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刺死辱母者事情的始末是怎样的
案情大概是这样的，杀人者于欢，22岁，他母亲苏银霞因经营工厂资金周转困难而向某地产公司老板吴学占借款，前后累计借款135万元，约定月息10%。此后陆续归还现金184万，以及一套价值70万的房屋抵债，还剩大约17万余款实在没有资金归还。因此，苏银霞遭受到暴力催债。
2017年2月17日，山东省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
对此人民群众不淡定了，都表示了愤愤不平。
设想一下，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男人，在被催债人员非法拘禁控制的情境下，目睹母亲被以极端的方式当众强制猥亵、侮辱，而警方又没有干预、制止，也没有询问、了解就离开，当他试图冲破控制唤回警察的过程中被催债人员继续非法控制和拦截，如果你处于这样的混乱的情境下，手里碰巧有一把水果刀，你会怎么做？
我想过，如果我是于欢，当法律不能保护我和家人，使我和家人又遭遇到极端的羞辱或侵害的情况下，我会如同他一样，甚至会更坚决，捅死那些狗日的，绝不宽宥。
也就是说，辱母杀人案的判决显然与人们所秉持的基本基本伦常相违背，尽管从法律技术角度，法官的判决或许是“依法”而没有枉法，但罔顾犯罪行为是在绝望情况下的人性自然反应，冷血生硬地予以判决，显然不是一个正当的判决。
2. 于欢刺杀辱母者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2016年4月14日，由社会闲散人员组成的10多人的催债队伍多次骚扰苏银霞的工厂，辱骂、殴打苏银霞。案发前一天，吴学占在苏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将苏银霞按进马桶里，要求其还钱。当日下午，苏银霞四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并没有得到帮助 。
催债的手段升级，苏银霞和儿子于欢，连同一名职工，被带到公司接待室限制人身自由，11名催债人员围堵并控制了他们三人。其间，催债人员用不堪入耳的羞辱性话语辱骂苏银霞，并脱下于欢的鞋子捂在他母亲嘴上，甚至故意将烟灰弹到苏银霞的胸口。
催债人员杜志浩甚至脱下裤子，露出下体，侮辱苏银霞，令于欢濒临崩溃。外面路过的工人看到这一幕，让于欢的姑妈于秀荣报警。
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说了一句“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看到警察要离开，报警的于秀荣拉住一名女警，并试图拦住警车。“警察这时候走了，他娘俩只有死路一条。”于秀荣在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被催债人员控制的于欢看到警察要走，情绪崩溃，站起来试图冲到屋外唤回警察，被催债人员拦住。混乱中，于欢从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乱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债人员被捅伤。其中，杜志浩因未及时就医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另两人重伤，一人轻伤。
(2)猥亵母亲扩展阅读
从理性的观点看，于欢刺杀催债人的确触犯了法律。毕竟在现代社会，用暴力剥夺他人生命属于政治不正确的行为。然而，于欢这种“政治不正确”，却被社会大众高度认同。因为在大众潜意识里，除了“政治正确”，还有一种“自然正确”。
从本质上而言，于欢的行为属于血亲复仇。自原始社会以来，人类以血缘为纽带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氏族。对于所有氏族成员来说，他们彼此之间不仅是共同生活、战斗的伙伴，同时也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所以某一氏族成员受外敌侵害时，其他氏族成员都有义务为他复仇。所以从原始时期起，为血亲复仇便成了一种天然的“正确”，并且这种“正确”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国家机器初具雏形，法律刚刚被建立，然而血亲复仇在某种程度上仍被国家和社会所默许。在极为重视家庭伦理的中国，血亲复仇更是被高度认同。
子夏曾问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简单翻译过来就是，父母之仇，不同戴天，必须要和仇人干到底。
在这种复仇精神的感召下，使得中国血亲复仇的案例数不胜数。对于这些复仇者的行为，中国人大多持赞赏的态度。
西方法律体系逐渐取代中华传统法律。失去了宗法体制、儒家思想保护的血亲复仇，从此时起才真正变得“政治上不正确”。但即便如此，作为“自然正确”的血亲复仇却仍然保持有强大的惯性，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