳中国乎升赴迹顷冲日劳工名录》。这份名单汇聚了34282名中国劳工信息

3. 谁知道东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的

1923年的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报纸,竟然发布“富士火山将大喷发”、“东京地区正在沉入海底”等不实消息,让从废墟中爬出来的幸存者更加惊恐。东京市内交通、水电供应严重破坏,
谣言四起,一片混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捏造并散布谣言,称友宴桥“朝鲜人触犯神灵,地震是天神的惩
罚”,军警当局还诬指社会主义者和旅日朝鲜侨民纵火、投毒,授意右翼团体自警团恣意刑讯、屠杀。
中国积极援助日本灾民
1923年9月1日上午11点58分至12点03分,一场大地震袭击了日本关东地区。震中位于东京的相模湾内,震级为7.9级。大地震引发了火灾、海啸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东京、神奈川、千叶、琦玉、静冈、山梨、茨城等1府6县成为地震灾区。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值中午,很多人家在做午饭,倾倒的炉火引发了100多处起火点,其中大部分没能被扑灭,再加上日本当时的房屋多以木结构为主,火势迅速在各处蔓延开来。尤其是在东京和横滨两个大城市,火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东京的大火持续燃烧了3天,街道、建筑大部分被烧毁。火灾中最悲惨的一幕发生在现在东京墨田区的横纲公园,当时这里是一片约6.6万平方米的空地,聚集了很多无家可归的避难者,不幸的是这里也被大火袭击,约3.8万人被烧死或窒息而死。横滨也化为一祥扮片火海,当时华人集中的南京街有5000多名在日中国人,结果约有2000人因地震和火灾死亡。在这次地震中死亡、失踪人数合计约为10.5万人。房
屋损毁10.9万余间,严重损坏10.2万余间,烧毁21.2万余间。
关东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当时的北洋政府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并支出库银20万元(当时1元钱能买40斤大米)用于救灾,还下令暂免食品、服装、药品、卫生材料等出口日本的关税。各界名人也纷纷捐款,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还组织了赈灾义演。在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一些地方也都有自发的募捐活动。9月6日,上海总商会、红十字会等团体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协济日灾义赈会,到9月27日,该会共捐助钱粮、药品计14万元。中国佛教界也组织了赈灾活动,各大寺院道场组织各种法会,吊祭日本地震的罹难者。地震发生后,日本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40多个国家的救援物资和资金。
谣言称朝鲜人趁乱纵火
大地震使东京、横滨等地的电力、水力、交通、通讯等系统完全瘫痪。由于交通、通讯的断绝,无法传递准确的情报,政府一时间也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救援。大地震不仅摧垮了人们的肉体,也
几乎摧垮了人们的精神,幸存下来的人惊魂未定。
这时,各种谣言开始在灾民间传播。据日本警视厅的记录,谣言包括“还要爆发大地震、还有大海啸来袭、富士山将大喷发”等。在这种有关自然灾害将进一步加剧的谣言迅速传播的同时,从9月1日傍晚开始,出现了与政治相关的各种谣言,在市民中引起了更大的恐慌。谣言包括“在日本社会受虐待的朝鲜人要趁震灾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反击日本人”、“地震中从监狱逃出来的罪犯要发起暴动、对现实不满的社会主义者趁乱进行暗中活动”等。在这些谣言中,与朝鲜人有关的谣言尤其为人们所深信。而且谣言越传越玄,开始时说“朝鲜人要趁地震的混乱放火”,过了一夜就说“朝鲜人抢劫、强奸、杀人、朝水井投毒”等,后来甚至出现了“朝鲜人在伊豆大岛装了炸弹而引起了地震”等说法。很多人开始相信朝鲜人要趁机发生暴动,并认为火灾的扩大也是由于朝鲜好猛人的暗中活动造成的。
当时的日本人会相信这些谣言,与当时他们对朝鲜人的认知不无关系。日本1910年正式吞并了朝鲜,并在朝鲜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利用“土地调查”等手段掠夺朝鲜土地。很多流离失所的
朝鲜人被迫到日本做工,受到日本人的歧视。在日本的朝鲜人也成立了一些组织,参加日本工人运动,1921年至1922年,先后成立了东京朝鲜劳动同盟会及大阪朝鲜劳动同盟会,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也有在日朝鲜人参加。日本当局也据此认为他们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倾向。日本媒体的宣传也极力丑化朝鲜人,认为他们是潜在的危险分子,因此很多日本人对谣言深信不疑。
那么,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有日本学者怀疑,是日本政府为转移民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愤怒而制造的,并任其散布;也有学者主张是在民间自然形成,一部分官员相信了这些谣言,并以此为依据加强了戒备。确实,今天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很难了。另外,遇害朝鲜人和华工的具体人数是多少?责任是否在日本政府?这些问题也有待历史学者继续研究。
朝鲜人和华工成屠杀对象
9月2日下午,日本政府通过紧急敕令发布了戒严令,出动军队维持社会秩序。同一天,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局长发电报给各地方长官,电文如下:“利用东京附近发生震灾之机,朝鲜人在各地放火……现已在东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令,各地要严密巡查,严格取缔朝鲜人的活动。”3日上午,又向全国发送了“朝鲜人在各地放火,欲达到其不逞之目的”的电报,同时戒严地区扩大到整个东京府和神奈川县。颁布戒严令意味着进入非常时期,由军队掌控一切,一般情况下是在战争和内乱爆发时颁布。这次颁布的主要目的是“针对不逞之举,保护罹灾者”。据此,军队和警察开始大肆逮捕、屠杀在日朝鲜人和中国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号召市民提高警惕,各地也组织了以在乡军人会(退伍)或青年团(地方青年组织)为主体的所谓“自卫团”,用日本刀及竹枪等武装起来,四处奔走“猎捕朝鲜人”,一旦发现,或将其杀害,或在施暴后将其交给警察或军队,手段极其残忍。虽然不久之后人们得知有关朝鲜人暴动等消息只是谣言,警察厅也制定了自卫团规则,要求停止对朝鲜人的迫害,但这时被军队、警察、自卫团所杀死的朝鲜人已达数千人。有史料称,当时有6000多名朝鲜人在屠杀中丧生。
在屠杀朝鲜人的同时,他们还把屠刀伸向了在日华工(有一说称他们被误以为朝鲜人)。据不完全统计,有700多名中国人(90%是温州人)遇害。东京大岛町8丁目是华工的一个聚居地,9月3日就有近200名华工在这里惨遭杀害。据当时住在8丁目146号的木户四郎(当时27岁)回忆:“五六名士兵和多名警官及很多民众,包围了约200名中国人,民众都手持斧头、铁钩、竹枪、日本刀等,从一侧屠杀中国人,中川水上署的巡查等也和民众一起,像疯了一样实施屠杀,其间还有两声枪响,可能是射杀逃亡者吧。我当时都不敢正视自己同胞的残虐行为。”此外,横滨等华人聚居区也发生了屠杀事件。在日本的中国工人领袖王希天9日上午前往大岛町慰问受难华工,途中也被军警秘密拘捕,12日凌晨被秘密杀害。之后此事一直被封锁,直到1975年8月28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了《久保野茂次日记》,人们才了解真相。
日当局借机杀害异见人士
在残酷杀害朝中劳工的同时,军队和警察从9月3日开始,也对日本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及工人运动领袖等进行镇压。
地震后产生的谣言之一就是“社会主义者借机暗中行动”。日本当局最担忧他们鼓动群众发难,日本宪兵队正好借此机会拔掉“眼中钉”。9月16日,宪兵大尉甘粕正彦等冲入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核心人物大杉荣的家,强行将大杉荣夫妇及其外甥带到宪兵队,掐死了他们,并将尸体投入井中以毁灭证据。这件事在9月20日被《时事新报》与《读卖新闻》发现,12月甘粕正彦被军事法庭判刑10年,但1926年10月即获得释放,并由陆军出资送往法国留学。
关东大地震后外国强烈谴责日本屠杀大批朝鲜人,对此日本官方避重就轻,百般辩解,不承认屠杀罪行。
日本屠杀中国劳工的消息很快传回中国,引起中国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怒,各地群众纷纷集会抗议。王希天被害后,北洋政府也曾派出调查组赴日调查。但由于日本当局竭力掩盖真相以及当时北洋政府的无能,最终无果而终。
关东大地震给日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一战时日本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但战后发展经济的各种有利条件消失,经济发展减慢。关东大地震引发了震灾经济危机,自此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危机和慢性萧条状态。在政治上,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运动、工人运动的打击力度,再加上当年12月27日发生了无政府主义者难波大助刺杀摄政的裕仁亲王未遂的事件,更加重了市民对社会主义者的恐惧心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进一步增强。
日本政府痛定思痛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政府痛定思痛,提高了建筑的抗震能力,加强了对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视。作为一个地震多发国家,日本的这个传统延续至今。汶川特大地震后,日本国际紧急救援队来到四川灾区抢救受困民众,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水准让人钦佩,值得赞扬。
不过,日本对屠杀朝鲜人和华工的反省则到日本二战惨败之后才开始。
在日本东京的横纲公园,竖立着一座“追悼关东大震灾朝鲜人牺牲者碑”。此外,在神奈川等地也有类似的慰灵碑。自1983年开始,每年9月,在日朝鲜人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在中国,1924年归国的温州留学生集资在温州华盖山上建起了王希天纪念碑。抗战期间,此碑在温州沦陷后,被日寇拆除,这一事件也逐渐被人们淡忘。
日本宋庆龄基金会副理事长仁木富美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详细调查,先后撰写并出版了《关东大地震中国人民遭虐杀》、《大地震时对中国人民大屠杀―――中国工人和王希天为何被杀》等书,使人们能通过史实了解事件真相。
1993年9月关东大地震70周年纪念时,日本友好人士捐资,在温州重建了“王希天烈士暨温处旅日蒙难华工纪念碑”。

