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青帮的近代青帮
青帮起于漕运，因此多流传于江南一带。后因海运兴起，漕运没落，于是大批青帮弟子进入上海，从事各种行业。当时上海工人的百分之八十都属于秘密结社成员，而青帮所占比重最大。由于上海的特殊性，租界和革命党经常需要借助青帮的力量。日本占领上海时期，戴笠也需要利用青帮做情报工作。因此青帮的势力也愈加强大，很多革命党和洪门会员也投入青帮。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同盟会的陈其美、蒋中正，中共的汪寿华皆是青帮人士。 青帮主要分布在台湾，并成立有合法社团“中华安亲会”，不少军界、警界及演艺界人士属于青帮弟子。在美国部分城市，青帮也有一定影响。
青帮，因为帮头甚少，有迟暮黄昏垂垂老矣之像。主要原因，乃在于传承上出现问题，按照古法青帮规矩，师父收徒弟，必需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学规矩仪注一年，总共七年时间，方可入会，在漕运时代，弟子的品性必需严加考核，通过层层考验，才可正式进家，经由试链后，方能上大香，最后开法收徒。然而，国共战争期间，许多前人限于时间空间问题，匆匆收徒，急于传承香火。很多开法师父，进家甚至不到三年，连盘道认亲之法都不甚明白，更不用论修行论道，亲教徒弟。许多规矩法典，亦因战乱之故，遗留大陆，所以造成师父不知道要教徒弟什么，一般人也不知道进入清门可以学到什么，自然无法光大门楣。青帮虽不用七年收徒，但至少还要查明从学者是否端正。
青帮因帮头迥异，规矩仪注诸师传承均有不同，无法统一，隔帮盘道条口对不上，师父间意见相左多，更有人质疑某帮头一帮到底，无法团结，致使清门弟子无所适从，难以昌盛。 1.（节录自杭三帮-根派宗代）：青帮源称安庆帮，查明太祖朱元璋龙兴之地，原为安徽凤阳朱家岗，岗内有朱安社，朱庆社两社；清帮陆祖取以帮名。清乾隆下江南，混入漕运庵堂，得入安庆帮。取得三帮九代后，得悉安庆帮之真意，原为明朝反清复明。喻令改名为安清帮，否则以反动治罪论。彼时领帮前人不得不虚以委蛇，但又恐传之后世，失却本旨，表面忠于满清，但一在告诫帮规要尊仪注莫忘，隐含反清复明民族革命之意识，表面视之毫无破绽。乾隆皇并钦赐蟠龙棍，以为家法，上头刻有打死无罪四字，故青帮家法有二，一为佛板，一为蟠龙棍，直至今日青帮开香堂必有此二家法供俸于堂上。
2.抗日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蒋中正原为青帮二十三代悟字辈，自其升任军事委员长起（国民政府最高军事统领），为避免闲言闲语，并尊重其为中央军事统领，遂退回门生请帖。其后也借重杜月笙之力对日抗战，并在杜月笙之墓题有义节聿昭四字可资供证。 其中又分为两派，一是主帮，由浙东温州、台州人组成；一为客帮，由皖北、江北人组成，又称巢湖帮。
帮内有帮规仪式，有辈分区别，按辈分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地位，要求其成员“帮丧助婚，济困扶危”，从而赢得广大粮船水手和下层群众的拥护。后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遂在上海、天津等地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帮会，以“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其成员也日益复杂化，除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之外，不少被裁革的兵勇也加入其中，也有少数地主士绅参加，在社会下层联系广泛。辛亥革命时期，青帮在上海成立“中华共进会”。1913年受雇于袁世凯，刺杀了宋教仁。1920～1930年，其势力迅速发展，有仁社、荣社、恒社、兴中学会、江北帮五大派系，主要人物有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称三大亨。一些青帮头目勾结军阀政客，广收门徒，霸占一方，开设赌场妓院，贩运毒品，绑票勒索，坐地分赃；有的利用搜刮来的巨额资财投资工商业。