4. 二战劳工名单

建议你去搜索卜拿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最近公布了34282位的强掳型弊中国人赴日敏好劳工名单,分为上下两部分。

5. 《刺刀下的劳工》免费在线观看完整版高清,求百度网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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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下的劳工》
类型: 纪录片、历史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戚咐孝: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21-04-03(中国大陆)
集数: 5
片长: 59
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发现纪实传媒承制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刺刀下的劳工》, 即将于2021年4月3日-7日CCTV-9纪录频道20:00隆重推出,央视频全网首播,首次全景式讲述抗简悉战期间强掳赴日的四万多中国劳工的故事。敬请收看!
“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由此策划的五集纪录片《刺刀下的劳工》,将通过最后高稿一批活着的强掳赴日劳工幸存者的影像记录,还原那段并不普遍为人所知的历史。

6. 急~!谁知道二战时期河北赴日劳工的名单那里有

新华网青岛1月30日电(记者张荣大)青岛市腊指档案馆今日向新华网提供一份最近从馆藏的3000卷册劳工档案中发现的《华工赴日事务所赴日华工姓名表》,向社会公布,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寻找青岛“百人劳工名单”上的健在者,搜集他们保留的劳工物证,支持他们向日方讨回公道。同时,青岛市档案馆的“寻找劳工专线”――(0532)5840260也正式开通,为知情者提供方便。
据青岛档案馆介绍,青岛是当年日本疯狂掠夺中国劳工的最大出口港。据档案资料记载,仅1939年17月,经青岛前往东北的劳工就达71万人。在众多劳工协会办事处中,仅青岛办事处在1938年到1943年中就招募和输送了劳工70余万人,另有数量相近的随行家属。被运到日本的数万名劳工,也大都从青岛出港。在侵略占领青岛的日军和日本领事馆及劳工协会指使下,当时青岛市内四区设有四个劳工支所,崂山、胶州、即墨设有三个劳工分所,青岛还专门设立了关押劳工的第一轮芦配劳工训练所和第二劳工训练所,为日本肆意掠夺惨害中国劳工竭尽犬马之劳。

此青岛“百人劳工名单”,是当时青岛社会局按照日本人意图向青岛特别市政府呈报的签核备案文牍,文中提出的案由是,据华工赴日事务所称,前由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派员会同挑选企图潜逃之华工王方兆等100名办理出国手续,计崂山60名,胶州35名,即墨5名。后于8日26日,经劳工协会岛田科长按名点收,运赴该会宿舍,待船出发。这份名单列有区别、姓名、年龄、籍贯、赴日日期、详细住址等栏目,在每个人的名下都表明赴日日期为1944年8月28日。

下面是青岛档案馆公布的1944年的“百人劳工名单”:

区别姓名年龄籍贯赴日日期详细住址

崂山王方兆43山东福山8月28日李村区福山后23号

崂山胡正盛25青岛市8月28日李村云头崮村

崂山王士安28青岛市8月28日沧口区西流庄

崂山闫学绪26青岛市8月28日李村区扶耳崖

崂山方明节26崂山8月28日李村河南村

崂山车承云40青岛市8月28日李村车家下庄

崂山解同春25章丘8月28日七区沟头村

崂山张子和21即墨8月28日四区五期乡城哥庄

崂山赵维亭19即墨8月28日一区城后乡新格庄

崂山杨子明20即墨8月28日一区新民镇磨石村

崂山刘承雪23即墨8月28日一区城后乡薛家营

崂山蓝立保30即墨8月28日一区兰家庄

崂山王洪山22即墨8月28日一区后是村

崂山杜充敬36即墨8月28日一区水顺乡关鲁阜

崂山孙希忠25即墨8月28日六区临海乡程哥庄

崂山王喜成30即墨8月28日十区麦山乡东高泊

崂山孙立岗23即墨8月28日三区公民乡南颜武村

崂山张领44日照8月28日安东卫村

崂山刘春泉22日照8月28日安东卫村

崂山贺兆钱34日照8月28日七区哗简河南沟

崂山赵明福25日照8月28日安东卫村

崂山王钦明33胶州8月28日七区龙山围北僻朱家村

崂山刘殿宇26胶州8月28日青岛南仲家洼丙122号

崂山王守更30胶州8月28日二区水顺乡郭家庙

崂山王连起26天津市8月28日河东旺道庄大车胡同6号

崂山韩恒庄33河北冀县8月28日冀县城西营台

崂山何殿元32天津市8月28日一区何庄

崂山王家瑞27天津市8月28日金家窑

崂山戈春堂26河北省8月28日景州安陵镇

崂山王永达28河北省8月28日金家窑海庙寺11号

崂山张金山41保定8月28日南国县城西北章10号

崂山苑宝如25河北河涧县8月28日天津北站天津电气段北站第一通信

崂山周玉堂23天津市8月28日平安街26号

崂山何凤起30河北省8月28日青县新庄

崂山陈书田40诸城8月28日南仲家洼丙村122号

崂山郑梅31诸城8月28日诸城张鼓庄

崂山刘发福38诸城8月28日诸城潮河街

崂山李宝仁37诸城8月28日青岛市北仲家洼6号

崂山闫继春38诸城8月28日诸城东南乡张哥庄

崂山王玉山35章丘8月28日章丘八区由庄乡由庄村

崂山李财贯27章丘8月28日章丘二区九郡乡九郡村

崂山郝明三23莒县8月28日青岛市费县路15号

崂山陈鸿恩28莒县8月28日莒县南乡黄泥盐

崂山徐蓝亭28莒县8月28日莒县七区王家村

崂山李孝生42昌邑8月28日昌邑南乡金台村

崂山周鸿祥31昌邑8月28日昌邑六区葛庄周家洼

崂山林溪恩25济南8月28日荏平县七区黑异乡大林庄

崂山刘继武40济南8月28日新东门里路66号

崂山王越超28济南8月28日城里高都司巷36号

崂山王茂林33山东8月28日长清县东南乡张庄村

崂山杜瑞国24山东8月28日高密县十区河柳乡杨河崖村

崂山赵简明28山东8月28日掖县十区松园乡介山村

崂山于恩江44山东8月28日平度县七区西南乡于家村

崂山李永贵24山东8月28日平度县四区北乡高旺山村

崂山李从斗39山东8月28日平度县二区红蓝乡卢家墟村

崂山刘兴池34山东8月28日平度县四区高旺山村

崂山程仁山23江苏8月28日海州七区管理乡城庄

崂山赵富臣42益都8月28日青岛市消防队宿舍

崂山王世福37山东8月28日长山二区大和村

崂山盖范五28“满州国”奉天8月28日海城县大石桥康平街62号

胶州韩福来26胶州8月28日胶州一区福安乡福安街

胶州韩云泰27胶州8月28日胶州一区太平乡梁家园村

胶州宋本昌21胶州8月28日胶州一区太平乡三眼井街

胶州韩维新27胶州8月28日胶州一区芙蓉乡南关街163号

胶州王祺良25胶州8月28日胶州二区刘宛乡东牟村

胶州窦筱亭24胶州8月28日胶州三区麻湾镇南屯村

胶州陈茂叶27胶州8月28日胶州四区灰村乡河西郭村

胶州夏赋信23胶州8月28日胶州四区艾山乡湘沟村

胶州夏赋贞24胶州8月28日胶州四区艾山乡湘沟村

胶州朱正基22胶州8月28日胶州四区艾山乡李子行村

胶州闫明20胶州8月28日胶州四区艾山乡湘沟村

胶州韩锡坤23胶州8月28日胶州五区埠店乡徐村

胶州韩修吉34胶州8月28日胶州五区布后乡发家村

胶州李振德34胶州8月28日胶州五区布后乡发家村

胶州韩林如27胶州8月28日胶州五区花林乡韩家寨村

胶州韩坤伦28胶州8月28日胶州五区花林乡韩家寨村

胶州韩金关34胶州8月28日胶州五区花兰乡刘家庄

胶州韩金礼30胶州8月28日胶州五区花林乡流花浦庄

胶州刘传江34胶州8月28日胶州六区铺集乡由沟村

胶州刘进宝34胶州8月28日胶州六区铺集乡庄家有勾村

胶州张云同26胶州8月28日胶州六区里岔乡黄家窝落子村

胶州赵伦超47胶州8月28日胶州六区天台乡天台本村

胶州韩耀奎40胶州8月28日胶州六区铺集镇

胶州刘金科39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卢家乡周崖子村

胶州张振德30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灵闫镇灵山卫

胶州杨君敬26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铁市乡大下庄