这些人气焰嚣张，横行不法，为害地方。张啸林的五十大寿，黄金荣建造的黄家花园（今上海桂林公园）落成和杜月笙修建杜氏家祠，竟成为当时轰动上海的“盛典”。1927年为蒋介石利用，参与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骗到杜月笙家中加以杀害，并指使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发动进攻。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特务机关也利用青帮组织进行汉奸活动。 青帮在上海各帮会中称雄数十年，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们极善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纵横回旋。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人往来于上海，多利用帮会关系来掩护其活动，当时不少国民党骨干，本身即是帮会头目，如陈其美等，不必有求于黄金荣，但到了20年代初，陈其美遇刺身亡，其他人或身份公开，遭军警追捕，或专注于政治活动，同帮会关系疏远，国民党因此深感不便，这时，黄金荣的势力蒸蒸日上，于是国民党人便转而与黄金荣联系，以寻求其掩护。当年蒋介石蛰伏上海，为了生计，曾找到虞洽卿。虞某人看在死去的陈其美的面子上，总算接济了一些。但虞洽卿是个大忙人，又不愿多掏腰包。蒋不得不放下前革命军团长的架子，穿上旧西装，同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一起做投机生意。1920年7月，虞洽卿创办上海证券交易所，介绍蒋介石到交易所当报行情“划线”的小职员。交易所里的商人，不少是流氓出身，惯于以少赖多，软骗硬抢的事情常常发生。为了在交易所站住脚，蒋介石经人介绍引荐给黄金荣为门生，黄收下红帖，另择吉日，举行仪式，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收纳蒋介石为“门生”。
蒋介石自从拜了黄金荣为“老头子”以后，无人再敢来欺侮。不久，他又在别人资助下自立门户，开立恒泰号经纪行，当起炒卖股票的经纪人，为孙中山筹集经费。1921年底，上海爆发金融风潮，恒泰号经纪行亏蚀严重，蒋本人负债达数千元，结果还是黄金荣出面代为了结，并资助蒋介石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
帮会中曾有传说，蒋介石得了钱，却未去码头，而是先入赌场，把路费输得一干二净，无奈只好又回黄宅。因无颜再见老头子，在门口苦苦徘徊，被“小八股党”头子叶焯三看见，问明原委，领他再见黄，获300元作旅资。他们怕蒋光头再去赌，讲明由叶某代买船票，把蒋送上船后再把钱给他。
较晚出道的杜月笙、张啸林也仿效黄金荣，在国民党内寻找自己的支持者。这样，帮会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又一张保护网，逐步发展起来。
伴随着帮会兴盛的是帮会从事的各种事业的兴旺，其中传统的非法行业的兴旺尤其令人瞩目。我们把这些活动称之为“黑色行业”，它包括烟、赌、娼和其他非法活动。
青帮大亨掌握的三鑫公司控制了数万家烟馆和零售土行，形成庞大的集团。但黄金荣等并不亲自过问烟馆和土行的具体管理经营情况，它们均自负赢亏，三鑫公司只管照月份收取保险费和各种捐税。该公司是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它像一个庞大的吸血鬼，从广大的鸦片吸食者那里源源不断地吸取金钱来供给帮会分子挥霍，它还提供了大量资金帮助黄、杜等打入各行各业，以攫取更大的权力。1926年前后，刘、郑二人由于分赃不均，终于决裂。先是郑梅堂指使门徒在公共租界将刘良洪暗杀。刘妻及其门徒得凶耗后，立即全力反击，13天内，郑梅堂被杀于虹口。这件“良洪梅堂互杀血案”当年轰动沪上。