胶州张守江26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高岳乡海崖

胶州安绍宗35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定河乡大东桃村

胶州姜清云45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定河乡棉花沟村

胶州李福勤32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云台乡五家村

胶州李凤田22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云台乡孟家村

胶州陈西义26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灵山卫南街

胶州赵全法32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灵闫镇灵山卫

胶州王进智26胶州8月28日胶州七区灵闫镇灵山卫

胶州惠子英31薛家岛8月28日薛家岛辛岛村

即墨刘善一20即墨8月28日即墨六区会海乡大渐村

即墨汪志成30河北冀县8月28日青岛冠县路第四平民院51号

即墨王文焕23诸城8月28日诸城六区少浦乡五家屯

即墨孙可林20即墨8月28日即墨一区尹家乡石古埠

即墨李天仲22河北8月28日河北六区武清乡南寺上村(完)

7. 在往网上怎么查掠日本劳工明单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掳掠了大量中国劳工。今天上午,受害劳工家属济南市民韩先生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被掳中国人名单(1)(2)》,长达633页的日文中记录了约4万名劳工的详细资料。据了解,这份宝贵资料在战后被带到美国,由日本友好人士复印后转到国内。

今天上午,记者在槐荫区丁苑小区韩先生家见到了这份资料。《被掳中国人名单(1)(2)》共633页,详细记载了从1943年到1945年间被日军掳走的中国劳工情况,包括番号、姓名、年龄、出身地、劳动作业点、死亡纪录等。该名单一共记录了38953名劳工,以河北省最多,其次是山东、河南、山西等地,其中山东9294名。劳工年龄最小的才11岁,最大的有78岁,其中又以20岁到29岁的居多。当时近4万名劳工被迫在日本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力。在此期间,约6000人被折磨致死。

“我父亲的名字在第400页上。”韩先生的父亲韩瑞华被掳走前是游击队员,1943年9月被日军掳到日本北海高羡道煤伍念搜矿。所有劳工胸前都戴有一块印着编号、姓名的白布,同囚犯没什么两样。在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遭受了两年的非人待遇后,终于等到日本战败投降,这才返回祖国。

记者从相关资料中查阅到,战后,中日友好协会等17个团体组成了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作成实行委员会,调查整理这些资料,于1960年到1964年做成了《关于强掳中国人报告书》,该报告书的第四篇收录了《被掳中国人名单(1)(2)》,韩先生的名单与该名单完全一致。据韩先生介绍,日本战败后,该名单被带到美国,日本律师设法取得。一直致力于劳工官司的刘焕新在日本起诉时,又从日本律师团获得腔历该资料。山东诸城受害劳工王子安曾随刘焕新到日本作证,复印了一份。去年,该名单得到日本外务省的确认。这些名单可给研究在日中国劳工问题提供丰富可靠的资料,为寻找中国在日劳工的下落提供了宝贵资料,日军侵华历史也因此多了新的罪证。

去年8月13日本报曾报道了王子安老人抄写的济南劳工名单,健在的劳工委托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成立受害劳工法律援助团,联络山东的劳工进行维权,目前已经联系到了近80名劳工,其中健在的23名。

韩先生说:“王子安按照劳工被掳省份进行分抄,联系幸存劳工以及其家属。现在他已经80岁了,没有精力继续做这一工作,就把名单转交给我了。现在,我想继续寻找劳工及其家属。”(记者 赵国陆 实习生 郑晓刚)

或许你可以联系一下以上报道的主人,毕竟人多力量大

8. 杀害赵尚志的战犯东城政雄:一个由盲从到觉醒的原伪满警佐

王健 周桂香

“我不仅是谋杀了赵尚志将军一个人,而是令东三省的三千万人民痛失他们的领袖,拖延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我愈发感到自己罪大恶极。”

“盲从之可怕。”

“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我都要为日中友好做事,这是我的使命。我的罪行留在中国抗日史上,不会消失。我的忏悔无尽无休。”

这是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成员、原侵华战犯东城政雄回国后在其文章和信件中写下的悔恨之词。

日本侵华期间,东城政雄在伪满洲国做过十年警察,后被苏联俘虏。1950年7月,与其他九百余名日本战犯一同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7月获释回国,开启了贯穿其后半生的忏悔认罪、献身于日中友好事业的旅程。

东城政雄 1990年前后

东城政雄的侵华履历

东城政雄(1913-1995),日本福岛县人,自述“在军国思想熏陶下,我盲目笃信天皇制,为了出人头地,选择了去伪满洲国当警察”。他回忆当年到伪满洲国当警察的原因时,这样写道:

1927年日本政府根据田中义一首相《对支那政策纲饥帆领》的奏文,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华侵略,在义务教育阶段用“教育敕语”,军队中用“军人敕语”来禁锢国民思想,不仅如此还大肆宣传“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定要守住北面的生命线——满洲”。那时候我已经服完兵役,成为预备役,也结了婚。可是随着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译注)的影响不断扩大,和我一同退伍的人又陆续被召回军队。我住在宫城县,一天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从东北(日本的东北地区)六县招募120名满洲国警察,现役警察除外,月薪70元。”看完后,我喜出望外,马上报了名。考试通过后,1935年来到满洲国,迈出了侵略中国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日本军国主义为美化其殖民统治,在日本国内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提出在伪满洲国实现“五族协和”、共建“王道乐土”等口号,号召国民去伪满洲国建设繁荣富强的新国家。这些极具煽动效果的蛊惑使得当时很多日本年轻人怀着满腔憧憬来到伪满洲国,自然也就有了东城政雄的“喜出望外”。

1935年,东城政雄进入新京(现长春)伪满洲国中央警察学校学习,为别科第12期学员。伪满警察绝肢举设立之初,人员构成复杂并碧,大部分是张学良政权时期的中国警察,还有临时拼凑的日本警察。因此日本侵略者十分注重对伪满警察的教育和训练,在伪满首都新京成立中央警察学校、各省市设地方警察学校以及在各县设训练所,训化不同级别的伪满警察。在训化过程中,向他们灌输 “日满协和”“共存共荣”“五族一体”等殖民主义思想,要求各级警察都要无条件地效忠于日本侵略者。

东城政雄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了奖状和奖品,之后的主要经历如下(伪满警察的等级从高到低为: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

1935年10月 首都警察厅 小双堡警察署 警务员 警长

1937年9月 首都警察厅 长通路警察署 外勤监督 警长

1938年3月 黑龙江省宝清县警务科 特务股员 警尉补

1939年3月 宝清县警务科 司法股主任 警尉

1940年3月 汤原县巴兰河森林警察队 队长、迎兰镇警察署警务主任(兼任)警尉

1940年10月 汤原县警察署 警务主任 警尉

1941年10月 鹤立县兴山警察署 特务主任 警尉

1942年5月 依兰县达连河警察所 所长 警尉

1943年3月 三江省地方警察学校 教官 警佐

1943年10月 抚达县国境警察队海清队 队长 警佐

1945年3月 富锦县警务科 警防股长 警佐

1945年8月 被押解至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服劳役

1950年7月 被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7月 获释回日本

人成鬼——伪满警察的罪恶前半生

伪满警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维护 社会 治安”的警察,而是日本关东军直接操控下的武装力量,是日本侵华势力在中国民间的延伸,也是其残酷镇压中国人民和对中国财富进行疯狂掠夺的工具。伪满警察配备步枪和轻机关枪等先进武器,因为有“临阵格杀”权力,他们制造了无数起迫害、屠杀抗日爱国军民的惨案。除了使用武力镇压,伪满警察还从事极端的特务活动、实施种种惨无人道的政策压迫、奴役东北人民。东城政雄长达四十余页的供词就是伪满警察罪行的一个缩影。“伪满警察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是东城政雄回忆中经常出现的语句。

东城政雄起初在伪首都警察科任职,负责把警察运往屠杀中国人的刑场。如1937年在长春附近有40名群众被屠杀。他在现场“悠然地看着中国人被伪满警察用步枪、手枪击毙,或者被日本刀斩首。还有满铁医院的医生在现场解剖尸体,挖出内脏,做着禽兽不如的事情。每个月都有四五十名中国人被这样屠杀”。

伪满警察可以随意逮捕、毒打和审讯群众,甚至秘密处决。如1938年东城政雄等从伪宝清县公署监狱提出四名“犯人”押送到河边,在上司的指使下,东城从背后开枪射杀其中一人,并将尸体抛入河中。其上司说:“这些人无论怎么拷打都不招供,没有利用价值,只好这样处理了。”再比如1940年,时任汤原县警察署警务主任的东城政雄因怀疑一名妇女(40岁)的丈夫是抗联战士,便下令抓捕该名妇女并将其吊起来拷打,逼其说出其丈夫的去处以及武器的藏匿地点。该名妇女当时怀孕6个月,酷刑导致胎儿流产。

东北沦陷后成为了日军的粮食和资源的供应基地,侵华日军所需物资的半数都是从东北掠夺的。为满足日军对粮食的需求,伪满洲国施行严酷的“粮谷出荷(强迫低价收购粮食)”和“粮食配给”的政策,从民众口中夺粮,伪满警察就是这一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据东城政雄回忆,在他管辖的地区,高粱、玉米、大豆等一律上交,不许老百姓吃。配发给老百姓的是参杂了野草的麦麸,百姓挣扎在死亡线上,有人甚至吃老鼠。东城腰间佩戴着手枪横行乡里,总觉着“什么地方会藏着粮食”。他让手下持枪挨家挨户地毯式搜查,哪怕只发现一撮大豆,村民也会因违反“粮食出荷”命令而遭逮捕和拷问,然后被逼在编造的审讯记录上按手印,以“反国家思想”的罪名被抓进监狱。由于不择手段地搜刮,东城甚至能超额完成下达的粮食征收量。他在笔供中形容当时的所作所为“行同鬼畜”“榨干了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伪满警察是以极端特务活动为重点的警察,配备了很多专职特务警察,与警备警察的武装活动受到同等重视。1938年东城政雄在佳木斯地方警察学校接受了一个月的特务训练,提高了其在收集情报方面的业务水平。