帮会还染指娼妓业，其勾结有两种情况。其一，是通过捕房和土霸的恶势力对妓院和私娼加以保护，后来，上海帮会无赖有些头目在发财后，独资开设妓院。1931年，大世界游乐场老板楚九病死，大世界被黄金荣接管。黄勾结杜月笙和张啸林，围绕大世界迅速开办一批赌场、妓院、旅馆，形成了一个以大世界为中心的销金窟。各类私娼也利用大世界拉生意。但大多数帮会头目主要是充当妓院和私娼的保护人。当时上海四马路和会乐里聚集着上百家妓院，每家妓院都养了一至数名“龟瓜”，充当保镖、打手，并帮助老鸨管理妓女，这些人和妓院老板都必须参加帮会。
帮会同妓院勾结的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人口贩子为妓院老鸨提供候补年轻的妓女。大凡操卖皮肉生涯的女子，由于倍受蹂躏，总是红颜易逝，青春苦短。尤其下等妓女，受尽蹂躏，职业年龄更为有限。所以，妓院老板要时刻留心物色佳人，设法递补。而能够经常地、大量地为他们提供“货色”的，主要是以贩卖人口为生的帮会分子。帮会的人口贩运，为妓院提供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卖淫业的兴旺发达，也为帮会本身提供了新的发财机会。
帮会从事的行当非常多，其中常被人议论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有扒窃、码头帮派活动、粪霸等等。同时，帮会还挂着“合法”的招牌，却干着烟、赌、娼等非法勾当的营生，可称为“灰色”行业。
上文所述帮会及其组织活动主要是围绕上海（青帮）展开，这一方面是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的帮会中心，另一方面其组织活动也颇有代表性。解放前，全国各地帮会为数众多，如四川的袍哥、黄道会、安清总会、洪帮等等，在特定环境下均是一流氓组织，其规模或大或小，组织特点也有差异，难以细而言之。 奉天（沈阳）代表：冯谏民（青帮21字辈，48岁）、王兆庥（青帮21字辈，55岁）、张新甫（青帮21字辈，44岁）、祖宪庭（青帮22字辈，48岁）、林庆臣（青帮23字辈，54岁）。
新京（长春）代表：吕万滨（青帮21字辈，60岁）、常玉青（青帮22字辈，49岁）。
营口代表：郝相臣（青帮22字辈，55岁）。
哈尔滨代表：赵庆禄（青帮22字辈，63岁）。
法库门代表：杨宇山（青帮22字辈，55岁）。 平野武七、鹫崎研太、吉村智正。与内地青帮大致相同，东北青帮也是按照摹拟亲属关系的原理结合而成的。以“字”或“辈”表示成员的身份和相互关系，成员分属“兴武六”、“兴武四”、“嘉海卫”、“江淮泗”、“嘉白”、“杭三”等“帮”。这里的“帮”类似于宗族制度中的“房”。“前24辈”最后字分别为“大”、“通”、“悟”、“学”。
10名代表团成员中“大”字辈（21字辈）4人，“通”字辈（22字辈）5人，“悟”字辈（23字辈）1人。如果和当时上海滩上的青帮大亨相比，可以知道，除1人属于较低的“悟”字辈外，其他人的辈分都很高。上述青帮访日成员不仅在东北拥有各自势力，而且和内地青帮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如访日团首席代表、自称“满洲国在家理总代表”的冯谏民（亦名冯竞欧，题图前排左6）曾在张作霖军队任陆军少将，和杨宇霆、张宗昌等拜青帮第20辈王约瑟为师傅。王约瑟系山东省铎县人，据说是个天主教徒，在北京、天津一带拥有众多弟子。
人高马大的第22字辈常玉青（题图前排右2）出生于江苏北部，曾为上海日本工厂的“工头”。1932年5月，“一·二八”事变后，常玉青与胡立夫在闸北组织亲日“市民维持会”，为此，胡被国民党驻上海特工暗杀。常不敢滞留上海，远遁大连。常玉青在大连一住就是5年多。常能在大连青帮中出人头地，师傅曹幼珊
的青帮关系帮助了他。曹幼珊是山东人，长期客居沪上，是上海著名的青帮人物，在东北山东移民中有不少徒子徒孙。常于1937年12月返回上海，与日本浪人组织“黄道会”，暗杀抗日爱国人士。1938年，常在南京设立“安清同盟会”。1946年5月，以汉奸罪被处死刑。起诉书中没有言及其在东北的活动。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侵占了东三省。面对东北政治地图的巨变，上述青帮头面人物自称青帮乃佛教组织，表示愿意为日本关东军的统治效忠。而青帮的社会影响力也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