东城政雄在笔供中写道“我因谋杀赵尚志将军立功,获得殊荣,这是我最大的罪行”。

1941年,东城政雄到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任特务主任。兴山街又称鹤岗街,是军事机密保护地区(关东军指定的要塞地带),境内的山岳地带曾是抗日联军的根据地,有中国共产党的学校。著名的鹤岗煤矿也在此地。煤矿的中国工人出入频繁,很容易“混入反满抗日者”。

东城政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当时是负责‘讨伐红匪’任务的兴山特务主任,因为在治安差的地方干得好会有津贴且发迹提升快,我是主动向厅里请求去干的。”

看到兴山的复杂情况,东城认为有必要建立情报网。他用钱、鸦片等收买中国人做密探,让这些人伪装成开杂货店的、开旅馆的、打猎的皮货商人等。他们或混迹于街巷、煤矿周围、或被送进山中,打探中共地下党、抗联部队以及苏联间谍的情报。

赵尚志是东北抗联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与杨靖宇并称“南杨北赵”。东北抗联一直是日寇的心腹大患。1939年新任关东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到任后,立即发布命令,全力搜捕抗联领导人。第一号人物杨靖宇,第二号人物赵尚志,分别悬赏两万元和一万元收买两人的人头。

1941年10月,滞留在苏联的赵尚志回国执行任务,身边只有几个随行人员。他们在鹤立、汤原一带的山区活动,引起了伪满军警的注意。11月下旬的一天,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听取了下属东城特务主任的汇报:“东城一向利用的密探中有10名左右的猎人,他们在鹤立、汤原两县交界的山里打猎,冬季就搭棚子,住在山里。据他们说赵尚志和他的几个心腹出现了,在收集旧部、重建抗日联军,计划发动抗日爱国武装斗争。”

田井久二郎十分重视这个情报。他的职责是维护鹤岗煤矿的治安,确保每年向日军提供450万吨的煤炭。如果赵尚志率领抗联来到鹤立县,三万多矿工一定会蜂拥而起追随赵尚志抗日。另外,鹤立县有很多日本开拓团移民,他们大量掠夺当地百姓的土地,民怨深积,反抗一触即发。因此,田井久二郎决心要抢在赵尚志重组抗联队伍之前实施抓捕。田井还幻想着一旦成功,不仅能被提拔重用,将来衣锦还乡,还可以给死在赵尚志领导的抗联枪下的众多日本兵报仇。但他深知赵尚志英勇善战并深得百姓支持,即便派出一个师的兵力也未必能抓到他,于是他决定放弃“武力讨伐”,与东城政雄密谋利用密探诱捕赵尚志。

田井久二郎计划在赵尚志身边安插密探,骗取信任后,将赵尚志引诱到警察的伏击圈内,期间想办法让赵尚志负伤,然后活捉。他让东城政雄物色“机智”的密探,东城说收买密探需要经费。田井久二郎马上向伪三江省警察厅特务科申请,但由于情报可靠度不高,这笔资金没有获得批复。于是田井久二郎对东城说,事成之后,关东军一万元赏金可以充作报酬。也可以从伪保安局那里弄些鸦片,或者批些粮食、火药等特许物资给密探,允许密探做些赚钱的买卖。

有了上司的大力支持,东城政雄欣然领命,表示要尽最大能力完成任务。彼时,关东军为了加强鹤岗煤矿的治安,要求田井久二郎向煤矿附近的梧桐河派驻警备队。梧桐河在兴山北20公里处,曾是矿区和交通要道。田井久二郎认为梧桐河是诱捕赵尚志的最佳地点,于是加强了该地警力,并告知了东城。

为了获取赵尚志的准确情报,东城政雄一次性收买了25名中国人做密探。1942年1月下旬他派一辆卡车将密探和粮食送进梧桐河的山地里。同时东城政雄命令梧桐河警备队把用于引诱赵尚志的密探刘德山送进山。刘德山很早就认识赵尚志,并且枪法极准。进山前,警备队长(中国人)告诉刘德山要以梧桐河为中心,在当天能返回的范围内活动。如遇陌生人立即回来报告。谁知刘德山进山后就失去了联系。东城只好又安排密探张清玉进山去找刘德山。两名密探在山里先后遇到赵尚志一行,谎称是抗联战士,骗取了赵尚志的信任,成为小分队的一员。赵尚志一行人在冰天雪地里已经跋涉了一个月,粮食不足,身体疲惫。两个密探也惶惶不安,希望能尽快回去。某日,密探张清玉谎称梧桐河警备队粮食充足,警力空虚,诓骗赵尚志去偷袭警备队。赵尚志急于获取粮食等物资,轻信了密探的话。1942年2月11日半夜赵尚志一行几人向梧桐河进发。途中,刘德山伺机从背后开枪击中了赵尚志,刘随即被其他队员击毙。张清玉慌忙跑去梧桐河警备队报信。警备队派出约20名警察包围了赵尚志所在的山中小屋,将身负重伤的赵尚志押解至伪梧桐河警备队。面对伪警察的审讯,赵尚志蔑视而答:“你们是日本的走狗,和你们无话可说。”此后一语不发,八小时后因伤势过重英勇就义。

就这样,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伪满军、警、地方自卫团等几年间日以继夜全方位追捕的赵尚志将军不幸落入一个不起眼的基层警察设计的陷阱中,被奸细杀害。不能不让人感叹,当时抗联的处境之艰难,敌我力量之悬殊。而明知如此,赵尚志为代表的爱国志士们仍奋力抗争到最后一刻。这样的对手,敌人也会心生敬佩。

田井久二郎在笔供中交代,事后他为扩大自己的功绩,在向上级呈报公文中捏造事实,把密探刘德山说成是潜伏在赵尚志身边的警察。东城对此颇感不满,却也奈何不得。于是梧桐河警备队和兴山警察署获得集体功绩,密探刘德山还获得最高警察奖,追升为警尉补。至于那笔赏金,田井久二郎交代说关东军司令给了1万元,委托伪三江省警察厅长分发,大部分发给了梧桐河警备队员以及用于刘德山的葬礼和抚恤金。而东城政雄则交代,赏金变成了8千元,因为没有“活捉”。尽管对于赏金的数额和去向两人说法不一,但是他们都承认,兴山警察署的日本警察,包括东城本人都没分到赏金,理由是没有直接的“功绩”。东城政雄回忆说他仅领到伪三江省长颁发的奖状和四十元奖金。

如此卖命,仅得到一纸奖状,也无缘丰厚的赏金,不知东城政雄心中是何滋味。但他执行公务时,顺便也会做些收入颇丰的“份外之事”。他在笔供中交代,1939年担任森林警察队副时,辖区内有两千名劳工受雇于“满铁”公司。这些劳工在伪满森林警察的严密监视下从事笨重而危险的砍伐工作,生活条件恶劣,工资低。尽管如此,东城政雄仍利用职务之便侵吞了工人七千元的预付工资,并指使部下做假账。此外,披着警察外衣的东城政雄只要有机会就勒索百姓财物,收受贿赂,用来满足私欲。

虽然只是个基层警察,东城政却雄十分“敬业”,不遗余力地执行命令,手段残忍、狡诈、卑鄙。1944年,伪满政府为了表彰东城政雄自1935年以来在镇压抗日反满群众中的出色表现,特别是成功地策划并实施了谋杀赵尚志的行动,授予他勋八位景云章(景云章是伪满洲国发放的勋章,授予对象为在参与前线作战、“剿匪”、维护治安、国家建设等方面有功者——译注)。东城政雄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同时为了谋求个人的“飞黄腾达”,而丧失人性,甘愿沦为日本侵略者的忠实鹰犬、残害中国人民的凶手。

1945年8月11日,东城政雄在警察署已经能听到苏军坦克的轰鸣声。他为了销毁伪满警察的罪证,伙同一名日本警察将相关文件和手枪投入井里逃跑,后被俘。

转变——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六年

1950年7月,东城政雄随其他九百余名日本战犯被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政府,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当了10年伪满警察的东城政雄,集极端顽固的性格、根深蒂固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兼伪满警察的恶习于一身,其思想转变的过程充满曲折和反复,他在回忆接受改造的文章中写道:

我生来固执,不管别人说什么,也丝毫不能改变我的想法。在西伯利亚期间,苏联组织战俘开展民主运动,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因为警察的身份比军人更具“政治倾向”,战俘中的民主派一向把警察视为眼中钉,他们甚至说“把特务、宪兵、警察变成白桦林的肥料”。这反而让我愈加强烈地反抗,在头脑中不断否定共产主义。

回到中国后,一开始我对作为战犯被关进监狱感到很不满。态度蛮横地对管理所的所长说:“把我这样的小跟班称为‘战犯’,是何道理?赶快让我回国!”

性格倔强的东城政雄在押时是典型的顽固分子之一,而管理所人道主义的待遇和工作人员耐心的教育逐渐感化了他。东城政雄在描述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中提及过这样一件事:

一天我因睡觉着凉,引发了严重腹泻。室友劝我去医务室。可我瞧不起中国医生,觉着他们看不出什么名堂,就不想去。可是后来情况越来越糟糕,一天排便30次之多,我频繁地去厕所。最后来不及去厕所了,我在房间的角落铺上报纸,蹲在上边。这一幕被看守看到了。

看守:“你在那干什么?”

我:“肚子疼…… ”

看守:“马上去医务室吧。”

在走廊里,看守关切地问道:“什么时候开始疼的?”。我心想:“你又不是医生,知道什么。哪天开始疼有什么关系?”就谎说:“三天前。”

在医务室医生给我灌了肠。

在回房间的走廊上,我感觉又要排便,不由得站住了,不料大便拉到了裤子里,顿时发出刺鼻的臭味,我呆呆地站在那。班长从后边跑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他一看我的表情马上明白了,赶忙帮我脱掉裤子,然后把裤子卷好送到洗衣房,又拿来晒好的裤子让我穿上。我羞愧难当,担心被班长训斥。可是班长对我说:“过一会儿裤子会洗好的,不要担心。回房间休息吧。”看守的真诚让我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回到房间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

东城政雄,1950年07月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中国政府人道的医疗管理成为了很多战犯思想转变的契机。由于出身、年龄、经历、职级各有不同,日本战犯的认罪反省也是千人千面,但基本上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众多的个体最终构筑了“中归联”这一特殊群体的认罪史。史料显示,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进驻管理所后对战犯开展了悔罪教育,一年时间内就有二百余人实现了认罪,初期表现嚣张的战犯由200余人降至50余人,减少160人左右。从东城政雄的回忆看,他应该属于这个时期实现转变的。

东城政雄下面的回忆反映了侦讯工作中战犯之间串供的问题:

1954年的一天,全体犯人集合去礼堂看电影。在人员汇集的走廊上,遇到了我的原上司——伪鹤立县兴山警察署长田井久二郎。他一路小跑过来,神色紧张阴险,低声说道:“千万不要写谋杀赵尚志的事情。要是被知道了,我们都得死。”说完又赶忙回到将校组的队伍里。这番话让我莫名地感动:“到底还是老上司为我着想啊。”我又一次下定决心,绝不能说出谋杀的事情。

但管理所组织战犯开展的“集中式坦白”中战犯之间的认罪触动了东城政雄:

这个时期开始集中式坦白讨论,将战犯分成师团、宪兵、警察等组别,上午各个组集体开展认罪学习,下午回到自己房间学习。战犯们的态度也明显变得认真起来。有人回忆起战争的情景说:“自己做的事情太残忍了,让人无法原谅。”说着说着忍不住哭起来。