1933年3月，一个名为酒井荣藏的大陆浪人在沈阳成立了“大满洲国正义团”。酒井野心勃勃，试图借助青帮关系网扩大组织，一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大满洲国正义团”呼吁各地青帮响应其号召，同沈阳青帮祖宪庭、长春青帮吕万滨以及“全满总代表”冯谏民等建立了“合作关系”。所谓“合作关系”，其实只是“大满洲国正义团”利用青帮的幌子，而“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之所以加入青帮，不过是吸收利用青帮的手段而已。正是基于这种关系，数月后“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游说关东军，青帮访日团的一幕才得以上演。
青帮代表访日和一个名叫宫地久卫的日本人有关。原来，宫地曾在日本本土骑兵部队里任过团长，退伍后，先后担任过“东京社会事业协会融和部长”、“中央融和事业协会理事”等职，专门从事安置日本“部落民”的工作。在日本，“部落民”是备受社会和政治歧视的族群。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实现近代民族国家整合的目标后，“部落民”的际遇并未改变。在日本侵占东北后，军部决定将大批“部落民”移住东北，日本担心在日本受歧视的“部落民”移民东北后也会遭到中国民众的歧视，于是，委托宫地到东北调查其可能性。
其时，日本关东军在推进占领东北计划的同时，正在考虑如何整合中国社会之问题。伪满“五族协和”意识形态鼓吹者橘朴建议关东军当局学习上海租界的做法，通过保护和改革青帮，既可控制工人，又可对付盗匪（包括流氓）。比橘朴更进一步，《支那的秘密结社与慈善结社》的作者末光高义则认为可以将青帮改组为“政党”。因此，宫地初到东北调查，将目光投向青帮是不无原因的。
宫地到东北后，先后结识了两个日本人。一个是鹫崎研太。鹫崎毕业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任职于伪满洲国治安警察部门。通过鹫崎，宫地又认识了平野武七。平野系大陆浪人，青帮会员，“大满洲国正义团”成员。结果，鹫崎和平野通过宫地游说关东军，很快得到了青帮“合法”活动的许可，结成了名为“清静兴民同志会”的青帮组织。其目的是要整合东北青帮（自称有250万人），与“大满洲国正义团”连为一体。这样，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统治时期尚没有“合法”地位的青帮，在日本统治下却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关东军总部还在三人的游说下，同意资助青帮组团访问日本，让青帮代表接受日本帝国殖民教育，“期以将来日满提携”。
但是，青帮访日团在日本滞留10天后，突然被勒令解散，不得在东京自由活动。一行只得分作几批返回东北。隆重的欢迎仪式开始后不久，何以竟如此匆匆收场？关于其中原委，据说是因为一个名叫吉井清春的人利用青帮访日团从事沽名钓誉活动，而鹫崎、平野等私自挪用关东军支付的经费约1500元。但是，真正原因似乎并不在此，日本陆军和海军方面显然又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报告，发现关东军极力推荐、并视为宗教团体的访日团竟是中国历史上声名不佳的“秘密结社”———青帮。这下笑话闹大了。于是，只好借口几个给代表团作向导的日本人行为不检而下令解散代表团。
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曾经说过，“日本的近代历史是中国认识失败的历史”。从本文所追踪的事件可以看到，战前日本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复杂性的认识远没有一般论者所估计的那么高，相反，由于强烈的主观偏见，其中国认识往往透显出背离中国语境的浅薄和无知。鲜为人知的青帮访日团事件可谓一例。