过了一个多月,大家改变了想法,认为“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一天在我房间的一角,两个士兵在讨论某次作战中,他们在村子里到底杀死了几头猪。我不禁嘲笑他们:“这种愚蠢的小事情也要讨论。”

接下来这两个士兵又在一起讨论了很多次。我又想:“停止这无聊的讨论吧,我还有更严重的事情。”可是与以往不同,一瞬间我感到心里升腾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冲动,不能认为士兵们是傻瓜,看似幼稚的谈话,现在却有种异样的力量抓住了我。“这样下去可以吗?能一直保持沉默吗?”我觉着身体内仿佛出现了另外的一个自我,我分裂成两个人。几天后,我决定写出我所知道的关于赵尚志将军的事情。

战犯们通过集中式讨论,清楚自身战争罪行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其他战犯的罪恶,进而意识到了彼此战争罪行的不可饶恕,这应为东北工作团组织战犯集中式坦白的意外收获。近年来,中央档案馆公开的日本侵华战犯笔供,就是在侦讯阶段组织战犯集中式坦白讨论、相互提醒、相互批评和帮助中完成的。

两年后的1956年,田井久二郎在已有的笔供基础上,又专门写出了《谋杀赵尚志事件的供述书》,明确承认他是本次事件的主谋,策划了整个谋杀计划,并交由东城实施。

新生——后半生的反省与认罪

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宽释大多数,审判极少数,并一律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对于判刑的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者还可以提前释放的宽大处理原则。45岁的东城政雄第三批获释于当年八月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祖国。

1956年,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获释回国的战犯希望尽快融入日本 社会 ,他们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然而,这些阔别祖国多年“游子”们却被视为“赤化”分子,求职就业屡遭歧视,很多人境遇凄凉。

东城政雄回国前,妻子为了照顾一家老小(继母、两个兄弟、四个孩子)靠借债生活。他回到日本,变卖家产还清债务后已身无分文。日本总务省1953年曾制定发放抚恤金的《援护法》,对在世老兵给予“退役抚恤金”。但日本政府认为伪满洲国不属于日本,服务于其他国家的人员不能享受军人津贴,东城政雄自然领不到“抚恤金”。这使他看清了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上的暧昧态度:

日本政府对外,在远东国际法庭上,在《日中友好条约》中,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可是对内,“恩给法”规定不给予外国(如满洲国)的公务员津贴。在民众面前把满洲国宣传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设立傀儡政权,并将其作为的占领地,满洲国并不是独立国家。这种对外和对内矛盾的说法,对中日友好而言是非常遗憾的。

东城政雄领不到“抚恤金”,也无稳定工作,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辗转异乡,居无定处,做过农场雇工、医院临时工、作坊的工人和守卫等。东城政雄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这让他联想起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中国百姓,终于站在中国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他深感自己罪孽深重和中日友好的必要性,发誓尽其所能为前半生赎罪。

1988年10月,“中归联”邀请抚顺战犯管理所原管教吴浩然及时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陈列馆馆长陈奇访日,东城政雄等“中归联”成员与客人合影。

回国后的东城政雄为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下落提供了重要线索。1942年赵尚志将军牺牲后,头颅被割下,身体被扔进松花江。随后由东城政雄乘飞机将头颅送至新京伪满洲国警务司(统辖伪满警察的最高机构),此后将军的遗首便下落不明。1987年研究战争史的日本作家山崎枝子女士在哈尔滨考察之际,曾去过赵尚志被捕的地方——梧桐河,并得知抗联老战士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山崎枝子出于对赵尚志将军的敬仰,回国后也积极协助搜寻线索。当她了解到谋杀赵尚志的两名主犯中田井久二郎已去世,而东城政雄还活着时,决定去见东城。山崎枝子在文中描述了与东城政雄见面时的情景:

东城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来接我。他已经76岁,记忆力却相当好。他严肃地说:“我现在深刻反省,是我策划并实施了谋杀赵尚志的计划。”

东城政雄告诉山崎枝子,他从佳木斯乘飞机出发,将赵尚志的头颅送至新京时,由于机舱内暖和,原本冰冻着的头颅已解冻,呈浅紫色。听说计划将头埋在长春大经路的般若寺院内。但是他不在现场,第二天就休假了。山崎枝子很快将东城的证词告知了中方。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2004年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般若寺重见天日。此时东城政雄已过世多年,若是在有生之年得知赵尚志将军的头颅是在他提供的地方找到的,他应该会感到些许安慰吧。

日本作家山崎枝子在访问东城政雄时,还送给他《赵尚志传》一书。为了解赵尚志将军伟大的一生,东城政雄读了很多遍。他认为日本很多年轻人不了解侵华战争,还有人觉着“因为是战争,我也没有办法”或“我是开拓团员,我没做任何坏事啊”等等。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日本能够有更多的人站在中国这一战争被害者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希望能有人了解赵尚志将军的崇高精神。东城政雄很遗憾自己没有能力和财力将《赵尚志传》译成日文,让日本年轻人了解赵尚志将军。

性格倔强顽固的东城政雄,觉醒后与自己走错的前半生彻底诀别,虽然回国后生活困窘,但他凭着顽强的意志面对战后日本 社会 的偏见与阻力,撰文批判战后日本天皇以及政府逃避战争责任、揭露伪满警察的罪恶行径等、向“中归联”提议调查日本侵华期间强掳中国劳工的名单、让儿子与中国工程师成为朋友,热情招待中国赴日研修生、建立中国广播的听友会等,努力践行“中归联”“反战和平·日中友好”的活动宗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为中日和平友好努力着。

东城政雄的言行感动了周围人士,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人作为“赞助会员”加盟“中归联”和平活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城政雄介绍的高山样子、高山英子等日本友好人士为支持抚顺的经济发展做了多方努力。

1995年5月,东城政雄结束了他颇不寻常的一生,带着诸多遗憾离开了人世。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